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清：西南地區青銅時代墓葬隨葬石范習俗管窺

內容提要：使用石范隨葬的習俗貫穿西南地區整個青銅時代，而尤以滇文化最為突出。墓主人身份可能為鑄造工匠，隨葬的石范具有明身份和別認同的功能。另外，該習俗在嶺南、東南亞地區的青銅文化中也有發現，其文化傳統可能源於歐亞草原青銅文化的「鑄匠墓」習俗。

關鍵詞：石范 青銅文化 身份 鑄匠墓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金沙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研究報告》(批准號12&ZD19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周志清，四川 成都 610071 周志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圖分類號：K871-3 文獻識別號：A 文章編號：1001-0327(2016)06-0059-08

西南地區①青銅時代②遺存中，常常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習俗，即在墓葬中使用石范隨葬，有時還伴隨有少量煉渣或者是與冶鑄相關的工具。該習俗的主要特徵無外乎是隨葬器物具有明確的職業身份指向，常常是工匠生前所使用的工具或製成品，顯示出與他人之間的差異，與其他墓葬中的隨葬品形成鮮明的對比。一般而言，使用此葬俗的墓葬在墓地中並未佔有特殊的地位，但其隨葬石范的習俗卻明顯有別於墓地中的其它墓葬，彼此之間有著顯著的區隔，墓主人具有強烈的身份指向和認同意義。西方學者將其稱為「鑄匠墓」③，學者將其稱為「冶金工匠墓」④。「鑄匠墓」是一種特殊的喪葬習俗，對其分佈範圍、流行時代、文化特徵等方面的梳理，有助於了解該習俗在西南地區青銅文化中的發展脈絡和冶金技術體系。筆者依據埋藏環境及伴生物的發展演變，試圖簡單梳理西南青銅文化中的此類習俗，以探討該習俗的文化特點、發展演變及淵源問題，並嘗試理解歐亞草原文化與西南青銅文化長時段內的關係，凸顯西南地區青銅文化與中原青銅文化迥異的冶金技術傳統。

一、西南青銅文化中所見鑄匠墓習俗

石范即採用石質原料製作的模具，它是人類早期冶鑄活動中較常採用的一種范鑄技術。公元前3000年前，人類就已經發明了用於鑄造工具和武器的石范⑤。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共出土石范480餘扇，分佈於20多個省、市、自治區和行政特區。北方最初制范材料多樣，有砂岩、石灰岩、片麻岩、千枚岩、頁岩和滑石等，後期基本為滑石；南方地區自始至終以砂岩作為制范的唯一原料，滑石和砂岩是古代工匠最常用的兩種制范材料，砂岩最受南方工匠制范青睞。從岩石學角度看，砂岩屬於沉積岩，儲量大，地表分佈廣泛，在南方地區分佈相對集中，局部地區分佈較密集。中砂岩和細砂岩是制范理想的材料，其顆粒均勻，質地細膩，硬度低，適合鑿刻型腔，既能保證易於刻制，又能保證鑄件質量。砂岩耐火度高，透氣性好，南方工匠常選用其作為制范和澆注器物的重要原料⑥。

西南地區用石范隨葬的墓葬在早期青銅時代就已經出現⑦，如怒江流域的龍陵大花石遺址，該遺址經過前後兩次發掘，均出土了青銅器，1987年試掘除了陶片和石器外，還有銅絲出土，1992年在地層發現有銅絲和銅屑的出土，另外還出有石范3件，其中1件可辨為鉞或斧范，均用砂岩製成。1件為合范，另1件為單范。墓葬中出土1件，報告中未作介紹，如果當屬墓葬中出土，則該墓為雲南早期青銅時代隨葬石范習俗的開端。發掘者認為該遺址的時代在雲南新石器晚期到銅器時代⑧，結合該遺址出土陶器觀察，筆者認為時代當在距今3000年左右⑨。大花石遺址中墓葬形制特殊，墓葬在地面表現為一個個由大、小石塊壘成的石堆。墓坑上方多為大石，墓壁和墓底極不規整；墓坑內多填充有巨石，出土器物破碎不堪，其形制與組合與地層中同類器相同，除了隨葬大量礪石外，還伴出石范。墓內並無人骨發現。發掘者認為是否為墓葬尚存爭議。筆者發現該遺址礪石發現甚多，報告的墓葬中均隨葬有礪石(為紅色砂岩，均有磨痕，其可能承擔器物的磨製工作)。結合墓葬中石范的出土，可能預示該遺址的某一特定專業人群的聚居場所，這些人群具有某種特殊職業身份。

