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算殺人，我只是按鈕而已

當你看不見一個個受苦受折磨的是活生生的人的時候，你跟他們的距離就變得很遙遠了。於是你去參與傷害他們的事就變得很可能了。

——梁文道

道德是不是社會規範？

道德跟社會到底有什麼關係呢？有很多社會學家，他會認為道德無非就是一種社會規範。也就是說，人類只有有了社會之後，我們才逐漸形成各種各樣的道德規範。這些道德規範使得我們知道，遇到一件事該怎麼做，怎麼樣跟別人相處。

比如說，像社會學之父之一——法國的大社會學家塗爾干，他就認為，所有的道德無非都是在社會之中形成的一種交往規範。如果沒有社會，人類就不會有這些規範可言，人類也就沒有道德可言。這個想法，你要追溯到它的根，還可以推到更早的時期。

像晚期文藝復興時代的英國大哲學家霍布斯，他就認為，他假想人類過去曾經活在一個自然狀態底下。自然狀態是一種很糟糕的狀態。它形容那是一個，每一個人與每一個人作戰的狀態。因為在那樣子狀態下，人類完全是任由自己的動物性引導著自己的行動。

我餓了就想吃，那我就要去打獵，我要去種東西，我幹嗎不去偷、去搶呢？去偷、去搶的話，那你肯定要傷害到人，你甚至要殺人。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人的生活是很危險的，是充滿恐懼的，每個人都對其他人不信任。於是人類就開始要締結一個契約，活在一個社會之中。我們服從一些集體的規範來做事情，這個就是道德。

從這裡面你就可以看到，我們今天繼續跟大家介紹的《現代性與大屠殺》裡面很強調的一個觀點。那個觀點就是，過去的社會學主流，或者說從啟蒙時代以來的、很多的偉大的思想家，他們都討厭自然，他們覺得社會跟自然是對立的兩種情況。我們在上一集說過的，社會必然是個人工規劃出來的花園，它不是一片的曠野，長滿了很多的叢林荊棘。

齊格蒙·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裡面，他試著透過當年納粹屠殺猶太人那場浩劫，去指出另外一路對於道德的思考。他認為，有時候不能把社會當成是種種道德規範的工廠。恰恰相反，社會很可能是一種阻礙了我們人類做道德判斷，或者用大白話講，使得我們人類埋沒良心的一件事情，一個可怕的中介機構。

價值理性VS工具理性

這就要說到另一個大社會學家——德國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我們也曾經在節目裡面介紹過他的書。他把理性分成這兩種，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

馬克斯·韋伯（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思想家

比如說，我為什麼想賺錢？為什麼要活得幸福快樂？什麼樣的生活才叫幸福快樂？人在思考這種問題的時候，我們依賴的那種理性，就叫做價值理性。比如說我們來做審美判斷，那幅畫是不是比這幅畫好看？又或者我們在抉擇，在這件事情上面我該不該說謊？該不該誠實？凡是考慮到一件事情，我之所以這麼做的目的何在的時候，我動用的那種理性，就是一種價值理性。

那什麼叫工具理性呢？工具理性，就是我去做這件事情，用什麼樣的方法跟手段去達成我的目標，最有效的、最節省精力的、最合乎成本效益的，這個就叫工具理性。

什麼叫幸福生活？幸福生活該不該追求？這是價值理性。我怎麼樣讓自己活得幸福，我要怎麼去賺錢呢？考慮這種手段的時候，我動用的就是工具理性。

韋伯當年就曾經提出過，現代社會一個很重要的危機，就是工具理性會隨著整個現代化的過程、隨著官僚化的過程、科層化的過程，變得蓋過了價值理性。

簡單地講，那就是我們到最後每個人都很容易忘記，我為什麼要活著，我為什麼要做我現在做的事情，大部分人只知道，我現在該怎麼樣去做好我手上要做的東西。

鮑曼就認為，德國當年之所以能夠發生大屠殺，在一個那麼高度文明理性的國家，會發生這樣的浩劫，恰恰就是工具理性蓋過了價值理性的結果。

我們回想一下，當時的德國是非常秩序化的，它有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很忠誠、很老實、很有高度紀律跟效率地，去完成了執政者布置給他們的任務，那就是清除猶太人。他們很可能自己平常都是個好人，為什麼一旦執行任務起來，卻干出了那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呢？理由很簡單，那就是因為他們太安分了。

