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rch
王慶節:西方形而上學傳統與海德格爾的發問

王慶節:西方形而上學傳統與海德格爾的發問

微信ID:sanlianshutong

海德格爾是20世紀世界著名的哲學家,存在主義哲學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海德格爾哲學思想及其核心概念的翻譯與研究,長期受到漢語學界關注,蔚然成風。三聯書店新書《海德格爾:翻譯、解釋與理解》以海德格爾的三部哲學名著《存在與時間》《形而上學導論》《哲學論稿》的漢語翻譯與心得研究為中心,收錄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事海德格爾著作翻譯與研究的著名學者張祥龍、關子尹、陳嘉映、張志揚、劉小楓、倪梁康、王慶節、孫周興、丁耘等的文章。今天的微信摘選王慶節教授《西方形而上學傳統與海德格爾「Dasein」的理解與中譯》的前兩節,以饗讀者。

* 文章節選自《海德格爾:翻譯、解釋與理解》(王慶節 張任之 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與微信後台聯繫。

晚年海德格爾在黑森林小木屋旁

西方形而上學傳統

海德格爾「Dasein」的理解與中譯(節選)

1

海德格爾問題的西方形而上學背景

與《存在與時間》的發問

近現代西方思想興起的過程,嚴格說來,同時也就是這個中世紀基督教整體世界觀念或信仰解體的過程。分崩離析的諸門知識現在需要一個新的、有別於上帝概念的立足點,而應合於這一時代需要的新哲學就是笛卡爾哲學。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特別是他的以Dasein概念為核心的基礎存在論,應當也必須從這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正確的把握和讀解。

在討論海德格爾哲學的核心概念「Dasein」時,一個重要的角度就是將問題放在西方形而上學歷史發展的層面上,特別是從批判與克服西方近現代形而上學傳統的角度上來進行。我們知道,在海德格爾看來,全部西方形而上學所討論的核心問題就是存在與存在者的關係問題,而這個問題也是海德格爾的哲學思考的最初開端。根據海德格爾本人的回憶,他的全部哲學思考生涯開始於18歲那年讀到的一本小冊子,即父親般的朋友、教區主教格約伯神父送給他的生日禮物——19世紀德國哲學家布倫塔諾關於亞里士多德的存在問題的論文,論文的題目為《論「存在」在亞里士多德哲學中的多重含義》。這個問題後來不僅構成海德格爾全部問題的起點,也是貫穿海德格爾一生哲學思考的核心。

在亞里士多德那裡,存在問題實質上就是「物」的問題,這歸根到底也是「第一哲學」的核心問題。但亞里士多德在這裡問的不單單是「物學」層面的問題,即不僅僅是關於這個「物」或者那個「物」的問題,而是這個「物」或者「存在者」之為這個「物」或「存在者」的問題,即「on hēi on」的問題。換句話說,亞里士多德「第一哲學」要問的是,我們日常說的「這匹馬」「這座山」「亞里士多德這個人」,這些個「物」或「存在者」究竟「是」什麼?使得它們成為它們這個樣子的東西「是」什麼?亞里士多德的回答首先從兩個方面展開。一個方面是「範疇論」,另一個方面是「根據論」(原因論)。範疇論的思路可以從西方印歐語言系統的主謂詞判斷,即「S是P」的結構分析來得到說明。按照希臘人的一般理解,任何一個具體的存在者或事物,其意義都是通過主詞S加上謂詞P的判斷來說明的。例如,「這馬是白的」「這山是高的」「亞里士多德是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等等。在這裡,「這匹馬」「這座山」「亞里士多德」都是「主詞」,而「白的」「高的」「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都是(述)謂詞。任何主詞的意義都通過謂詞來展開和實現。據此,亞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十範疇說,包括「實體」「時間」「位置」「運動」「狀態」等等。在這中間,「實體」範疇最重要,它在語法上所起的作用往往是主詞,而其他的範疇常常作為謂詞來起作用,它們被用來說明、描述作為主詞的「實體」。這樣說來,作為主詞的實體範疇比較起其他的述謂性範疇就佔據著首要的和核心的位置。問題接著展開,使得這個主詞成為一個主詞的東西是什麼?一個可能的回答是,如果諸謂詞只是對主詞的某個方面、側面的個別描述,那麼,那使得各式各樣的謂詞描述成為可能的東西就是使這個作為主詞的物成為可能的東西,即作為這個主詞的物的本身或者本質。與「範疇論」的思路相呼應,「根據論」的思路從發問一個存在物的發生學根據或原因開始。在這裡,亞里士多德列出任何一個物的四個主要的發生學原因或根據,即質料因(使一物成為那一物的材料,例如建成這一木屋的木料)、形式因(使一物成為那一物的形式構架,例如建造此木屋的設計)、目的因(建此木屋為了什麼?例如為了讓一家人能遮風避雨)、動力因(誰動手建成了這個木屋?例如木匠師傅,等等)。這四個原因或者根據合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存在物之為那個存在物的存在,或者「自然」。但無論是「範疇論」還是「原因論」,亞里士多德關於這個「實體」本身,關於「自然」本身,並沒能給我們留下多少清晰而且統一的思考和答案,相反,更多的是困惑和謎團。按照海德格爾的說法,也許「形而上學」本身在亞里士多德整個知識系統內部地位的尷尬,就充分反映了這一希臘哲學內部的困惑。也許我們可以說,後來傳統西方形而上學思想史上的爭論,例如「本質論」「實存論」「唯名論」「唯實論」「觀念論」「實在論」,乃至關於上帝存在的本體論、因果論、目的論等的證明,大致都可以說是在這兩個方向上的進一步拓展、發揮,甚至混淆。