此外，在同時期的其它遺址中也出土了少量石范，如處於瀾滄江中游屬於石佛洞文化的那蚌遺址，除了石范，還伴出銅渣⑩、另有桂西南的那坡感馱岩二期遺存(11)、地處黔西烏江流域的瓦窯遺址(12)。這些遺址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均為西南青銅文化的早期，距今：3500～2900年。儘管西南地區目前早期青銅時代的遺址或墓葬出土石范相對較少，但該地區的范鑄技術是其早期青銅時代出現的標誌之一，它肇示著西南地區早期青銅時代的到來。儘管該階段的石范主要出土於遺址中，墓葬的個案較少，但使用石范隨葬的習俗已經出現，其與不隨葬石范的墓葬間具有明顯的身份區分，石范隨葬與否可能具有專業分工指向的符號意義。

囿於目前該區域西周時期遺存的確認困難及相關考古資料的匱乏，此類葬俗在該時期未有明確的證據，對該階段的文化特徵有待於進一步觀察。相較而言，該地區東周時期的材料較為豐富。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此類葬俗在滇西地區較為盛行，可能與此時該區域發達與成熟的青銅冶鑄技術有關。其中以劍川鰲鳳山墓地最為典型。該墓地隨葬石范的墓葬僅3座，占發掘土坑墓的1.38％(總計217座墓)，為斧、鉞范，兩輛相扣，整體呈長方形，范內壁刻出斧或鉞形型腔，一端外側刻有縫線一道。墓葬年代為戰國早期(13)。鰲鳳山墓地採用石范隨葬的習俗是東周時期最顯著的例子。除此之外，同時期相鄰地區的遺址中還普遍出現了石范，如劍川海門口遺址和銀梭島第三期遺存(14)、彌渡合家山窖藏(15)。自戰國早期以降，西南地區已經進入司馬遷筆下的西南夷時期，洱海周邊地區的青銅文化與西南夷中的「昆明」、「嶲」、「徙」、「笮」等族群有著密切的關聯。相較當地早期青銅時代，該時段石范出土的分佈範圍較廣，但仍然主要集中於滇西地區(16)，這是該地區發達青銅文化相應的產物。這個時期的青銅器仍然以小型器物為主，工具、飾品最多，兵器次之，儘管與早期青銅時代相比，青銅器種類相近，但數量和製作技術均有了長足的進步，器形也更加豐富。

戰國晚期至西漢中期這一時段內，在滇文化圈中比較盛行此類葬俗。如嵩明鳳凰窩滇墓採集到石范2合4件，質地為紅砂岩，1件為鋤范，形狀近似扇形，殘，大小相等。上片為平面，鑄鋤部位稍凹；下片有鑄鋤的凹槽，所鑄鋤為尖葉形。三角形銎，有明顯的使用痕迹。斧范形狀為長腰梯形，大小相等。上片為平面，鑄斧部位稍凹；下片有鑄斧的凹槽，腰部有兩道橫凹弦紋，有明顯的使用痕迹，斧為半圓空首直銎(17)。呈貢小松山第四次發掘M10出土鏃范1件(M10：1)。單合范，質地為紅砂石，石質細膩，長腰梯形，基本完好。范內刻有一尖葉形鏃形凹槽。上端有圓錐形澆口，下端亦有出口澆孔，鏃葉面兩側刻複合人字形凹紋(18)。小松山第五次發掘出土石范3合5件。鏃和鐓范1合2件(M35：1)。上為平面，鑄鏃和鐓的部位稍凹。下片分別刻有鏃、鐓形狀的凹槽共5個，內含尖葉形鏃凹槽3個，1大2小；圓錐形鐓凹槽2個1長1短，有明顯的使用痕迹。錛范1合2件(M35：2)，紅砂質地，長腰梯形，兩片大小基本相等，從腰部折斷成兩塊。上片為平面，鑄錛部位稍凹；下片有鑄錛的凹槽，銎部上端近口處有一橢圓形小坑，之下刻有兩道凹弦紋，所鑄之錛為半圓空首直銎，有明顯的使用痕迹。鏃范(M35：11)為單范，泥岩，質地細膩，長腰梯形，基本完好。范內刻有～尖葉形凹槽，翼部兩側分別陰刻直徑約0.6厘米的圓圈各一個，圓圈內各陽刻直徑約0.2厘米的小圓圈，成正方形排列。上端有一圓錐形澆口(19)。尋甸背來頭墓地出土石范5件，分別為鋤范和斧范。質地均為紅砂石，大多殘碎，有明顯的使用痕迹(20)。該墓地地層中出土了坩堝、青銅煉渣，調查顯示背來頭墓地附近有青銅冶鍊遺址的存在。安寧太極山第二次發掘出土石范2合4件，其中鋤范同鳳凰窩同類器相近(21)，另有矛范1合2件(22)。此類葬俗在滇文化圈相鄰地區也有發現，如川西南會理縣的瓦石田墓地(23)。

