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讀史｜明清貨幣商人的金融機構創新｜連載系列二

編者按

《IMI財經觀察》在每周末帶您聆聽名家解讀中外金融的發展興替和制度演變，領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文為金融理論和金融史專家孔祥毅教授撰寫的「明清金融革命及其貨幣商人」專題系列文章第二篇，回顧在明清時期發生的偉大的金融革命，品味我們祖先的那場金融革命的背景、演變，原文選自《金融博覽》。

孔祥毅，1941年出生，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商業部部級優秀專家。 山西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高等財經教育研究會顧問， 商業史學會名譽會長，供銷合作經濟學會副會長，金融學會常務理事，山西省商業聯合會高級顧問。

現在人們都知道，金融機構分兩類，一類是代表國家管理金融業的宏觀管理機構，像中央銀行、外匯管理部門、金融監管部門等 ；一類是經營金融業務的金融企業，如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微觀金融企業。前一類金融機構的產生比后一種金融機構要晚得多。唐朝大詩人白居易曾說 ：「谷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鈞，非錢不可也。」主張政府利用貨幣工具調節經濟社會，可見當時政府並沒有建立起貨幣調控機構。后一類金融機構最早出現的是典當業，明代又出現了錢莊，到了明末清初，貨幣商人又先後創造出了印局、賬局、票號等。這些金融機構的迅速發展，客觀上產生了管理與協調金融業的需要，在政府沒有意識到或者沒有能力管理的情況下，金融企業自發地組織了行業協會，這就是政府金融宏觀管理部門的萌芽。可以說，金融機構的創新是明清金融革命的最重要的內容。現在我們來看看其發展的軌跡。

當鋪 質店

當鋪、質店，統稱為典當業，也稱為當質業，是一種小額抵押消費信用機構。歷史上名稱比較多，有質庫、 質肆、解庫、長生庫、解典庫、典庫、抵當庫等等。按照資本數量與經營規模，典當業大致可分為典、當、質、押四種：典庫的規模最大，資本最多、期限最長，利息最輕；當鋪次之；質店又次之；押店最小，資本最少，期限最短，利息最重。但是，它們都是以抵押方式提供信用，即出物質錢。

當鋪自南北朝出現以後，其間雖然有經營保管錢物的櫃房、官辦的公廨、金銀交引交易鋪等具有信用性質 的金融機構產生，但是都發展不快。明清時代，隨著商人資本的迅速發展，典當業有了較快的發展。

當商與商品經營商人聯繫比較密切，多數當商和商品經營商人是一個東家。當鋪除了用月息一分到三分收 息之外，還往往與糧商等其他商人結合起來進行投機。在秋收糧價下跌時，糧商以低價收購糧食，典給當鋪，取得質錢后再去買糧，隨收隨當，來年高價出售，當商糧商坐收厚利。至於當鋪在戥秤上、銀色上的高進低出，壓平擦色，剋扣貧民之事亦常有傳聞。 不過總體來看，典當業對於社會經濟發展還是有積極意義的，它舒困救急，融資融物，所以「長生不老 」，綿延 1500 多年至今。當鋪的經營思想與理念，從幾副當鋪的對聯大體上可以看得明白 ：「熙熙攘攘，有無相濟」；「笑待當劍客，欣迎典衣人」；「君子困窮須寄物，英雄失志暫留衣」；「上輸國課裕國富，下濟民急慰民生」。北京城也有一副對聯道：「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東當鋪，西當鋪，東西當鋪當東西。」

