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同舟 | 被政治化的情感——政治傳播中的情感話語

摘要情感是理解政治傳播的一個重要視角。抒情是文化的重要傳統，近代以來情感的政治化更為明顯，情感既是政黨或政府宣傳與治理的技術和工具，也是民眾進行社會抗爭的資源和策略。情感的政治化過程，體現了如下邏輯：傾向於將社會問題情感化，個人情感集體化，其中隱含著「我們—他們」的二元對立色彩，情感被政治立場裹挾；情感政治化的表面是情感話語表達，背後則是意識形態運作。被政治化的情感，在進行政治動員、獲取社會支持方面效能顯著，但若利用過度，則會造成公眾情感透支和社會治理 的非理性化。

關鍵詞：政治傳播；情感話語；情感政治化

隨著經濟在世界範圍內的崛起和內部社會空間的成長，政治傳播逐漸成為國內學界研究的熱點，但相關研究仍著眼於媒介在政治中的作用、政治傳播的過程與模式、對外政治傳播的戰略等，對政治傳播中話語的分析，也側重於意識形態層面，較少涉及情感。實際上，情感是理解政治傳播的一個重要視角[1]，近年來，許多研究開始關注情感話語在政治傳播中的作用。本文試圖以歷時性的維度，梳理政治傳播領域有關情感話語的研究文獻，通過歸納情感話語在不同時期政治傳播中的表現和功能，來揭示情感政治化的邏輯與現實意義。

一、抒情傳統與情感的政治化

文化是一種「情本體」文化[2]，抒情是文化的重要傳統和特徵[3]。某種意義上，「抒情」不僅是一種文類風格，更指向政教論述、知識方法、感官符號、 生存情境的編碼方式[4]。在傳統，情感與政治的關聯主要體現在儒家禮教體系及其實踐上[5]，禮樂的作用，就是在人群中製造出有序而和諧的情感氛圍，而仁政的實質，則是一套移情和同情的邏輯[6]。在現代，情感的政治化則與晚清以降的社會語境有關，內憂外患、國亂家破、社會動蕩，國恨家仇交織在一起。「革命」、「啟蒙」、「救國」話語不僅藉助敘事組織起一個現代主體，他們同樣以抒情為媒介參與現代主體的建構。而在「革命」、「啟蒙」、「救國」的現代性語境中，注重「情的政治性」，建構「抒情的政治學」—— 即情感政治化，也成為當然[7]。

情感政治化最先在文化領域興起， 「五四」浪漫主義詩歌承載啟蒙話語，開啟個體解放和自我形象的塑造。1920 年代之後，左翼的普羅詩歌興起，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和革命話語開始進入詩歌。最為關鍵的是，普羅詩歌在延續 「五四」詩歌的抒情傳統的同時，也完成了由「我」到「我們」，由個體解放抒情到群體解放抒情的轉變[7]，情感真正意義上開始為政治服務。

二、作為宣傳工具的情感

情感的政治意義此後受到政黨重視，逐漸把情感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以上世紀 20 年代在廣東發生的 「沙基慘案」為例，這一「帝國主義」在廣東土地上殺害廣東人的暴行發生后，在廣東群眾中激發起普遍的 「悲憤」情緒，國民黨及時抓住機遇，對慘案進行了大量的 「情感」宣傳，通過大規模的群眾集會、演講大會、示威遊行、慶典紀念等各種各樣的集體儀式，將群眾的憤怒轉化為民族主義的「悲憤」以及發動和維持革 命運動的持續性力量，從而「將帝國主義的罪惡和革命的神聖意義在鮮血中推向高潮」，為廣東的革命動員提供了最初的 「情感支點」 [8]。這種民族主義「情感動員」機制，為國民黨提供了一種依靠 「運動」聯繫群眾、 擴大社會基礎、打擊帝國主義的鬥爭方法，在後來被 一再使用。但 「與此同時，社會性的群眾組織沒有得到發展，政府與群眾之間日常性的聯繫機制也沒有建立 起來」 [8]。

