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對古代中國而言，太平洋或南海僅是後門， 西域才是正門？

東與西，漢朝相對兩個方向事業的開展，對東方是開啟了泛東亞民族的文化黎明期；對於西方， 又使漢族突破地理限制所造成向來的自然孤立性，而與廣大西方世界圈交匯合流。

這些事業， 在漢朝國力到達相當膨脹階段， 雖有其必然性，但堪注意， 直接動機卻都由北方匈奴問題而引起——因預期「斷匈奴左臂」而漢朝勢力伸入東方，同一時期， 同一原因的 「斷匈奴右臂」，便指的是西方事業。

西漢初期疆域圖

《漢書》韋賢傳有一段明晰說明：「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 以奪其肥饒之地； 東伐朝鮮， 起玄菟、 樂浪， 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 並三十六國， 結烏孫， 起敦煌、 酒泉、 張掖， 以鬲婼羌，裂匈奴右肩。單于孤特， 遠遁於幕 （ 漠） 北， 四垂無事， 斥地遠境， 起十餘郡。」可知漢朝開闢東、西方新天地， 儘管開始之後各各獨立發展， 但最初，卻都基於對匈奴的戰略要求，特別是西方事業。

西方世界的發現與接觸，史上稱之為 「通西域」， 當紀元前二世紀，漢族擴大世界眼光時，一是遵循南方海上航線而發現的「南海」， 二即通過西方陸上交通線而到達的「西域」。

南海之於， 價值主要表現於對外貿易，伴隨當時南方沿海郡縣開闢，人民對海外發生興趣時的自然發展，自由貿易因此成為主流，政府力量並未介入，除了鼓勵外也沒有政策上的指導或約束。

西域便不同，「通西域」 立腳於政治要求， 以後一直成為國家事業， 在軍事、政治大力推動下，一分成績的獲得須先付出一分代價。所以， 非如南海領域的以民間為主體與具有自由性，而是制訂深、 廣計劃后經濟、 文化全面輸出與輸入，由政府與民間攜手合作才達成，反過來， 其效果與影響， 自也較南海豐碩

巨大得多。

西漢後期疆域圖

惟其如此， 漢朝時代甚或其後， 漢族對外注意力與貿易主潮流， 陸與海的取捨之間， 偏重的都是前者， 海上事業比重不能與陸上相等。海洋與間新的關係，須待陸上事業衰退十世紀后的宋朝。其前， 以漢族而言，始終面對了北方與西方，太平洋或 「南海」 僅是後門， 大陸西方或 「西域」才是正門， 與今日的現象正好倒了個轉。

漢武帝時代 「通西域」， 其意義為如何重大可知，而一手開創這個漢族新世界觀的，則是歷史上第一個大冒險家張騫。漢朝當時的漢族人，則稱之為 「鑿空」， 意思是從茫然無經驗、感覺上呈現一片空白的未知境地中摸索，卻被他闖出了一條康庄大道，其精神與事業，無愧在世界人類奮鬥史上佔有偉大與光輝一頁的地位。

之後各朝代大多對西域有比較詳細的記錄。因為有了史料，才對古代四大河文明中間地區的歷史研究，能予靜止的地下實物史料以動態說明。

意義特別重大的，這些地區古代都沒有自己的「史書」流傳， 即使文明先進的印度， 也向來只有傳說而無 「歷史」， 所以認識古代中亞細亞，甚或印度， 文字史料不能得之這些國家自身， 反而須從文獻與人的西方知識中求取，這便是古代人對世界史學問上的莫大貢獻。古代記錄的價值被考古、歷史學界共同承認，今日有關中亞細亞古代歷史地理敘述，一般引用文字資料，來源因此也很多取自史料。

古代與西方間無形的交通與文化交流，相信張騫以前定必早已存在，但有形的西方發現，以及漢族人開廣世界眼界，則都有待張騫。

張騫出使西域壁畫摹本,摹自莫高窟第323窟(盛唐)

紀元前一世紀初《史記》 大宛列傳轉載張騫關於紀元前二世紀後半 「西域」 九個國家（大宛、樓蘭姑師、 烏孫、 康居、 奄蔡、 大月氏、 安息、 條支、 大夏） 的國家性質與人口、武力強弱、 民族性、 風俗習慣、 物產經濟及與間距離等的報告，由當時人報導當時事，不但當時使人西方知識飛躍充實，流傳迄今，也成為世界學術界關於中亞細亞歷史最早的直接記錄。