錢莊 銀號

錢莊，也稱錢鋪、錢店、錢局、錢號等，主要從事錢幣兌換。這類金融機構的最初形式是街市上的錢攤。 因為明清時期社會通行的貨幣有銅錢、銀塊和銀票、錢鈔，零星小額交易多用銅錢，大額交易一般需使銀兩，銅錢和銀塊之間、銀票與銀兩之間、制錢與錢鈔之間兌換較多，初由殷實商號代為辦理，隨著商品交易擴大，專門從事銀錢兌換業務的錢攤便應用而生。它們最初往往在通衢鬧市設一木桌，按照市價以銀塊制錢相交易，收取手續費，也稱貼費。日久天長，它們又代客保存貨幣或臨時借墊。營此業者，獲利頗厚，於是發展為店鋪，設立鋪面，業務範圍也逐漸擴大，成為錢莊。有的則是商品買賣店鋪兼營錢莊，後來放棄商品經營，專門從事錢業。這種演變從明代已經出現，直到清末市場上還有賣茶又兌錢或賣煙又兌錢的小錢鋪、錢攤、錢桌。

錢莊的創設是在明代。1529年（明嘉靖八年），私販銅錢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販賣銅錢，導致經營貨幣兌換業務的錢桌、錢鋪等「私相結約，各閉錢市，以致物價翔踴 」。1577年（明萬曆五年），龐尚鵬奏准設立錢鋪，這大概是法定錢鋪的開始，當時以市鎮中殷實戶充任，隨其資金多寡向官府買進位錢進行兌換，以通商品交易。

另外有一種由從事紋銀熔煉與銀飾品加工製作的商戶演變來的銀號，與錢莊業務相近，只是各地稱謂不同而已。華北、東北、西北各地習慣上稱之為銀號，稱錢莊者較少；長江中下游及東南各地稱錢莊者較多，而稱銀號者較少。所以，銀號與錢莊可列入一類，它們的業務後來發展為存放匯兌等其他銀行業務。

經營錢莊、銀號的貨幣商人，晉商、徽商、浙商、蘇商、陝商、魯商、粵商、閩商等都有，但晉商、徽商、 浙商、蘇商最多。僅據江蘇工商業碑刻資料，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在蘇州就有山西人開的錢莊81家。1853年（清咸豐三年），「山西祥字型大小錢鋪，京師已開四十餘座，俱有票存，彼此融通」。據現有史料，北京、天津、張家口、歸化、包頭、西寧、蘭州、漢口等商業重鎮的錢業勢力多以晉商勢力為強。到民國年間，雖然政局動蕩，商業困難，山西省內錢莊仍然不少，1912年有412家，1913年有529家，1914年有561家，1915年減為360家，1934年為182 家。徽商、浙商、蘇商也開設了很多錢莊，它們以上海為中心，活躍於長江中下游地區。在外商銀行進入以後，上海錢莊一方面向山西票號融資，另一方面也向外商銀行融資，迅速崛起，晚清在上海形成錢莊、票號、外商銀行三足鼎立之勢，隨著錢莊與買辦商人的結合，後來形成了影響國民政府的江浙財團。

印局 賬局

印局是一種小額信用借貸機構，放款無需抵押，僅憑藉款人信用。借貸一般按日或者按月計息歸還，有的 朝借夕還，有的十日或三十日歸還。每歸還一次，蓋一次印，故名「印子錢」。由於這种放款不要求提供抵押品，只要答應說什麼時侯歸還，到期還款就可以了，所以也有人叫它「應子錢」。印局放款對象，主要是城市貧民與小商人。

印局出現於明朝晚期，清初就已經很活躍了。投資印局的人以晉商為多。1853年內閣大學士祁雋藻在一份奏摺中說：「竊聞京城內外，現有山西等省民人開設鋪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鋪戶及軍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錢文。」又說：「京師地方，五方雜處，商賈雲集，各鋪戶籍資餘利，買賣可以流通，軍民偶有匱乏日用以資接濟，是全賴印局的周轉，實為不可少之事。」由於太平天國起義，印局「止賬」，職 「旗民無處通融，生機攸關，竭蹶者場居多」。由此可見印局的作用。

