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GFP及其驅動的經濟增長

摘要：本文在分析現有GDP統計指標缺陷的基礎上，提出並定義了終端產品即GFP概念，強調GFP作為自然流程中最終產品的特性和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始動性，著重分析了GFP視角下對外貿易、生產性投資、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結構等要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並展望了GFP分析框架解釋經濟增長進程的可能性。

關鍵詞： Gross Final Products(GFP) 經濟增長

JEL:O47

一、GDP是真正的「最終產品」嗎？

作為經濟活動的總量指標，國民生產增值GDP在發揮其不可替代作用的同時，也引起了諸多爭議。人類對自身經濟活動所形成的整體結果的認識經歷了漫長過程，GDP指標的出現，無疑具有里程碑意義。站在GDP所構築的高台上，人們可以看到經濟活動的總體規模和基本結構，進而在宏觀水平上理解並分析經濟的運行和長期發展。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市場經濟國家普遍採用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替代了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總產值統計體系。GDP作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總量指標登堂入室，並成為各級政府謀發展的首要指標。市場經濟競爭的一種特定形態是地方競爭，有一級政府，就有一個競爭主體。省與省之間、市與市之間、縣與縣之間，甚至鎮與鎮、村與村之間，都在通過改進本地不可移動資源的配置，展開爭奪可移動資源的競爭。而競爭的標尺就是GDP，由此而被稱為GDP錦標賽。

競爭促進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同時也帶來了諸多副產品，比如環境污染、資源過度消耗、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等。於是，對GDP的批評增多了，有些批評把發展中的問題歸咎於GDP指標本身。無疑，GDP指標本身並非無懈可擊，例如，它未能將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環境所產生的負外部性包括在內，不能直接反映經濟增長的效率，總量指標往往掩蓋結構問題，等等。國內外一直都有改進這一指標核算方法的努力，從包含了環境因素的「綠色GDP」，到近年來將研發費用計入GDP統計範圍。然而，即使人們卓有成效地進行了這些改進，試圖找到一種完美無缺的指標，由此而解決發展中出現的諸多問題，依然不切實際，也不合理。

其實，不難理解，真正的問題出在指標背後的「體制機制」。如果設定了更為平衡和具有可持續性的發展目標，是可以找到對應的互為補充的若干指標，並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改進幹部和政府的業績考核指標，進而深化政府體制改革，合乎邏輯地成為後續改革的重要議程。

這裡我們對GDP的批評性討論則出於另一個角度。需要提出的一個問題是，GDP被認為是「最終產品」，在真實的經濟社會運行中，這種理解是否正確？

從總需求或支出法的角度看，GDP由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組成。為了度量一定時期內全社會的新增價值，GDP通常按季、年等時間長度核算。然而，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寬，就會發現真正與消費者直接發生關係，被「消費」的，只是GDP的部分產品；另一部分產品，如機器設備、廠房等，則重新返回了生產過程。所以，統計時間內的最終產品與「自然過程」中的最終產品是有區別的。

另一個問題是，構成投資項下的產品都是相同的屬性和用途嗎？顯然，列在投資項下的住宅、基礎設施等與機器設備顯著不同。

住宅被列為投資的主要理由，是住宅具有資本屬性，可以通過出租、售賣等行為獲取資本收益。但住宅的首要或基本屬性，是滿足人們居住需要的耐用消費品，與汽車、冰箱等耐用消費品並無實質性不同。一個人買房作為投資，最終必須以他人居住為條件，否則他的投資收益將無從實現。也就是說，住宅的投資屬性是以消費品屬性為基礎或前提的。另一方面，隨著金融深化，大量的消費品被賦予某種金融屬性，例如，汽車、冰箱可以分期信貸付款方式購買，這些消費品被納入了金融產品獲益的流程，也有了投資收益的特性。就住宅而言，實際上大多數是被持有者用來自住的，並沒有作為投資品。