西南地區除了隨葬石范習俗外，還有與鑄造生產相關的伴生品，如銅渣和銅屑或銅範等。東川普車河出土銅煉渣1塊，形狀不規則，重0.54公斤。該墓年代為戰國晚期至西漢中期(24)。東漢初期，箇舊黑瑪井漢墓廣泛流行的銅渣隨葬也可能是該習俗的遺留(25)。紅河流域的箇舊麻玉田墓地有隨葬銅屑的習俗(26)。在西漢晚期甚至出現了銅範隨葬的現象，如八塔台墓地銅範，均為合范，M15：4，僅剩一半，寬扁形，為鑄造銅簪之范。簪頭有花飾，簪針細長，每范鑄三支，錐形澆口，兩側各有一個凹窩。銅範背面密布散熱乳釘，飾枝杈紋。M69：14，一合，荷包形，為鑄造鉛彈丸之范。每鑄四丸，錐形澆口各有凹槽通向兩側。銅範背面凹凸不平。同墓還出土鉛彈丸(M69：6)，大小與銅範相近，說明這些器物可能為當地鑄造。M69同時也是該墓地目前發掘中規模最大，隨葬器物最為豐富的墓葬，銅範的出土可能與墓主人特殊的身份或地位有著密切的關聯。該墓的時代推測為西漢晚期(27)。銅範隨葬是石范隨葬習俗的延續，它凸顯了該墓主人的身份特殊，其身份可能不是工匠，而可能是掌控或管理工匠的上層人員。隨葬石范的滇文化墓地就墓葬規格而言均不屬於滇文化的高等級墓地，在同一墓地中隨葬石范的墓葬並未顯示出與其它墓葬的特殊之處，除了石范或銅渣外，無論墓葬規模，亦或是隨葬品的數量或質料均無差異。除了八塔台M69，墓主人可能為工匠的管理層外，使用此類葬俗的墓主人，可能僅是冶鑄生產或製作工匠。這顯示出隨葬石范的墓葬主人在滇人的社會結構中並不佔有特殊的地位，他們可能屬於滇人社會結構分層中的中、下層，是一群有著明顯職業取向的專業分工群體，通過隨葬石范或相關遺物來突出其職業身份。東漢初期以後，隨著漢文化將該地區納入貢納體系后，當地夷人文化逐漸被漢文化所涵化，夷人文化的多樣性特質逐漸弱化，石范隨葬的習俗也逐漸消失。

西南地區石范隨葬的習俗最早見於滇西地區，這與當地早期青銅時代在此發軔密切相關。西周至春秋時期的材料較少，春秋晚期以後的材料較為豐富，戰國早期仍然集中於滇西地區，秦漢時期則以滇文化圈最為盛行，這可能與滇文化發達的青銅冶鑄技術系統相關。此葬俗亦有墓地等級劃分的意味，使用此習俗的墓地並不屬於滇文化的高等級墓地，而是小型低等級墓地，反映出使用此類葬俗的主人在其社會結構中地位低下，是社會複雜化和專業化的產物，這有別於早期青銅時代此類葬俗僅是職業分工的特徵。銅範隨葬是石范隨葬習俗的延續，並被賦予特殊含義。使用石范隨葬習俗的墓地周邊地區往往有著豐富的銅礦資源，二者之間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二、鑄匠墓習俗淵源