或者用一個偉大的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有名的講法，就是平庸罪惡的結果。就是說他們沒有在思考，自己乾的這件事情，最後會達成什麼樣的結果，他們只在思考，我怎麼樣干好我手上該乾的本分活。這個，就是當時納粹屠殺之所以能夠發生的最重要的基礎。

電擊實驗帶來的巨大啟示

這麼一個很現代社會的特徵，我們還要引入另一個很重要的觀點。這個觀點，鮑曼是借鑒於一位非常偉大的心理學奇才——Stanley Milgram，米格拉姆，他的一個實驗。這位心理學家在1961年的時候，於耶魯大學做過一場非常有名的電擊實驗。

斯坦利·米格拉姆（1933年－1984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這個實驗是這樣的：首先，他登報請一些人，來參與一個關於體罰對於學習效用影響的實驗。那麼找來的實驗者，從20歲到50歲不等。學歷有的是國小畢業，有的是博士。找來之後就告訴他們，你就坐在這個房間。這個房間的隔壁你看不見的，那邊是一些學生。那些學生當然是找一些實驗人員假裝的。

那麼你，就在這邊透過麥克風，去問他們一些問題。如果他答對，那很好。如果他答錯了，你就按這個鈕。這個鈕是通電的。你按這個鈕，那邊答錯問題的學生就會受到體罰。那個體罰，就是電擊他一下子。這個電擊起步點是45伏特，如果他再答錯，你就再按，使得這個電會增大電壓。最高上限是達到450伏特，是一個足以致命的電擊量。

那麼他就找來這些人，他們看不見那些學生，只聽到他們傳來了慘叫聲音。這個電壓越大，那慘叫就越凄厲。他做這個實驗，他就去問他的同行心理學家們。大部分同行都認為：只有十分之一和百分之一參與實驗的人，會幹得出這麼殘忍的事，把這個電一直壓下去，而且還繼續做這個實驗，而不會中途退出。

結果他們全都錯了，參加這場實驗的參與實驗者們，他們裡面有65%是不斷地按電鈕，一直按到了最量的電壓450伏特。在這裡所有人都至少，這個電是超過300伏特。中間有沒有人喊著說，我不玩了，我不搞了呢？有，其實大部分人一開始都會聽到人家慘叫不舒服，但是，只要這個實驗人員跟他們說：不行啊，這是你的任務，你要繼續下去。很冷漠地跟他們這麼講，他們就會不斷地做下去。

我們常常說，一些殘酷的行為是怎麼發生的？那是因為那個人的性格很殘忍，但是這個實驗想說的並非如此。有些殘忍的事情之所以能夠發生，不是有些人天生殘忍，你看這些來參與這個實驗的人，他們都是正常人。那他們怎麼會幹得出這麼殘忍的事情？是一個社會制度，結構的問題，是一個環境場景的問題。只要這個場景，能夠使得他們跟被他們傷害的那些學生隔開了很遙遠，哪怕只是聽到他們的慘叫聲，你都覺得是跟你離得很遙遠，這是第一。

第二是什麼？假如你今天在這個環境底下，被人告訴你，你把這個當成一個任務來完成，絕大部分人都會恪忠職守地要把這個任務貫徹到底。如果有人中途覺得不舒服,不想玩了，你旁邊的人只要給你壓力，一點點的暗示，說，這是你的工作，你就會繼續做下去。

這就是米格拉姆實驗給我們最大的啟示，而鮑曼就從這裡面得出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那就是當年的納粹德國裡面，所有參與屠殺，或者是漠視屠殺在他們身邊發生的人，都進入了這樣一種殘忍的制度。他們本身不是殘忍的人，但是他們活在一個殘忍的制度底下。而那樣一個殘忍的制度，則是現代社會的特徵之一。我們來看看他怎麼來講這件事情。