基礎設施的屬性也存在類似困惑。公園、劇院、圖書館、城市廣場、高速公路等，與居民生活質量提高、消費結構升級，特別是服務性消費增長緊密相關。它們通常以公共產品的形態出現，提供了特定的消費功能。生活在繁華都市的居民，可以在公園遊覽，在廣場上跳舞，在大劇院欣賞歌劇，通過高速公路出行或旅遊。如果不具備這類基礎設施，居民的消費水準必然下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很大程度上與是否擁有這類基礎設施有關。固然，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礎設施部分直接服務於生產過程，但隨著發展水平提高、第三產業比重增大，其中直接服務於居民消費過程的非生產性部分的比重呈上升態勢。在實際情景中，基礎設施的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功能經常混合在一起，如一條公路既有貨運，也有客運，將其清晰地區分開來在技術上往往是有難度的。

把住宅、基礎設施列為投資，與其固有的消費屬性形成矛盾，也與人們的日常經驗相悖。更要緊的是，當人們將其視為與消費距離很遠甚至無關時，容易引起對國民經濟全局結構和運行態勢不準確乃至錯誤的判斷。對此我們後面還要做深入分析。

二、終端產品（GFP）定義：不再直接進入下一個生產過程

作為對上述缺陷的糾正，我們提出「終端產品（gross final products，縮寫GFP）」的概念，其定義是：GDP中不再直接進入下一個生產過程的產品。

按照這一定義，消費和投資中的住宅、基礎設施（大體相當於以往「非生產性投資」所涵蓋的範圍）可計入GFP，投資中的機器設備、廠房等，相當於以往「生產性投資」涵蓋的範圍，將其分離出去。這樣

GDP=GFP+PI+NEX 或GFP=GDP- PI- NEX

式中，GFP為終端產品，PI為生產性投資，NEX為凈出口。

顯然，GFP體現了生產活動的目的，在全部經濟生活中具有源頭性質。在現行統計體系中，PI也被劃為「最終產品」，但其仍會進入下一個生產過程，本質上屬於中間投入品，將在以後的生產過程中逐步被「折舊」到新產品中。現行統計體系中的「最終產品」，是為了計量一定時期內社會新創造的價值，並不意味著全部進入最終用途，二者之間存在著重要差異。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所定義的GFP 才是「自然流程」中的最終產品。

其次，與消費者具有「親近性」，其構成直接反應了消費結構及其升級進程。從統計角度看，GFP包括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和非生產性投資，其中居民消費包括食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和服務、醫療保健、交通和通信、文化教育娛樂及服務、住房服務、金融媒介服務及保險服務、集體福利服務和其他商品和服務；政府消費包括安全和防務、法律和秩序維護、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研究與開發、教育、文化、體育和娛樂、衛生保健、社會保險和福利等。非生產性投資中包括住宅、非企業用其它建築、非生產性基礎設施等。

GFP與凈出口NEX的關係也頗有趣味。如果存在著一個正的NEX，它將顯示為外匯儲備，在未來某個時候進口產品，並體現於那時的GFP中；如果是負的NEX，或者說存在凈進口，其分配在GFP上的部分將不被減去，只是在與GDP比較時，減去凈進口分配在PI和出口產品上的部分。在這裡，GFP除了當期新增價值外，還「借用」了部分外部價值。例如，在某個時候，使用結餘外匯或借用外債，進口了價值超過當期出口的國外消費品。此時，GFP的價值就超過了GDP核算中消費和非生產性投資的價值。

三、從GFP出發理解社會產生過程

在整個國民經濟流程中，GFP是出發點和最初的驅動力。GFP各個組成部分的變動，將會帶動長短不一的投入產出鏈條的變動。想像一下縱橫交錯的投入產出架構，每一類產品的直接消耗和完全消耗都最終追溯到某一種終端產品。反而觀之，正是GFP驅動龐大的投入產出網路，演繹出了日趨複雜的經濟社會發展結構。

GFP的組成部分，由於產品本身屬性、複雜程度和生產專業化分工程度的不同，所帶動的投入產出鏈條長度和附加價值度也呈現明顯差異。服裝生產帶動了織布、紡紗以至棉花的生產；如果使用中高端紡織機械設備，其精度堪比汽車或飛機部件，不難想象其背後的供應鏈如何複雜；如果使用石化產品作為紡織原料，其生產流程將會追索到遙遠的油田。住宅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鋼鐵、水泥和其他建材，從而帶動了規模巨大的重化工業的興起。手機的普及和不斷升級，則刺激一個全球網路的快速擴張和持續創新。隨著技術進步和市場推動的專業化分工深化，GFP驅動的投入產出體系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擴展。

