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的同質化與風險共振

世界進入「一切皆互聯」的后真相時期，雖然同質化和共振性的問題已經提出，但最優解尚未求出，接下來有針對性地「趨利避害」就自然而然成為探索和再創新的動因。

劉珺/文

互聯網時代和物聯網時代的共同特徵是科技創新居於主導地位，是時代前進的決定性力量。在普遍聯繫的網路中，國別政策或許能夠應對稅收、貿易、就業等經濟民生問題，甚至移民、反恐等國際敏感問題， 但對日行千里乃至萬里的科技創新所帶來的深刻變化明顯應接不暇。任何基於一時一地的政策，其效應在科技織就的全球系統內往往轉瞬消弭於無形。

人類的發展史有言在先：凡事皆有兩面性，既然有好的一面，就會有不好的一面，矛盾始終存在，只是以何種方式、何種程度相互轉換並展現出來而已。那麼，科技在顯著增進人類福祉的同時是否會帶來新的風險，包括已知的未知風險（known unknowns）和未知的未知風險（unknown unknowns）呢？風險屬性和結構是否發生演變、嬗變甚至蛻變呢？

發展同質化與同質化發展

網路時代是人類歷史長卷的「大寫意」，技術和產品的創新由點到線，連線成面，組面成體，進而聚合為廣袤的系統。變化成為不變的主題，變化無處不在，變化標識出時代的進步和進步的時代。新生事物形塑出以毫秒為單位的幻化和差異的時空和人，讓不同演繹到極致。變化的結果一定是今不同昔，但是否「異」百分之百定義新時代而「同」無足輕重呢？始於細節的科技創新驅動大的潮流，形成大的方向，產生大的趨勢，反而是「同」昭示全球性問題。「世界是平的」，網路時代的共性問題是相當程度的同質化，無論是發展的方式還是發展的結果。以下問題須共同且無區別地關註：

網路安全（cybersecurity）問題。互聯網的元問題不僅是速度和效率，至少與之平行的是安全，技術安全、系統安全和信息安全，該問題與科技創新同步同速，甚至比科技創新的速度更快。已知的網路戰（cyberwarfare）已然水銀瀉地般無孔不入，如黑客攻擊伺服器（索尼案例等）、盜取用戶信息（雅虎案例等）、虛假新聞（臉書案例等）、售賣假貨（天貓案例等）、植入病毒或惡意軟體（木馬Trojan Horse、勒索軟體WannaCry等）等，而相對未知的灰天鵝或黑天鵝安全隱患更是蓄勢待發，不僅危及網路基礎設施的安全，癱瘓系統的運行，而且利用網路平台的漏洞攫取不當利益，干擾社會生活，在增加社會運行成本的同時不斷侵蝕社會肌體。特別是萬物互聯的情況下，點以及線的安全漏洞極易高速傳播並引發整個系統的安全事故，結果是局部風險本身就是系統風險，二者幾乎同時爆發，不分軒輊。信息「雲」之後，信息安全的風險只會更加突出，無論是公有雲還是私有雲，有雲的地方就會下雨，信息安全方面的「水滴石穿」或許只是時間問題。

系統強健性（system robustness）問題。無人駕駛的自動化進程已經啟動，大量實驗結果表明，理論上可證明的技術轉換成實踐中可運用的技術是「新時代的長征」，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如特斯拉（Tesla）的無人駕駛技術（driverless technology），不僅在現實中始終逡巡於智能駕駛（intelligent driving）、自主駕駛（autonomous driving）和自動導航（autopilot）之間，過程中還不時發生事故，所以實驗室技術在人與人運動變化的互動場景中轉化為成本適度的產品和服務的難度不可小覷；如臉書（Facebook）的信息真實性檢核與過濾系統，無往不在的社交媒體滋生出「假新聞」的瘟疫，新聞和消息或許為信息，或許為噪音，或許為謠言，或許為謾罵和攻擊，既然無「其言必信」，何來「其行必果」（《史記·遊俠列傳》語），是故臉書積極開發升級過濾工具並與第三方機構（如事實核查機構Correctiv、媒體新聞公司ABC等）合作以避免變成「假書」（Falsebook）；如淘寶和天貓防假貨機制的升級優化，平台的覆蓋面和延展度越好，其潛在的信用背書就越強，消費者的身份信仰要求平台內外兼修秩序井然，去蕪存菁是對系統的最基本要求。無論技術載體是平台或是汽車，集成系統的精確度強健性是前提，而達成這一目標的難度隨著系統複雜程度的提升而提升。

系統性同質化問題。信息流動速度之快幾乎是瞬間的，信息不對稱的瓶頸在技術上幾近解決，對稱信息的獲取能力已不是根本性障礙，信息本身的交換與共享在深度、廣度、速度上已臻化境。但是，信息的質量特別是清潔度、準確性和真實性卻難以在短期內真正達到「對稱」，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對稱是真信息對稱，假信息也對稱，真假莫辨。信息的廣域覆蓋和高度對稱之下，受眾獲得信息的內容基本相同，獲得信息的時間基本同步，同質化殊難避免，與之高度相關的問題至少體現在：

