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輝等專家：斷言「經濟拐點出現」為時尚早

本期嘉賓：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副主任 呂隨啟；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 胡敏；著名經濟學家 宋清輝

東莞日報記者 張華橋/文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份官方製造業PMI51.8％，為2012年4月以來最高，比上月上升0.2個百分點，也高於預期的51.7％。從更長的周期看，2017年開年3個月的PMI分別為51.3％、51.6％、51.8％，指數保持擴張區間並穩步走高，反映當前經濟運行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的勢頭得到了延續。

而上個月舉行的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上，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發表演講時指出，目前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都還有空間，而全球貨幣政策寬鬆已到周期尾部。理性來看，應該把關注點調整到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

經濟「開門紅」,經濟回暖的趨勢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是否會得以持續？今年貨幣政策在總體保持審慎和穩健的情況下，如何更好地利用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發展提供助力？本報特邀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副主任呂隨啟、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胡敏、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發表看法。

「穩」的基礎加強

「進」的力度加大

記者：PMI是監測經濟運行的及時可靠的先行指標，而官方製造業2017年開年3個月份的PMI均穩居榮枯線以上。請您分析一下2017年經濟運行向好的原因有哪些？有哪些有利因素？

胡敏：PMI指數涵蓋了企業採購、生產、流通等各個環節，是國際上通用的監測宏觀經濟走勢的先行性指數之一，具有較強的預測、預警作用。今年一季度，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之所以能呈現「暖意」，主要是去年一年實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宏觀經濟政策創新產生效果，供給側改革提高了長期潛在產出。經濟「穩」的基礎在加強，「進」的力度也在加大。一季度GDP增長有望繼續保持去年四季度態勢，達6.8%左右。

宋清輝：2017年經濟運行向好的原因，有一部分可以歸結為是2016年以及之前做好的鋪墊。從近年來的發展情況來看，政府對經濟的發展已經不再追求速度，而是在大環境中以穩定為主，這也為經濟2017年在合理區間內運行打下了基礎。

在經濟增速承壓的過程中，的經濟質量在向好發展，例如，政府對房地產出台的嚴厲政策，進一步壓制了資產泡沫的快速滋生，不少資金開始流出到各個實體產業當中，讓一部分資金從投機轉移到有效推動實體產業發展。搞投機的人少了，做實業的人多了，這是經濟穩健發展的基礎。

呂隨啟：通過中性審慎的政策穩住市場，穩住匯率，然後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投資，謀求經濟企穩。外部的原因是，美國經濟回暖，部分地帶動包括經濟在內的全球經濟的發展。

記者：按您的觀察預測，這次經濟回暖的趨勢，會延續2017年一整年嗎？有哪些不利因素？

呂隨啟：第一，下半年會不會走低，最主要看人民幣匯率。如果人民幣匯率不出現大的波折，能夠穩住，那麼，經濟回暖下半年應該是可以持續的。反之，人民幣匯率會連累經濟復甦增長的勢頭。第二，要看外部環境，主要是戰爭因素。近期美國轟炸敘利亞引起全球關注,給全球經濟發展蒙上陰影。如果大國之間關係保持平穩，對經濟增長是有幫助的。反之，經濟會受到連累。第三，要看貿易戰。這次中美領導人會晤之後，希望中美之間在貿易上找到妥協點，外貿形勢保持平穩，這對於刺激經濟增長是有裨益的。

宋清輝:從整個經濟發展的長周期來看，經濟整體向好。從以年為單位的短周期來看，2017年的經濟難以預測。一方面，當前經濟波動周期相對以往大幅縮短，簡單而言，就是從曾經的「三十年河東」縮短成為「三年河東」；另一方面，現階段經濟發展有太多不確定性因素，並且隨時都有可能出現突發情況。

從全球經濟形勢來看，歐盟不穩定、中東動亂、原油價格以及大宗商品可能隨時出現的變化、美國經濟在川普執政下的不確定等因素，對全球經濟的發展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就國內形勢而言，鋼鐵、煤炭等產能依然嚴重過剩，三、四線城市房地產依然不景氣，這些都是影響經濟的負面因素。

但在以穩為基礎的發展背景下，政府對各種有可能影響到經濟的風險都做了充足的預案。因此，即便是經濟發展受到壓力衝擊，這種衝擊的影響也會非常有限，經濟依然會按照原有的、計劃的步驟穩步向前。