米格拉姆實驗的結果會受到下面這種信念的影響，即行動是為了科學利益的需要——無疑，這是一個高高在上、鮮有爭論、一般也是基於道德的權威。不過，沒有指出的一點是，科學比起其他的權威來更多地被公眾輿論許可實施倫理上可憎的原則，即用目的來使手段變得合理。科學成為目的與手段相分離最徹底的化身，這種分離是人類行為的理性組織所懷的理想：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遭受道德的評價。被試者表示道德的苦悶時，實驗員以一種冷漠的、慣常的與乏味的程式來回答：「那不會造成身體組織永久性的傷害。

在權威的官僚體系內，關於道德的語言有了新的辭彙。它充斥著像忠誠、義務、紀律這樣的概念——全部都朝向上級。上級是道德關懷的最高目標，同時又是最高的道德權威。事實上，它們全部可歸結為一點：忠誠意味著在紀律規範的限制下盡個人的義務。當它們凝聚並相互強化的時候，作為道德準則，它們的力量大到能夠廢止與排斥其他所有道德考慮的程度——首先就是那些與權威體系對自我再生產的傾注相左的倫理問題。它們劃撥、駕馭以實現官僚體系的利益，並壟斷了所有道德自我約束的通常的社會-心理手段。

「我不是去殺人，我只是完成任務」

在當年執行整個屠殺任務的那些官僚體系裡面，所有的參與者，他們和最終他們要殺的那些猶太受害者之間，距離非常遙遠，他看不到他們。在他心目中，他要做的事情不是去殺人，而是怎麼樣把上級給我的任務辦好，如此而已。這是一個純粹的工具理性。

他沒有去問我把這件事情辦好，最終意味的是什麼東西？不只是那些參與者如此，有時候連受害者都會這麼想。最初納粹是先把猶太人隔離開來，因為一開始並沒有想過要殺人。只是想把他們趕走，搬到一些德國勢力範圍的邊緣去。

在那個時候，猶太人被困居在一個小區裡面，要有人去管理他們，以德國人那麼精明、講效率的一個官僚體系來講，我派人去管理那就太費事了，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原來想的是要徹底把他們的傳統精英階層都消滅掉。這是毀滅社群最好的方法，這樣子，這個社群就會變得原子化，沒有了精英，沒有了凝固感對不對？

可是，他們很快就發現這樣不對，必須保留傳統精英。只不過現在給他們任務：比如說這個猶太人裡面的長老——拉比，給他們新任務。你幫我隔一段時間做個人口調查，歸類之後，納粹拿著這個單子來看。哪些老弱病殘不能幹活，趕緊送去毒氣室，哪些還能幹活，在那邊挖煤挖礦挖墳墓等等。

這些社群領袖這個時候，也都變成很工具理性的思維。在他們看來，我只是給你分類挑人，他們不知道要把人送去送死。就算知道，那又能怎麼樣呢？舉個簡單的例子，你知道在集中營裡面，有人負責，叫大家脫光衣服進去洗澡吧。你知道是誰負責請那些猶太人說「進來洗澡」嗎？不是德國人，不是黨衛軍，不是納粹分子，是猶太人。

干這些臟事的猶太人，他心裏面比誰都明白，這是送同胞去死，那他為什麼還要這麼沒有良心呢？那是因為，他們也有理性計算，就是反正無論如何都是死，讓他們這麼歡歡喜喜地以為去洗澡去死，豈不是比告訴他們真相更好嗎？而且萬一我告訴他們真相，我也要立馬被槍決，我也得立馬要死啊。我可能遲早也得死，但是晚死一天是一天嘛。依照人的動物本能，這個生存策略，這同樣也是個理性計算。

甚至當時，有一些猶太工人在集中營裡面負責製作這個床墊。那個床墊裡面用的就是那些死掉的人身上的毛髮。負責做這些毯子、被子的也是猶太人，而這些猶太人呢，甚至有時候說：「哎呀，今天毛髮不夠了，我這個任務沒法完成；喲，又死了這麼多人了，這個頭髮夠了。」他也很高興，他都把這個當成任務。他渾然忘了，那些頭髮來自死人。那些死的人，是他的同胞，而他遲早也得面對這樣的命運。這是一個多麼理性，理性到冷酷、殘忍，每個人都是工具的一個時代、一個社會，這是一個極端的現代性。

