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為小說申辯|天涯·頭條

天有際，思無涯。

本文首發《天涯》2007年第1期。

為小說申辯

李敬澤

必須為小說申辯，正如我們不得不為詩申辯。問題不在這個時代的小說或詩寫得好不好，問題在於，在我們的生活中有一種力量正在大行其道，依據這種力量對世界的規劃，一切深奧的、複雜的、微妙的、看上去「無用」的沒有現實緊迫性的事物，一切令人沉靜、柔軟和豐富的事物都是可恥的，都必須予以嘲笑和剿滅。在這個世紀之初，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最熱衷的事情之一就是，宣布他們的文學死了，小說死了，詩死了，他們是在欣快地宣布，文學包括小說和詩的基本價值正在毀壞和將被遺忘。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文學，特別是小說就在不斷退卻，小說家和批評家們，小說的編輯者們，他們知道小說正在遭遇危機，他們以為他們想出了解決辦法，該辦法就是要全面地取悅於人，為此他們強調兩點，第一好看，小說一定要好看，要講故事；第二，為了好看，小說要寫實，不僅在藝術手法上寫實，更要在世界觀上「寫實」——小說所提供的世界圖景、它對世界的看法要和我們想象中的多數人一致起來，必須合於他們的經驗尺度，讓大家覺得世界正如所料。

十幾年過去了，小說沒有得救，小說正在沉淪。為什麼？在我們如此討好你們——在座的朋友們，你們是我們的客戶，是我們的上帝——之後，你們為什麼還是不喜歡？

很多人開出了靈丹妙藥，他們告訴我們：還不夠，這說明小說還不夠好看，小說還不夠「現實」——在媒體上、在各種場合我經常看到和聽到這種高論，每當這種時候，我都覺得像是落到了一個發瘋的大夫手裡，他認為治病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葯，他的葯是不可能不靈的。

我絲毫不懷疑小說有一個取悅大眾的問題，我絕對無意籲請小說回到已被全人民深惡痛絕的象牙之塔，我相信，即使誰想這麼干，以之大，也已經放不下任何一座象牙塔了。我更不想否認小說與這個時代的經驗有著血肉聯繫，小說必須正視它和表現它。但是，我認為，小說的頹敗主要不是由於它還不夠好看和不夠「現實」——讓我們有點現實感吧，我們得承認，小說無法和「超女」競爭，無法和《新聞聯播》競爭。

我們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明天小說在這世界上消失，小說家們都改行去做公務員或開雜貨店，那麼我們會損失什麼？我們不會失去故事，我們仍將浸泡在無窮無盡的故事之中，我們也不會失去「現實」，大眾傳媒已經海量地滿足我們對「現實」的消費。

那麼，我們將失去什麼？這個問題關乎小說在這個時代的基本價值；或者我們可以換個說法，對此時這忙忙碌碌的龐大人群中的某些人來說，他們需要理由：為什麼讀小說？

現在，我就試著給出理由。

第一個理由，讀小說，因為人是會死的。

剛才有一位朋友說他平日喜讀《聖經》。我很尊敬他，在我們中間，一個人耐心地讀《聖經》，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維持著一個精神向度，他意識到生活和生命有終極意義問題。而這種意識，在我們絕大多數人心中已經失去，或者未曾有過。大家剛才都談了自己喜歡的書，概括起來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勵志，告訴你必須努力，必須打起精神奮鬥，否則你以後後悔都來不及；第二種則是告訴你有了志向該怎麼辦，如何忙活以便走向成功。都很好，都能讓我們心慌，坐不住，聞雞起舞。這兩種書都是關於「現在」的，它們告訴你現在最重要，抓不住現在你就失去了一切。這無疑是真理，而且是人與動物共享的真理，一隻狗或貓或一隻螃蟹，它的生命也只有「現在」，它對生命的全部感知就是「現在」，而人與狗或貓或螃蟹的一個小小的、但決定性的區別是，人知道自己會死，知道一切都將煙消雲散，意識到這一點，他對生活和生命的看法就會複雜起來，他就不得不思考人生意義之類的問題。