GFP的變動形成了初始的需求信號。在生產能力既定的情況下，需求變動首先引起存貨變動，這是由於存貨調整的易變性和低成本。一旦人們預期改變，很快就反映到存貨的增加和減少上。隨後可能是價格的變動。這一點往往與人們的推理不同。價格被認為是易變的，事實上，市場交易者對價格變動持謹慎態度，價格多少有一些「粘性」。當然，不同產品價格「粘性」是有區別的。存貨和價格變動都會引起產能利用率的調整，生產者依據需求變動增加或減少產量。而當人們實際感受或預期到已有產能即便充分利用也不能滿足未來需求時，投資活動就開始了。投資是面臨更多不確定的活動，因為投資者只能預測未來的需求，而這方面的信息以及對信息的判斷能力是稀缺的。同時，單個投資者也難以預計社會上還有多少其他投資者進行著相同的投資活動，這些原因構成了投資活動的較大波動性。終端產品驅動下的增長過程中，需求、產量、價格、存貨、產能利用率、投資等諸多指標如何變動，將會呈現出何種規律性，都有待於深入探討。

把終端產品從現行統計體系的最終產品中分離出來，將有助於理清經濟活動中的一些重要關係。例如，進出口貿易的收益最終要體現在終端產品之中。出口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但其本身並不能構成評判尺度。如果進口沒有相應增長，或者進出口以損害效率為代價，都會在終端產品中表現出來。又如，生產性投資是現行統計體系中最終產品的組成部分，但生產性投資的價值，還是要通過終端產品體現出來。如果生產性投資與終端產品的需求不匹配，就可能出現終端產品增長效率低下（生產性投資不足）或生產性投資產能過剩（生產性投資過多）等問題。在終端產品驅動的增長體系中，進出口和生產性投資的意義都是工具性的，它們的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要通過終端產品得以解釋。

這樣，我們將會看到GFP的一個非同尋常的屬性，即它體現了通常所說的生產目的。通俗地說，GFP體現了經過複雜的經濟活動后，「最終留下的那些東西」。這種分析，既適合於一個國家，也適合於一個省、市、縣乃至更小的行政區劃範圍。一個經濟體或經濟體系，其增長實績集中表現在終端產品的規模、質量和增長速度上。縱觀經濟增長史，成功、不大成功或失敗的經濟體，終端產品都是信息量很大的觀察指標。前蘇東計劃經濟體制國家，過高的重工業比例嚴重擠壓了終端產品，使經濟經歷了一段高速增長后不可避免地陷入停頓乃至崩潰。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由於限制出口，無法分享規模收益，進而限制了終端產品的增長速度。那些成功的先行經濟體和后發追趕型經濟體，無一不表現為終端產品持續且有時相當高速度的增長。過去三十多的增長實績，則提供了另一個前所未有的成功例證。

四、幾個重要的結構性關係

在GFP驅動的經濟增長中，有若干值得關注的結構性關係，對增長過程和結果形成重要影響。

第一，本地使用和本地生產。

本地使用為GFP，本地生產為GFP+EXP-INP。當進出口不平衡時，本地生產將會大於或小於本地使用。這裡需要考慮的一個結構關係是EXP/GFP。例如，當出口快速增長而改變了這一比例關係時，將對GFP產生何種影響。

出口增長意味著本地生產產品市場範圍的擴展，由此將會帶來規模經濟收益。例如，一家主要內銷的企業進入國際市場，銷量擴大，單位產品的成本相應下降。不僅如此，在改革開放后的相當長時間內，由於國內市場分割、信用不足、物流不便等原因，部分企業更願意選擇外銷，以借用發達國家較完善市場體系以降低交易成本。