民族主義「情感動員」機制，為國民黨提供了一種依靠 「運動」聯繫群眾、 擴大社會基礎、打擊帝國主義的鬥爭方法

共產黨進一步發揮了國民黨的情感運作方法，同時也彌補了國民黨在群眾組織機制上的缺陷，創造出 一套 「聯繫群眾」進行革命動員的情感話語技術。裴宜理的研究發現，共產黨之所以能戰勝國民黨，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其情感工作（Emotion Work）的有效實施。共產黨情感工作的創造性就在於，一方面，它把情感激發建基於既存的大眾抗議和政治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又把情感工作細化到每個黨員，並在具體環境中靈活運用，通過運用「訴苦」、「批評與自我批評」、「整風」和「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手段，把「不穩定 的和流動的個體感情」融入到「群體政治的語境」中，並逐步 「被系統化為有意識的政治和心理學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9][10]。如果說國民黨的情感工作更多的是對社會情緒的被動迎合和利用，那麼共產黨的情感工作則是主動利用群眾運動挖掘和創造集體情緒。其中，以「訴苦」等情感動員技術最為典型，其微觀機制是—— 「通過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號，確立了訴苦光榮的輿論空間；通過集體開會和典型示範，削弱了農 民訴苦的種種顧慮；通過苦主選擇和會場布置，激發 了農民的憤怒與仇恨；通過訴苦與分配、訴苦與算賬相結合，打破了可能出現的僵局；通過追挖苦根和道德歸罪，使農民苦難有了宣洩的對象」 [11]。藉助 「訴苦」、 「挖苦根」、「憶苦思甜」等儀式化的情感技術，把農民的個人苦難變成階級苦難，使農民從 「翻身」 的 「覺悟」 中形成「建立在感激和敬畏雙重基礎之上的國家認同」 [12]。

共產黨的情感工作則是主動利用群眾運動挖掘和創造集體情緒。其中，以「訴苦」等情感動員技術最為典型。

在針對底層民眾的情感動員方法有效實施的同時，依託媒體和文學的情感話語技術從未停止。「文藝 為工農兵服務」的話語導向經驗不斷被推廣並逐漸內化為革命動員的傳統。伴隨「訴苦」群眾運動實踐的，則是文藝領域和傳媒載體上的情感動員。大躍進時期的文藝中，苦難回憶的穿插與組合成了一種重要的文本織構方法與感性敘述策略。通過 「苦難大戲」與幸福生活的反差所營造的輿論氛圍，把境遇相似的個體凝 結成具有共同情感的階級，在此過程中，群眾的記憶以及他們與新國家、社會的關係得以重塑，最終實現全民性的情感認同與動員[13]。延安時期的「大生產運動」可謂是以上兩種情感政治類型結合的典型。大生產運動的實質是對民眾進行引導規範的過程，而規訓的運作，則是以情感的政治化為基礎的。大生產中發起的旨在激發群眾熱情的勞動競賽，充分利用鄉村熟人社會的「面子」問題，通過評選「勞動英雄」或「模範單位」，以及「改造二流子」活動，給不同的人「貼標 簽」；而生產小報的公開表揚與批評，勞動間隙的文藝活動的歌頌與諷刺，解放區大報的公開倡議與通報， 也在通過群體壓力和好勝心理，在提高群眾情緒的同時也改變了群眾觀念，勞動因此有了規訓的色彩[14]。大生產運動確立了 「勞動光榮」的觀點，並把勞動等同於體力勞動，賦予體力勞動者絕對的地位。與此伴隨的 「整風運動」，則要求知識分子完成角色轉換和認同，在情感和思想上接受勞動者，愛上勞動。「批評與自我批評」 和 「思想搶救」等情感操作過程，也即「按照充滿 高昂熱情的、並且已成為全體成員特有財富的共同符 號，重新編排自我」 [15]的過程，「羞恥」與「光榮」的標準得以重塑，從而完成對知識分子的改造。

