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梅芳 劉兵 | 科技類博物館應重視科學的文化研究——從哈拉維關於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案例研究說起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作者 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學科學技術與文明研究中心）；劉兵（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

責編 許嘉芩 劉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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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博物館是一座文化廟宇

科技史家白馥蘭（Francesca Bray）曾說過「家是一座文化廟宇」，它通過空間建構和居住其中的人們的活動安排，複製、生產和鞏固了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Bray，1997，pp.51–52）博物館同樣是一座文化廟宇，它通過空間分配與布局、展覽的設計與安排等，建構、生產和傳播豐富的知識信息與文化觀念。博物館不只是對已有器物和知識的簡單擺放與展示，而是通過空間的設計和構建，傳遞不同的文化理念。簡言之，博物館不只傳播知識和文化，也是再生產知識和文化的場所。

為此，探討博物館的設計、展覽及其文化功能的發揮，不能局限於傳播學視角的分析和研究，更離不開建構主義和文化研究的多重鏡頭。具言之，博物館主題展廳的設計，包括其中的圖片處理、實物擺放、樣本選擇與製作、數字化展示、空間安排等，都暗含著設計者的文化理念，或者透過這一大的空間「文本」傳遞著設計者亦沒有料想到的文化效果。因此，探討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和知識傳播功能，離不開對博物館作為知識再生產場所這一重要屬性的認知，離不開文化研究的關鍵視角。

博物館的相關研究和實際建設，應關注這些新的學術視角。目前，國內關於科技類博物館的研究相對比較重視「如何更好地發揮科學普及的功能」「具體展陳中的數字設計問題」「運行機制的創新問題」等方面。關於科技類博物館發展現狀和對策建議的研究，主要側重對國外相關科技類博物館的介紹，對國內科技類博物館的門類、涵蓋學科、展教手段、區域布局、運行管理等方面進行調查，並針對這些方面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學界對於博物館所能發揮的文化功能並不否認，但相關的研究卻較少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出發。對科技類博物館的文化研究主要來自科學傳播學界，歸納起來，目前大家主要關注的是「如何傳播和如何更好地傳播科技知識」的問題，而較少關注「為什麼傳播以及傳播什麼」的問題。換言之，對博物館的傳播方式、效果以及自身的運營等問題較為關注，而缺乏對博物館的文化功能及其屬性和定位的深入分析。

而只有對於「為什麼傳播以及傳播什麼」的問題有清晰的觀點和思路，科技類博物館才能實現更長遠的發展。這需要國內科學傳播學界和科學文化學者，在科技類博物館的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認真思考科技類博物館的社會屬性、功能及其長遠發展的問題。本文在此，僅以美國科學史家、文化研究學者、女性主義學者唐娜 · 哈拉維（Donna Haraway）關於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e History）的案例研究為例，展現文化研究的視角尤其是性別視角對科技類博物館研究與建設可能提供的借鑒，以供學界同仁參考斧正。

3.2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性別與種族符碼

西方女性主義學者對於科學技術與性別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進行了詳細的歷史梳理、廣泛的社會學調查和深入的哲學探討。在他們看來，西方近代以來的科學發展與社會性別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內在關聯。作為科學史家的女性主義學者，他們的學術主旨之一就是尋求科學領域性別不平等的根源。這一根源存在於近代科學革命之初，通過不斷累積的科學文本和科學實踐得以展現。在此，科學文本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不只是科學家留下的知識數據、文字記錄和影像資料，亦可泛指一切與科學相關的描述和介紹，包括具有科學傳播性質的大眾文本。其中，後者往往被女性主義科學史家所忽略，他們一般更側重對科學家的文本進行解讀和研究。在更寬泛意義的科學文本之中，科技類博物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場域。它是連接科學與公眾的橋樑和紐帶，是構建並向公眾傳遞科學形象的絕佳中介。正是基於這一點考慮，哈拉維在關於靈長類動物的性別文化研究中，選擇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作為考察對象。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自然史博物館，位於紐約市曼哈頓區，佔地面積為 7 公頃。該館是一座綜合羅馬與文藝復興樣式的雄偉大廈，始建於 1869 年，迄今已有 100 多年的歷史。該館古生物和人類學的收藏在世界各博物館中占居首位，除采自美國境內的標本外，南美洲、非洲、歐洲、亞洲、澳洲的代表性標本均有收藏。哈拉維重點考察的是其中的「阿克利非洲展廳」（The Akeley African Hall），主要從以下方面切入分析和闡述：

