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馬拉比：全球化重置

文章摘要

無論是贊成者還是反對者，人們都認為冷戰結束之後的20年是全球化的時代。因為在此期間，資本、商品、人員的跨境流動穩步擴大。

無論是贊成者還是反對者，人們都認為冷戰結束之後的20年是全球化的時代。因為在此期間，資本、商品、人員的跨境流動穩步擴大。1989年，柏林牆倒塌。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在這兩件大事之間，國際資本流動佔全球GDP的比例從5%上升到21%；貿易佔比從39%上升到59%；同時，生活在出生國之外的人口數量也增加了25%以上。

但是，今天的情況卻變得更加複雜：跨境資本流動已經崩潰，貿易停滯不前，只有跨境人員流動仍在增長。

上述情況是否預示著新時代的來臨？這個新時代是去全球化的時代嗎？發生去全球化這樣的逆轉是有可能的，因為從歷史上看，19世紀後期的快速全球化就曾導致20世紀早期的去全球化。但由於當前並沒有出現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和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類似的災難性衝擊，歷史似乎不會重演。深入研究的結果表明，全球化只會變化，不會停滯，更不會逆轉。

首先來看跨境資本流動，因為這是去全球化論調中證據最有力的部分。 麥肯錫全球院（Lund等人，2013）的報告指出，2008年跨境資本流動下跌至全球總產出的4%，只有前一年峰值時的1/5（見圖1）。2008年9月美國雷曼兄弟投資銀行破產後，國際金融市場處於非同尋常的凍結狀態，上述跨境資本流動的下跌以及2009年降到更低水平的情況都反映了這一狀態。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現在，金融全球化仍未恢復。根據麥肯錫最近更新的上述2013年報告的數據顯示，2015年跨境資本流動進一步下跌至全球GDP的2.6%，而2011年-2015年平均值僅為5.4%——只有2007年時的1/4。

圖1：資本崩潰

全球危機后，跨境資本流動佔全球GDP的百分比急劇下跌，並且一直遠低於21世紀之初的峰值。（全球跨境流入資本，佔全球GDP的百分比）資料來源：麥肯錫全球研究院

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首先，可以將跨境資本流動劃分為四個類別來一窺端倪（見圖2）。其中一類是跨境股票投資，即投資者在國外股票市場上購買的股票。2007年以來，以美元計算的跨境股票投資略有上升。另外兩類流動—跨境債券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都出現下降，但降幅不大。但第四類流動跨境銀行貸款卻出現了崩潰。其中，2015年跨境貸款凈額實際上是負數，因為銀行收回的跨境貸款多於借出的跨境貸款。通過合併這些數據，麥肯錫的計算結果顯示，跨境銀行貸款下跌佔2007年以來跨境資本流動下跌總量的3/4。

圖2： 銀行貸款消失

2007年-2015年， 跨境債券投資與外國直接投資下降， 而跨境股票投資略有上升。 但跨境銀行貸款崩潰。資料來源：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跨境貸款回收是一種健康的修正。2007年以前，兩股狂潮同時推動了跨境貸款的不可持續性的增長：歐洲銀行大量購買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債券，以及北歐銀行向地中海周邊國家瘋狂放貸。因此，跨境貸款下跌主要集中在歐洲也就不令人驚訝了。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在雷曼兄弟破產之後的八年中，歐元區銀行每年減少一萬億美元的跨境貸款，遠比其他地區嚴重。

由此看來，金融危機之前幾年的情況並不能作為衡量金融全球化是否正常或可取的合適基準。因為當時的跨境資本流動達到高峰，佔全球產出的21%，反映出當時的雄心勃勃與輕信交織的異常狀態，特別是在歐洲銀行。但是，如果2005年-2007年情況不正常，那麼哪個時間段才是衡量金融全球化的合適基準呢？

首先，可以考慮2002年-2004年這段時間。因為在21世紀初互聯網泡沫破滅，隨後幾年又出現了美國次級貸款熱潮和歐元區銀行貸款狂潮，而上述三年正好是處於兩者之間的相對平穩期。這三年中，跨境資本流動平均佔全球GDP的9.9%。根據這一基準，2011年-2015年的新常態水平剛好是十年前老常態時的一半。所以，金融去全球化的觀點可能是誇大其詞。