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往往被誤解或低估。在GDP核算中，只有當凈出口額為正、且大於上一年度值的時候，才會對當年GDP增長有正的貢獻。這個數額並不大，只在某些年份出現。從足夠長的一個時期觀察，進出口將會趨於平衡。僅僅出於這個角度，進出口的意義將會被低估。考慮進出口差額為零的狀態，既可以在不發生對外貿易的情景下出現，也可以在進出口額很大的情景下出現。對比這兩種情景，一國的經濟增長狀態會相同嗎？顯然，這是閉關鎖國與對外開放乃至深度融入全球分工體系之間的霄壤之別。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不僅是貨物貿易，還有服務貿易，加上資本、技術、知識和信息、人員乃至制度、組織、機制等要素的內外交流，一方面可以使一國分享到更大範圍的市場規模經濟，另一方面，可以更大範圍地配置和組合生產要素，從而形成經濟學上的比較或競爭優勢。換一個角度看，這是較小範圍市場經濟與更大範圍市場經濟之間的區別。較大而封閉的經濟體敗於較小而藉助開放分享全球市場經濟體的事例屢見不鮮。由此引出的一個假設性分析是，如果大陸31個省級行政區是各自獨立的經濟體，且沒有或未能足夠充分的相互開放，其競爭優勢將會顯著弱於現實中作為統一市場所呈現出的競爭優勢。

EXP/GFP係數可度量一個經濟體的開放水平。較高的EXP/GFP意味著更多地從對外開放中受益，當然前提是開放的機制是正常而非扭曲的。對當期經濟增長來說，較高的EXP/GFP也意味著出口能夠帶動更多的投資。出口是影響生產性投資IP的重要變數，這一點在增長分析中容易被忽略。出口變動，增長速度的快慢抑或負的增長，都會被社會各界所關注，但其對國民經濟增長影響的作用機制未能得到深入解釋。如果說凈出口對GDP的增長貢獻經常弱到可有可無的程度，出口規模對當期投資的影響則舉足輕重。當投資出現重要變動時，往往可從出口中找到原因。出口對國內投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還需要有更深入的分析和理解。

EXP+GFP則是一個更有實用價值的指標，它表現為即期總需求。從長期看，出口獲取外匯收入，再用外匯收入產生進口，進而影響到GFP。但從短期看，EXP與GFP之和構成了即期直接的總需求。從我們定義GFP的角度看，EXP和GFP具有兩個相同特性。一是都「不再直接進入下一個生產過程」；二是都對國內經濟流程都具有「始動」性質，它們發生變化后，將會帶動整個投入產出鏈條的順序變化。因此，EXP+GFP指標具有較好的前瞻含義，藉助其與社會總產出的內在聯繫，可望提高經濟預測的質量。

第二，生產性投資與終端需求。我們把生產性投資IP從傳統核算體系投資中分離開來，主要依據是它具有「被動」性，是由GFP所決定的。某種GFP產品生產需要多少IP，在技術和其他生產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其比例關係是穩定的。在投入產出體系中，這種比例關係具體表現為直接消耗係數和完全消耗係數。IP/GFP是經濟體系中最為重要的結構性關係之一，含有多方面的意義。

首先，較高的IP/GFP值反映了較高的技術進步程度。人類技術和生產方式的進步，集中體現於生產工具的改進，具體表現為生產性投資的增長。技術進步很大程度上「物化」於生產性投資品，如機器設備、工藝流程等之中。技術含量高往往意味著更大數量的投資和更長的產業鏈。但產業鏈的分佈既與技術含量有關，也與專業化分工程度有關。專業化分工部分地出現在企業內部，部分地出現在企業之間，這構成了企業和市場邊界劃分的核心問題。易於觀察到的現象是，同一產業，技術含量高，生產性投資量大；市場化程度高，則投入產出鏈條可能更長。而在不同行業之間，如果「天然」的技術含量不同，例如煤炭開採與手機製造，則產業鏈更會有明顯差異。

產業鏈的延長導致了「自我循環、自我強化」的傾向，這在重化工業發展中尤其突出。建高速公路需要鋼材，現有產能不足需要新建鋼廠，而新建鋼廠本身也需要鋼材，從而加大了對鋼材的總需求。宏觀分析中的「加速原理」就是以此為基礎的。一旦「加速原理」開始發揮作用，生產性投資就可能進入膨脹軌道。當產業鏈加長、分工環節增多后，不確定性相應增加。上一個環節的生產者容易看到直接相關的下一環節的變動，後面更多環節的變動則難以把握。另一方面，當生產者「預期」，特別是「預期」中的「動物精神」加入后，原有的不確定性將會被放大。某些環節的生產性投資將會出現與「始動」的GFP嚴重背離的情景。