3.2.1博物館的親身體驗

哈拉維介紹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地理位置、建築風格、展廳安排，尤其是西奧多 · 羅斯福紀念堂（Theodore Roosevelt Memorial Hall）的設計，包括羅斯福的騎馬像、紀念牆上的名言等。她發現，進入正門門庭以後看到的關於自然、青年、男子氣概、國家的牆壁銘文，配合中庭四面牆壁壁板所繪的羅斯福生平，展廳的整體設計讓參觀者體驗到一個偉大的男性英雄的形象。（Haraway，1984，pp.21–22）中庭里豎立著令人震驚的、實物大小的青銅群像，表現了東非納迪執矛兵的獵獅活動，這一場景的設置反映了阿克利（Carl Akeley）本人對於狩獵本質的看法。它與羅斯福的名言及一生結合起來，表達了現代冒險家和原始非洲成年男性所共有的精神品質——高貴的男子氣概。在哈拉維看來，通過羅斯福探險之旅的象徵圖片以及石質紀念堂建築，博物館的設計將生與死銜接起來，並成功地讓參觀者感受到一種身體的超越，體驗到英雄的男子氣概所帶來的振奮和重生。（Haraway，1984，p.23）

阿克利非洲展廳更是一個神秘的所在，通過大型動物標本群的擺放、照明光源的整體布局、展框的設計、安排和內容的選擇與布置等，讓每個參觀者都能體驗到與自然的親身交融。它展現的是一個起源的時刻，是人與動物相遇的瞬間。具體到每一個展框，小群動物被放置在前景位置，四周布置了逼真的植物、土壤和昆蟲的仿製品，背景則通過繪畫營造出非洲大陸的全景氛圍，每幅畫都是為前景中特定類型的動物而繪製的。其中，大多數的動物群通常都由這樣幾種組成 ：一個巨大的、警覺的雄性，一個雌性和一兩個幼崽。在哈拉維看來，這些動物被事先以等級化的布局方式所安排，講述了關於物種進化序列的故事，以及動物種群的家庭模式及性別分工。例如，非洲水牛、白犀牛、黑犀牛、獅子、斑馬等動物都在自然的進化發展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這些動物形體和眼神的逼真性，讓遊客在接觸的瞬間忘卻了它們的死亡，感受到生命的重生和自然的再現以及充滿男子氣概的英雄氣質。哈拉維認為，尤其是其中的黑猩猩展覽，標本製作家努力在哺乳動物時代與人類時代的交界處復活了男子氣概。（Haraway，1984，p.26）

3.2.2阿克利的槍、攝影機與「真實」的狩獵

在對博物館的設計及親身體驗進行分析之後，哈拉維進一步解構了阿克利在非洲遊獵的生活故事。她首先講述了阿克利的生平背景，走上遊獵、標本製作、展廳設計之路以及獲得巨大成功的過程 ；然後重點研究了阿克利的標本製作技術和攝影技術在非洲遊獵活動中的運用。在哈拉維看來，阿克利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俘獲自己眼中所見的自然，然後運用他在標本製作方面的高超技藝，成功地再現「真實」的自然。他的工作從動物獵取到最終完成的展框，中間每個環節都需要多人分工協作。一項標本計劃通常非常費時費力，需要經費支持和多人合作，其中涉及種族、性別等多個方面社會因素的影響。然而，當展框最終呈現在遊客眼前時，這些通過辛苦勞動構建起來的東西，卻在我們的觀看中顯得毫無雕琢之感，彷彿渾然天成，只待參觀者去發現。（Haraway，1984，p.34）可以說，標本剝製術充當了一個客觀透明的中介，它是一項生產新知識和新體驗的技術。

然而，講述一段關於「真實」的故事，效果還取決於對具體動物群的選擇，對典型標本的布局。在此方面，阿克利的選擇帶有明顯的種族和性別偏見。其中獅子、大象和長頸鹿在地位上遠遠高於野驢或羚羊，而黑猩猩則處於等級的最高點 ；在動物群內部，成年雄性則是最佳的被選擇對象。（Haraway，1984，pp.36–37）阿克利對攝影技術的應用始於 1921 年在基伍湖（Lake Kivu）的狩獵，隨後他一再成功地使用攝影機記錄了其本人以及非洲土著用長矛獵殺大型動物的景象。在此，攝影機也充當了客觀透明的中介，使得眾多的遊獵故事顯得真實可靠，進一步在博物館的展覽和教育中發揮作用。

