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從未被遺忘，但也容易變成口號

不久前書評君關於「文學革命」百周年的推送說，我們絕大多數人現在的所讀、所寫、所學，已百年前的國人已徹底不同。轉變的發生要追溯至自晚清就開始的文學變革、白話運動，以及100年前由青年胡適、陳獨秀發起的「文學革命」。最初由一篇篇試探性的文章踏出來文學革命，在「五四」之後呈現出摧枯拉朽一般的社會效應。

在新銳青年以衝破語言的限度試圖衝破思想的限度之後，五四時期，變革從文學層面走向更寬闊的向度。這一時期湧現出一大批青年人才，他們一直影響著我們現在對整個世界，對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看法。

北京「五四大街」。

與文學革命或新文化運動這種百周年才得以隆重慶祝的歷史事件不同，五四運動是「幸運的」，如學者陳平原所說，1919年發生以後，它從來沒被遺忘過，但遺憾之處在於，因每年都被紀念，它容易成為口號而失去新鮮感。

每一段歷史都在等待契機在當代蘇醒。「五四」是讓人神往的過去，還是值得當代青年和知識分子深思、感傷的時刻？來到「觸摸歷史，進入五四——五四名人信札文化沙龍」的現場，我們跟隨孫郁、陳平原、楊念群等學者一起追溯何為「五四」，何謂「青年」。

現場記者 ｜ 孔雪

重溫信札

從細節而不是口號入手理解一個時代

問：我們今天是在一個信札展覽現場。近些年很多學者都在學術研究中留意公藏、私藏的人物信札，它們的研究意義在哪裡？

孫郁（1957-），遼寧大連人，曾做過知青、文化館館員、記者，長期從事魯迅和現當代文學研究。2002年到魯迅博物館主持工作並擔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2009年起任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主要著作有《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閑錄》、《魯迅憂思錄》、《魯迅與周作人》等。

孫郁：大概2003年的時候，我策劃過一個展覽叫「走進民間藏家展」。很多民間的近現代文物的收藏者都來了。私人的收藏會豐富，我們公共領域看不到的東西，會帶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東西。當時沈從文全集正在編，我突然從香港的藏書家那裡發現沈從文的新文學講稿，就給沈從文的兒子打電話，說全集里有沒有你爸爸的講義。他說沒有。私人收藏很重要，可能會改寫我們對歷史的認識。

後來在文物界工作的時候，尤其在博物館工作的時，我看了很多民國時期人的信札。研究現代文學和現代文化，從原始資料，特別是手稿出發來研究歷史還是非常有限的，但有一些我們看似不重要的東西，卻能夠揭示出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風俗人情。

《魯迅遺風錄》

作者：孫郁

版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6年9月

「批評的良知。」

魯迅很迅疾，但字很柔，很美，內心暖意的東西文字裡面感受出來；周作人的文章很散淡、很沉潛，很克制自己，很老道，字卻非常隨意。字能讀其人的豐富性。回到手稿，回到最初的寫作的氛圍裡面就會發現很多有趣的話題。在這個意義上希望更多的年輕人關注原初的資料，或許會給我們的學術研究帶來新的亮色。

問：這些年公眾在展覽、在著作中看到的五四時代的信札越來越多，它也成為在教科書、在研究著作以外，後人理解這個時代的一個路徑。如何看待其新意和局限？

陳平原，1954年生於廣東潮州，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研究領域包括二十世紀文學、小說與散文、現代教育及學術、圖像與文字等。著有《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現代學術之建立》《散文小說史》《大學十講》《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大學何為》《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等。

陳平原：五四是一個很幸運的時代。1919年發生以後，1920年起每年都紀念。五四的好處是在於從來沒被遺忘過。五四的遺憾的地方就是因為它每年都被紀念，就容易成為口號，就容易讓人家厭煩，或者說某種意義上沒有新鮮感。

所以50年代以後，我們現在感嘆，那個成為口號的五四在逐漸離我們遠去。我們最大的願望就是讓我們重新理解1915年前後，一直到20年代，那一代年輕人他們走過來的道路，也理解1919年5月4號那一天發生的大量的、有趣的、激動人心的細節，從細節，不是從口號入手來理解一個時代。

當然，只有書札是沒辦法解讀歷史的。只有個別性的書札會觸動我們的感覺和一些長期思考的問題，最後影響到學術界。絕大部分的信札之所以有意義，很大程度是一個媒介，或者一種懷舊。我特別希望在2019年，五四100周年的時候能有這麼一場大型的展覽，讓散落在各地的展覽館、博物館、私人收藏的零散的信札有一個機緣走到在一起，然後做成專題的著作，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什麼叫五四。