印局借貸，利息較高，還有扣頭，如借銀700兩，按「四扣三分行息」，即借款契約寫700兩，實際借款人拿到手的是280兩，還得以700兩借款月息三分付息，到期按本金700兩另加利息歸還。故當時有人寫詩說 ：「利過三分怕犯科，巧將契券寫多多，可憐剝削無錐地，忍氣吞聲可奈何？」賬局也稱賬庄，是專門辦理放款的金融機構。投資賬局者，山西汾陽府、平陽府、太原府商人最多。大約在清雍正、乾隆年間產生。最初賬局放款，主要對象是候選官吏和商人。李遂在他的《晉游日記》中寫道 ：「遇選人借債者，必先講扣頭如九扣，名曰一千，實九百也，以缺乏之遠 近，定扣頭之多 少，自八九至四五不等，甚至有倒二八扣者，扣之外，復加月利三分。以母權子，三月後子又生子也。滾利壘算，以數百金，未幾累積至盈萬。」這種業務， 稱做放官賬。候補官吏一到京，賬局就設法接近，發現其經濟困難，就給予借貸支持。候補官吏在京候選期間有的往往幾年），時有招待送禮，交際應酬，一旦放以實官，制行裝、買禮物，用款甚多，往往囊空金盡，只得向賬局借貸，賬局除抽收扣頭、收取高利外，有時甚至扣押貸款人的證件或隨行討債。賬局也放款給一般商人。據清檔軍機處《錄附奏摺》，咸豐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御史王茂蔭奏稱：「聞賬局自來借款，多以一年為期，五六月間各路貨物到京，借者尤多。每逢到期，將本利全部措齊，送到局中，謂之本利見面。賬局看后，將利收起，令借者更換一券，仍將本銀持歸，每年如此。」

賬局從清初到民國初年存在了近三百年。但是一般資本都不大，大者十數萬兩，小者數千兩，遍設長城內外，大河上下，大江南北，甚至在莫斯科等地也設立分支機構。

根據現有資料，賬局的經營方式和業務活動與印局區別不大，後來與錢莊的業務也逐漸趨於一致，所以有不少人認為它們是一回事。民國年間的晉商自己並不把賬局與錢莊作嚴格區別，許多學者也認為它們都是「貸金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太谷曹家的賬庄。19 世 紀 20 年 代 至 50 年 代， 山西太谷曹家的產業涉足13 種行業，640多個商號，37000 多個職工，資本1000 多萬兩白銀，分佈於山西各縣及朝陽、錦州、瀋陽、赤峰、北京、天津、徐州、濟南、蘇州、杭州、上海、廣州、成都、蘭州、新疆、張家口、庫倫、恰克圖、伊爾庫茨克、莫斯科等地。曹家 通過礪金德、用通五、三晉川三個賬局來管理全部企業，實行大號管分號，分號管小號的辦法，各商號獨立核算，由上一級商號領導相互間進行信息交換、融通資金、調劑人才等，是最早的金融控股集團。

票號

票號最初是專門從事異地款項匯兌的金融機構，後來辦理存放匯兌與委託代理等業務。票號產生的時間，在19世紀20年代初，研究票號的專家們根據當時的史料，初步認定最早的票號是1820年（清道光初年）的平遙日昇昌。

票號的總號，集中在山西平遙、祁縣和太谷三縣，分支機構散布全國及國外，實行總分支機構制，統一制度，統一管理，統一核算。太谷幫先後有志成信等8家票號；祁縣幫先後有大德通等20家票號；平遙幫先後有日昇昌等21家票號。19世紀60年代南方商人介入票號領域，先後有胡雪岩的阜康、胡通裕，雲南的天順祥、雲豐泰，浙江嚴信厚的源豐潤等幾家，被稱為南幫。南幫票號成立時間晚，倒閉時間也早。所以，票號也被人們稱做山西票號。票號的分支機構，除京師與中原地區之外，各省、關及重要商埠都有設置，約560處，國外的 分支機構有日本的東京、大阪、橫濱、 神戶，朝鮮的仁川等地。總號與分號、分號與分號之間，通過「茲報、附報、行市、另起」等方式互通信息，「酬贏濟虛、抽疲轉快」，相互接濟，使票號具備了「有聚散國家金融之權，而能使之川流不息」的能力。

