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丨林語堂：做文與做人

做文可，做人亦可，做文人不可

向來在文人之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死後，在生前並不高到怎樣。我們有句老話，叫做「詞窮而後工」，好像不窮不能做詩人。辜鴻銘潦倒以終世，我們看見他死了，所以大家說他是好人，而予以相當的同情，但是辜鴻銘倘尚活著，則非挨我們笑罵不可。我們此刻開口蘇東坡，閉口白居易，但是蘇東坡若活著，則非挨我們笑罵不可。蘇東坡生時貶流黃州，大家好像好意迫他窮，成就他一個文人，死後尚且一時詩文在禁。白居易生時，妻子就不大看得起他，知音者只有元稹、鄧魴、唐衢幾人。所以文人向例是偃蹇不遂的。偶爾生活較安適，也是一樁罪過。所以文人實在沒有什麼做頭。我勸諸位，能做軍閥為上策;其次做官，成本輕，利息厚;再其次，入商，賣煤也好，販酒也好。若真沒事可做，才來做文章。

文人與窮

我反對這文人應窮的遺說。第一，文人窮了，每好賣弄其窮，一如其窮已極，故其文亦已工，接著來的就是一些什麼浪漫派、名士派、號啕派、怨天派;第二，為什麼別人可以生活舒適，文人便不可生活舒適?顏淵在陋巷固然不改其憂，然而顏淵居富第也未必便成壞蛋;第三，文人窮了，於他自己實在沒有什麼好處。在他人看來很美，死後讀其傳略，很有詩意，在生前斷炊是沒有什麼詩意的，這猶如我不主張紅顏薄命，與其紅顏而薄命，不如厚福而不紅顏。在故事中講來非常纏綿凄惻，身歷其境，卻不甚妙。我主張文人也應跟常人一樣，故不主張文人應特別窮之說。這文人與常人兩樣的基本觀念是錯誤的，其流禍甚廣，這是應當糾正的。

我們想起文人，總是一副窮形極相。為什麼這樣呢?這可分出好與不好兩面來說。第一，文人不大安分守己，好評是非，人生在世，應當馬馬虎虎，糊糊塗塗，才會騰達，才有福氣，文人每每是非辨得太明，涇渭分得太清。黛玉最大的罪過，就是她太聰明。所以紅顏每多薄命，文人亦多薄命。文人遇有不合，則遠引高蹈，揚袂而去，不能同流合污下去，這是聰明所致;二則，文人多半是書呆，不治生產，不通世故，尤不肯屈身事仇，賣友求榮，所以偃蹇是文人自招的。然而這都還是文人之好處。尚有不大好處，就是文人似女人。第一，文人薄命與紅顏薄命相同，我已說過;第二，文人好相輕，與女人互相評頭品足相同。世上沒有在女人目中十全的美人，一個美人走出來，女性總是評她，不是鼻子太扁，便是嘴太寬，否則牙齒不齊，再不然便是或太長或太短，或太活潑，或太沉默。文人相輕也是此種女子入宮見妒的心理。軍閥不來罵文人，早有文人自相罵。一個文人出一本書，便有另一文人處心積慮來指責。你想他為什麼出來指責，就是要獻媚，說你皮膚不嫩，我姓張的比你嫩白;你眉毛太粗，我姓李的眉毛比你秀麗。於是大家爭營對壘，成群結黨，一槍一矛，街頭巷尾，報上屁股，互相臭罵，叫武人見了開心，等於妓院打出全武行，叫路人看熱鬧。文人不敢罵武人，所以自相謾罵以出氣，這與向來妓女罵妓女，因為不敢罵嫖客一樣道理。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於世;第三，妓女可以叫條子，文人亦可以叫條子。今朝事秦，明朝事楚，事秦事楚皆不得，則於心不安。武人一月出八十塊錢，你便可以以大揮如椽之筆為之效勞。三國時候，陳孔璋投袁紹，做起文章罵曹操為豺狼，後來投到曹家，做起檄來，罵袁紹為蛇虺。文人地位到此已經喪盡，比妓女不相上下，自然叫人看不起。