《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

作者：陳平原

版本：北京大學 2005年9月

「藉助細節，重建現場；藉助文本，鉤沉思想；藉助個案，呈現進程。」

理解五四

放青年人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此後幸福地度日，

合理地做人

問：我們固然可以確認五四運動或者新文化運動（或者更準確地說，文學革命）的百周年，確認歷史上它們發生在何時何地，標誌性的文章刊發在哪一期。但無論是新文化運動還是五四運動，它們又是一個更廣泛的概念。我們要如何從這樣一個角度去理解五四？

楊念群，1964年1 月生於北京，現為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主要學術興趣是政治史、社會史研究，並長期致力於從跨學科、跨領域的角度探究史研究的新途徑。主要著作有《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楊念群自選集》《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史研究》《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等。

楊念群：五四本身的意義不是一個政治事件，更多的是一個長時段的文化事件。大家知道教科書基本把五四看成反巴黎條文簽字事件引起的，是共產黨興起的政治勢力的一個起點。但國民黨那邊會理解成自由主義個人覺醒的運動，這是多元的解釋。我自己理解，五四運動的時段，如果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從1915年一直延伸到1923年，可能還更往後延。這個時期湧現出一大批影響到當代學術文化和意識的人才，他們一直影響到我們現在對整個世界的看法，對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看法。

我們原來理解五四往往把它理解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一個最重要的階段，三大工人罷工運動的歷史框架里，五四是一個現代史的開端和近代史的終點。換一個角度，應該更多從文化角度和它產生一大批民國精英的角度來理解。

梁任公（梁啟超）在《五十年進化概論》中認為經歷了大致三個時期。第一個是器技之道。我們被洋人打了之後感覺到疼，從軍事的角度進行抵抗。後來進入桎梏階段，形成戊戌變法的制度變革。第三階段就是五四，所謂人的最終的覺醒。所有的制度和所有的器技都是由人來完成的，人在倫理的層面沒有覺醒，整個的政治、社會、文化無法得到改變。

我看的改革開放，跟任公所定位的所謂三個階段非常吻合。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我們就是器技之道，後來90年代末開始出現了文化的國學熱、儒學熱，的歷史循環又是再一個五四為終點，或者現在為起點的這樣一個循環的框架裡面重新走一遍。所以今天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從這樣一個角度來重思對文化本身的理解，把五四放在文化的脈絡裡面進行重新定位。

問：五四一代人至今影響著我們對世界，對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看法，為什麼那個時代的「青年」有這樣大的能量？

《青年》及其改后的《新青年》封面。

孫郁：陳獨秀辦青年雜誌，後來改成新青年，其實有一個深意在裡面。那一代人認為老一代已經被污染了，被專制的語言污染了，年輕人還是潔白的像白紙，是有希望的。新文化運動初期，青年人的想法都在這個雜誌裡面他們的熱情提出來。但每個人的體驗不一樣，像冰心，像胡適的文字還是比較有暖意的，魯迅的文字就是有沉重感。他要「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就是讓年輕人解放，激活他們身上的創造力。

剛剛去世不久的王富仁說，五四那代人最好地保持了傳統文化的本質，對人性，對社會，對未來，對人類共有的價值的承擔。恰恰是新文化運動這些人激活了我們沉睡上千年被專制主義壓制的東西，邊緣化的東西。1905年以後，清政府對民間社團不再壓抑，到1911年以後，青年社團非常活躍。1927年，考古學進入到，刺激了金石學轉入考古學也是一些青年人，當時新的學科也是青年人建立起來的，新詩、新小說、新散文、新電影是青年人創造的。

當時這樣一個自由環境，人們的內心的力量爆發出來。有人說五四怎麼把傳統文化斷送了，這個判斷我認為是有問題的、正是那些人把我們民族的想象力、創造精神釋放出來了。

重說青年

「青年」本質上是精神向度的問題

問：作為當代知識分子，回望那樣的青年，有什麼樣的感觸？對於我們重構當下最大的啟發是什麼？

楊慶祥，1980年生，2009年獲人民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供職於人民大學文學院，兼任現代文學館首批客座研究員、特邀研究員，主要從事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出版有《分裂的想象》等著作。