隨葬品是死者生前生活與身份的縮影，是死者在死後世界中繼續享用生前生活的繼續，是視死如生觀念的體現。有學者認為以禮器為主的隨葬方式強調的是一種死者生前所享有的政治地位，而以日常生活用具為主的隨葬方式則似乎比較關心死者在死後世界中的財富和舒適生活，與死者生前的地位關係不如禮器所顯示的那麼密切(28)。隨著社會分工的進一步分化，特殊職業的匠人群體應運產生，並與其他階層形成一定的分野，這種分野在死後用特定的方式來凸顯，其中包括是否使用專用器物隨葬。石范作為專門的鑄造工具，屬於特定人群的專屬之物，是社會分工擴大化和專門化的產物，其並非專屬精英階層，一般工匠亦可在喪葬中使用。

是否使用石范隨葬則成為墓主之間職業劃分的一個重要標識。這表明墓主社會存在著明確的社會分工，冶金工匠已經與社會中的其他人群分離，社會生產中主要的銅器都是由專業的冶金工匠鑄造。銅器的出現對於早期人類社會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影響，而冶金工匠的專業化則促進了銅器製造業的發展，從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社會階層分化的加速，這或許也是最初國家都出現在青銅時代的原因之一。因此，冶金工匠在早期社會中往往佔據重要而又特殊的地位。一般冶金業中心可以分為金屬冶鍊中心和金屬製造中心。冶鍊中心主要是完成整個採礦和冶鍊過程的地區，而製造中心則是工匠使用原料來製造各種金屬器物的地方。目前發現石范隨葬的墓葬周邊均未發現同時期冶鍊的遺迹，說明這些墓主應不是金屬冶鍊的工匠，而是專門鑄造器物的工匠。隨葬其生前使用的冶金工具或成品的墓葬確切應稱為「鑄匠墓」而不是廣泛意義上的「冶金工匠墓」。它的出現強調了冶鍊、鑄造的分離，是社會複雜擴大化和冶金技術發展的結果。結合墓地中所出銅器與石范相吻合的特點，出現此類葬俗的墓地往往可能有著一個獨立的鑄造中心，並有特定的產品形式。而專業工具能被主人隨葬，也表明當時冶鑄業尚未納入政府或部落的統一集約化管理，更多是小規模的冶鑄作坊。如果是統一大規模的金屬製造業，鑄范工具通常不會屬於個人，如陝西省扶風縣李家西周鑄銅作坊遺址(29)，地層和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陶鑄范等鑄銅工具，但遺址周圍發掘的被認為是冶金工匠的墓葬卻沒有隨葬大量的冶金工具，而且這些冶金工匠集中埋葬(共35座墓葬)，都說明李家西周鑄銅作坊的冶金工匠已經被納入統一的管理，他們完全是為他人或者政府鑄造銅器。這種習俗在新疆東部哈密地區的艾斯克霞而M1(該墓隨葬了大量墓主人加工器物的工具，時代為公元前3000年)中也可發現。

石范隨葬是西南地區青銅時代一種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喪葬習俗，除西南地區外，在嶺南地區也有發現，如香港的過路灣墓地(30)、廣西元龍坡墓地。在元龍坡墓地中，此類葬俗發現較為典型，該墓地共出土石范六套，另有殘件36件，均為紅砂岩質，可辨器形有鉞、斧、鐓、圓形器、鏃、叉形器。范呈長方橢圓形，正面扁平，刻鑿各種模型，澆注口也作橢圓形。有些范內有顯著的燒焦痕迹，表明已經被使用過，屬於實用器物。另外墓室中多發現有礪石隨葬，可能是與石范鑄造相關的工具。該特點同大花石墓葬中的習俗相近，進一步可推測大花石出現此類葬俗的遺存為墓葬的可能。另外1件(M174：3)表面上刻有蛙形紋飾和雙十字，其中蛙形紋飾同成都金沙遺址的蛙形金飾如出一轍，二者之間當有某種關聯，該墓地時代發掘者認為上限可至西周，下限至春秋時期，大部分年代集中於距今2900～2700年(31)。M147除了隨葬石范外，還出土銅卣，這是整個墓地等級最高的墓葬，是否有特指意義，還需進一步觀察。華南地區目前以過路灣墓地石范隨葬習俗出現最早，距今3500年，該時段同西南地區大花石墓地時代相近，幾乎在同時西南和華南地區出現了此葬俗，而同期遺址中亦有大量石范的出土，顯示該時段該區域已經進入早期青銅時代(32)，該習俗是當地早期青銅時代的產物，是青銅時代職業社會分工專門化和擴大化的結果。西周至春秋時期廣西西部元龍坡墓地此種葬俗盛行，具有顯著的身份意義。