三所謂名士派與激昂派

我主張文人亦應規規矩矩做人，所以文人種種惡習，若寒，若懶，若借錢不還，我都不贊成。好像古來文人就有一些特別壞脾氣，特別頹唐，特別放浪，特別傲慢，特別矜誇。因為向來有寒士之名，所以寒士二字甚有詩意，以寒窮傲人;不然便是文人應懶，什麼「生性疏慵」，聽來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學為文，先學疏懶(毛病在文字「慵」、「痾」諸字太風雅了)。再不然便是傲慢，名士好罵人，所以我來罵人，也可成為名士。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都不是好習氣。這裡大略可分為二派：一名士派，二激昂派。名士派是舊的，激昂派是新的。大概因為文人一身傲骨，自命太高，把做文與做人兩事分開，又把孔夫子的道理倒栽。不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是既然能文，便可不顧細行。做了兩首詩，便自命為詩人，寫了兩篇文，便自詡為名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已不是常人了，他是一個文豪，而且是了不得的文豪，可以不做常人。於是人家剃頭，他便留長發;人家紐紐扣，他便開胸膛;人家應該勤謹，他應該疏懶;人家應該守禮，他應該傲慢，這樣才成一個名士，自號名士，自號狂生，自號才子，都是這一類人，這樣不真在思想上用功夫，在寫作上求進步，專學上文人的惡習氣，文字怎樣好，也無甚足取。況且在真名士，一身瀟洒不羈，開口罵人而有天才，是多少可以原諒，雖然我認為真可不必。而在無才的文人，學上這種惡習，只令人作嘔。要知道詩人常狂醉，但是狂醉不是詩人，才子常風流，但是風流未必就是才子。李白可以散發泛扁舟，但是散發者未必便是李白。中外名士每每有此種習氣，像王爾德一派便是以大紅背心炫人的，勞倫斯也主張男人穿紅褲子、紅背心。紅褲子原來都是一種憤世嫉俗的表示，但是我想這都可以不必。文人所以常被人輕視，就是這樣裝瘋，或衣履不整，或約會不照時刻，或辦事不認真。但健全的才子，不必靠這些陰陽怪氣作點綴。好像頭一不剃，詩就會好。鬍鬚生虱子，就自號為王安石，夜夜御女人就自命為紀曉嵐。為什麼你本來是一個好好有禮的人，一旦寫兩篇文章，出一本文集，就可以對人無禮。為什麼你是規規矩矩的子弟，一旦做文人，就可以誹謗長上，這是什麼道理?這種地方，小有才的人尤應謹慎，說來說去，都是空架子，一揭穿不值半文錢。其緣由不是他才比人高，實是神經不健全，未受教訓，易發脾氣。一般也是因為小有才的人，寫了兩篇詩文，自以為不朽傑作，吟哦自得，「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彼輩若能對自己幽默一下，便不會發這神經病。

名士派是舊的，激昂派是新的。這並不是說古昔名士不激昂，是說現代小作家有一特別壞脾氣，動輒不是人家得罪他，便是他得罪人家;而由他看來，大半是人家得罪他。再不然，便是他欺侮人家，或人家欺侮他，而由他看來，大半是人家欺侮他。欺侮是文言，白話叫做壓迫。牛毛大一件事，便呼天喊地，叫爺叫娘，因為人家無意中得罪他，於是社會是罪惡的，於是非亡不可。這也是與名士派一樣神經不健全，將來吃苦的，不是萬惡的社會，「也不是將亡的!」而是這位激昂派的詩人自身。你想這樣到處罵人的人，就是文字十分優美，有誰敢用，所以常要弄到失業，然後怨天尤人，詛咒社會。這種人跳下黃浦，也於社會無損。這種人跳下黃浦，叫做不幸，拉他起來，叫做罪過。這是「不幸」與「罪過」之不同。毛病在於沒受教育。所謂教育，不是說讀書，因為他們書讀得不少，是說學做人的道理。

