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哪位用錢最厲害

清朝經過康熙、雍正和乾隆中葉以前的恢復和發展，生產發達、國力強盛，每年收支，至少都能結餘五百萬兩以上。據載：康熙時，府庫存銀五千餘萬兩；雍正六年（1728），府庫存銀六千萬兩；乾隆二十二年（1757），府庫存銀七千萬兩，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千多萬兩，乾隆五十五年（1790），竟達八千萬兩。即以乾隆五十七年（1792）為例，國庫收入雖然只有4359萬兩，但除去支出的3177萬兩，尚存1182萬兩。

然而，誰能料到，乾隆末年，庫存卻已告匱，年剩二百萬兩，一遇災荒，除了變相加賦，同時大開捐納，便毫無辦法！

大量的積貯、大宗的收入，跑到哪裡去了?除了軍費、河工、宗室俸祿和官吏俸祿、養廉之外，官吏的貪污和乾隆皇帝的鋪張浪費也是一筆大消耗。

乾隆皇帝大修避暑山莊，所費億萬，大修圓明園，也不下億萬。圓明園裡奇珍異物，令人目眩神迷、舌撟不能下還不成，乾隆皇帝又下令在福海東邊的同樂園中，添修一條「買賣街」，古玩古衣、茶館飯店，樣樣俱有。開店的是內監，跑堂的則須從外城市中選來的聲響口亮的人，龍駕過時，更得把叫菜聲、報賬聲、核算聲弄得雜沓並起，使乾隆皇帝聽了高興。

乾隆皇帝的母親孝聖憲皇后六十大壽、七十大壽、八十大壽，以及乾隆皇帝本人八十大壽之日，那就更是大肆揮霍之時。孝聖憲皇后六十大壽時（1752年1月11日），為了在頭一天把她從西郊接回宮來，西華門到四直門外高梁橋之間的十幾里，一律張燈結綵、剪綵為花、鋪錦為屋，每幾十步還搭一個戲台，各省臣僚、優伶畢集，南腔北調、輪番演出，色絹做高山、錫箔做湖海，壽桃一個竟有幾間屋子大！廣東負責布置的那一段地域，有翡翠亭，寬二三丈，全用孔雀尾羽為屋瓦，一亭不下一萬眼；湖北負責布置的那一段地面，有黃鶴樓，重檐三層，牆壁全用高七八尺的玻璃做成；浙江則布置的出湖鏡：一個大圓鏡嵌在當中，四面八方鑲了幾萬塊的小鏡子，鱗砌成牆，一人映照，當即分現出無數的身影！