如果我們將研究視野擴展，則發現此類習俗在東南亞地區青銅時代墓葬中亦有發現，如能諾他中期墓葬出土石范和坩堝(33)。在越南東山文化中常見此習俗，如嘎村遺址M42隨葬有石范和坩堝及銅矛和鼎鄉墓地出土的石范(34)索爾海姆認為能諾他遺址用砂石合范鑄造青銅斧的時代，肯定超過公元前2300年，或許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比印度已知最原始的青銅器早500年，也比任何青銅器早1000年(35)。傅憲國先生認為現今泰國發現的青銅器來說，公元前2000年這個年代還是過早了。有跡象表明，泰國目前發現的部分青銅時代遺存，其年代當不會超過公元前1500年。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否認泰國今後將會有屬於公元前2000年左右，甚至更早的紅銅/青銅器的發現(36)。筆者亦認為西南地區早期青銅時代在距今3500～2900年就已經出現，不同地區並非同步出現，而是有著明顯時差和不平衡性。但西南地區早期青銅時代與華南和東南亞地區早期青銅時代的出現幾乎同步，這當不是歷史的偶合使然，而是有著特定的歷史背景，它們極有可能是受到同一冶金技術系統影響的產物。當然這並不是否認東南亞地區或華南地區缺乏另外的冶金技術系統淵源，而是在當前研究下，尚不具備對其獨立起源討論的條件，由此，需要透過更廣大的視野來尋求其發展軌跡，隨著西南早期青銅時代演進歷程研究理念的逐步改觀和考古資料與研究的累積，深受歐亞草原冶金技術系統的西北冶金南漸之路逐漸清晰，為本文提供了討論的契機。

石范隨葬的習俗是伴隨青銅時代出現的產物，它也是社會發展進入青銅時代的重要標識，石范意味著有意識鑄造青銅器行為的出現，同時也是其社會分工專業化和階層分化的體現。從目前的考古材料觀察，該習俗最早出現於的西北地區，火燒溝墓地中就出現了此習俗，研究認為該石范也是迄今為止時代最早的鑄箭鏃石范。火燒溝墓地出土銅器中青銅數量超過紅銅。火燒溝墓葬距今3700年左右，約與夏代同時(37)。分佈於新疆阿爾泰山和天山之間克爾木齊文化中亦可見到此習俗的存在，該文化是新疆最早的青銅文化，時代在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38)，M17出土了兩件石范(39)，這可能是境內目前發現最早的用石范隨葬的習俗。公元前2000年前後，西北地區隨葬石范例證的存在，使得我們將尋找此類葬俗源頭的目光投向了西北地區，而該地區屬於歐亞青銅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發展演變與其有著密切的關聯。儘管冶金工匠墓在整個歐亞草原地區發現的數量都很少，但這類墓葬對於各地冶金活動的研究意義重大，很早就得到國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在早期青銅時代北高加索地區的邁科普文化(Maikop)曾發現一座冶金工匠的墓葬，墓主人為男性，屈肢葬，頭朝東南向，隨葬品放置在腳邊，主要包括陶制的管銎斧鑄范、銅錛鑄范、陶坩堝以及石錘和石管銎斧。該墓葬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而在同時期東歐草原地區的豎穴墓文化(Pit Grave)中也發現了兩座冶金工匠墓葬，隨葬品主要是管銎戰斧的鑄范和石砧、石錘等冶金工具(40)，這些冶金工匠墓的發現表明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邁科普文化和豎穴墓文化中已經存在著專業的冶金工匠和較為成熟的銅器製造業，同時管銎戰斧鑄范的多次發現，也說明當時武器在銅器製造業中佔有的重要地位。這種習俗在歐亞草原晚期的青銅文化中也有發現，如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遼寧東溝道下墓葬，該墓葬為長方形豎穴土坑石板墓(41)。此類葬俗在該地區的存在，表明了這些地區均存在著獨立的銅器製造中心，該地區的銅器應是當地製造，不是從外地輸入的。