所以新青年常患此種毛病，一因在新舊交流青黃不接之時，青年侮視家長，侮視師傅以為常，沒有家教，又沒有師教，於是獨往獨來，天地之間，惟我一人，通常人情世故之ABC尚不懂。我可舉一極平常的例，有一青年住在一老年作家的樓下，這位老作家不但讓他住，還每月給他二十塊錢用，後來青年再要向老作家要錢，認為不平等，他說你每月進款有三百元，為什麼只給我二十元，於是他咒罵老作家壓迫他，甚至寫文章罵他，這文章就叫做激昂派的文章。又有一名流到上海，有一青年去見他，這位名流從二時半等到五時，不見他來，五時半接到一封大罵他的信，譏他失約。這也是激昂派的文章。這都是我朋友親歷的事，我個人也常有相同的經驗。有的因為投稿不登出來，所以認為我沒有人格，欺侮無名作者，所以必亡。這習慣要不得的，將來只有貽害自己。大概今日吃苦的商店學徒禮貌都在大學生之上，人情事理也比青年作家通達。所以我如果有什麼機關，還是敢用商店學徒，而不敢用激昂派青年。一個人在世上總得學學做人的道理。以上我說這是因為現代青年在家不敬長上失了家教，另一理由便是所謂現代文學的浪漫潮流，情感都是怒放的，而且印刷便利，刊物增加，於是你也是作家，我也是作家，而且文學都是憤慨，結果把人人都罵倒了，只有剩他一人在負救國之責任。一人救不了國，責任太重，所以言行中也不時露出憤慨之情調，這也是無可奈何的。就是所謂亂世之音，並不是說青年一憤慨，世就會亂起來，是說世已亂了，所以難免有哀怨之音。大概何時飛機打到東京去，戰艦猛轟倫敦之時，大家也就有了盛世之風，不致處處互相輕鄙，互相對罵出氣了。

四唯美派

其次，有所謂唯美派，就是所謂「為藝術而藝術」，這唯美派是假的，所以我不把他算為真正一派。西洋穿紅背心紅褲子之文人，便屬此類，我看不出為藝術而藝術有什麼道理，雖然也不與主張「為人生而藝術」的人意見相同，不主張惟有宣傳主義的文學，才是文學。

世人常說有兩種藝術，一為為藝術而藝術，一為為人生而藝術;我卻以為只有兩種，一為為藝術而藝術，一為為飯碗而藝術。不管你存意為人生不為人生，藝術總跳不出人生的。文學凡是真的，都是反映人生，以人生為題材。要緊的是成藝術不成藝術，成文學不成文學。要緊的不是阿Q時代過去未過去，而是阿Q寫得活靈活現不;寫得活靈活現，就是反映人生。《金瓶梅》你說是淫書，但是《金瓶梅》寫得逼真，所以自然而然能反映晚明時代的市井無賴及土豪劣紳，先別說他是諷刺非諷刺，但先能入你的心，而成一種力量。白居易是為人生而文學者，他看不起嘲風雪，弄花草的詩文，他自評自己的詩，以諷喻詩及閑適詩為上，且不滿意世俗之賞識他的雜律詩，長恨歌。諷喻詩，你說是為人生而藝術是好的，但是他的閑適詩，你以為是消沉放逸，但何嘗不是怡養性情有關人生之作，哀思為人生之一部，怡樂亦人生之一部。白居易有諷喻詩，沒有閑適詩，就不成其為白居易。

因為凡文學都反映人生，所以若是真藝術都可以說是反映人生，雖然並不一定吶喊，所以只有真藝術與假藝術之別，就是為藝術而藝術，及為飯碗而藝術。比方照相，有人為照相而照相，有人是為飯碗而照相。為照相而照相是素人，是真得照相之趣，為飯碗而照相，是照相家，是照他人的老婆的相來養自己的老婆。文人走上這路，就未免常要為飯碗而文學，而結果口不從心，只有產生假文學。今天吃甲派的飯，就罵乙派;明天吃乙派的飯，就罵甲派，這叫做想做文人，而不想做人，就是走上陳孔璋之路，也是走上文妓之路。這樣的文人，無論你如何開口救國，閉口大眾，面孔如何莊嚴，筆下如何幽默，必使文風日趨於卑下。在救國之喊聲中，自己已暴露亡國奴之窮相來。文風卑鄙，文風虛偽，這是真正亡國之音。