1862年（清同治元年），上海一地有票號22家，對上海錢莊放款300多萬兩白銀。1871年，票號把自己的 業務重心從長江中游的漢口轉移到了上海，但是在漢口的票號，直到1881年（清光緒七年）仍有32家。在北京，1894 年（清光緒二十年）票號對清政 府戶部放款100萬兩白銀，1906年匯兌政府公款2257萬兩白銀。票號後期，代辦政府捐納、匯兌公款、代理地方金庫、借墊京餉協餉、借墊抵還外債、借墊匯解庚子賠款等，成為清政府的財政支柱。

歷史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張家口上堡的日昇昌巷，下堡的錦泉興巷，分別是日昇昌票號和錦泉興錢莊建設並以自己的商號命名的街巷。外蒙古的科布多有大盛魁街，是近代最大的長壽企業大盛魁建設的。這就如同義大利北部倫巴第商人在倫敦、巴黎建設了倫巴第街，發展了倫巴第銀行業務一樣。

金融行會

開頭講過，代表國家管理金融業的那一類金融機構，最初不是由國家設計成立，而是因金融企業經營管理的需要而產生的行會組織。

清代北京一首《換錢攤》的打油詩說：「小桌當街錢換錢，翻來覆去利無邊，代收鋪票充高眼，錯賣回家只叫天。」因為錢莊數量增多，業務發展，各錢莊之間及其與社會的關係越來越複雜，於是產生了同業協調管理的行會組織。的商業行會在唐代就已經萌芽，而金融業的行會組織是在金融革命中產生的，史料中雖未見詳細記錄，但是最遲在乾隆年間，內蒙古的錢業行會和上海錢莊行會就已經成立。《綏遠通志稿》記載：「各錢莊組合行社，名曰寶豐社。社內執事，號稱總領，各錢商輪流擔任。」由於錢市活躍，轉賬結算通行，寶豐社作為錢業之行會，「大有輔佐各商之力」。 「平日行市鬆緊，各商號毫無把握，遇有銀錢漲落，寶豐社具有獨霸行市之權。」寶豐社可以組織錢商商定市場規程，監督執行，確保商民利益，儘管沒有壟斷貨幣發行，代理財政款項收解，但它有類似「銀行的銀行」和 管理金融業的部分行政職能。如清末，市場上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錢，冒充法定製錢流通，到光緒年間，綏遠一帶沙板錢愈來愈多，為維護經濟秩序，歸化城各行會積極配合當局，整理貨幣。經各行會負責人與有威信的長者共同協商，決定在三賢廟內設立交換所，讓人們以同等重量的沙板錢換取足值制錢，並將沙板錢熔毀，鑄成銅碑一塊，立於三賢廟內，上書「嚴禁沙錢碑」，碑文寫道：「如再有不法之徒仍蹈故轍，察官究治，決不寬恕。」立碑經理人為歸化城十五社與外十五社。這是1889年（光緒十五年）的事。歸化城南茶坊關帝廟內《整立錢法序》 也講到錢業行會寶豐社對短百錢抽拔整理的情況。包頭的錢業行會叫「裕豐社」，大同的錢業行會叫「恆豐社」，上海的錢業行會叫「錢業公所」。它們承擔著當地商業票據轉賬結算、銀行 清算、確定利率、組織貨幣市場、管理金融市場等職責。