西北地區青銅冶金技術系統與歐亞草原青銅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42)。公元前5000年，石范技術最早出現於歐亞草原西部，公元前4000年，在中亞西部草原地帶有所分佈，公元前3000年末前後，范鑄技術進入中亞草原北部薩彥—阿爾泰地區。在這個時期，范鑄技術在西部出現，公元前3000年末到公元前2000年中葉，青銅文化在新疆東部、甘青地區驟然興起，並領一時之先(43)，該區域亦成為境內青銅文化起源與發展的策源地，西北青銅文化的興起是歐亞草原地帶青銅冶鑄技術、青銅文化不斷向東傳播的結果，尤其是石范技術的東傳(44)。歐亞草原的早期青銅文化(45)就已經出現了用石范隨葬的習俗，這個時期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均未發現此類葬俗，同時東南亞地區亦尚未進入青銅時代，故不見此葬俗，歐亞草原早期青銅文化的「鑄匠墓」傳統為了解西南青銅文化中的同類習俗，提供了想象的空間。

從上述可知，用石范隨葬的習俗是西北和華南及西南地區青銅時代一種常見的喪葬習俗，公元前2000年前後就已經出現在西北地區，在歐亞草原中部的阿爾泰地區克爾木齊文化中就已經出現。公元前1500年左右該習俗逐漸擴散至西南和華南地區。這個時期正好是東南亞青銅時代的初始期，也幾乎在同時，西南和華南地區出現了此類葬俗。東南亞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和冶金技術系統與地處歐亞草原中部的西伯利亞南部技術系統有著密切的聯繫(46)。這裡出土的青銅器除了器物類型學和技術上的共通點(合范模具的使用)之外，人類行為上亦有共通點(喪葬習俗)，即將金屬匠人與他們的手工藝品一起埋葬(鑄匠墓)(47)，此亦見於泰國(48)及歐亞(49)地區青銅時代的遺址。此種習俗在西南地區晚期青銅時代墓地中有著較多的孑遺，東漢以後隨著漢文化對西南地區的拓殖，該地區被納入漢文化的貢納體系之中，其金屬冶金技術系統發生相應的改變，石范隨葬的習俗也逐漸掩埋於塵埃之下。

三、初步認識

鑄匠墓習俗在西南地區早期青銅時代就已經出現，並一直延續至當地晚期青銅時代，尤以滇文化圈最為突出。該習俗較為集中於滇文化的中、下等級的墓地中，高等級墓地中並不顯著，該習俗有著明顯的職業分層或社會分化的意義，是專屬金屬工匠職業分層中的重要標誌之一。「鑄匠墓」習俗是西南地區青銅文化迥異於中原青銅文化的特質之一，具有鮮明的時代和地域特徵，其文化淵源可能與歐亞草原青銅文化有著密切的關聯。該習俗最早出現於歐亞草原的早期青銅時代(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前後在西北地區出現，公元前1500年前後在西南和華南地區先後出現，東南亞地區也在該時段出現了此類習俗。相反，儘管中原地區有著發達的青銅冶鑄工業和強大的王權結構，但該習俗在青銅時代華夏中心地區一直未有顯著的體現，這種差異可能是由於兩地冶金技術系統源流所導致的技術管控體系不同，即王權政治與神權政治社會組織體系的差異，中原王權體制有力控制了資源生產和技術的輸出，而神權政治分散的組織形態使得其對於資源生產和技術管理的整合缺乏有效管控。這同時也顯示出西北、西南及嶺南地區青銅技術系統可能與歐亞草原青銅文化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儘管目前各方面環節或節點的證據還略顯欠缺，但不容忽視的是這些青銅文化彼此之間所存在的共性特徵，構成了理解彼此文化之間關聯的「鏈條證據」，並成為了解上述地區青銅技術傳統傳播與演變的一種途徑。為此，了解西南邊緣地區的古代文化，應特別重視邊緣地區多元的發展範式和闡述語境，從而貼近歷史的「真相」。隨著近年東南亞早期青銅文化內涵研究的拓展，二者之間青銅器除了類型和技術體系相近外，鑄匠墓也是歐亞草原與東南亞地區青銅時代共同的傳統習俗之一，西南地區青銅時代此類葬俗的研究對於了解歐亞草原金屬技術系統與東南亞金屬技術系統交融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支點。儘管目前二者之間仍然有著許多的缺環，不僅有時代和空間層面上的斷裂，還表現在形式和內涵上的差異，如東南亞青銅時代廣泛存在的坩堝遺存，在西南地區青銅時代遺存中一直缺乏，此情形的發生既可能是地方差異，也可能是其金屬技術系統來源的多元化反映，其中緣由尚需進一步深究。鑄匠墓習俗的存在，鏈接了二地的青銅技術系統，豐富了歷史想象的空間。

