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粵港澳大灣區"，即將崛起的世界級城市群

（本文刊發於《經濟周刊》2017年第11期）

3月5日，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這一概念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報告指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其在國家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設想覆蓋了廣東省9座城市——廣州、深圳、東莞、珠海、佛山、江門、惠州、中山、肇慶，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佔地5.6萬平方公里，人口6000多萬。這同時也是經濟最發達、最有活力的都市群之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發展，有望崛起為輻射東南亞地區和南部經濟區的中心。

全國兩會期間，「粵港澳大灣區」也成為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廣東省原省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朱小丹在兩會期間透露，粵港澳大灣區正在做規劃，將被納入國家戰略並獲得國家的大力支持。他還表示，現在正委託國家智庫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而且已經有了時間表。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設想覆蓋了廣東省9 座城市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發展，有望崛起為輻射東南亞地區和南部經濟區的中心

> 粵港澳大灣區瞄準世界級城市群

「我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已具備建立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廣東代表團開放日上，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發改委主任何寧卡這樣表示。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想法並不是第一次提出。2010年，《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中就第一次將建設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列為重點行動計劃。2015年，「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中進一步提出「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發展規劃」，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建設可能提速，未來有望成為繼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一體化之後的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新戰略。

「灣區」一般指的是圍繞沿海口岸分佈的眾多海港和城鎮所構成的港口群和城鎮群，由此衍生的經濟效應被稱為「灣區經濟」。全球較為明顯的灣區有三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目前，灣區已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引領技術變革的領頭羊。世界銀行的一項數據顯示，全球60%的經濟總量來自港口海灣地帶及其直接腹地。

在何寧卡看來，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既是粵港澳地區加快經濟社會深度調整與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助推國家提高全球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客觀要求。同時，何寧卡表示，珠三角地區和港澳地區，無疑是灣區城市群建設的不二之選。

「廣東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9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粵港澳大灣區，面積5.6萬平方公里，人口6672萬，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何寧卡指出，這個區域「經濟發達活躍，外向型經濟特徵明顯，產業結構呈現高級化發展特徵，初步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粵港澳區域合作進入深化升級階段」，這些特點都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條件。

同樣看好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潛力的還有全國人大代表、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馬化騰。馬化騰今年提交的建議之一，就是攜手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將其打造成全球區域創新中心，打造成「矽谷」的搖籃。他認為，著力打造粵港澳世界級科技灣區，不僅有助於促進和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更是落實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然要求。

「香港金融和服務業發達，深圳在高科技和產業創新方面做得好，珠三角高端製造業發達，過去（它們）各自發展，目前全球（城市群）的成功模式是軟體、硬體、服務缺一不可，三地剛好可以聯合起來。比如未來可以實現金融服務在香港，研發在深圳，製造在珠三角。」 馬化騰在接受採訪時說。

> 香港要做好「超級聯絡人」的角色

全國兩會期間，提到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這一概念時，來自港澳地區的很多代表委員都認為，這對於香港來說是一次好機會。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3月5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具有現實意義。「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無論是人口規模還是經濟規模，都等於歐洲一個中型或者大型國家的規模，香港和廣東一直以來，尤其在改革開放之後合作的效果非常好，所以我們應該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前會長楊釗在接受《經濟周刊》記者採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建設有助於香港拓展經濟發展的新空間。「大家都知道，近年來香港經濟面臨一些挑戰，尤其是在金融領域。香港經濟長期以來依賴貿易、金融、航運、旅遊、地產和專業服務，全球因素對香港經濟金融的影響遠大於香港內部因素。世界經濟不穩定直接影響到香港經濟的發展。如果建成灣區城市群，那麼內地和香港之間就可以通過人才的交流、貿易的往來、金融的互相流通形成優勢互補。香港的金融優勢可以幫助內地的一些企業獲得融資的便利，而內地在貿易和人才上的優勢也同樣可以彌補香港的短板。」

在楊釗看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建設不僅有利於內地和香港、澳門之間的優勢互補，協同發展，也會對改善香港的社會環境起到一定的作用。他告訴《經濟周刊》，當前香港面臨一定社會矛盾，例如房屋土地供應短缺、房價高企，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相對短缺，結構性矛盾較為突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建設，將推動三地資源的整合，一方面促進香港金融、服務業等領域的人才向外輸出，向珠三角地區提供技術人才；另一方面，珠三角地區勞動人口密集，也可以協助解決香港在人口老齡化趨勢下面臨的勞動力短缺問題。

在採訪中，不少來自港澳的全國人大代表表示，中央政府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提上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層面，對香港既是激勵，也是鞭策。香港是時候正確認識自己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定位，更主動地融入與珠三角區域共同發展的大藍圖中。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著名實業家陳永棋對《經濟周刊》記者表示，他更看重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中將要起到的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對香港發展很重要。作為大灣區的一部分，香港的金融優勢將會在整個大灣區的建設發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認為香港應該擔任好『超級聯絡人』的這個角色，繼續擔當內地跨境貿易、投融資和商務服務的平台，進一步發揮香港的競爭優勢，提升在國際貿易和金融服務中的地位。」陳永棋說。

>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該如何發力？

如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使之發展成為國際一流灣區？兩會期間，不少參會代表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何寧卡指出，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世界級城市群還需解決一些現實問題。他認為，目前粵港澳內部存在三個相互獨立的關稅區，還沒實現要素的自由流動；城市間在交通規劃一體化、新興產業錯位發展、土地和資源集約利用、生態環境共治、公共服務同城化等方面還面臨著協調難題；原始創新不足，區域內整體創新合作程度不深，創新資源未能完全實現共建共享，創新潛力尚未完全釋放；交通樞紐功能不強，區域對外通道、灣區東西岸之間的連接依然薄弱，跨界交通基礎設施銜接不夠通暢；資源約束趨緊，生態環境壓力嚴峻；在營商環境、國際影響力方面還有差距。

針對這些問題，何寧卡建議要重點從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打造全球創新高地、構建「一帶一路」開放新格局、培育利益共享的產業價值鏈、共建金融核心圈、共建大灣區優質生活圈等方面謀划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同時，何寧卡建議國家給予粵港澳大灣區更大的改革許可權和政策支持，包括建立國家層面的協調機制、賦予重大合作平台更多先行先試政策、支持打造全球重要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支持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展基金等。

廣東省江門市市長鄧偉根在接受《經濟周刊》採訪時提出了他對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一點憂慮：「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間在產業和城市定位上存在模糊或同質化問題，不應該是簡單的每個城市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鄧偉根建議，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應該進一步開放，尤其在涉企服務、營商環境、體制機制等社會軟環境的打造上要學習港澳經驗。這方面，江門可以發揮和利用「僑都」的優勢，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繼續打造華人華僑創業創新之都，在粵港澳大灣區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馬化騰也同樣提出自己的建議。他表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需要建立粵港澳科技灣區常態化合作機制，共同制定粵港澳三地科技創新政策；他認為香港應該擔負起「超級聯絡人」角色，為科技產業創新牽線搭橋。同時要堅持不懈地引進高端人才，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全球創新人才的「棲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