由此，實踐層面的情感性群眾運動與文藝符號層面的情感話語相輔相成，構成了共產黨進行革命和政治動員的兩種機制。

三、作為治理方法的情感

在改革開放后的新時期，這兩種情感政治化機制，最終演化為 「運動式治理」的運作機制之一。的社會轉型肇端於國家主動開啟的市場經濟改革，市場經濟極大地改變了社會形態，社會系統被大大複雜化了，各種新問題和突發事件頻生，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的難度在加大，而常規的科層式治理在一些情況下難以應付，政府某些時候需要以非常規的動員方式來解決社會日益添加的治理問題[16]。為了提升治理效率和效果，情感工作作為治理方法被一再使用。每當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或者大型公共安全事件后，政府總要藉助媒體，把事件輿論導向不惜一切救災的決心和努力，媒體不斷報道領導人親臨一線慰問的身影和戰士與人民前線奮戰的英雄事迹，把天災人禍的慘烈逐漸轉化為 「波瀾壯闊、感天動地的抗震救災鬥爭」 [17]，通過「抗災動員」模式，可以把因災難帶來的悲傷、失望情緒轉化為鼓舞、激勵和積極行動[18]。而在社會治安 出現嚴重問題時期進行的「嚴打」、「掃黃打非」運動， 則藉助媒體產生示眾效應[19]，既可以「平民憤」的方式 釋放群眾對治理的不滿情緒，又可以讓群眾獲得安全感和震懾感，以此恢復執政黨和國家的政治權威，實現對政治秩序合法性的維繫和再生產，達到治理目標[20]。 甚至，「傷害了人民的感情」也成為政府的外交對應和手段[21]，通過展示蘊含著民族主義情感和愛國主義熱情的 「憤怒」民意壓力，爭取外交的騰挪空間。而奧運會等大型賽事的舉辦，則被看成見證民族復興的 情感載體[22][23]。

每當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或者大型公共安全事件后，政府藉助媒體…… 通過「抗災動員」模式，可以把因災難帶來的悲傷、失望情緒轉化為鼓舞、激勵和積極行動。

情感政治不僅在運動式治理中被運用，而且也逐漸開始進入政府的常規治理活動中，民眾的情緒和感受成為政府實現其日常治理目標的重要工具。首先， 政府積極利用道德模範的情感召喚作用，通過推出 「感動人物」、「最美鄉村教師」等榮譽評選活動， 進行意義建構，傳播主流價值觀，激發全民的社會認同[24]。其次，領導人則藉助 「訪貧問苦」等情感工作，展現親民形象，換取民眾的情感擁護， 「圍巾的故事」即是典型[25]。再者，政府也開始把民眾感情納入司法工作標準。黨的十八大以來，司法工作有了新的進步，以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目標，用完善的法制實現民眾 對社會公平爭議的訴求[26][27]。