於是，我們將會看到生產性投資非同尋常的特點。首先，它是具有突出的革命性，包含了技術進步、生產力變革，是經濟增長中最具能動性的因素之一。同時，它也有著較強的不確定性，增長中大的起落經常是由生產性投資波動所致。

生產性投資的這些特性給現代經濟增長進程打下了深刻印記。一國的高增長，通常伴隨著高生產性投資，而投資的驅動作用，相當大程度源於與技術相關的高生產率。而經濟增長中的重大起伏，不論是異軍突起的高增長，還是增長衰落乃至危機，都不能不從生產性投資的變動中尋找解釋。

然而，不論生產性投資如何起伏，它終究是被決定的。GFP依然是確定生產性投資為何增長、是否適合的關鍵變數。

第三，終端產品中的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GFP產品可以排出一個漸次加長的序列。若以產品屬性和提供者的身份劃分，可分為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在經濟發展較低水平時，私人產品佔有較大份額，包括衣食住行等，主要用於滿足較低層次的需求。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公共產品的份額上升。公共產品包括純粹的公共產品，如國防、法律制度等，大量的則是准公共產品，如公園、劇院、城市廣場等。有些以「硬體」形式出現，如高速公路、城市上下水供應系統，有些則採取「軟體」形式，如社會保障體系等。

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的結構關係異常複雜，幾乎等價於市場與政府的關係。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的相關性具有多種形態。一種形態是政府直接將公共產品提供給消費者，如政府修建城市廣場、公園供市民使用。另一種形態是公共產品為私人產品的生產提供便利或互補性，例如，政府修建一條鐵路，周邊地區的企業運輸條件得以改善，從而獲得更快發展。當然，企業規模擴大、運量增加，也將有利於鐵路運營。又如，政府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規，使市場競爭有序、活力增強，將有助於增加私人產品的生產。

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的結構關係「適宜度」的顯示，是一個重要而未決的問題。如果價格能夠正常發揮作用，公共產品的供給狀況可以得到正確顯示。但現實中這種情況非常有限，以至於我們要找到一個完全由市場決定價格的公共產品都很困難。一般情況下，公共產品的價格是由政府制定的，在反映供求狀況上存在偏離或滯后。例如，公車輛的供給不足與票價偏低並存，只是在政府難以長期提供補貼后才提高票價。而對大量「軟體」類公共產品，如公交秩序法規，則無法直接藉助價格表達供給狀況。

在這種情景下，排隊、擁擠、不滿等反映「短缺」狀況的指標便有了顯示意義，這些指標最初是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在描述計劃經濟時所採用的。公交站台上的長長的隊伍，公園內人滿為患，人們為「就醫難」、「上學難」而疲憊不堪，如此等等，都表明了相關公共產品的不足。當然，公共產品也會出現過剩，比如，有些地方的高速公路建成後上路運行的車輛寥寥，即使當地經濟獲得長足發展后情況也無大的改變，這樣，高速公路上運行車輛數量就成為供給過剩的顯示指標。

公共產品的供給狀況直接反映了作為其提供者政府的能力狀況。供給充裕似乎表明了「有為政府」或「強政府」的存在，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簡單。公共產品可以行政性壟斷的方式提供，也可以向市場購買服務的方式提供，成本大不相同。某些公共產品被作為單純政績追求時，就可能過度生產。在類似的情景中，公共產品的生產將會導致對私人產品生產不合理的「擠出效應」。而在名義或實際上不尊重市場力量的經濟中，被列在公共產品名單內的諸多物品，如機器設備、飛機大炮，都可能被大量生產，以服務於另外一些特定目標。

回到我們所關注的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的關係上，相互間的合意關係，應成為進一步探討的重要議題。理想的情景似乎是，用同樣多的公共產品，能夠生產出儘可能多的私人產品，這樣就要求公共產品的提供能夠保持足夠高的效率。在這裡，私人產品成為公共產品的函數。私人產品主要由市場提供，而公共產品依賴於政府。世界上可以有基本不存在市場的政府，如高度集權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但不存在不依賴政府的市場，即便在所謂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也會有一個「守夜人」政府。當說到市場出問題的時候，實際上政府出了問題。如何正確判別政府作用，我們似乎還缺少合乎邏輯和現實的有效分析評估工具。