3.2.3狩獵者本人的傳記故事

關於阿克利及其妻子、同行的非洲遊獵活動有不同的版本，哈拉維比較了這些版本。在她看來，阿克利本人的遊獵活動及其種種驚險遭遇的記載，彰顯了一種英雄式的男子氣概。阿克利作為最純粹的男人為了追求崇高偉大的事業而將自己置身於危險，最終能親手殺死勢均力敵的野獸，這表明了他具有英雄般的高貴人格。狩獵中的英勇事迹及對雄性、單身、典型野獸的描述，強化了阿克利作為戰勝者的地位和對雄性對手的讚賞。阿克利的第二任妻子瑪麗 · 喬布 · 阿克利（Mary Jobe Akeley）在描述他們的遊獵經歷時，忽略了阿克利經受大象襲擊后重拾勇氣和信心的過程，有意塑造並強化了阿克利的英雄氣質。而阿克利第一任妻子戴麗雅 · 阿克利（Delia Akeley）的版本則突出了其富有獻身精神但卻被遺忘的妻子形象，正是她在叢林里看守營地，從事家務勞動，維持狩獵所須的物質生活。同時，她還描述了探險之旅中的疾病、失敗和厭倦情緒等。哈拉維認為，這樣的傳記故事透露了關於非洲遊獵現實的另一個版本，這個版本是博物館所不願意在展覽或教育出版物中展示的。（Haraway，1984，p.49）

並且，在這些傳記中，非洲土著的地位是低下而謙卑的。白人在場的情況下，土著人不允許獨立自主地使用槍支，即使阿克利探險隊中的基伍人溫比亞 · 吉昆古（Wimbia Gikungu）之所以如此做，是為了挽救白人狩獵者的性命，最終也受到了懲罰。哈拉維認為，這是因為他是遊獵活動的隨從，這一行為玷污並且篡奪了白人男性表達和實現男子氣概的願望。（Haraway，1984，p.51）在阿克利的探險之旅中，絕大部分在地非洲人是隱匿的、集體失語的狀態。歷史的書寫，如同博物館的設計，均參與了對自然、性別和種族的建構與重塑。

3.2.4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與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

基於對博物館展廳設計以及阿克利非洲遊獵活動及其相關記載的分析，哈拉維進一步闡述了她的觀點，即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實際上一直進行著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並且這種建構是制度化的。在這一部分，哈拉維將分析的視角轉向了博物館的另外兩項活動，即優生學和資源保護。這兩項活動同樣滲透著種族和性別的偏見，並且與更廣泛的社會背景相關。

其中《偉大種族的消失》（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一書的作者格蘭特（Madison Grant）便是極好的例子。他致力於推行一種極端的種族主義思想，同時又是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董事、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北美森林展廳」（Hall of American Forests）的籌建者、加利福尼亞「搶救紅木聯盟」（Save-the-Redwoods League）的聯合發起人、紐約動物學協會（New York Zoological Society）的秘書等。哈拉維認為，在他的身上便體現出一種進步主義、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複雜衝突，既有對資本主義衰敗和混亂的恐懼，也有對無法控制的非白人移民（主要是猶太人和南歐人）的恐懼，因為其中的移民女性具有比白人女性更加旺盛的生殖力。除此之外，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館長（1908—1933）奧斯本（Henry F. Osborn）也是一名堅定的優生論者。1921 年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召開了第二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奧斯本認為這是博物館迄今舉辦的意義最為重大的大會。哈拉維指出，格蘭特、奧斯本和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優生學科研，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推動了 20 世紀 20 年代美國限制移民法案的產生。（Haraway，1984，p.66）