這和讀小說有什麼關係呢？有關係。小說就是一種面向死亡的講述。任何一部小說——我現在談論的僅僅是我認為好的小說——無論它寫的是什麼，不管主人公在最後一頁里是否活著，它都受制於一個基本視野：它是在整個人生的尺度上看人、看事，也許小說呈現的是一個瞬間、一個片斷，但是，作者內在的目光必是看到了瞬間化為永恆或者片斷終成虛妄，這就如同一趟列車，車上很熱鬧，但有一個人知道這趟車的終點在哪兒，那就是死亡——小說是在死亡的終極視野中考驗和追究生命。

這聽上去似乎悲觀，會讓一些老實的好心人受不了，但這絕非虛無。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的文明、文化、生活方式、經濟方式和思想方式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我們努力忘掉自己的死，好像這件事永遠不會發生。在傳統鄉村，一個人正當壯年就置辦一口棺材放在家裡，一個人的死是一個公眾事件，需要舉行盛大儀式，死亡充分地進入日常經驗和公共意識。但在我們這個現代社會，死幾乎是一樁隱私，同時，死又在電視上、報紙上被不厭其煩地展示，它被展示為戰爭、災難和事故的後果，那是人類生活中的偶然，是不該發生的事，特別倒霉的人才會死，死亡不再作為生命中的必然進入我們的意識。

人不知死才會成為虛無主義者，才會否定生命的根本意義。這個時代到處都是亢奮的虛無主義者，我們沉溺於一地雞毛的重大意義，升官發財包二奶有意義，瘦了三公斤有意義，穿什麼衣服開什麼車也有意義，全部生活、你周圍的一切都告訴你這個，我們日日夜夜為此奔忙。

我們拒絕思考這忙碌本身，迴避列車的終點問題，對我們來說，唯一有意義的就是現在。我們倒真是貼著地面行走，但別忘了，所有哺乳類動物中只有人夢想著飛，飛是對生命的最大肯定，把人固定在地面上，只看見眼前三尺，那是對生命的貶損，是最徹底的虛無。

而小說，它是反抗虛無的堡壘——而且，我相信，就我們的文化的具體狀況而言，它可能是最後的、最英勇的堡壘。孔子說，未知生，安知死。小說是知死所以知生，小說相信個人的生命是一個有意義的整體，它反對將人簡化為零散的碎片，小說看到「有」，看到我們的慾望、看到圍困著我們的物質，小說也看到「無」，看到在慾望的盡頭和物質的盡頭橫亘著的死亡，看到人的精神力量，在「有」和「無」之間，我們的生活成為探索「存在」的英勇鬥爭。

至少自小說有了明確的作者，成為完全的個人創作之後，這個「有」與「無」的問題就是它的根本動力。蘭陵笑笑生一開始就知道，西門慶將死於他的慾望；曹雪芹看到了「花團錦簇、烈火烹油」，他同時穿越這一切，看到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即使在民間敘事傳統中，這也是一個基本調子，《三國演義》開卷就說：「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就是於人世的大熱鬧之中看出了千秋萬歲的大靜。

小說為這個世界、為我們的生活所見證和維護的東西就在於此。小說之所以反抗虛無，就是因為它在死亡在場的情況下檢視和求證人生的意義，它告訴我們，人如何選擇、行動、死亡而依然自有其意思，人如何向死而生。

——我知道，我可能把小說這件事說得太重了，小說不是宗教，它不能解答終極意義問題，這也並非它的職志。但是，考慮到的文化狀況，考慮到我們面對著人心和世道的大變並無多少可用的精神資源，考慮到小說自現代以來建構人精神世界的重要作用，我認為，小說的問題不在於它是否將要衰亡，它面臨的考驗是，如何回到它的精神原點上去，勇敢地面對和處理我們的精神困境，勘破重重幻覺，讓我們穿過那些名牌、成功、減肥和口舌之辯的喧鬧，直接觸摸我們的存在。

與此相聯繫，就有了讀小說的第二個理由：小說保存著對世界、對生活的個別的、殊異的感覺和看法。

這是小說的現代功能，古代的小說不是這樣，或者說，小說的原初形態——比如故事、說書不是這樣。在故事和說書中，講述的是對世界和人生的普遍看法，世界就是這樣，我們大家都這麼認為，沒有什麼不同意見。