《雅典學派》(局部) ,位於中心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

歐洲中世紀的形而上學,無疑受到基督教世界觀念的影響。基督教世界觀念以及由此而來的哲學形而上學,使我們得到了一個統一的形而上學「存在」概念,這樣也就使人們得以避免希臘以來關於「存在」學說的困境。按照這一基督教的世界觀念或信仰,世界萬物被分為造物主與被造物,而被造物又被分為作為人的被造物與非人的被造物。於是,存在物的整體就被分為上帝、人與非人的自然萬物。關於它們的知識領域也就隨即被按位序分為「神學」「心理學」與「宇宙學」,這些就組成了被稱為「特殊的形而上學」(metaphysica specialis)的領域,而與此相應,以「一般」存在物作為其研究對象的本體論就被稱為「一般的形而上學」(metaphysica generalis)。結果,一般形而上學與特殊的形而上學,即關於上帝的神學知識,關於人的知識與關於自然的知識加在一起就構成了那個時代所公認的我們全部人類知識的體系或系統的整體。

近現代西方思想興起的過程,嚴格說來,同時也就是這個中世紀基督教整體世界觀念或信仰解體的過程。分崩離析的諸門知識現在需要一個新的、有別於上帝概念的立足點,而應合於這一時代需要的新哲學就是笛卡爾哲學。從笛卡爾開始的西方現代思想和哲學,就是從發問整個知識系統的可能性和合法性開始的。這也就是說,伴隨著傳統的基督教世界觀念被懷疑和逐漸拋棄,人們自然就會發問:我們關於世界萬物的全部知識的根基或者根據是什麼?傳統的神學告訴我們,這個基礎是神,是上帝,而傳統的實在論告訴我們,這個基礎是外部實在,抑或是理念的實在,或者是樸素的外界自然實在。但笛卡爾的著名懷疑則告訴我們,所有這些知識,無論是關於神的知識,還是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都必須從人的認知活動開始,即從「我思」開始。這樣,人的存在就構成了所有其他全部存在世界得以成立的存在論「拱石」乃至「基礎」。所以,全部的近現代西方哲學形而上學,實質上都是圍繞著這個「我思」而展開,在這一意義上,黑格爾曾經正確地指出,笛卡爾通過「我思」概念的提出奠定了整個西方近現代哲學的開端,當之無愧地應當被稱為近現代西方哲學的第一人。至於後來,洛克、休謨的「經驗」概念,萊布尼茨的「單子」概念,康德的「先驗主體」,黑格爾的「精神」,馬克思的「實踐」,胡塞爾的「超越論自我」,尼採的「超人」,等等,無一不可被視為在這一「我思」基礎上的或者「制限」,或者「批判」,或者「突破」,或者「發展」,用海德格爾的話說,這些都是整個西方形而上學存在論發展歷史上的一個個環節。我以為,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特別是他的以Dasein概念為核心的基礎存在論,應當也必須從這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正確的把握和讀解。換句話說,《存在與時間》的核心概念Dasein一方面是對從笛卡爾到康德的西方「我思故我在」之傳統的批判與突破,但另一方面,倘若離開了這一傳統和背景,它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把握和理解。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海德格爾在解釋康德哲學的本質時,特別引述康德本人的話,說康德著名的三大批判的所有問題,其要害都歸於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即:「人是什麼?」