四、作為抗爭策略的情感

情感政治化不僅是政府的管理的方式，同樣是民眾的抗爭策略。例如，林育沁在《施劍翹復仇案》一書 中，深入分析了1930年代的復仇女性和大眾媒體一起，如何塑造並消費集體情感，激發大眾同情，影響威權政府社會治理的過程。殺人之後，施劍翹通過題寫絕筆詩、召開新聞發布會、接受採訪等各種「表演」 ，反覆向公眾陳情訴苦，將自己描述成一個替父報仇的勇敢孝女，把父親塑造成一個慘遭殺害的忠義之士，而被殺的孫傳芳則成了貪婪殘暴的反動軍閥[28]23-55。在追求轟動效應的媒體推波助瀾下，施劍翹的故事和形象不斷被修飾和完善。藉助新聞報道、連載小說、廣播評彈和戲劇的演繹，施劍翹被塑造為 「女中豪傑」、「復仇俠女」等威武不屈的正義形象。其復仇行為，既是傳統文化觀念中的「孝」、「俠義」和「因果報應」等的體現， 也是現代女性意識 「獨立」、「勇敢」、「智慧」等的表徵， 不僅獲得了合法性，同時也被美德化[28]56-85。媒體的炒 作，激發了大眾的熱烈響應，利於施劍翹的消息廣泛傳播，施的行為和命運也獲得了輿論的廣泛同情。與此同時，受害者家屬希望依法判案的呼籲和左翼文人激烈批判的聲音幾乎被淹沒。在媒體報道和公眾同情的壓力之下，法治變為「情治」，施劍翹先是被判處七年有期徒刑，隨後被特赦。總的來說，建基於道德激賞之上的公眾同情具有批判威權主義統治的「公共論壇」意義，其作為一種政治力量正在漸漸獲得權威，但也有被利用、被操縱的危險[28]223-228。

林育沁在《施劍翹復仇案》一書 中，深入分析了1930年代的復仇女性和大眾媒體一起，如何塑造並消費集體情感，激發大眾同情，影響威權政府社會治理的過程。

施劍翹的故事發生在1930年代，但民眾利用情感動員進行抗爭的歷史其實更早。「孟姜女哭長城」的民間傳說可算作雛形，清代更有大量的 「借屍圖賴」現象，通過展示屍體，達到悲情動員的效果[29]。類似 的故事在今天仍一再上演，弱勢群體在動員資源缺乏的情況下，利用政治機遇結構，創新抗爭表演方式，藉助媒體平台，利用公眾同情，依賴輿論向地方政府施壓以求解決問題，已經成為眾多底層群體或者個體進行抗爭的常用手段。現階段維穩體制責任鏈條的內部縫隙及權力結構存在的上下差異所製造的政治機遇，執政黨的一些政策及執行過程同民眾的現 實期待之間的反差，及黨群關係倫理與黨群關係現實之間的反差所產生的社會空間，使得悲情抗爭逐漸成為弱勢群體的新抗爭形式—— 它能夠給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輿論壓力、道義壓力和政治壓力[30]。除了悲情，憤怒和戲謔也是網路抗爭的主要方式。網路事件中的情，表達的往往是民眾對社會問題的憤怒和對權貴的嘲諷，情感邏輯構成了網路事件發展的主 線，而情感洶湧的網路事件，則是整個社會情感結構的脈絡[31]。基於情感動員邏輯的網路抗爭，與西方遵循理性計算邏輯的「依法抗爭」不同，往往表現出 「以勢抗爭」、「以死抗爭」的形態，而謠言與情感動員的互動是貫穿網路抗爭事件的主線[32]。湖北「石首事件」個案研究表明，社會衝突事件中網民的社會認同建構是基於微觀層面事件對網民的情感刺激和宏觀層面社會文化中的情感傳統而形成的，而情感影響下 的社會認同建構從根本上決定了網路政治抗爭的內在機理和外在形式[33]。可見，政治化的情感已成為社會抗爭的主要策略和資源。