但是，還有第二種答案。該觀點認為，2002年-2004年平穩時期的全球化需要程度甚至已被過分高估。自那時起，跨境資本流動已被重新評估。一方面，金融全球化理論上的優點僅僅是理論上的。例如，該理論一般認為，金融全球化可以讓富裕國家的儲蓄者從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快速發展中獲得豐厚的回報，從而減輕其國內支付養老金的壓力，同時也給新興市場經濟體提供了外來資本，讓它們能夠擴大投資，可以更快地趕上發達國家。但是，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很多大型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是靠運用國內儲蓄，向外出口資本，而不是進口資本。所以，教科書上的金融全球化案例只是紙上談兵，脫離實際。

另一方面，如果說金融全球化的優點在現實中難以捕捉，但其缺點卻已變得非常明顯。首先，全球資本傾向於在繁榮時期湧入小型開放經濟體，從而加重過度投資和泡沫風險；全球資本在蕭條時期又蜂擁而出，則進一步加劇了經濟衰退。這種現象導致中等收入國家試行資本控制政策。其次，跨國銀行中有許多規模巨大、業務複雜、難以監管的貸款者，他們對社會構成了威脅，這一點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由於存在上述風險，發達國家的監管者開始勸阻其銀行的對外貸款，此舉可能會極大地加重金融去全球化的砝碼。福布斯、萊因哈特、維拉德克（Forbes、Reinhardt和Wieladek，2016）的研究表明，英國監管部門的勸阻相當有力，2012年-2013年英國的銀行減少了約30%的跨境貸款。

儘管不可否認當前的金融全球化程度比過去要低，但稱之為「去全球化」是否最合適，這還值得商榷。因為「去全球化」意味著退縮，更積極的說法可以是「更穩健的全球管理」。最後，監管部門採取的新的限制措施至少部分是對跨境貸款風險的響應，這表明跨境資本流動的合理水平應該大大低於2002年-2004年間的水平，當時的水平為全球產出的9.9%。假如最佳比率為5%，那麼今天的金融全球化水平就正合適。

如果說全球化是跨境分享思想與資源的過程，那麼本文的結論是積極的。雖然金融全球化已出現逆轉，但其新常態可能更健康。其中，外國直接投資是最穩定的、知識密集的、富有成效的跨境資本流動，因為它讓接受國的合作方直接參与經營活動。目前，外國直接投資占跨境資本流動的份額更大。對於貿易來說，反對的政治氣候的確有害，但最近的貿易數據並不像表面上那樣令人擔憂。另外，跨境人員流動可能是全球化三個傳統形式中最重要的，其增速一直超過人口增速。所以，如果說全球化的最終目的是讓個人跨越國境尋找靈感和機會，或者甚至只是逃離國內的惡劣環境，那麼全球化並沒有減速的跡象。

但是最讓人有理由對全球化感到樂觀的卻是別的東西。因為在過去15年中全球化的第四種形式異軍突起，儘管在柏林牆倒塌時它還不為人知。今天，思想、數據、新聞、娛樂都在互聯網上實現了全球共享，且規模遠遠超過傳統的跨境互動形式。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anyika等人，2016）認為，今天數字全球化對增長的影響力比商品貿易更大。因為數百萬在實體世界中不具備跨國經營規模的小企業，通過加入網路市場而轉變為出口商。另外，有9億左右的人使用社交媒體與境外的朋友和同事聯繫。數百萬的學生也通過虛擬課堂進行學習，由位於世界另一端的老師授課。

從宏觀角度看，全球化的進程靠兩大力量推動：科技和政治，前者讓旅行和溝通更加容易，後者維繫著開放的世界。20世紀90年代最令人矚目的事情就是這兩大力量的協同效應：的對外開放以及貿易自由化的突破，讓旅行和通訊更加低廉。其中，貿易自由化的突破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歐洲單一市場、全球貿易談判烏拉圭回合等。

不可否認，當前的世界已進入新時代：雖然科技仍在推動著整合，但政治上的阻力卻在不斷增強。目前，相對於科技的推力，政治上的阻力仍然較弱。所以，如果沒有類似世界大戰或大蕭條的災難性衝擊發生，最好還是選擇相信全球化會繼續發展。（作者：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國際經濟保羅·沃爾克高級研究員及作家 塞巴斯蒂安·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

文章節選自《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特刊》，由《財經》雜誌與博鰲亞洲論壇合作推出。

本刊完整版將於近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官網發布，並提供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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