search
尋找貓咪~QQ 地點 桃園市桃園區 Taoyuan , Taoyuan

俄國革命百年紀念之四|葛蘭西與俄國革命

俄國革命百年紀念之四|葛蘭西與俄國革命

——青年安東尼奧·葛蘭西如何看待俄國革命?

導言

著名左派理論家,意共領袖安東尼奧·葛蘭西在1937年離世。80年過去了,世界左翼運動也幾經沉浮。巴西坎皮納斯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阿瓦羅·比安奇(Alvaro Bianchi)與聖保羅大學的丹尼拉·穆西(Daniela Mussi)值此機會在美國激進左翼雜誌《雅各賓》(Jacobin)上撰文回溯了在1917年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與義大利政治危機交匯的緊急時刻,葛蘭西在社會活動、革命宣傳、理論反思等方面做出的卓絕努力。即便葛蘭西最終並沒有見證革命的果實,也在監獄中捱過了人生最後的歲月,但葛蘭西始終堅信革命的可能性。俄國革命的歷史始終活在葛蘭西心中。

80年前,在法蘭西監獄中度過人生的最後十年後,安東尼奧·葛蘭西在1937年4月27日溘然長逝。葛蘭西因其在獄中的理論作品為世人所知,而他的政治創作則始於一戰期間,當時他還是都靈大學一名年輕的語言學學生。即便在那時,他通過社會主義出版社出版的文章不僅挑戰了戰爭本身,也挑戰了義大利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天主教文化。

1917年伊始,葛蘭西在一份都靈地方的社會主義報紙《人民的哭號》(Il Grido del Popolo)中擔任記者,並與《前進!》(Avanti!)的皮德蒙特版合作。在俄國二月革命的最初幾個月,有關消息在義大利仍然少得可憐。他們大都僅再版來自倫敦與巴黎通訊社的文章。在《前進!》上,一些俄國的新聞報導常見諸署名為「少年」(Junior)的文章中,該名稱為一名流亡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者瓦西里耶· 瓦西列維奇·蘇肖姆林(Vasilij Vasilevich Suchomlin)的筆名。

為向義大利社會主義者提供可靠信息,義大利社會黨(PSI)的領導層給在海牙的代理歐蒂諾·莫加里(Oddino Morgari)發了封電報,請他到彼得格勒與革命者取得聯繫。莫加里未能成行,於7月返回義大利。4月20日,《前進!》發表了葛蘭西關於這位議員赴俄之意圖的評論,並稱他為「紅色大使」。他對俄國事件的熱情可見一斑。這時,葛蘭西認為義大利工人階層面對戰爭的潛在力量與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有直接聯繫。他想,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整個國際關係都會出現根本改變。

世界大戰正處於最為焦灼的時刻,軍事動員深刻影響著義大利人民。安傑羅·塔斯卡(Angelo Tasca)、翁貝托·特拉齊尼(Umberto Terracini)、帕爾米羅·托格里亞提(Palmiro Togliatti),葛蘭西的朋友與同志們被召集到前線——葛蘭西則因他的健康狀況免於徵召。新聞便成了葛蘭西的「前線」。在有關莫加里的文章中,葛蘭西富於讚賞地引用了俄國社會主義革命者的聲明,該文發表於義大利《晚間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號召歐洲各政府停止他們的軍事進攻,僅針對德國的攻勢進行防禦。這是一種「革命防守主義」的立場,4月得全俄蘇維埃會議的多數通過。幾年後,《前進!》再版了這次會議的決議,翻譯由「少年」完成。

但隨著新消息的到來,葛蘭西開始對俄國事件進行自己的解讀。在1917年4月底,他在《人民的哭號》上發表一篇題為「簡評俄國革命」(Note sulla rivoluzione russa)的文章。和大多同時的社會主義者不同——他們分析俄國事件是一場新的法國大革命——葛蘭西將俄國事件評價為「無產階級行動」,它將會導向社會主義。

對葛蘭西來說,俄國革命與僅僅被視為「資產階級革命」的雅各賓樣板有很大不同。在解讀彼得格勒的事件時,葛蘭西為將來展現了一個政治規劃。為繼續這場運動,向工人革命邁進,俄國社會主義者一定得與雅各賓的樣板決裂——後者在此與一連串的暴力使用與低劣的文化活動等同起來。

在1917年接下來幾個月,葛蘭西快速與布爾什維克站在一起,這一立場也表明他與義大利社會黨中更為激進且反戰一派站在同一陣線。在7月28日的文章《俄國最高綱領派》(I massimalisti russi), 葛蘭西宣告了他對列寧與他所說的最高綱領主義政治的絕對支持。在他眼中,這代表著「革命的延續、革命的節奏,因而也代表著革命本身」。最高綱領派就是「社會主義的限制性思想」的體現,對於過去沒有任何負擔。