張騫觀察力的銳利、記憶的健全、敘述的正確， 以及地理推定的恰當， 在研究古代世界史的學者間獲得至高評價。

媲美《史記》 大宛列傳的， 是漢朝另一部著作： 一世紀後半班固的 《漢書》西域傳， 廣泛轉載漢朝西域都護府調查製成有關西域各國土地、 山川、戶口、兵數、 官名、 道里遠近等統計， 所列國家共達五十五國之數， 並於今日多能考定其現在地理位置。

所以 《漢書》 西域傳乃是自玉門關以西、 伊朗以東、印度以北、 烏拉山以南地域古代諸國家， 最完整與最精確的一次系統性介紹，明了西域早期面貌，唯有求之 《漢書》 西域傳。

《史記》《漢書》 所說明， 如： 「 安息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 最為大國。 有市， 民商賈用車及船， 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 錢如其王面， 王死輒更錢， 效王面焉。 畫 （划） 革旁行以為書記」；「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 然大同俗， 相知言。 其人皆深眼多須髯。善市賈， 爭分銖。 俗貴女子， 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 與實情可謂完全符合。

古代人足跡以到達伊朗為限，因此他們直接了解的地域僅至於此，《後漢書》 西域傳大秦國條 「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 莫有至條支者也」，已予明言。即使安息其地， 除了漢朝之外， 其後到達的機會似也不多。

人往西方最遠紀錄，是紀元九七年後漢甘英的抵達條支，卻仍未能因此增加人西方見識。未知因甘英其人是個庸才，不注意搜集有關資料，抑或攜回資料以後都經散失。所以， 對於自伊朗再以西的遠方世界， 今日能獲歷史界共同承認的， 僅是三世紀時人西方地理知識極限與當時被稱為「大秦」 的羅馬帝國。

《魏略》西戎傳西域記載，唯一便以 「大秦」 為特詳， 大秦國敘述文長一千二百多字，《後漢書》 除了增補甘英後半個多世紀， 桓帝延熹九年 （紀元１６６年） 大秦王安敦遣使後漢政府的敘事之外， 關於介紹大秦國情方面， 全《魏略》說明的摘錄。

從兩書列舉自安息出發行程， 及 「其國在海西」 而 「其西又有大海」的地理位置， 堪了解便是義大利半島， 而指大秦 「自蔥嶺以西，此國最大」，「有四百餘城， 小國從屬者數十」， 「多金銀奇寶」， 「國用富饒」等，又足視為羅馬繁榮期浩大氣魄的寫照。「置三十六將， 皆會議國事， 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 也正是元老院 （Ｓｅｎａｔｅ） 統治的解釋。

而 《後漢書》所記大秦王安敦，與紀元一六一至一八〇年在位，羅馬五賢帝末期有名的哲人皇帝Ｍａｒｃｕｓ 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Ａｎｔｏｎｉｕｓ 年代、 王名又都相當， 學術界均無疑義， 所以大秦之為羅馬帝國， 為堪認定。

法顯，西行求法第一人

較正史介紹「西域」 專門章節更可貴的， 是西方大門敞開後漢族旅行家親身訪問的記錄。五胡亂華時代第一位赴印度求經的僧人旅行家法顯，於紀元399至416年間遍歷三十餘國而完成的《佛國記》， 是遺留迄今年代最早的著名遊記著作。

北魏使者宋雲與僧人惠生於紀元518至522年間旅行西域歸來所著，原書雖已失傳， 但仍有一部分因紀元547年楊衒之 《洛陽伽藍記》轉載而得保存。 到唐朝， 又有佛教史上最著名僧人之一玄奘於紀元六二九至六四五年間西行歸國所著《大唐西域記》。

這些具有豐富內容的歷史地理第一手資料，今日都已享譽世界，為東西方歷史學界所熟知。只是，這些著作記事範圍仍都限於中亞細亞與印度， 不涉及伊朗及其以西。

"飛天"一詞最早見於東魏成書的《洛陽伽藍記》

另一部成書年代較早於玄奘，且記述廣達地中海的私人著作，系六七世紀之交隋朝西域事務專家裴矩所撰《西域圖記》， 雖非親身經歷， 卻是東西方商人旅行者見聞的綜合成果，內容含四十四國，且附地圖， 可能已是古代世界最詳細的地理教科書。

可惜此書很早失傳，僅余序文保留於 《隋書》 裴矩傳，但序文中所述其時到達地中海（所謂 「西海」） 的東西交通概況與三條國際大道沿途所經國名，今日仍存在彌足珍貴的參考價值。

所須注意，自張騫以來， 人所知曉中亞細亞或西方世界， 泛稱都是所謂「西域」， 並無確定範圍指出。換言之，只用以稱凡屬領土以西的地方。

姚著史 姚大中 著 華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