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高考作文題：有一種差距叫思想

1、什麼是公眾所能承受的真理？

2、人們是否可以擺脫成見？

3、是過去的經歷形成了現在的我嗎？

4、能否說：所有的權力都伴隨以暴力？

5、慾望是否可以在現實中得到滿足？

6、為什麼人們需要尋求自我認知？

7、所有真相都是可以被證明的嗎？

8、我們對國家負有哪些責任？

9、「我是誰」這個問題有沒有確切的答案？

法國的聯考又叫高中畢業會考（baccalauréat）， 簡稱BAC ，一般是每年6月中旬舉行，會考分為文科、理科、社會經濟科三類。會考通過後可以拿到中學畢業文憑、獲得業士學位，有了這個文憑之後就可以直接申請法國大學了。

參加畢業會考的法國學生第一門考試科目為哲學類考試，每位考生可在三個備選題目中任選一題，考試時間為4個小時。法國哲學考試的形式通常類似於命題論文，所以總會被我們拿來和國內聯考作文相比較 。

2010-2016 法國聯考作文題

由於本身一些哲學題目就存在理解上的差異

所以有些題目的翻譯可能會出現不同理解的情況

2016年法國聯考作文

⊙ 文科

1、我們的道德信念是建立在經驗經歷的基礎上嗎？

Nos convictions morales sont-elles fondées sur l'expérience?

2、慾望是否源於人們不願受限的天性？

Le désir est-il par nature illimité?

⊙ 理科

1、 少工作我們是否就能活的更好一些？

Travailler moins, est-ce vivre mieux?

2、證明是否是認知的必須？

Faut-il démontrer pour savoir?

⊙ 社會經濟科

1、我們總是清楚我們想要得到什麼嗎？

Savons-nous toujours ce que nous désirons?

2、 為什麼說學習和研究歷史對我們是有益的？

Pourquoi avons-nous intérêt à étudier l'histoire ?

2015年法國聯考作文

⊙ 文科

1、尊重一切生靈是道德義務嗎？

Respecter tout être vivant: est-ce un devoir moral ?

2、是過去的經歷形成了現在的我嗎？

Suis-je ce que mon passé a fait de moi ?

⊙ 理科

1、藝術品是否總是蘊含著某種寓意？

Une œuvre d'art a-t-elle toujours un sens ?

2、政治是否可以不受真相的約束？

La politique échappe-t-elle à l'exigence de vérité ?

2014年法國聯考作文

⊙ 文科

1、藝術作品是否可以培養我們的感知和理解能力？

Les œuvres d'art éduquent-elles notre perception ?

2、為了獲得幸福我們是否應該什麼都做？

Doit-on tout faire pour être heureux ?

⊙ 理科

1、人們是為了追求幸福而活著嗎？

Vivons-nous pour être heureux ?

2、藝術家是否是他個人作品的主宰者？

L'artiste est-il maître de son œuvre ?

⊙ 社會經濟科

1、自由是否是說只要擁有選擇就夠了？

Suffit-il d'avoir le choix pour être libre ?

2、為什麼人們需要尋求自我認知？

Pourquoi chercher à se connaître soi-même ?

2013年法國聯考作文

⊙ 文科

1、語言是否是一門工具？

Le langage est-il un outil ?

2、科學是否僅僅局限於用來驗證事實？

La science se limite-t-elle à constater les faits

3、評述笛卡爾與伊麗莎白公主通信中的一段論述

⊙ 理科

1、工作是否能使人們認清自我？

Le travail permet-il de prendre conscience de soi?

2、我們是否可以不受政治影響而僅僅遵循道義行事？

⊙ 社會經濟科

1、我們對國家負有哪些責任？

2、在缺乏了解的情況下如何解讀和闡述事物？

2012年法國聯考作文

⊙ 文科

1、人們通過工作獲得了什麼？

Que gagne-t-on en travaillant ?

2、是否所有的信仰都是與理性相悖的？

Toute croyance est-elle contraire à la raison ?