葛蘭西堅持,革命不能被侵擾,它應該揚棄資產階級的世界。對於這位《人民的哭號》的記者而言,所有革命,尤其是俄國革命最大的風險是那種認為這一進程已經到達終點的觀念的成長。最高綱領派是一股反對侵擾的力量,也因此是「革命進程最後一個邏輯連結」。在葛蘭西的推理中,革命進程環環相扣,在最強大堅定的人們對那最弱小困惑部分的推動中得以促進。

8月5日,一個代表各蘇維埃的俄國代表團到達都靈,其中包括約瑟夫·戈登貝格(Josif Goldemberg)和亞歷山大·斯米爾諾夫(Aleksandr Smirnov)。義大利政府已批准了此次來訪。他們有著軍事企圖,希望俄國新政府能夠致力於反對德國的戰爭。與俄國代表會面后,義大利社會主義者對依舊盛行於俄國蘇維埃的觀念表示困惑。8月11日,《人民的哭號》的編輯質疑道:

「聽聞俄國蘇維埃代表為革命名義下繼續戰爭聲辯時,我們卻熱切地問道,這豈不意味著接受甚至是希求戰爭以繼續維護俄國資產階級統治的利益,而反對無產階級進步嗎?」

儘管如此,代表團的到訪是一次宣傳革命的契機,義大利社會主義者抓住了這個機會。參訪羅馬、佛羅倫薩、博洛尼亞、米蘭之後,代表團返回都靈。在人民之家(Casa del Popolo),四萬人以戰爭開始後頭一次公共遊行夾道迎慶俄國革命。在人民之家的露台上,當時黨內最高綱領派的領袖、堅定的反戰人士加欽托·美諾蒂·瑟拉提(Giacinto Menotti Serrati),翻譯戈登貝格的演講。代表在一旁演說,瑟拉提則在一邊說道俄國人希望戰爭立刻結束,並高呼「義大利革命萬歲」結束了這場「翻譯」,群眾高聲回應「俄國革命萬歲!列寧萬歲!」

葛蘭西在《人民的哭號》上熱情地報導了這場與俄國革命代表的角力。在他看來,這場遊行傳布了一個真正的「無產者、社會主義力量與革命俄國緊密團結的景象」。幾天後,這一景象又在都靈的街頭重現。

8月22日清晨,因為戰爭引起的長期供應危機,都靈斷絕了麵包供應。中午,城市各工廠的工人開始罷工。下午五時,幾乎所有工廠都停工了,人群開始在城市中行進,搶劫麵包店與倉庫。無人煽動卻自發形成的暴動席捲都靈。麵包供應的恢復並未使運動停止,而運動卻迅速呈現出政治色彩

第二天下午,城市力量已經轉交給軍隊,軍隊控制了都靈中心。搶劫活動與路障建設在城市外圍仍在繼續。在社會主義者的據點博爾格聖保羅(Borgo San Paolo),抗議人群洗劫並縱火燒毀了聖貝納迪諾(San Bernardino)教堂。警察向人群開火。衝突在8月24日不斷加劇。早晨,示威者試圖挺近市中心,但並未成功。數小時后,他們正面遭遇軍隊的機槍與裝甲車。最終,連串的破壞行動造成24人死亡,1500多人被送進監獄。罷工在25日早晨仍在繼續,但路障已經撤除。40名社會主義領導人遭逮捕,這場自發的暴亂也隨之結束

《人民的哭號》這幾天沒有發行。該報將於9月1日恢復活動,葛蘭西接替被逮捕的社會主義領導人瑪麗亞·朱迪切(Maria Giudice)主持工作。國家審查機關不允許發表任何提及暴動的消息。葛蘭西當時抓住時機簡短地提到列寧:「克倫斯基代表著歷史的宿命,當然,列寧代表著社會主義的前景,我們帶著所有的熱情與他站在一起。」這是在影射俄國的七月事件與隨後對布爾什維克的鎮壓,這迫使列寧赴芬蘭避難。

數日後,在9月15日,拉夫爾·科爾尼洛夫(Lavr Kornilov)將軍帶領軍隊向彼得格勒行進以恢復秩序反對革命,葛蘭西再次提及那場「良心中泛起的革命」。在9月29日,列寧又被定義為「良心的鼓動者,沉睡靈魂的警鐘」。在義大利能獲得的信息仍然不夠可靠,並經過《前進!》的「少年」的篩選。此時,葛蘭西仍將社會主義革命者維克多·切爾諾夫(Viktor Chernov)視為「一個有著具體行動計劃的人,該計劃是徹底社會主義的,不合作的,且不能被資產階級接受的,因為他推翻了私有財產的原則,因為他終於開啟了社會革命」。

同時,義大利的政治危機仍在繼續。11月12日義大利軍隊於卡波雷托戰役中失利后,菲利普·圖拉蒂(Filippo Turati)與克勞迪亞·特勒維斯(Claudio Treves)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議會改良派,公開採取民族主義的立場,並號召保衛「祖國」,脫離了早年的「中立主義」。在《社會批判》(Critica Sociale),圖拉蒂與特勒維斯發表了一篇文章,聲言無產階級需要在危機時刻保衛國家。