笛卡爾

2

存在問題與Dasein的優先地位

這般對「主體性」,對人在存在問題發問中的「優先地位」的強調,並非近代哲學知識論的獨創,這一方面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哲學中對耶穌基督優先位置的強調,另一方面則可以追溯到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傳統,甚至更早,追溯到前蘇格拉底哲學中的巴門尼德。因此,對存在問題發問中的Dasein的優先地位是貫穿整個西方哲學形而上學歷史的事件,同樣也構成海德格爾在新時代發問存在問題的起點。

自從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問世以來,關於它的解釋就有各家各派,可謂五花八門,莫衷一是。但是,「Dasein」在存在問題的發問中佔據優先地位,這是各家解釋中都基本同意的。但似乎很少有人真正說清楚,為什麼「Dasein」能佔據這一優先地位?海德格爾又是怎樣論述和論證這一點的呢?

在《存在與時間》「導論」的第2節中,海德格爾對一般問題乃至存在問題的發問結構進行了辨析,通過這一辨析,Dasein在存在問題發問中的優先地位得到了初步的澄清,而且正是通過這一澄清,我們不難看出,海德格爾對這一優先地位的強調與從笛卡爾到康德的整個近代西方哲學強調「人」和「自我」的獨特地位和作用是一脈相承的。

按照海德格爾的分析,任何一個問題的發問,一般都至少包含有下面幾個基本的結構成分。例如,當我們發問「大禹是誰?」時,首先我們預設了(1)「大禹」所指稱的那個人,他是我們的發問所指向的東西;(2)我們如何著手去發問這個問題呢?我們需要從我們對他的種種歷史材料,包括考古發現、文字記載和歷史傳說入手;(3)最後,我們一般預設這個問題會有答案(無論肯定還是否定),例如「大禹是遠古時代的一個聖王,他帶領當時的人用疏浚而非阻塞的方式戰勝了歷年禍害中原的大洪水」;「大禹是遠古夏朝的第一位君王啟的父親」;「大禹是舜的繼承人」,等等。這也就是上述發問所問出來的意義。海德格爾將這三個基本成分分別稱為「問之所問」(das Gefragte);「問之所及」(das Befragte)和「問之所出」(das Erfragte)。同樣,當我們發問「存在是什麼?」這個問題的時候,海德格爾指出,「問之所問」就是那存在本身。但我們如何去發問存在呢?因為存在總是一個個具體的存在物或存在者的存在,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從一個個具體存在者那裡著手才能發問存在本身。所以,「問之所及」就是一個個具體的存在者或存在物,而「問之所出」或每次所問所顯現出來的東西就是「存在的意義」。這種對存在問題的問法就是海德格爾後來一再強調的整個西方形而上學問題的問法和基本思路,亦即:因為存在總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以,一切形而上學的關於存在問題的發問都要從存在者開始。《存在與時間》也不例外,也從這個發問開始。

但我們怎麼開始問這形形色色的存在者的存在呢?我們徑直去問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徑直去問原子結構、核糖核酸、電腦軟體,去問希臘城邦、十字架、地理大發現、美國憲法和的改革開放嗎?顯然不行。坦率地說,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的問題提法在本質上與從笛卡爾到康德的整個近代西方形而上學傳統並無大的分別,他只是這一整個現代性賴以為基的問題提法的進一步延續與拓展罷了。換句話說,海德格爾的問題在這裡與笛卡爾、康德的問題是一脈相承的,這個問題,用笛卡爾和康德的知識論語言說就是:我們如何能夠達到關於這些存在者的真理性知識?或者,關於這些存在者的真理性知識是如何可能(以及如何不可能)的?這些存在者的真理性知識的根據何在?如何奠基?而用海德格爾的存在論語言就是:這些存在者的存在本身是什麼?我們知道,笛卡爾與康德的回答是,我們的一切真理性的知識,並非依賴於存在者的整體世界之外或之上的某個造物主、神和上帝,也非決定於在我們認知主體之外的作為認知對象的客觀存在者,而是恰恰相反,它決定於我們作為認知主體的「我思」(笛卡爾)或者我們認識主體的「認知方式」和「先驗主體性」(康德)。這也就是康德所解釋的在近代哲學思考中所發生的「哥白尼轉向」的全部革命性意義所在。

