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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三體》想象力的源頭

劉慈欣《三體》想象力的源頭

王洪喆 北京大學

德國漢學家瓦格納(Rudolf G. Wagner)在一九八五年提出一個假說,認為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爆髮式流行的科幻小說是一種知識分子群體的「遊說文學」(science fiction as a lobby literature)。瓦格納發現,不像同時期外國科幻小說常呈現未來社會的各個部分(階層),改革開放初期的科幻故事重複講述的,是在遠離了「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邊疆飛地,科研工作完全不受政治干預和資源限制地開展,同時在科學家主人公以外,政府、黨、軍方、工農都未扮演任何角色。因此瓦格納認為,新的科幻文藝是這樣一種文學:通過描繪科學家在未來社會中所扮演的主導角色,來展現知識分子群體對科技興邦的訴求。

然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科幻文藝的矛盾在於,一個知識分子從政治運動中走出來的時期,也恰恰是國家科技預算大幅削減,尖端技術項目紛紛下馬,武器和戰略工程的「飛地」難以為繼、逐步瓦解的時期。換句話說,在「科學的春天」的同時,也帶來了「賣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腦體倒掛」「以市場換技術」等說法。

因此當《三體》這樣的故事,想要在現實歷史的時間軸中檢索出一塊資源無限供給的飛地以安放一個地外生命搜尋項目,並以此開啟另一條時間線時,這個另類歷史的現世介面便只能安放在六七十年代。而現實歷史也正好終止在紅岸基地的解體,即劉慈欣所提示的八十年代國防預算的削減。其後,故事就進入了與現實平行的另類未來。

冷戰與「文革」,這一二十世紀內部尚未被打開的時空褶皺,在劉慈欣的科幻文學中向我們展露了其危機與可能性並存的複雜面貌。不同於八十年代的科幻小說與過往的訣別,《三體》作為一個架空歷史故事,從一開篇就是一段從冷戰與「文革」中派生出的替代性未來史,就其對我們原有歷史和文化經驗的擾動而言,《三體》可算是一部十足的「冷戰朋克」「『文革』朋克」——在傳統的建制性「文革」敘事中插入冷戰元素,將歷史的主舞台從城市政治運動轉向大興安嶺深處的戰略飛地和異端個體。沿著這條線索,由「紅岸」和「地外生命搜尋」入手,考察這些冷戰年代的科幻設定在二十世紀的起源為我們提供了一條打開《三體》的知識圖譜和文化感覺結構的可能路徑。

與地外文明接觸的嘗試,串起了從古代通靈術到現代射電天文學的隱秘聯繫。在十九世紀末,葉芝所在的秘密會社「黃金黎明隱修會」(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已有藉助「以太」和塔羅儀式進行太陽系通信和旅行的活動,而劍橋大學卡文迪什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在當時已經聚集了一批研究以太和靈媒的物理學家,在「二戰」后成為射電天文學的重鎮。可見在利用無線裝置從雜訊中搜尋交流的可能性這一點上,維多利亞時代的靈媒學與二十世紀的地外智能搜尋具有親緣性。二者都希望和他者的接觸是可能的,兩種研究的對象都是人最痛切的關懷:哀悼、孤獨、與死者和遠方的接觸。

與異類交流的渴望折射出人類對自身群體中異質性的焦慮,而這種焦慮恰恰在冷戰的陰影中達到高潮,事實上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生命科學部門地外生命搜尋(SETI)的第一波浪潮「奧茨瑪(Ozma)工程」的歷史基本與冷戰重合(一九五九至一九七八)。而為了保證項目的國會預算,在冷戰戰略部門和科研機構中擁有多重身份的科幻、科普作家卡爾薩根起到了關鍵的遊說作用。他描寫SETI的科幻小說《接觸》獲得一九八五年全美暢銷書排行榜第七位,小說一九九七年由導演羅伯特·澤米基斯搬上大銀幕,成為與同樣出自他手的《回到未來》《阿甘正傳》並稱的主流美利堅故事。

相應地,對於地外生命可能存在形式的探索,也就邏輯地派生自應答、安置和馴服他者的帝國知識。正如揚·梅傑(Jan Mejer)在他一九八五年的文章《邁向宇宙社會學:異形的構造》中寫道,最早有關異形的接觸經驗可追溯到歐洲殖民者對「第三世界」的擴張,對於歐洲人來說,土著是一種非人(non-human),建立在這種框架下對於原始人的初民想象,反映了歐洲帝國文化的宗教哲學,進而將自身的社會問題投射到神話學式的解決方案中。因此,對冷戰兩大陣營而言,外太空既是充斥黑暗他者的未知領域,也是可能取得資源、治癒舊症、重獲文明生命力的「新邊疆」。

「紅岸」與「新邊疆」同源的證據,來自冷戰時期陣營另一側的蘇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蘇聯學界,宇宙社會學的最早建構,是多個有社會科學取向的地外文明研究方向的統稱,比如地外文明的形成條件與可能形態、與其接觸的預期情景及後果、未來太空殖民中人類如何與地外文明共存,以及星際旅行和空間研究對人類社會自身的影響。蘇聯天體物理學家卡普蘭(Samuil Aronovich Kaplan)於一九六九年編寫了這一領域的首部文集——《外星文明:星際交流問題》,後由專門為美國翻譯蘇聯科技情報的「以色列科學翻譯計劃」(Israel Program for Scientific Translations)在NASA內部出版。卡普蘭在開篇的導論中將宇宙社會學與宇宙生物學進行了對照性定義:如果宇宙生物學研究所命在地外環境下的起源和進化,則宇宙社會學要研究智能文明在此條件下的起源和發展,這一方面要藉助對地球文明起源和成長的認識,另一方面要藉助地外文明搜尋所可能獲得的數據。