另一方面,黨內不妥協的革命派,也組織起來面對新情勢。11月,該派的領導人在佛羅倫薩秘密會面,以討論「我們黨未來的定向」。葛蘭西已經開始擔任該黨在都靈分部的重要角色,並作為代表參加了會議。會上,他與諸如阿瑪迪歐·波蒂加(Amadeo Bordiga)等主張必須採取軍事行動的成員達成一致,而瑟拉提與其他人則主張維持舊有的中立策略。會議以重新確認革命的國際主義與反戰原則結束,但沒有產生切實的指導綱領。

葛蘭西用俄國革命來解讀都靈的八月事件,一從會議上返回,他就確信這一時刻需要行動。在樂觀情緒的籠罩下,在布爾什維克奪權事件的迴響中,他於12月撰文《反對的革命》(「La rivoluzione contro 『Il Capitale』」),其中他宣告:「布爾什維克革命絕對是俄國人民普遍革命的延續。」

列寧的黨派在阻止革命停滯后,以建立「專政」的立場掌權,並詳述了「為和諧地推進革命發展,革命必須最終與之一致的社會主義形式」。1917年葛蘭西對俄國革命者內部政治上的區別沒有清晰的認識。不僅如此,其有關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核心在於一個總體的假定,認為這會是一個持續的運動,「不帶有暴力的碰撞」。

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革命,藉助其內在的、不可阻擋的文化力量,「更多地立基於意識形態而非事實」。因此革命不能「在馬克思[文本]字面」得到釋讀。葛蘭西繼續道,在俄國,《資本論》是「資產階級而非工人的書」。葛蘭西是在意指《1867年序言》中,馬克思聲稱,資本主義發展更充分的民族國家向那些欠發達的國家展現了發展不可逾越的「自然階段」。

在這一文本的基礎上,孟什維克已經建構了一套對俄國社會發展的解釋,確證在社會主義可能實現之前,培育資產階級並建設高度發達工業社會的需要。但如葛蘭西所言,列寧領導下的革命分子,嚴格意義上「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即,雖然他們沒有拒斥馬克思的「內在思路」,他們將「堅決拋棄《資本論》的某些說法」,並拒絕視其為「充滿教義和不容置疑的陳述的學說」。

按照葛蘭西所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預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正常發展情況下是正確的,其中「群眾集體意志」通過「連串的階級經歷」得到建立。不過,戰爭已經以不可預見的方式加快了這一進程,而且在三年間俄國工人已經深刻地經受了這些影響:「高昂的生活成本,饑饉與其帶來的死亡會觸及所有人,一次性撲殺成千上萬的人。[針對此]大眾的意志聯合起來,先是機械地,第一次革命后則是精神性地。」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培育了大眾的集體意志。它已經讓俄國工人以一種例外的狀況瞬間實現無產階級的整個歷史。工人認識到他們祖先從「奴役的枷鎖」中解放自身的努力,並迅速發展出了「新的意識」,成為「未來世界的當下見證」。而且,在國際上資本主義於英國等國家充分發展之時獲致這種意識,俄國無產階級便能迅速達到經濟上的成熟狀態,這是集體主義的必要條件。

即便在1917年葛蘭西對布爾什維克的想法仍然知之甚少,這位《人民的哭號》的年輕編輯已經自然地走向托洛茨基繼續革命的方案。葛蘭西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身上看到了對連續著的革命的更新計劃。他希望這場革命在義大利也能成真。

葛蘭西《獄中札記》書影

二十年後,葛蘭西以一名法西斯監獄中的義大利囚犯的身份死去。這一回溯也許可以令我們相信,悲劇的命運會讓葛蘭西懷疑他在10月看到的巨大希望。甚至是,他的《獄中札記》將會是找尋「新出路」,找尋更為溫和妥協的對抗資本主義的鬥爭形式的一次練習。

但這樣的投降並沒有出現。在獄中的作品里,葛蘭西提供了一個政治理論,其中強力與共識並未分離,國家被視作各種力量交錯進程的結果,這些進程幾乎不會為庶民(subaltern groups)創造有利條件。他寫到武裝起生活方方面面的鬥爭的需要,也寫了霸權適應(hegemonic accommodation)與政治「進化論」(transformism)的風險。他對大眾生活中的知識分子角色——幾乎總是有害的——以及將馬克思主義發展為完整的世界觀——實踐(práxis)哲學的重要性進行了特別的思考。

所以,獄中歲月沒有什麼能夠表明葛蘭西本會棄絕作為工人階級解放的綱領性與歷史性參照的俄國革命。俄國革命在葛蘭西的心智中仍然活著,直至他於1937年4月離世。

翻譯文章:

Alvaro Bianchi, Daniela Mussi, Gramsci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Jacobin, Apr., 2017 Issue.

網路鏈接:

朱華輝翻譯)

文字:朱華輝

責任編輯:韓笑

技術編輯:王咪



熱門推薦

本文由 yidianzixun 提供 原文連結

寵物協尋 相信 終究能找到回家的路
寫了7763篇文章,獲得2次喜歡
留言回覆
回覆
精彩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