註釋：

①本文所指的西南地區是指雲南全境、黔西、川西南、川藏交界地區及廣西西部一帶。

②本文所指青銅時代上限可至距今3500年，下限至東漢初期；其中可分三期，早期距今3500～2900年，中期距今2900～2500年，晚期距今2500～2000年。

③V.C.Pigott and R.Ciarla;"On the Origins of Metallurgy in Prehistoric Southeast Asia:The View from Thailand",in S.La Niece,D.Hook and P.Craddock,eds.,Metals and Mines:Studies in Archaeometallurgy,London:Archetype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Museum,2007.pp.85

④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戰國鑄銅工匠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9期；岳連建.《西安北郊戰國晚期錈鋼工匠墓初論》，《考古與文物(先秦考古卷)》，2002年，增刊；寧滿族自治縣文物管理所：《豐寧土城東溝道下山戎墓》，《文物》1999年第11期。

⑤M.J.Lessiter.Timeline of Casting Technology.Modern Casting,2002(11):43-51.

⑥楊瑞棟、李曉岑：《雲南曲靖市董家村石范製作技術的調查及相關問題》，《四川文物》，2011年第6期。

⑦(32)周志清：《西南早期青銅時代芻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三)》，科學出版社，2016年12月。

⑧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雲南龍陵縣大花石遺址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011年第2期。

⑨該遺址碳素數據(熱釋光第4層為：3532±170年和第5層為4017±90年，王大道：《再論雲南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類型》，《雲南考古文集》，雲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54～56頁：昌寧達丙營盤山遺址碳素測年為：3304±82年，即公元前1354±82年。王大道：《昌寧營盤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年鑒(1991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80、281頁。

⑩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雲南臨滄市那邦遺址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011年第2期。

(11)韋江、何安益：《黔西那坡感馱岩發現石范》，《古代銅鼓研究》，2000年第十六期：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廣西那坡縣感馱岩遺址發掘簡報》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廣西那坡縣感馱岩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3年第10期。

(12)貴州省博物館考古隊：《貴州畢節瓦窯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7年第4期；何風桐：《畢節青場新石器》，《貴州文物》，1982年第1期。

(13)闞勇、熊瑛：《劍川鰲鳳山古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0年第2期。

(14)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雲南劍川海門口遺址》，《考古》，2009年第7期；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雲南大理市海東銀梭島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9年第8期。

(15)張昭：《雲南彌渡合家山出土古代石、陶范和青銅器》，《文物》，2000年第11期。

(16)周志清：《南絲路上的早期金屬工業》，《中華文化論壇》，2012年第2期。

(17)嵩明縣蘭茂博物館：《嵩明鳳凰窩古墓群調查簡報》，《雲南文物》，1991年第30期。

(18)胡紹錦：《昆明市呈貢小松山古墓群發掘簡報》，待刊。

(19)資料現存昆明市博物館考古部。

(20)(21)資料現存昆明市博物館。

(22)王大道：《雲南出土青銅時代鑄范及其鑄造技術初論》，《雲南考古文集》，雲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

(23)陶鳴寬、趙殿增：《四川會理縣發現瓦石田遺址》，《文物資料叢刊》，1981年第5期。

(24)熊正益：《雲南東川普車河古墓葬》，《雲南文物》，1989年第26期。該煉渣系採集，是否為墓葬出土尚需進一步工作。

(25)發掘者認為墓葬出土銅渣、錫餅等礦冶遺物，表明墓主與採礦及與礦業經濟有關的人群。墓主為移民，來源複雜，既有南越如「趙喜之印」和提梁壺上的「趙」氏銘文，可能與南越派駐的礦產經理人有關。雲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箇舊市黑瑪井墓地第四次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62～163頁。

(26)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雲南箇舊市麻玉田青銅時代墓葬的發掘》，《考古》，2013年第3期。

(27)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塔與橫大路》，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71、112、184、185頁。