⊙ 理科

1、我們是否有責任追求真相？

Avons-nous le devoir de chercher la vérité ?

2、沒有國家我們是否會更自由？

Serions-nous plus libres sans l'État ?

2011年法國聯考作文

1、 比起科學，藝術是否不那麼必要？

L'art est-il moins nécessaire que la science ?

2、 自制力是否取決於自知之明？

La maîtrise de soi dépend-elle de la connaissance de soi ?

3、 感受到不公正是否加深對公正的理解？

Ressentir l'injustice m'apprend-il ce qui est juste ?

2010年法國聯考作文

⊙ 文科

1、 對於真相的追求是否可能沒有利害關係？

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 peut-elle être désintéressée？

2、為了給自己一個未來，是否應該忘記過去？

Faut-il oublier le passé pour se donner un avenir？

⊙ 社會經濟科

1、 某些科學真理是不是有可能是危險的？

Une vérité scientique peut-elle être dangereuse？

2、 歷史學家的作用是否是評判？

Le rôle de l'historien est-il de juger ？

有一種差距叫思想 。

「正是由於窮困，所以要辦教育」

1809年，普魯士依舊是國難當頭。國土已經喪失掉了一大半，拿破崙的槍尖還頂著腦袋，等著賠1.5億法郎的巨款。

這年的2月20日，洪堡（1767—1835）被任命為普魯士內務部文化和教育司司長。那時的普魯士還沒有教育部。對這個任命，洪堡最初的反應，並不樂觀：「在手段如此少的普魯士現在可以幹些什麼？指揮學者並不比領導一個戲班子來得好些。」

可就是這位普魯士貴族，在短短的十六個月任內，他所推行的教育改革，對普魯士、對德國的未來，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用他的一位傳記作家的話來說，是「在數月之中決定了幾十年的進程」。洪堡乾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創辦柏林大學。

1909年5月12日，洪堡申請建立柏林大學。政府應洪堡的請求，撥了15萬塔勒（1塔勒相當於3馬克）的款，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還把弟弟海因里希王子的宮殿——一座華麗的巴羅克式建築，做了教學大樓。對普魯士的統治精英來說，再窮也不能窮教育。

這是德國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

事情還得從普魯士兵敗耶拿說起。1806年10月，普魯士軍隊在耶拿一敗塗地，耶拿大學和哈勒大學也被拿破崙關了門。1807年6月，普魯士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提爾西特和約》。8月，來自哈勒大學的教師們，請求國王接見他們，要求在柏林重建他們的大學。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雖然算不上雄才大略的君王，可他對教授們說的下面這番話，放在哪個時代，都能讓聽者為之動容：「這個國家必須用它精神上的力量來彌補它物質上的損失。正是由於窮困，所以要辦教育。我還從未聽說過一個國家是因為辦教育而辦窮了的，辦亡國了的。教育不僅不會使國家貧窮，恰恰相反，教育是擺脫貧困的最好手段！」

這番教育興國的宏論，可不是國王的政治忽悠。如果不是真的信奉科教興國，哪裡捨得勒緊褲帶建立柏林大學？

不過，信奉歸信奉，花血本養幾隻小雞，畢竟不會第二天就能下蛋。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可不是個花了錢就立竿見影的事業。而正是這種費力卻不能立即討好的事情，最能反映政治家的公心和膽識。在1810年的備忘錄里，洪堡說，「國家決不應指望大學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聯繫起來；卻應相信大學若能完成它們的真正使命，則不僅能為政府眼前的任務服務而已，還會使大學在學術上不斷提高，從而不斷地開創更廣闊的事業基地，並且使人力物力得以發揮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遠非政府的近前布署所能意料的」。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半個世紀之後，德國大學就已經被英國科學家赫胥黎誇讚是「獻身於科學研究和學術教育的機構」，「真正的『大學』」，「已經從一個世紀以前不屑一顧的樣子變成了目前世界上未曾有過的最認真地對學生進行教學和培養的人才最多的學者社團」。他甚至說，德國一所資金缺乏的三流大學，在一年之內取得的研究成果，「竟會超過我們一些規模巨大和資金充裕的大學10年之內煞費苦心而取得的研究成果」。