康德紀念郵票

現代哲學中的關於懷疑論難題的討論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我思」與「自我」在對作為其他存在者的世界萬物之存在或者根據進行發問時的「拱石」作用、基礎地位或「優先性」。我們知道,支持現代哲學知識論中的懷疑論立場的一個主要論斷就是「閉合論斷」(argument from closure)。哲學史上用來說明「閉合論斷」的經典案例,前有莊子和笛卡爾的「夢的懷疑」,後有當代哲學家普特南和諾齊克的「缽中之腦」。無論「夢的懷疑」還是「缽中之腦」,所想說明的一個淺顯道理無非就是,如果我們首先不知道我們自己是誰,那麼,我們也就根本無從知曉這大千世界上的萬事萬物。換句話說,這大千世界上的萬事萬物的意義唯有通過對「我」或「我思」的知曉方可真正地顯現出來,得以成立。在邏輯上,「閉合論斷」依據的是「閉合原則」,即倘若某人S知道某個命題P蘊含另一命題Q,那麼,如果S不知道Q,S就不可能知道P。例如,倘若我們說我們知道「香港中文大學在沙田」一定在邏輯上假設了我們知道「香港中文大學在香港」,因此,倘若我們不知道「香港中文大學在香港」,我們一定不可能真正知道「香港中文大學在沙田」。同理,倘若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在做夢?究竟是莊周夢蝴蝶,還是蝴蝶夢莊周?是否真的是「缽中之腦」?那麼,我就根本不可能知道這世界上其他的萬事萬物的真正意義。我以為在《存在與時間》中,當海德格爾提出Dasein在發問存在問題中的優先地位時,一定首先也是沿著這樣的一個基本思路在進行,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海德格爾談到Dasein 的真理時,說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話,即「唯有並且只要Dasein在,才『有』真理」的緣故。

不過,海德格爾在這裡實現了兩個根本性的突破。第一個突破是強調這一優先地位首先不是「知識論」意義上的,而是存在論意義上的。這也就是說,如果沒有Dasein的存在,即Dasein與存在本身在存在論上的攸關關聯,我們不僅不可能知道關於外部世界萬事萬物(存在者)的知識,而且一切存在物的存在意義都是不可能的。反過來說,一切存在物、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科技發明、藝術宗廟、國家制度,其存在的意義都必須要從作為「主體」,作為「人」的「我思」/「我在」,或者用海德格爾的說法,從「Dasein」出發才可能得以存在起來,得到理解和把握。這樣說來,作為主體的「我思」對客體,對世界的認知活動只是Dasein生存活動的一種方式,而不是全部,甚至不是那最緊要和最源初的方式。第二個突破是,這般對「主體性」,對人在存在問題發問中的「優先地位」的強調,並非近代哲學知識論的獨創,這一方面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哲學中對耶穌基督優先位置的強調,另一方面則可以追溯到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傳統,甚至更早,追溯到前蘇格拉底哲學中的巴門尼德。因此,對存在問題發問中的Dasein的優先地位是貫穿整個西方哲學形而上學歷史的事件,同樣也構成海德格爾在新時代發問存在問題的起點。

這樣說來,對存在問題的發問要從一個個具體的存在者的存在開始就不再是一句漫無頭緒的空話。它的具體實現必須從其中一個特殊的存在者的存在展開,這個特定的存在者就是我們「人」,就是每一個具體的「我」「你」「他」。在前面所述的海德格爾的存在問題發問的問題結構中,被問及者(das Befragte)就從一個個具體的存在物變成了那個特殊或者特出的存在者。這個存在者作為我們日常所說的人,在存在問題發問中的特出地位首先就在於,所有關於「存在」的發問都是由他發出的,他是唯一具有「發問」能力的存在者,他不僅和芸芸眾物一樣,是一個被問及者,而且同時還是那唯一的發問者(das Fragende),這一既是被問及者又是發問者(das Befragte/Fragende)的發問活動就使得這一存在者與其他非人的存在者/物區別開來,因為這個「發問」就見證出這個存在者與存在本身有著「性命攸關」的關聯和關涉,而這些關聯和關涉則使得它在存在問題的發問中佔據著獨一無二的優先地位。這就是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導論第4節集中談到Dasein在存在問題發問中的三重優先地位,即存在物層面、存在論層面、存在物暨存在論層面上的優先地位的要旨和要害所在。這也是海德格爾在布局自己的整個哲學體系時的一個基本思考。

1955年海德格爾夫婦與拉康會面

海氏的研究者們在談到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的整個構想時,一般都會提到他在導論第8節所說的「兩部六章」的預案,但很少有人會提到這個「兩部六章」實質上只是一個更大的體系構想的一部分。在《存在與時間》導論第7節,海德格爾談到了這個構想並將之稱為「普遍的現象學存在論」或者普泛意義上的「解釋學」。這個體系在這裡被分為三個部分:

