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規則如何破除「囚徒困境」？

這幾天網路上因為老虎吃人事件已經導致產生了「挺虎派」與「挺人派」。事實上，「挺虎派」更多地從規則的角度來看問題。如果他守規矩，就不會被老虎吃掉。這是理性的思考。「挺人派」更多地是從情感的角度思考。大過年的，一家老小高高興興地去看老虎，結果釀成了悲劇，剩下孤兒寡母以後的日子怎麼辦？這是感性的思考。

我認為，對這件事情，應該感性與理性有機結合地思考。按照「以人為本」的理念，我們必須關注人的命運，但如何關注？關注不僅僅是一個感情上的同情，感情上的憐憫，而是在感情上的同情與憐憫的同時，理性地思考一些問題。這種理性會在保護人的生命的同時，也保護了老虎不受傷害，而且還能有效地避免以後不被其他「老虎」吃掉。這也是我這幾天做的一件事情。為此，這些天，我每天早上5點鐘就起來碼字，堪比跳廣場舞的大媽了。我這幾天所碼的字，也是我的夢想，歸結起來就是:

決策者要制定良好的規則，執行者要堅定不移地執行好規則，不管你是富人還是窮人，不管你是高官還是平民百姓。

我為什麼要總結寫下這段話，這實際上是針對一段留言而寫的。有人留言：「良惡只是相對的。永遠不會有令所有人滿意的規則。這個問題是社會進步的永遠的話題。但在一定時期內，有規則就必須遵守。這和良惡是兩個問題。」

對上述這段留言我回答說：「就執行層面來講，有規則必須遵守，這是對的；但就決策層面來講，必須要制定良性的規則。」

今天這篇文章不談決策者如何制定良規的問題，因為昨天剛談過。今天只談守規則的問題。

從表面上看，守規則，是一道簡單的命題。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它卻有著許多令人困惑之處。囚徒困境就是首要的一個問題。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的經典案例。它是圖克（Tucker）1950年提出的一個著名的博弈模型。它源於這樣一道難題：

兩個嫌疑犯（甲和乙）合夥作案后，被警察抓住，但警察卻缺乏足夠的證據來指證他們。於是，警察把這兩個嫌疑犯分別關押在兩個不同的房間里，進行隔離審訊，以免串供或結成攻守同盟。

警方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兩個犯罪嫌疑人具有同樣的選擇機會：

如果兩個人都不坦白認罪，那麼，法院會以妨礙公務罪將這兩個犯罪嫌疑人各判1年徒刑；如果兩個人都坦白認罪，則各判８年；如果兩個犯罪嫌疑人一人坦白認罪，一人不坦白，那麼，坦白認罪的放出去，不坦白的判１０年有期徒刑。

由於兩個犯罪嫌疑人分別關押在兩個不同的房間里，彼此不能保持溝通，這就讓兩個囚徒陷入了到底是坦白，還是不坦白的兩難選擇境地。

博弈的最終結果：他們都選擇了坦白認罪，被各判8年。因為這個結果具有必然性，難以擺脫，所以，這個博弈被稱之為「囚徒困境」。

為什麼這個結果難以擺脫？因為他們各自都會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會顧及同夥的利益，而且彼此又都不敢相信對方會有合作的精神。於是，他們只能選擇這個對他們來說，是都不理想的結果。

這個博弈模型在社會學里，常用來說明個體理性與群體非理性的悖論。

這一悖論在社會中的眾多領域都普遍存在。在我們所談的「守規則」這一問題上，也是如此。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乘坐公車，如果排隊上車，不僅避免了擁擠，而且會很順利，節省了時間。但是，卻擔心我排隊，別人不排隊，我就不能順利上車。

於是，你也不排隊，我也不排隊。結果，大家都不排隊。說到這裡，讓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1979年9月，我從外地來北京讀書。周末的一天，我去王府井百貨大樓買東西。返回學校時，我在動物園轉乘332路公共汽車。

車站人很多。我就主動站到人群的後面，想排隊上車。過了一會兒，我的身邊也站滿了人。

車來了，人們像潮水一樣，向車上擁擠而去。我後面的人將我擠到了旁邊。

因為剛從外地來北京，沒見過這種陣勢，嚇得我趕緊跑到旁邊等著。希望大家能排隊上車，或者等人少不擁擠時再上車。

結果，我一直等了近一個多小時，還是沒能上去車。最後，我也「入鄉隨俗」，參與到了不排隊，勇猛擠車的行列。

再比如，在商業經營活動中，大家都知道，最有利的做法就是彼此都遵守誠信規則。你不欺騙我，我也不欺騙你，這樣，才能實現雙贏。否則，你怕上當，我怕受騙，誰的日子都不好過。但問題是，我守規則，你不守規則，我就虧了。在個人利益面前，我就選擇不守規則了。於是，大家就都不守規則。結果是，你騙我，我騙你，最後是大家都輸。

正是這種「囚徒心態」，使得一些人做事越來越不守規則，導致了整個社會出現了規則危機。潛規則大行其道，顯規則卻不為人守。

現在要解決做事不守規則的問題，大家都要破除這種「囚徒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