金融業的行會組織，是金融機構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和利益自衛的社團。1904年北京匯兌庄、金銀號創立商會時，《大公報》曾有這樣的報道：「中華商情向稱散渙，不過同業爭利而已。殊不知一人智慧無多，縱能爭利亦屬無幾何，不務其大者而為之。若能時相聚議，各抒所見，必能得巧機關，以獲厚利，即或一人力所不及，彼此信義相孚，不難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廣益之效。茲定於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為大會之期，准於上午十一鍾聚會，下午一鍾散會，同業各家執事齊集到會，或有益於商務者，或有病於商務者，即可公平定議，稟請大部核奪施行。如同業中有重要事宜，盡可由該號將情告知商會董事，派發傳單隨時定期集議。」北京票號商會規定：「匯兌銀號，除匯兌銀兩外，間有與官家、商家通融借貸之事，息銀多少各有不同，書立信據，書明歸還日期，即應如期歸還；無論官商，立據后如有退款不辦之事，議定不退兌費，收交以票、信為憑，往來以折條為據；以本地通行銀色收交，一律兩不相虧等等。」20 世紀初，日本人柏原文太郎在《經濟全書》中記述 ：「上海匯業公所是山西票號設立的……各票號還依賴公所圖謀相互的利益。如果有同業違背公所協定的規約時，協同加以制止，並且在發生交職涉事件的時候，董事加以裁決。在這種公所是為他們利益唯一的機關，其規約是嚴正而不可侵犯的。」金融業行會的功能，在於組織市場公平交易，協助政府監督貨幣，維護本行共同利益，協調行會對外關係，協調處理商務糾紛。

在明清金融革命中，土生土長的金融機構遍布全國各地乃至亞歐一些國家，外國人將其統稱為「銀行」。其實合盛元票號在日本、朝鮮掛牌就是「合盛元銀行」。它們是早期的銀行業。1909年，日本出版的《天津志》載 ：「匯票莊俗稱票莊，總稱是山西銀行。據說在一百多年以前業已成立。主要從事國內的匯兌交易，執行地方銀行的事務。」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所著《偉大的革命》一書中說：「在外國人來到以前，在最上層信貸的轉讓，是由錢莊經手， 這些錢莊集中於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小鎮。山西銀行常常靠親屬關係在全國設立分號，把款子從一個地方轉給其他地方的分號，為此收取一些匯水」，「在上層和低層之間還有幾類大大小小的外國人稱為地方銀行的錢莊。小錢莊可以服務於它們所在地的社區，大的錢莊則常和分佈在通都大邑的地方銀號有往來。」

孔祥毅：明清金融革命的背景與標誌｜連載系列一

黃達回憶錄：招待所里的一個月（上）| 憶舊紀年（十九）

黃達回憶錄：去張家口 | 憶舊紀年（十八）

黃達回憶錄：梁波——我的引路人| 憶舊紀年（十七）

黃達回憶錄：一個新生活的開端——進入解放區（下）| 憶舊紀年（十六）

為了增進與冬粉們的互動，IMI財經觀察將建立微信交流群，歡迎大家參與。

歡迎讀者朋友多多留言與我們交流互動，推薦好文章可聯繫：郵箱[email protected]；電話010-62516755

關於我們

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IMI）成立於2009年12月20日，是專註於貨幣金融理論、政策與戰略研究的非營利性學術研究機構和新型專業智庫。研究所聘請了來自國內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門或金融機構的80餘位著名專家學者擔任顧問委員、學術委員和國際委員，70餘位中青年專家擔任研究員。

研究所長期聚焦國際金融、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金融科技、財富管理、金融監管、地方金融等領域，定期舉辦高層次系列論壇或講座，形成了《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金融機構國際化報告》《財富管理報告》《金融科技二十講》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學術和政策影響力的產品。

2016年，研究所入圍《智庫大數據報告》影響力榜單列高校智庫第4位，並在「經濟類研究機構市場價值排行榜（2016）」中名列第32位。

國際貨幣網：www.imi.org.cn

只分享最有價值的財經視點

We only share the most valuable financial ins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