(28)蒲慕洲：《墓葬與生死——古代宗教之省思》。中華書局，2008年，第194頁。

(29)楊永林：《西周青銅器製作之謎有解了》，《光明日報》，2004年4月16目。

(30)前1500-1000年；Meacham,W.,Archae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hek Lap Island,(Hong Kong:Hong Kong Archaelogical Society,1994)pp.155-186; 鄒興華：《論香港及臨近地區出土鑄銅石范》，《銅鼓和青銅文化的再探索》，《民族藝術》1997年增刊。

(31)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廣西武鳴馬頭元龍坡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2期。

(33)該墓地發掘總面積339.5平方米，共發現墓葬205座。貝亞德將其分為三期。早期，包括三段，約當公元前3500年～前2500年，出土物包括陶器、稻穀以及牛和豬的遺骸。而最引人注目的則是青銅器的發現。中期，包括八段，約當公元前2500年～公元200年，出土物有陶器、砂石合范和坩堝等。晚期，包括六段，年代大約為公元1000年至今。晚期與中期之間尚有一段缺環.Bayard,D.T.1971,Non Nok Tha:the 1968 Excavation:Procedure,Stratigraphy,and as ummary of the evidence.University of Otago:Studies in Prehistoric Anthropology Vol.4.Dunedin,New Zealand; 1977.Phu Wiang Pottery and the Prehistory of Northeastern Thailand.Gert-Jan Bartstra,Willems Arnold Casparie and Ian C.Glover (eds.).Modern Quaterary Research in Southeast Asia Vol.3.

(34)轉引自李昆聲、陳果：《雲南與越南的青銅文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29、331頁。

(35)Solheim,W.G.Ⅱ1971,New Light on a Forgotten Past.National Geographic 139(3).儘管發掘者和泰國的部分考古學家堅持認為，能諾他遺址青銅器出現的年代至遲應在公元前2500年，Bayard,D.T.1979,The Chronology of Prehistoric Metallurgy in North-east Thailand:Silabhumi or Samrddhabhumi? R.B.Smith and W.Watson (eds.),Early South East Asia:Essays in Archaeology,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36)傅憲國：《泰國早期青銅文化的發現與研究》，《華夏考古》，1996年第4期。

(37)孫淑雲、李延祥：《古代冶金史專論》，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212頁。

(38)林梅村：《吐火羅人的起源與遷徙》，《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39)王博、祁小山：《新疆石人的類型分析》，《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在一座墓葬附近還出土有鑄造鏟、匕、錐等銅器的石范母一套。」韓建業：《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5頁。

(40)E.N.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25.

(41)豐寧滿族自治縣文物管理所：《豐寧土城東溝道下山戎墓》，《文物》1999年11期；b.白光：《河北豐寧早期墓葬綜述》，《文物春秋》2008年1期。烏恩：《北方草原考古學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252～275頁。

(42)L.G.Fitzgerld-Huber,"Qijia and Erlitou: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Early China,Vol.20 (1995),pp.51-52.; J.Mei,"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Bronze Age",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121 (1995),pp.1-39.

(43)劉學堂、李文瑛：《早期青銅文化的起源及相關問題的新探》，《邊疆考古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2005年。

(44)劉學堂、李溯源：《新疆新發現的鑄銅石范及其意義》，《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

(45)歐亞草原文化的初始期：公元前3千紀—前2千紀。李剛：《北方青銅器的歐亞草原文化因素》，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5頁。

(46)懷特等人認為：「公元前2000的西伯利亞南部為東南亞冶金系統的源頭。……早期東南亞金屬器物的初級技藝可被認為是是西伯利亞南部技術系統相對直接與完全傳播的產物。」喬伊斯·懷特等：《東南亞青銅技術起源新論》，《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輯)》，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88頁。

(47)喬伊斯·懷特等：《東南亞青銅技術起源新論》，《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輯)》，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74頁。

(48)C.Higham,"Recasting Thailand:New discoveries at Ban Non Wat",Current World Archaeology,Vol.31(2008),pp.38-41; V.C.Pigott,"Reconstructing the Copper Production Process as Central Thailand",in S.M.M.Young,A.M.Pollard,P.Budd and R.A.lxer,eds.Metals in Antiquity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No.792),Oxford:Archaeopress,1999,p.13.

(49)E.N.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The Early Metal Age,Cambridge:Cc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