至於其他德國老百姓，他們當時又是什麼樣的情況呢？舉個例子，你像海森堡——非常偉大的德國物理學家。他在納粹掌權之後呢，他很擔心這個會不會幹預他們學術研究工作，他就問這個希萊姆——是納粹頭目希特勒身邊的左右手，希萊姆說，怎麼會幹預你們呢，你們科學家該幹啥還是幹啥，你好好做你的研究。海森伯格聽了也很高興，覺得很安慰。對呀，我管那麼多幹嗎，我是科學家，我要做的事就是好好做好科學研究。科學家的任務，就是什麼都不管，就是以真理的尋求、發現事實、發現自然規律為我的最高原則嗎？我今天研究核聚變、核分裂，這個雖然會做成武器，但是說到底它也是一個科學任務，他就好好地做。

而大部分那些德國人，當時看著他們身邊的猶太人消失掉了，在他們的意識形態洗腦過程中，他已經覺得那些不是人了，他覺得那些人都走了、不見了，他也不會有問題。因為他覺得我要安安分分地做好我自己的事，別管人家那麼多閑事。如果我跑去幫助他們，那我就會變成破壞分子，會受到國家的處罰。但是我看到猶太人藏起來，我舉報他，我還會得到讚賞，我盡到了一個良好公民的本分。

換句話說，在那個年代裡面，殺人的納粹組織、被害的猶太人，以及許多旁觀這些事件發生的德國人，他們全都是理性的。全都是標準意義下的現代人。

別忘了我們都是活生生的人！

納粹一開始曾經試圖用最原始的、像日本人殺害我們人那樣的方法，來對付猶太人，比如說發生在1939年11月9號非常有名的水晶之夜。它是用流氓暴動般的方法，去抓、去打、去放火、去殺那些猶太人跟他們開的店、他們的住家。

「水晶之夜」中遭到破壞和洗劫的猶太商店

結果經過那一晚之後，他發現大部分德國人都不能接受這個情況，因為很多德國人會發現，我隔壁這個鄰居，我們都是好朋友。你們這些納粹黨流氓，太過分了，一個正常人是不能忍受的。在那個情況底下納粹要是用這麼野蠻的暴力來干這些事的話，德國人不答應。德國人怎麼樣才答應呢？那就是把猶太人集中起來、隔離開來，讓他們在一般德國人看不見的情況底下，安安靜靜地邁向滅亡。

當時全部德國人都知道，猶太人是病菌，要消滅。但是問題是，每一個德國人都會告訴你，我認識一個很特別很頂尖的猶太人，他跟一般猶太人不一樣。他特別善良、特別正直。

就是每一個德國人身邊，總有一些猶太老師、猶太學生、猶太朋友，甚至猶太親戚。他認為那個抽象的猶太人是壞蛋，但是他認識的這個具體的猶太人他不一樣，他是好人，別殺他。這個就是當時納粹面對最大的問題。所以怎麼樣讓所有人都把猶太人當成是抽象的猶太人，而不是具體你認識的活人，就很重要了。

齊格蒙·鮑曼在這裡面就是指出了，道德是什麼。道德不是一種社會規範，它是一種先於社會存在的人的一種良知。人，看到你的同胞，哪怕是看到動物受到折磨、受苦，你都會受不了的，這是一種道德本能。

尤其是在那樣的一個納粹組織下的現代社會裡面，人變得非人化了。他會離我們很遙遠而受害，那些人他喪失個性了，你看不見他了。就彷彿現代在操縱無人飛機釋放炸彈的那些美軍一樣，你不覺得在殺人，你像在玩電子遊戲一樣。你只是在按按鈕、對準目標，你完成一個任務，一邊喝著咖啡幹完了活。

現代社會是這樣的一個社會，所以他認為，現代社會有時候反而會成為一種道德障礙。它使得我們沒辦法把人當人看，我們再也見不著他人的臉了，我們沒辦法回到一個最根本的人類處境裡面，都被這樣一個現代層層組織的、很有秩序的社會磨滅掉了。

我們活在這樣一個現代世界裡面，這個世界常常會讓我們忘記，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