為何會有越來越多的民眾藉助政治化的情感進行抗爭？學者們有不同的解釋，但都把社會矛盾長期累積所導致的怨恨作為主要原因。陳頎和吳毅認為，因表達不暢所致的瀰漫性民怨及民眾對不滿的道義 建構，使情感成為主導群體性事件發生與演進的最重要機制[34]。劉能指出，民眾的次生怨恨及其怨恨解釋框架，對促發集體行動並導致現有集體行動升級方面作用明顯，而次生怨恨則是「因直接利益受損所致的原生怨恨未能及時消減而形成的」對權力的公信力和合法性的質疑和怨恨[35]。於建嶸認為 「社會泄憤事件」 的頻發在於社會矛盾長期鬱積而導致的 「抽象憤怒」，絕大多數參與者與最初引發的事件並無直接利益關係，主要是借題發揮，表達對社會不公的不滿情緒[36]。在這個意義上，事發前就存在的結構性怨恨及事發后群體情景中的情緒感染和暗示，才是理解群體性事件的關 鍵。應星揭示，「氣」是推動鄉村社會抗爭的基本動力機制[37]59，能很好地表徵農民的群體抗爭政治與被壓抑的情緒、被傷害的情感、被侮辱的人格之關聯，因而更能體現當代尤其是鄉村抗爭政治特徵[37]218。 成伯清的研究顯示，1990 年代以後，一方面，隨著利益格局相對固定化、社會差異顯明化、個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受阻、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等；另一面，公權力太 過任性，經常對個體造成 「合法的傷害」，又因「體制性 遲鈍」，對於民眾的社會性傷痛不能及時回應，怨恨由此滋生併產生舍勒所謂的 「怨恨式批評」 [38]。更深入地看，承認方式的不足和扭曲，以及由此導致的個體尊嚴感的喪失，意義和價值感的匱乏，是社會中怨恨產生的根源[39]。民眾的抗爭，在實質上，是「為承認而鬥爭」。可見，長期的被壓抑、被傷害、被忽視所形成的不滿、不信任以及怨恨，是導致情感成為抗爭工具的關鍵。任何突發事件，一經訴諸集體情感，便可喚醒公眾積壓已久的個體情感經驗，在特定的事件結構箱中發生情緒共振[40]，從而產生巨大的輿論壓力、道義壓力和政治壓力，而基於民眾滿意的道德表現也是威權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之一[41]。在這個意義上，民眾藉助情感進行抗爭，既是對轉型期社會矛盾和社會結構的回應，也是對官方藉助情感進行治理的一種學習和反撥，但同時，它也強化了社會文化的情感傳統。五、結語：情感政治化的邏輯與現實

文獻梳理研究顯示，情感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既是國家進行政治宣傳和社會治理的工具，也是民眾進行社會抗爭的工具。情感，逐漸成為各方博弈的重要籌碼。情感的政治化運作，具有如下邏輯：第一，情感政治化的基本模式是傾向於社會問題情感化，個人情感集體化。一方面，從情感和道德的角度描述和分析問題，把「是非」問題轉化為「善惡」問題；另一方面，把個人情感上升到集體情感層面，把個人的好惡喜怒轉變為群體、階層甚至民族的集體感受。在此情況下，個人的情感流露不再是態度差異問題，而被裹挾進了政治立場之中。第二，情感政治化的模式隱含著「我們」 和 「他們」的類型化色彩。情感一旦和政治立場建立關聯，就預設了 「我們」和「他們」的二元對立，多元化的個人情感表達被格式化進非此即彼的 「二分法」立場之中。情感政治化的效能就體現在對群眾情感和群體壓力的利用，以及對「我們」和「他們」的劃分，它不斷地強調「我們」屬於大多數，「我們」代表了正義和正確，孤立和貶低對方，從而獲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和道德上的優越感，並以此戰勝他者。故此，情感政治的表面是情感話語表達，背後則是意識形態運作。

進而言之，情感政治化的邏輯實則是現實的邏輯的反映，它既脫胎於社會的情感傳統，也是社會結構與社會心理在政治層面的投射。被政治化的情感，在進行政治動員、換取社會支持方面效能顯著，但若過度利用，其副作用也很明顯—— 既會造成公眾熱情或同情的透支，情感閥限不斷提高，也會造成全社會情感的失控或非理性化。更重要的是，它會對社會的正常治理造成干擾甚至破壞。大眾情感結構與國家管制模式無意識中的兩相配合，構成了當代治理的重要面向[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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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喬同舟，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講師。本文原刊於《理論與現代化》2016年第6期。

內容編輯：王建平

美編：黃耀穎

校對：張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