五、對解釋經濟增長的含義

本文討論的GFP分析框架，按照現代經濟的「自然」流程，突出終端產品的「始動」性及其與其他部分的相互關聯。不僅如此，這一框架也為解釋經濟增長動力提供新的視角和工具。

在前述三組結構性關係中，都可以看到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較高的對外開放度、較高的生產性投資比重、適宜的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結構，都可以支持增長速度的提升。這幾個條件以及其他相關條件的同時滿足，很可能為可持續的高速增長提供有效解釋。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幾個條件也是相互依賴的。較高的對外出口比重，將帶動較多的生產性投資；而GFP中的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等，更是帶動生產性投資的主要力量。

進一步展開來看，工業革命以來之所以能有以往難以比擬的增長速度，關鍵是產生或引入新技術，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新組織、新市場、新制度等，即熊彼特式的創新，大幅度且持續地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按照廣為沿用的索洛模型，經濟增長是由勞動力、資本兩種要素及其生產率共同決定的。這種方法的優點，是以簡潔的形式概括了複雜的增長動力，但相應的問題是，在特定的國家或增長階段，難以明確究竟是哪些因素直接影響著增長動力的變化。如果我們能夠形成一種流程式的經濟增長分析架構，找到並清晰界定那些直接影響要素投入和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關鍵變數，那麼，就可能對特定國家或增長階段增長動力變化給出有理論和政策含義的解釋。

具體來說，驅動經濟增長的變數，除了前述的三組結構性關係外，還有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人口撫養比、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收入分配差距、技術提升能力，更重要的是拓展技術前沿的原始創新或源頭創新。這些變數協同配合，推動了要素增長及其生產率的提升。例如，對后發追趕型經濟體而言，新技術的引入首先依賴於對外開放，通過開放使用新技術而形成現代部門；農業人口向現代部門的轉移，拓展了新技術的使用範圍；生產性投資特別是機器設備本身就是可編碼技術的結晶，這類投資的增長意味著技術含量的提升；進出口產品中技術含量增多，構成技術進步的重要來源和激勵因素；而進入較高發展階段后，技術能力的提升特別是原始創新比例增加，則是一個經濟體進入創新驅動狀態的標誌。

然而，現實中要滿足這些變數協同作用的條件並非易事，何況不同環境、不同階段這些變數將會出現調整。這或許正是進入工業化進程者甚眾，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者不多的原因所在。有的經濟體只能滿足個別條件，經濟難以爬升到高速軌道；有的經濟體一度同時滿足了諸多條件，但當變數發生變化無法滿足新的條件時，便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二戰以後，在先後進入工業化進程的幾十個經濟體中，只有13個經濟體進入了高收入社會行列。這很可能與它們能夠在較長時間內同時滿足諸多相關條件有關。即使是這13個經濟體，當它們的人均收入水平達到1.1萬國際元（購買力平價指標）時，也出現由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的轉換，而這種轉換也與保持高增長的一組相關條件的變化有關。在所有這些增長條件改變的背后，都會觀察到制度、機制、政策乃至社會意識形態的變遷，這些議題都有待於以後作深入探討。

參考文獻

聯合國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統計出版社，1995.6.

皮埃爾.理查德.阿根諾，皮得.J.蒙蒂爾，發展宏觀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4.

布萊恩.斯諾登，霍華德.R.文，現代宏觀經濟學，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3.

約瑟夫. E.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門經濟學，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5.

世界銀行，1994年發展報告：為發展提供基礎設施，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8.

許憲春，國民經濟核算與統計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

許憲春，準確理解的收入、消費和投資，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

劉世錦等，經濟增長十年展望（2014-2023）：在改革中形成增長新常態，中信出版社，2014.3.

劉小瑜，產出結構的投入產出分析，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10.

國家統計局綜合司課題組，關於房地產對國民經濟影響的初步分析，管理世界，2005年第11期

周旭霞等，投資性消費，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浙江大學學報，2010.11.

楊贊，住房的雙重屬性：投資和消費的視角，經濟研究，2014年增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