第一，市場行為同質化、同構化、同向化。從眾心理和羊群效應愈發顯著，以金融市場為例，跟蹤和模擬指數的被動投資（passive investment）漸成主流，不同類型的基金在投資者偏好變化的情況下，普遍向成本低、業績穩定、風險適中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exchange traded fund）和指數基金（index fund）戰略大遷徙，全球範圍內投資模式的轉換，導致基金與基金越來越相像，資金與資金越來越相像，投資邏輯相像，期限結構相像，收益目標相像，風險偏好相像。當然，根本原因是投資者在人口統計學上的結構同化，即主要經濟體的人口老齡化，而與之相適應的養老金投資風格主導市場。金融市場如此，其他市場也概莫能外，農業、石油和大宗商品、鋼鐵等，均表現出周期性特點，而周期內的差異化不顯著。

第二，產業同質化。儘管產業分工依然存在，產業鏈和價值鏈依然存在，但是不同產業以及價值鏈不同位置的市場主體的發展邏輯高度趨同，無非是物聯網、智能化等，實體經濟技術主導，生產和消費高度重合，製造活動從屬於系統集成，產品和服務的營銷場景化和OTO（online to offline）、O&O（online and offline），等等。產業分類的標準多元且發散，產業之間的界限更是模糊到朦朧的程度，產業整合的共性技術也高度集中在人工智慧（AR，artificial intelligence）、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基因測序（genome sequencing）、機器人等領域。未來，產業劃分的意義或許不復存在，實體與虛擬之分或許不再明晰，經濟體系就像神經系統，廣泛聯繫，交互作用。

第三，經濟結構的分層同化。在世界經濟版圖中，雖然不同國家按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處於不同層級，但是處於同一層級的經濟體經濟理論類似，經濟政策類似，經濟結構類似，經濟結果也類似。發達經濟體的主基調是再工業化、製造業回歸、智能生產、網路化等，新興市場國家的主基調是產業升級、結構調整、供應鏈躍升、綠色、民生等。世界經濟逐漸層級化，而層級之間呈現一定的穩態，而突破所需要的力量在信息和技術的對稱融合中被稀釋消解，層級間位置互換的難度很大。

第四，政策趨同。在一定區域內或跨區域的國家集合體中，國別政策的差異越來越小，而相同政策在不同國家的執行以及相似政策在不同國家的採納客觀上產生了不同的「政策共同體」，當然也伴生「共同政策」的不同政策效果和政策瓶頸。前者如歐盟，且不說英國脫歐的餘震猶存，即便是其中相對黏合度高的歐元區國家也面臨貨幣一體化與財政國別化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後者有代表性的其一如避稅天堂國家（tax havens），以極低的稅率輔之以便利的營商環境吸引外國企業落戶，政策組合簡單劃一，幾無差異，但目前受到國際社會反逃稅避稅的巨大壓力；其二如北歐高福利國家，保障性極強的政策以高稅率為依託，政策目標和具體措施頗為近似，但巨額公共財政負擔的持續性存疑。

第五，社會階層固化和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趨緩。人口結構老齡化已然不是個別現象，而是諸多國家面臨的共同難題，並且負向遷移的趨勢無減速跡象。目前超老齡國家（65歲人口佔總人口的21％以上）有德國、義大利、日本、希臘和芬蘭，到2030年將達到34個。人口結構的同向變化導致很多國家在相對集中的時間窗口內同時面臨人口紅利消失或下降的困局，社會存量財富掌握話語權，增量財富又主要被精英階層特別是技術精英獲取和佔有，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社會公平沒有明顯改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而階層流動的路徑上，不僅存在固有的障礙，而且新增了越來越智能化的機器，不同階層人的相互替代很難，但機器對非精英階層的人的替代已經不是科幻，而是必須直面的現實。

第六，文化趨同。在移動互聯網的媒介作用下，文化符號東西交融，南北彙集，比如手游口袋妖怪（Pokemon Go）是日本任天堂和美國矽谷公司Niantic的合璧之作，甫一出現，非風靡可以描述，簡直成了一種全球範圍內的社會文化現象，文化的全球化可見一斑。人可以存在於不同的物理空間，但在社交媒體營造的虛擬空間中，不同語言、不同膚色、不同國籍的人卻使用一樣的表情包、分享一樣的網路語言，文化趨同標記時代特徵。

共振風險和風險共振

網路時代「異」是表象，「同」是趨勢。那麼，從經濟金融的角度如何把握時代風險的主線呢？共振是關鍵詞。事物和發展方式的趨同一定程度上會強化與之相關風險的共振特性，無論是內生風險還是外部風險，其發生、積聚、擴散、爆發一定會越來越多地出現共振現象。由於共振，風險的量級無論正負均會產生倍數效應。