但是，當小說演變成個人創作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為什麼《紅樓夢》了不起？就因為曹雪芹說，不對，世界不是你們看到的那樣，現在我說說我看到的；人生也不是只有你們認定的那一種，現在我來探索另一種可能。曹雪芹的這種個別看法至今也還挑戰著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好孩子應該讀書上進做官，賈寶玉說，那有什麼意思？人生的意義就是和幾個冰清玉潔的姐姐妹妹相守著，賞花吟詩喝酒。

——這很沒出息啊。現在差不多識字的人都是紅學家，但我不知道人從《紅樓夢》里除了學到一點姑嫂勃蹊、宮闈謠言之外還學到了什麼，他家裡要是出個賈寶玉他會愁死，參加聯考，一路考上去，做官發財，然後死掉，有意思嗎？大家都說有意思，我對此也不想提出異議，但是，如果沒有曹雪芹之類的人獨持異議，人的精神和文化恐怕早就僵硬而死。

幾乎所有的小說衰亡論者都立足於一個事實，那就是小說在現代曾經佔據著那麼重要的地位，現在這個地位已經失去。但他們忘了，小說在現代史背景下承擔的基本使命是，告訴我們對世界的一般的、正確的或者說已經或即將被廣泛認可的認識和想象。而在這個時代，小說已經失去這個功能，年輕人對世界的基本認識和想象肯定不是從小說得來的，正因為這樣，小說才得以發展它的特殊價值——小說不是「大」說，它真正回到「小」說，它所提供的不是對世界的一般正解，而是個別的理解和看法。這就好比我們去王府井，大家都知道大路怎麼走，但小說家一定要找自己的路——他像一個探險家，他對認識人類事物的新的可能性有不竭的好奇之心，他要設法繪製新的地圖，在這張圖上，我們熟悉的變得陌生，我們認為一清二楚的事物模稜兩可，我們遭到挑戰和冒犯，但我們也因此看到世界和自我的新景象。

——在這個意義上，小說是一種感受方式，也是一種生活理想，凡拒絕承認生命和生活只有一條路、一種表達的人，凡不願讓精神僵硬的人們，他們就是小說天然的讀者。

但現在的小說是否做到了「小」說，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認為，現在的小說家相當一部分失去了這種勇氣和想象力，相當一部分小說家對世界的感受方式和基本看法大概都跟《紅樓夢》里的賈政一樣，於是我們看到的就是賈政寫的小說，給賈政們看。賈政們脾氣很大，對生命中任何一種陌生的、被打開的可能性都會很生氣。

昆德拉自賣自誇，對小說有一句非常高的評價，他說，小說是歐洲公民社會的基石。就是說真正的公民道德要從理解他人的真理開始，沒有這個，就沒有公民、沒有民主、沒有什麼公共空間。

前幾天看到一篇文章，我覺得很有意思，他談的是那些民間科學家們，水變油，炸喜瑪拉雅山之類，這文章到最後說，總之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你安知人家沒理？所以要寬容——我認為這不是寬容，這叫價值休克，人類事務的不同領域有不同的價值取向，科學就是有一個求真問題，討論的時候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最終我們還是得問：到底誰有理？

現在的問題是，在必須尋求正解的地方，我們都是好脾氣，在不必尋求正解，應該寬容的地方，我們都是偏執狂，網上有那麼多道德狂熱、明辨是非之輩，但同時，偽科學也大行其道。

小說所處理的對象是人類對自身生活和生命的認識、想象和選擇，小說家在開始工作時所依據的基本前提，就是理解和尊重他人的真理，鑒賞人性的豐富和有趣。今天來了很多從事心理諮詢的朋友，以我的理解，心理諮詢的前提與小說不一樣，對諮詢師來說，有些東西是對的，你搞擰了不對了所以你出問題了，那麼現在你來諮詢，我給你理順、解開。小說家的關切不在於此，而在於追尋和展現你的真理，小說承認人的無限可能性，人的選擇、行動和精神取向如此繁雜，如此差異多姿，小說家的根本熱情就是探索你何以如此，求證你的那一套如何形成如何發展如何經受考驗如何成立或破產；我們說小說要真實，要有說服力，其實就是小說家進入和領會他人的真理的能力問題。