(1)基礎存在論(die Fundamentalontologie),即通過Dasein的存在之領會來達到存在之真理開顯的學問,這也就是《存在與時間》「兩部六章」的基本任務。換用海德格爾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就內容而論,現象學是存在者之存在的科學,即存在論。從前面對存在論任務的解說中曾產生出基礎存在論的必要性。基礎存在論把存在論上及存在者層次上卓絕超群的存在者即Dasein作為課題,這樣,它就把自己帶到了關鍵的疑難問題即一般存在之意義這個問題面前來了。從這種探索本身出發,結果就是:現象學描述的方法論意義就是解釋。Dasein現象學的λογοζ具有ερμηνευειν〔詮釋〕的性質。通過解釋,存在的本真意義與Dasein本己存在的基本結構就向那屬於Dasein本身的存在之領會宣告出來。Dasein的現象學就是解釋學。這是就解釋學這個詞的源始含義來說的。據此,解釋學標誌著這項解釋工作。」

(2)非Dasein的存在論。一旦我們完成了以Dasein的存在論分析為基本任務的基礎存在論之後,所有以非Dasein的存在物的存在為課題的自然存在論或科學存在論工作,就可以在此基礎上得以建立。在《存在與時間》導論第3節中提到的種種基礎科學的「危機」,包括數學、物理學、生物學等,都可能達到化解。這樣,我們也就能在新的基礎和層面上回答康德哲學知識論所提出的「以數學和自然科學為代表的現代經驗知識如何可能?」的根本問題。在這裡,海德格爾說:「但只要發現了存在的意義與Dasein基本結構的意義,也就為進一步對非Dasein式的存在者進行種種存在論研究提供了境域。如果確實如此,解釋學就也是另一重意義上的解釋學,即整理出一切存在論探索之所以可能的條件。」

(3)關於Dasein本身及其相關學科的存在論。在這裡,以Dasein自身為研究課題的解釋學與基礎存在論有著不同的目標,後者是為了彰顯存在本身的真理,而前者則旨在從前者開顯的存在論基礎出發,著重於以Dasein為中心的人文精神、社會歷史學科基礎理論的建立。所以,海德格爾說:「最後,Dasein比一切其他存在者在存在論上都更為優先,因為它是在生存的可能性中的存在者;與此相應,解釋學作為Dasein的存在之解釋就具有第三重的特殊含義:從哲學上來領會,它是生存的生存論脈絡章法之分析工作的始初(primär)意義。這種意義下的解釋學就是歷史學在存在者層次上之所以可能的條件,它在存在論上把Dasein的歷史性構建起來;而倘若如此的話,那種只可在派生方式上稱作『詮釋學』的東西,即具有歷史學性質的人文科學的方法論,就植根在這第三重意義下的解釋學中。」

從這個三重任務的劃分中,我們不難看出海德格爾由《存在與時間》開始的野心勃勃的作為存在論現象學的龐大哲學體系規劃,這一規劃與康德的以「三大批判」為核心的「先驗哲學」體系和與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哲學全書」(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的哲學體系相比,不相上下。《存在與時間》在這一體系中所起的作用完全可以媲美於《純粹理性批判》之於康德哲學體系,以及《精神現象學》之於黑格爾的哲學體系。而且,就哲學思考的問題意識而言,海德格爾這裡的發問可以說也直接連著作為現象學哲學背景的新康德主義哲學與狄爾泰解釋學哲學的全部問題的核心。

《海德格爾:翻譯、解釋與理解》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06

ISBN: 9787108057600 定價:59.00

—END—

歡迎點贊分享轉發到朋友圈

歡迎關注三聯學術通訊

_bulletin

「近期專題」

三聯書訊 | 2017年7月

點擊圖片閱讀

經濟上的必需偶爾會迫使某些人群按照某種政治方式行事。不過,這種安排從來不會持久。真正使得一伙人不顧艱難險阻團結在一起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許多與別人界限分明的相同的信仰、相同的偏見、相同的嗜好和相同的恐懼、希望及理想。——房龍《寬容》

----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

ID:sanlianshutong

即可訂閱

----

回復好文,閱讀更多專題文章

熱門推薦

本文由 一點資訊 提供 原文連結

一點資訊
寫了5860316篇文章,獲得23285次喜歡
留言回覆
回覆
精彩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