胡敏：一季度經濟雖然回暖，但總體來看，還不能揭示出經濟增長拐點就出現了。這主要是因為，目前經濟增長動力還沒有完全激發出來，經濟運行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國有企業經營效益改善主要是得益於去年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影響，但產能過剩問題、成本和債務高企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與此同時，目前經濟走勢分化還十分突出，經濟金融風險隱患也不可忽視。再加上世界經濟增長低迷態勢仍在延續，「逆全球化」思潮和保護主義傾向抬頭，會帶來諸多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使得今年我們經濟工作重心還是要放在穩增長、調結構和防風險之間的平衡上。

貨幣政策效應遞減

財政政策更需發力

記者：貨幣政策放鬆，可對經濟產生明顯效果，但貨幣政策不是萬能的。周小川也認為，要把關注點調整到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當前情況下，以採取何種財政手段為重？

胡敏：根據今年全國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所作的安排，今年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這其實就指明了兩大宏觀政策的著力點。前期我們在貨幣政策上使用工具較頻繁較充分，其邊際效應在遞減。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前看更需要發揮財政政策作用，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能夠減稅降費，減輕企業成本負擔，要堅持「節用裕民」的正道。所有稅收、預算安排、財政轉移支付等均要體現這一精神。

宋清輝:從今年全國兩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看到，今年將採取的貨幣政策正在從兩方面進行：一是今年赤字率擬按3%安排，財政赤字2.3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2000億元。今年赤字率保持不變，主要是為了進一步減稅降費，全年再減少企業稅負3500億元左右、涉企收費約2000億元，一定要讓市場主體有切身感受。二是財政預算安排要突出重點、有保有壓，加大力度補短板、惠民生。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增長9.5%，重點增加均衡性轉移支付和困難地區財力補助。壓縮非重點支出，減少對績效不高項目的預算安排。中央部門要帶頭，一律按不低於5%的幅度壓減一般性支出，擠出更多資金用於減稅降費，堅守節用裕民的正道。

總的來看，現階段採用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財政投融資進行國家基本建設與基礎設施建設，調整經濟結構，引導、推動、扶持產業升級，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投資，增加就業，擴大內需，以實現經濟穩定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釋放更多紅利

記者：政策重心從穩增長轉向調結構、促改革、抑泡沫和防風險，政策工具從貨幣寬鬆轉向財政擴張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哪些重要政策將帶來改革紅利？

胡敏：應該說，這麼多年來，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圍繞經濟周期波動來把握的，經濟上行時期，我們適度收緊；經濟下行時期，我們適當放鬆，節奏和力度總體得當，運用起來也比較嫻熟。現在政策的著力點應當更多地放在激發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上，政策的聚焦就是要激發全社會創新精神，要堅決打破束縛人力資本潛能迸發的制度障礙，科技政策、人才政策、區域發展政策等關乎資源有效配置的一切政策因素一定要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政策的至善之本就在於充分調動最重要的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也是最大的政策紅利。

宋清輝: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主要從6個方面帶來改革紅利：一是調整完善人口政策，適應人口總量和結構變動趨勢；二是推進土地制度改革，維護老百姓的土地權益；三是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降低金融風險，積極培育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四是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五是深化簡政放權改革，把該放的權力真正放掉；六是構建社會服務體系，為全社會的發展構建相關的配套服務。

記者：房地產也是當前經濟中的一個焦點問題。近期，40餘個城市出台了嚴控房地產價格的政策，這是否意味著房地產市場出現「拐點」？

胡敏：中央一再強調「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就是現階段房地產發展的基本政策導向。近來全國一系列「史上最嚴格」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就體現了這一精神。房地產市場發展必須撥亂反正，否則，實體經濟無法發展，經濟泡沫會越積越大，全社會就沒有潛心幹事的動力了。

房地產價格一定意義上是一個貨幣現象，這麼多年來，在沒有更多的投資渠道和資產保值增值渠道下，社會價值主要體現在房價上也是一個自然結果。但這帶來了社會財富分化和更大的社會分配不公，必須要果斷調整。但我也認為，眼睛也不能光盯著房價，最主要的還是要發展實體經濟，大力營造靠誠實勞動、靠智慧創造產生財富積累的社會氛圍。房地產市場還是要平穩健康發展，不期望大起大落，否則會產生對更多的利益剝奪。解決之道還在於體制創新，比如可以試驗不擁有財產權的公有租賃制，我們期待這樣的新試驗。

呂隨啟：民間流傳的各種房地產的段子，無疑是房地產狂歡的一個縮影。但是，根據當前的情況，即便不是拐點的出現，以後房價的上漲也不會如之前一樣那麼快了。以前一段時間，經濟回暖，老百姓的收入增長，基本上被房地產開發商拿走了，無法流向實體經濟。現在這種情況會得到緩解，但房地產還會繼續發展，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前提是利益分配要更加均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