網路時代的虛擬性映射到經濟領域的表現是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羅伯特·希勒語），而金融是虛擬經濟的「執牛耳者」，並且是前沿科技積極的創造者和實踐者，管窺金融領域的風險共振效應、多維風險的全貌就能按圖索驥。金融領域的共振風險和風險共振縱向分層與橫向交互並存，以下運用「事件分析」（event study）予以概要說明。

宏觀共振。國別政治事件和經濟政策的外溢效應越來越顯著，特別是大國。英國脫歐公投之後的英鎊貶值、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股債雙牛的「再通脹交易」（reflation trade）、馬克龍擊敗勒龐入主愛麗舍宮之後的歐元回升等，均非獨立事件或獨立結果，而是重大國際事件的長波共振，更需關注的是，特定國家或地區的事件，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引起全球共鳴，形成潮流，宏觀影響力的波及面甚廣。

中觀共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心照不宣地實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人為地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並維持超低利率水平，歐洲央行、瑞士央行和日本央行甚至不約而同出台負利率的超常規貨幣政策。貨幣政策之於市場是子午羅盤，金融市場對此的反應是股債同頻向上，結果相當於央行按照同一樣式給金融市場進行了「整容」，主要金融市場的結構特徵自然越來越像。宏觀政策的趨同傳導到中觀市場產生共振，市場的牛熊轉換、漲跌幅度等幾乎循著一致的節奏，一旦出現逆轉，下行風險的共振烈度或遠超預期。

微觀共振。在資本市場尤其是基金市場，被動投資或指數化投資已然成為潮流，囿於其固有的特徵，該類基金的調倉和買賣集中在交易結束前半小時左右的時段內，以盡量保證持倉與基準的相對一致。這種單個基金的個體行為在交易模式上很快趨於相近，羊群效應（herding effect）產生，股票市場尾盤出現了「流動性微笑」（liquidity smile）的現象，對所投資股票價格的同向加力相當程度地扭曲了指數成份股的價格表達，弱化了市場價格發現機制的作用發揮。

心理共振。理性經濟人假設是經濟學分析人類經濟行為的基礎，完全理性是純學術的條件設定，有限理性才是現實。既然理性有邊界，那麼心理作用對行為的影響就不能過於簡單化處理。在金融領域，心理學的交叉跨界愈來愈明顯，譬如「情緒指數」（sentiment index）在投資中的深度運用。市場參與者在推特等社交媒體上的對話，經數據挖掘和分析工具的結構化處理量化為指數，以反映市場的情緒導向。

進入2017年，比特幣價格突破2000美元大關，除供求關係和技術考量之外，更多是投資者的情緒使然，對現有貨幣體系的不信任，對保密性的高要求，對系統安全脆弱性的擔憂，以及「物以稀為貴」的升值憧憬，多種心理因素同步發揮作用，以情緒共振的方式表達投資觀點，呈現出的經濟結果顯然是非理性的，並且是方向相同的非理性。

監管共振。金融市場是相互聯繫的，不僅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而且子市場之間（股票、債券、商品、期貨等）也以資金為媒介高度相關甚至不斷融合，因此，監管協調機制的建立和完善自然不可須臾缺位。微觀金融監管的 「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未平，中觀和宏觀層面的「太關聯而不倒」（too connected to fail）又起，若監管者針對具體問題循舊例各自「對症下藥」，或許短暫治標，但監管目標或難以實現，甚至由於監管共振而導致政策力度過大，加劇市場波動，形成負面預期，產生新的風險。

2017年以來，為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去槓桿，監管機構連續集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銀監會的「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專項治理和防範「十大風險」，保監會的「一月十文件」（2017年5月）加碼「強監管、補短板、治亂象、防風險」， 發改委等六部委聯合發文規範地方融資，以及證監會的股市和通道業務規範新政，政策的數量不可謂不大，密度不可謂不高，但截至目前效果卻不甚理想，究其原因，或許是監管者對監管共振的作用機制和烈度估計不足。若節奏力度合理，政策協調充分，則既可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並且對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有所助益。

世界進入「一切皆互聯」的后真相（post-truth）時期，雖然同質化和共振性的問題已經提出，但最優解尚未求出，僅是勾勒出同質化效應的輪廓和風險共振性的大致模樣，接下來有針對性地「趨利避害」就自然而然成為探索和再創新的動因。否定與修正的螺旋式上升仍是基本的發展軌跡，新技術、新工具仍在幫助人類直面問題和挑戰，如區塊鏈技術（blockchain），其共識演算法和分散式記賬使任何數據的記錄和修改必須同步並留有痕迹，且保密性極強，或許可以避免偽造和篡改，重建信任，還世界以真相？

（作者為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學術委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與所供職機構無關。編輯：袁滿）

（本文首刊於2017年6月1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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