五我看人行徑不看人文章

因為有這種種假文學，所以我近來不看人文章，只看人的行徑。這樣把道德與文章混為一談，似乎不合理。但是此中有個分別。創作的文學，只以文學之高下為標準，但是理論的文學，卻要看其人能不能言顧其行。我很看不起阮大鋮之為人，但是仍可以喜歡他的《燕子箋》。這等於說比如我的廚子與人通姦，而他做的點心仍然可以很好吃。一人能出一部小說傑作，即使其人無甚足取，我還是要看。但是在講理與批評滿口道學的文章就不同，其人不足論，則其文不足觀。這就是所謂載道文章最大的危險。一人若不先在品格上、修養上下工夫，就會在文章上暴露其卑劣的品性，現代文人最好罵政客無廉恥，自己就得有廉恥。前幾年福建有地方政府勒收煙苗捐，報上文章大家揮毫痛罵煙毒，說鴉片可以亡國滅種，後來一家報館每月領了七十五元，大家就鴉雀無聲。這樣鼓吹禮義廉恥是鼓吹不來的。輿論的地位是高於政界，開口罵人亦甚痛快，但是政客一月七十五元就可以把你封嘴，也不見得清高到怎樣地步。文人自己鮮廉寡恥，怎麼配來譏諷政府鮮廉寡恥。你罵政客官僚投機，也得照照自己的臉孔，是不是投機。你罵政府貪污，自己就不要剋扣稿費，不要取津貼。將來得救，還是從各人身體力行自修其身救出來的。你罵官僚植黨營私，就得看明你自己是不是狐群狗黨。你罵資本主義，自己應會吃苦，不要勢利，做騙子。你罵他人讀古書，自己不要教古文，偷看古書。你罵吳稚暉、蔡元培、胡適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吳稚暉、蔡元培、胡適之的地位，能不能有這樣操持。你罵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鏡子，做個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潔自守，興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罵完了，只剩你一個人，那豈不是很悲觀的現象?

六文字不好無妨，人不可不做好

這樣說來，文人還做得么?所以我向來不勸人做文人，只要做人便是。顏之推家訓中說過：「但成學士，亦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你們要明白，不做文人，還可以做人，一做文人，做人就不甚容易。如果不做文人，而可以做人，也算不愧父母之養育師傅之教訓。子夏所謂賢與不賢，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孔子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可見行字重要在文字之上。文做不好有什麼要緊?人卻不可不做好。

我想行字是第一，文字在其次。行如吃飯，文如吃點心。單吃點心，不吃飯是不行的。現代人的毛病就是把點心當飯吃，文章非常莊重，而行為非常幽默。的幽默大家不是蘇東坡，不是袁中郎，不是東方朔，而是把一切國事當兒戲，把官廳當家祠，依違兩可，昏昏冥冥生子生孫，度此一生的人。我主張應當反過來，做人應該規矩一點，而行文不妨放逸些。你能一天苦幹，能認真辦鐵路，火車開準時刻;或認真辦國小，叫學生得實益，到了晚上看看小書，國不會亡的，就是看梅蘭芳，楊小樓，甚至到跳舞場擁舞女，國也不會亡。文學不應該過於嚴肅枯燥，過於嚴肅無味，人家就看不下去。因為文學像點心，不妨精雅一點，技巧一點。做人道理卻應該認清。但是在下還有一句話。我勸諸位不要做文人，因為做文人非遭同行臭罵不可，但是有人性好文學，總要掉弄文墨。既做文人，而不預備成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帶一點丈夫氣，說自己胸中的話，不要取媚於世，這樣身份自會高。要有點膽量，獨抒己見，不隨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見的話，所見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寫是優美動人的文，獨往獨來，存真保誠，有氣骨，有識見，有操守，這樣的文人是做得的。袁中郎說得好：「物之傳者必以質(質就是誠實，不空疏，有自己的見地，這是由思與學煉來的)，文之不傳，非不工也。樹之不實，非無花葉也，人之不澤，非無膚髮也，文章亦爾。(一人必有一人忠實的思想骨幹，文字辭藻都是餘事。)行世者必真，悅俗者必媚，真久必見，媚久必厭，自然之理也。」這樣就同時可以做文人，也可以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