孝聖憲皇后喜歡江南風景，乾隆皇帝便在她七十大壽時，在萬壽寺旁，仿江南市廛坊巷，修建了好幾里長的街道，稱之為「蘇州街」，奉著她往來穿行。

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前四次都帶了孝聖憲皇后和自己的后、妃多人。第六次南巡，所帶王公大臣、章京侍衛官員、拜唐阿兵丁等，更達2500餘人之多。每次南巡，前一年都派官員人等勘察道路、修橋鋪路、修葺行宮。從北京到杭州，途中一共興建行宮30處；沒有建行宮的地方，各搭黃布城和蒙古包帳房。所經道路，都要洒水清塵；所經石橋、石道，則用黃土鋪墊；水路碼頭，還要統統鋪上棕毯。御舟安福艫、翔鳳艇，拉縴河兵3600名，分作六班；御舟行駛，前有御前大臣等官兵及御馬的乘船開道，後有軍機處等官員及鑾儀衛等的船隻隨行，岸上還有騎兵的官兵沿河行走以備隨時差遣。所經30里以內，地方官員一律朝服接駕，耆民老婦、紳衿生監排列跪伏，80歲以上的老翁、老婦則穿黃布或黃絹外褂，手執高香跪候。在揚州、蘇州、杭州等城市，更用綵綢、彩布搭建彩棚、點景，設立香案，河道設龍舟燈舫，造成「巷舞衢歌」的喜慶氣氛。兩淮鹽務為了迎駕時熱鬧，平時就雇下了花、雅兩部戲班子，雅部就是崑腔，花部則為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腔、二簧調，統稱為「亂彈班」，御駕光臨，就紛奏雜鳴。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御舟將過鎮江，十餘裡外聳立一個巨桃，紅翠可愛，突然煙火大發、光焰四射，砉然開裂，從桃內現出一個劇場，幾百名優伶演出壽山福海之戲；這裡的鹽商揣知皇帝好悟禪理，四雇和尚不夠，還花重金僱人剃了頭來湊數。路過無錫附近，在西北角的石塘灣和東南角的望亭設了黃布城，共佔地六百多畝；黃布城的對岸還築了一道差不多二里長的「照牆」，用木、竹加蘆葦做成，裡外數重，纖路一色朱木釘樁，占田更以千畝計；運河邊又築設竹籬茅舍，移竹於旁。這些竹子，御舟一過即死。至於城中，則店肆門垣，墨油塗澤如新（沿河無屋處築牆掩之），每戶懸一燈、二燈，書「頌聖聯」、設高香案，造火桌、盆架等，每項都花了上千兩的銀子。各處行宮，不是陳列著官員們「借」來的書籍、字畫、端硯、掛屏等，就是陳放著每件費工千百的象牙雕、紫檀花梨屏座等。淮陽道有個官員，叫辛攀桂，主管行宮陳設，還用鏤銀絲給造了痰盂。

乾隆皇帝南巡，御舟五隻，隨行人員船隻四百多隻；御馬數十匹，隨行官兵用馬五六千匹，乳牛七十五頭，膳羊千頭，提前運到鎮江、宿遷等地；燒炭堆積在沿途岸邊，「龍鬚纖」 伕便溺用的馬桶，沿途每縣都置備千、萬個，舟過之後即毀，北返之時再置。乾隆皇帝每到一地，還要對嬪妃、臣僚賜宴、行賞。從執事官兵到親王大臣，每人賞銀一二兩至五六百兩！因此，他的南巡所費，竟差不多等於康熙皇帝南巡所費的十倍！

乾隆皇帝的南巡，雖然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也確是勞民傷財的勾當。當時，有個吏部侍郎叫尹會一的，看到這種情況，就曾上疏說：「皇上南巡，民間非常痛苦，怨聲載道。」御史杭世駿也上疏說：皇上巡遊，下邊官吏一意奉承。乾隆皇帝聽了，很不高興，加之杭世駿又曾說「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頗有點攻擊朝政之意，所以，乾隆除下令把尹會一發配邊疆外，還想把杭世駿置之重典，多虧大臣們保了一陣子，才改了個赦歸田園。江西還有個叫盧魯生的人，冒名諫阻南巡，結果，父子三人被殺，案子仍未了結，竟蔓延窮治了七八省，牽連了文武官員將近一千人！不過，乾隆皇帝自己心裡也明白：雖然他自己口口聲聲要節儉從事，但並未從事節儉，加之下邊官員一心討好、靡事奢華，因此，確是耗費了「家底」。這樣，他退位時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是「勞民傷財，確實系作無益而害有益」！

乾隆皇帝又五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七次東謁三陵，兩次巡遊天津，一次登賞嵩山，一次遊覽正定，多次避暑熱河，加之「十全」用兵，又費軍費一億二千萬兩以上，乾隆四十七年（1782）還增加常備兵額六萬名，歲添餉銀三百萬兩，因此，他確實是大傷了祖宗積聚起來的元氣。有人曾經打比方說：乾隆皇帝「好像一個紈絝子弟，得了先人豐富的遺產，窮奢極欲、富麗堂皇」，結果，成了清朝盛衰轉變的樞紐。這話，不能說毫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