可見,地外社會學從一開始的主要目標,就是幫助理解和解決冷戰時期的地球事務。早在一九六一年美國首席智囊布魯金斯遞交給NASA的報告中,就提出了空間探索對於美國戰略研究可能起到的廣泛推動作用,報告建議NASA考慮開展關於和平利用空間的社會、經濟、政治、法律和國際影響方面的廣泛研究。在報告的最後專設一章梳理地外文明接觸對人類社會的可能影響,報告認為:地球人是否可從此種接觸中獲益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文化人類學的大量案例顯示,當一個社會被迫要與一個完全陌生的、持有不同價值觀的文明接觸時,往往發生的是自身的崩解,而另一些在此種經驗中能夠倖存下來,也總要付出慘痛代價,導致文明價值觀、態度和行為的劇烈轉變。

報告認為要通過持續的歷史和經驗研究,考察不同國家人民及其領袖在面對突發事件和完全陌生社會壓力時的應對行為,哪些因素會影響到原始社會暴露在先進文明面前時如何招架,而這些不同會導致其中一些文明更加繁榮,一些苟延殘喘,另一些直接滅亡。這類研究會給未來與地外文明的接觸和斡旋提供對策,同時將幫助美國決定如何將這些信息透露給公眾,或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保留。

在七十年代,美國人類學會牽頭召開了多次以「地球以外的文化」(Culture Beyond the Earth)為主題的會議來討論地外生命搜尋的文化效果,卡爾薩根和阿西莫夫等科幻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深度捲入了這些討論。這些跨學科對話重點研討與不同地外文化間的接觸對於人類社會的可能影響,以及對「費米悖論」的各種解釋路徑。面對浩瀚星空中的「電磁靜默」,學者們需要對「智能生命為何不與地球聯繫」給出合理推論。其中「動物園假說」認為地外文明已經在使用微型探測器觀察地球,就像在觀賞和研究動物園裡的動物,這一情景從阿瑟·克拉克的小說《童年的終結》中獲得啟發,在這部一九五一年的作品的開頭,外星文明對人類進行了持續數千年的觀察,在人類即將飛向太空時降臨地球,終結了意識形態對峙、軍備競賽和冷戰。而另一種「死亡探測假說」則認為,具有猜疑和懼外特徵的文明為了創造生存空間,可能一直在使用星際級武器系統性地消滅宇宙中的其他高等文明。這幾乎是薩博哈根在六十年代《狂戰士》系列故事的升級版,小說創造了一種可以自我迭代的人工智慧,在宇宙中巡航獵殺智能文明,而飛出地球的人類後裔「太陽系人」成為宇宙中唯一具有情感、終結狂戰士的正義種族。

這些宇宙社會學模型與其說在研究外星人,不如說是冷戰軍事對峙博弈的外太空操演。事實上在核威懾的暗影下,自五十年代開展了針對「核冬天」的情景戰略工作,科幻作者跟國防部門、工業界人士、社會科學家已經被組織在一起,進行預測未來的跨學科對話和實驗,其後衍生出大量如《瘋狂麥克斯》的「廢土文學」。而坎貝爾主編的科幻刊物《驚奇故事》在「二戰」中一度遭到國防部門的嚴密審查,因其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前刊登了一篇精確預言廣島原子彈打擊的作品《死線》。可以說,作為在戰爭中針對未來的情景寫作者,科幻作家堪稱不確定時代的「面壁者」和「破壁人」。

因此,後世的未來學者認為,以阿瑟·克拉克為代表的美國黃金時代科幻寫作,實際上是一種「應用文學」(applied fiction),因為它們不僅啟迪了軍事技術創新,還引發了關於未來朝向的社會對話。這不是對文學本體的縮限,而恰恰是對文學邊界和社會功能的延展,科幻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曾經佔據了一種非同尋常的社會位置,溝通了通俗寫作、純文學、國防政策、科技創新和社會科學等多個場域。

被稱作「克拉克」的劉慈欣,以宏大三部曲向我們展開人類與三體人之間的千年戰爭史詩,不經意間成為二十世紀冷戰這一段特定歷史時段的政治和文化邏輯在未來舞台上的再次展演——三體遊戲是一個反覆進行的多人情景創建,而四個「面壁人」就如同四個戰爭替代方案的科幻寫作者,未來史學派則幾乎複製了冷戰中的跨學科戰略智囊工作。縱貫全書的主線,外星人即是挑戰人類本性的終極他者,也可能觸發救贖人性的未來通路——這正是冷戰構造的核心特徵,在危機四伏的「黑暗森林」中反求諸己。

作為冷戰與「文革」的孩子,藉由「東方紅」與「煤油燈」「紅岸」與「地外文明」的寓言,劉慈欣從二十世紀的動蕩、匱乏與超越性中開掘出的科幻道路,始終是一種在不連續時代試圖書寫和把握歷史連續性的努力。而成就這個幻想故事的社會心理和文化記憶,在這歧義叢生、晦暗不明的地球往事里,長久缺席的經驗被得以書寫。

閱讀《三體》的快感帶給我們一個可能的思考,個體的想象力從來都是具體的、歷史的產物,生成於特定時代的感覺結構和知識譜系中。由此,激活社會想象力的工程,即是激活一個社會自身歷史與文化自覺的工程。

在一個健忘的時代,重新接續歷史和未來的引線,二十世紀的豐饒正待叩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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