綜上，哈拉維對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所進行的三種類型的公眾活動，進行了逐一分析。其中，展覽是所佔篇幅最長的部分。在她看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所從事的展覽、優生學和資源保護這三種活動的目的，都是為了保護受到威脅的男子氣概。其中，展覽的意義在於阻止衰敗，它是一種製造事實和永恆性的實踐。（Haraway，1984，p.57）通過她的闡釋可知，博物館通過構建自然、動物群體和人與自然親身交融的場景，實現了對男性英雄的生動展示，讓社會從男性氣概衰敗的危機中找到了精神的慰藉和自信。換言之，支配性的社會關係通過展框而實現意義的重構。不僅如此，種族等級思想和進步觀念也在展覽中被重申。正如哈拉維在文中引用的奧斯本的原文 ：「所有的展覽旨在表明人類由低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緩慢發展，這個過程既是身體上的、道德上的、智力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嚴肅認真地審視會發現，它們將人類推進到一個更高更好的未來，遠離純粹的動物時代。」（Haraway，1984，p.55）優生學是一場保存遺傳血統、確保種族純潔和防止種族自殺的運動 ；資源保護則是一種政策，不僅保護工業文明，也保護道德養成資源和男性氣概的偉大成就。這三項活動都事關個人與集體的存留、種族的純潔性、社會的秩序、人類的健康，以及對死亡的超越。（Haraway，1984，p.57）

3.3 科技類博物館應重視科學的文化研究

正如盛曉明教授所總結的，廣義的「科學的文化研究」在歐美已經興起 40 余年，但卻很難有確切的定義。它是一個試圖打破科學史、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之傳統邊界並從事跨學科研究的努力，不屬於某個特定的學派，而更像是一種研究思潮，體現了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西方科學元勘的新方向。其間，科學批判思潮尤其是科學知識社會學和后殖民主義科學論的影響較為明顯，突出強調「邊緣」與「弱勢」文化群體的立場。這類研究傾向於關注三個方面的主題 ：第一，強調性別研究以及各種「非歐洲中心主義」研究對處於歷史進程中的社會系統研究的重要性 ；第二，強調地方性的、情境化的歷史分析的重要性 ；第三，參照其他價值來評價科學技術的成就。（盛曉明，2003）

顯然，性別、種族問題在「科學的文化研究」中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這兩個問題時常在女性主義科學元勘和后殖民主義科學元勘中體現，二者的共同點在於均強調為「弱勢」「邊緣」群體發聲。哈拉維的上述研究鮮明體現了這一點。她個人的學術興趣在於探討「科學」對於「自然」、「性別」和「種族」的建構和塑造，其考察對象包括學術文本、科學實驗室乃至博物館。哈拉維對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研究案例，至少為我們提供了以下啟示：

第一，科技類博物館需要進入「科學的文化研究」的視野，後者應從科學家及其學術文本轉向科學與公眾的媒介文本。更為重要的是，就專門針對科技類博物館的研究而言，可以實現對展廳設計、陳列展示、數字化等方面的突破，並將視野擴展到博物館之外，探討展品的來源、選擇和製作的過程及其中可能蘊含著的各種社會文化因素，甚至擴展到博物館的日常活動，包括科研活動和社會活動，這些活動中同樣可能隱含著博物館在科學觀、技術觀、自然觀乃至科技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基本態度和立場，而這些又和更為廣泛的社會背景緊密相關，例如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所重視的優生學和資源保護問題。

第二，哈拉維的研究還進一步啟發學者反思科學傳播載體或中介的透明性與客觀性問題。科技類博物館是科學技術與公眾接觸的中介和平台，它同樣是再生產知識與意義的重要場域。看似反映「真實」的標本與博物館展覽，實際上依然在建構和傳遞著各種自覺與不自覺的文化觀念。為此，從事科學傳播研究的學者需要積極借鑒科學的文化研究視角和思路，認真探討傳播的目的與內容，以及由此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問題，而不局限於對如何改進科技類博物館傳播方式和提高其傳播效果問題的探討。這對於國內科技類博物館的長遠發展，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第三，從實踐層面來看，科技類博物館的建設和發展也應吸收和借鑒「科學的文化研究」的理論思想，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做更宏觀、更長遠的規劃。各省市的科技類博物館建設不能盲目追求數量和規模，為建設而建設。科技類博物館不僅需要思考如何提高科技傳播的效果，如何更好地實現知識傳播功能，還應認真思考究竟如何確定自己的功能定位，傳遞和塑造什麼樣的科學形象，生產怎樣的科學文化，表達和建構怎樣的社會意義等等。只有如此，科技類博物館才能更好地發揮其教育功能和文化影響力，才能實現真正的繁榮，並具有更長久的生命力。

【本文選自《多視角下的科學傳播研究》第三章科學傳播與性別，第三節，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取授權，並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