正因如此，偉大的小說家對人一視同仁，他公正地對待人、對待生活。現在很多評論家把「悲憫」啊什麼的掛在嘴邊上，好像小說家都該變成聖徒或慈善家，這聽上去肯定沒錯，但卻是對小說精神的曲解。一個真正的小說家不會因為你年薪百萬他是個民工就鄙視你同情他，或者反過來，諂媚你鄙視他，不是的，他只是公正，他不是勢利眼，他不會看不起民工，也不會看不起你，在他眼裡，你們都是如此特殊和如此具體的人，他在「存在」的尺度上同樣對你們滿懷好奇之心。

當然，我承認，小說有一個價值判斷問題，但小說家的價值判斷不能先於他對人、對生活的忠直。現在很多批評家直接把文學問題變成了道德問題，他們認為，在人類生活的無限可能之中應該有一套普遍真理，這套真理必被遵從，必須體現——主要是在小說中和人們的口頭上。我理解他們的關切，我一開始即已申明，小說在這個時代的基本價值之一就是必須面對終極意義的焦慮。但小說處理終極意義的方式恐怕並非如道德批評家們所想。小說中的人獨自面對上帝，不需要中介，不需要教會，也不需要自以為掌握著道德的道德家——新教的興起與現代意義上的小說的興起差不多是同一時段。這並非偶然，小說承認他人的真理，就是首先承認每個人有獨自面對上帝的權利，就是承認，在「有」與「無」之間，生與死之間，人有無限的想象和認識、選擇的可能，在我看來，承認這種可能才是「大德」，才是對上帝的敬畏。

公正、忠直地對待人，理解他人的真理，這是我們文化中近於枯竭的品質。現在我們號稱是一個網路時代，人天天在熱火朝天地交流，但是，以我有限的網路經驗，我們誰也不想公正地對待別人，誰也不想理解他人的真理，我們想的就是自己手裡拿著「真理」，藉此向他人行使暴力——哪怕是語言的和虛擬的暴力。

也正因為如此，小說不會衰亡，小說必會堅持下去，保衛世界的豐富性和人的豐富性。

——如果小說衰亡，我們可能還會失去許多其它的東西，比如記憶，比如沉默，等等。但是時間到了，而且我認為我已經充分闡述了小說必將存在，必將流傳的理由。

現在，我們的很多評論家、很多小說家都像中產階級庸人一樣看待文學的命運，天天對我們念順口溜：現在的人很忙，生活節奏很快，所以他們不愛看小說了，所以小說必將衰亡。

好吧，我現在說出我的看法，在某種世界觀里，小說確實並非必不可少，這與人們是否比一百年前更忙無關。我們完全可以假設一個新世界，這個美麗新世界里沒有小說，沒有詩歌，沒有我們現在很多大膽的預言家們宣稱要消亡的東西——在他們看來，哲學可以沒有，歷史可以只剩下電視劇和《百家講壇》——很好，我相信，如果這套假設全面實現，絲毫不影響很多人的生活，不會影響GDP的增長。

但是，前些天當詩歌問題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我對記者說：問題的核心是，公眾面臨著選擇。我們如何看待我們的語言？我們是否認為我們只需要作報告的語言、討價還價的語言、罵大街的語言，而決心拋棄詩的語言？如果我們認為詩的語言在這個時代純屬多餘，我們可以把詩這個字從字典中摳掉，這不難，但如果相反，那麼我們與其以如此高漲的熱情去發現壞詩，不如好好想一想，詩的基本價值何在？它在這個時代如何堅守和傳承。

——當然，記者沒有把我的話發出去。但這種選擇並非什麼新鮮事，它一直是任何文明和文化必須面對的基本選擇。兩千年多前的孔子在當時的人看來完全是個不合時宜的怪物，他頑固地代表一切在新世界里應該消亡的東西，但是，文明和文化的生命就繫於這種選擇中的勇氣和信念。

問題是，小說家們自己是否還對小說懷有信念，他們是不是自己已經不相信小說了？坦率地說，我認為現在還相信小說、對小說的基本價值仍然抱有信念的小說家為數不多。小說的危機其實是小說的基本價值的危機，小說正在並將繼續承受懷疑、責難，並且會反覆地被宣布死亡——小說死亡的預言在十九世紀就已經被人以時代的名義大聲說出，但是，我相信，這種懷疑和責難會不斷地推動小說重新回到它的基本價值上去，讓它重獲生機。

李敬澤，文學評論家，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見證一千零一夜》、《讀無盡歲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