楊慶祥：我正好看保羅·霍普寫的《個人主義時代之共同體重建》。上世紀60年代以後，所謂的共同體和社會資本已經消耗掉了，沒有辦法建構起一個非常有效的尤其是精神上的溝通的共同體。現在看我們的微博和微信構不成共同體，因為小圈子並不是共同體，一定是有一個明確指向的使命感的東西，這一點恰恰是五四那一代人所擁有的，那種普遍分享共同的歷史的使命感和歷史的信念。這類似於本雅明的歷史的天使，知識分子今天最大的問題就是這樣，沒有人有知識或者有自我意識召喚這樣歷史的天使，重新激活很僵化、體制化的東西。

五四最重要的精神其實就是青年的精神。青年不是一個生理的問題，是心理問題，是精神向度的問題。去年《魯迅遺風錄》出版，我跟孫老師專門談這個問題，對魯迅這代人的精神打撈，就是告訴現代的年輕人，真實的、有血肉感的五四的東西的存在，激活更年輕的一代進入到歷史的現場。當然，去到歷史的現場是為了返回來重構一個當下。

許知遠，1976年出生，200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計算機系微電子專業，北京單向街書店的創辦人之一，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曾任《經濟觀察報》主筆。出版有《那些憂傷的年輕人》《紀事》《我要成為世界的一部分》《納斯達克的一代》《昨日與明日》《轉折年代》《思想的冒險》《這一代人的意識》等。

許知遠：五四的青年是什麼樣子的？他們面對的是另一次全球化的過程，是由一個鐵路、電報、電影、報紙、雜誌構成的全球化的過程。他們要掙脫掙脫思維的窠臼產生新的理念，新的探知世界的方式。青年成為這樣一個標誌，記載著某種社會異端的浮現，又代表社會進步歷史觀的未來。但後來，青年崇拜被證明是一個讓人悲傷的事情，五四一代的年輕人很快分成陣營。

重說青年，因為太渴望社會這種充滿多元聲音的時代。 這一百年白過了，我一打開電視，全部在探討婆媳關係，五四面臨的娜拉要出走啊，又回來了。巨大的控制系統無所不在的入侵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行為準則。

五四那代人又是很幸運的，他們面對一個中央權力的瓦解和帝國的瓦解之後帶來的暫時的自由，就像當年春秋時代，面對一個巨大的周天子帝國瓦解之後的一個短暫的自由時代。我是1976年生的，經歷了半自由的時刻。我的下一代，80后、90后的青年們，他們可能都不知道半自由時代意味著什麼，他們想象不到80年代可以討論這麼多問題。我不知道這輪的全球化是不是能夠幫助我們。

五四是充滿希望的，但在很多人面前，也是一個巨大的感傷的時刻。

《五四運動史》

作者：周策縱

譯者：陳永明 張靜

版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後浪 2016年3月

回歸事件現場，考證每一個細節，作者盡其努力還原歷史真實。

楊念群：我對最大的不解就是，長壽變成我們現在的一個生活的非常讓人嚮往的事，其實活那麼長幹什麼啊？五四時期的人平均壽命都非常短，但很精彩，他們不斷用生命碰撞陳腐秩序。你看魯迅身上的那種一個都不饒恕的氣質，現在哪個老年人能說出這種話來？而當代的老年文化是用年齡和壽命維持聲望，維持尊嚴，實際上是最沒尊嚴的東西。五四在這點上給大家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標準。

五四的這種所謂青年的標準是青年的精神實際上是在晚清就已經留下來了。很多遺老遺少身上其實就有所謂青年的品質。我當時點《楊度日記》的時候，讀到楊度跟梁啟超跑到湖南去識務學堂，兩個人不歡而散，但到日本之後這兩個人就和好了，甜蜜得要命，一天寫12遍信都不嫌煩。什麼意思？那個年代我可以跟你吵架，跟你的政見不同，但過幾年我們兩個可能非常好。這實際上一直延續至五四學術交流基本的氣質，那是年輕人的氣質。

現在我已經過了50歲了，我怕變成了一個道貌岸然的人，教訓年輕人應該怎麼樣，這個是非常悲慘的事。我們現在瀰漫的一種暮氣。我們這代知識分子裡面追求長壽的時候，追求成為學術大佬的時候，應該想想五四那個時候的「青年」。魯迅認為要把陽光給青年，你看魯迅在魯迅所有的照片，青年簇擁在他的周圍，他點著一根煙，你不覺得魯迅是老師，魯迅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同輩。這是我們這代知識分子最缺乏的。

本文內容經授權整合自「觸摸歷史，進入五四——五四名人信札文化沙龍」（素象空間）各位嘉賓的發言，有刪節。現場記者：孔雪；編輯：阿東。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