英國詩人、評論家阿諾德，曾花了7個月的時間考察過法、德等國的教育狀況。在1868年發表的《大陸的學校與大學》里，他斷言：「法國大學缺乏自由，英國大學缺乏科學，德國大學則兩者兼而有之。」在法國戰敗后，勒南則說，「贏得戰爭的正是德國大學」。「柏林大學報了耶拿失利的一箭之仇」，就是當時流行的一句警句。正因為德國大學的卓越表現，當年，留學德國可是一種時尚。在一戰爆發前的一百年裡，大約就有一萬美國人留學德國。在美國，1876年建立的約翰·霍普斯金大學，就是以柏林大學為樣板。

在建立起完備的高教體系這一點上，當時沒有哪個政府比德國當局更稱職。用經濟史家的話來說，到1914年時，「德國不僅建立了世界前所未見的一流綜合大學體系，而且也建成了世界前所未見的最好的技術與商業教育體系」。在一戰前，已經有達姆斯塔工業大學（1869）、萊比錫商科大學（1898）、柏林商科大學（1906）、布勞斯魯工業大學（1910）等。在為技術學院贏得與大學平等的地位，威廉二世功不可沒。1892年，威廉二世發布命令，技術學院的教授應具有大學教授同樣的地位，並允許他們身穿相似的大學教師制服。1898年，三位技術學院的校長，被國王請到了上議院就座，而這以前，只有大學校長才享有如此的特權。1900年，技術學院終於爭取到了可以授予工程學博士學位的權利。

國小教師是色當戰役的設計師

在大學教育迎來了它的春天之時，普魯士的基礎教育也在前人開拓的道路上奮進。

思想先於實踐。在1530年《我們有責任送兒童入學》一文里，馬丁·路德就主張強制義務教育：「假如政府能夠強迫那些適合軍事工作，去拿矛和來複槍騎馬防衛城堡的公民，以及在戰時履行其他軍事職責的人去作戰，為什麼不能強迫人們送子女入學呢？」

在德國，強迫就學原則的首次出現，是在1619年威瑪爾地區的學校章程之中。 1763年，腓特烈大帝頒布普通農村學校教育法規，要求父母必須送5歲兒童入學，學習到13—14歲，違者罰款。1817年規定實行7年義務教育。普魯士1826年的一項法令要求，所有7到14歲的孩子要上全日制的學校。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在普魯士，1816年10歲以上的青少年有60%在讀，19世紀30年代，204.3萬兒童中，有202.1萬人在校讀書。到1835年，普魯士的孩子有80%的比例都進入初等學校（國小）學習。據1846年的統計，普魯士義務教育的學校已達14044所，學生243.4萬人，適齡兒童入學率達82%。到1850年時，除了德國東部一些偏遠地區之外，在年輕一代人中，文盲現象實際上已經成為歷史。

就連年輕的美利堅共和國的一些人，也對普魯士的教育成就嘖嘖稱奇，艷羨不已。

1836年，美國萊恩神學院教授斯托在演說中稱：「普魯士王國目前呈現了一個不尋常的現象，一個專制國王，正在行使他整個的權力，來改善國民的智力和道德。……對民眾的聲音充耳不聞的普魯士政府，在全體人民的教育上所做的事情，超過了地球上任何其他政府。」1838年，史密斯建議在弗吉尼亞實施普魯士初等學校制度，聲稱「我們不能模仿這樣一種君主政治制度，但我們可以吸取某些能夠在共和國實施的原則。」在這個世界上，無論政體如何，都可以，而且也是都在相互學習，共和向專制學習，專制向民主取經。

恩格斯也說過：「有兩種好制度使普魯士優越於其他各大邦：普遍義務兵役制和普遍義務教育制。」「這樣，普魯士就仍然有可能把人民群眾中的潛力有朝一日發揮到其他任何地方在人數相同情況下都不可能達到的程度。」

1864年，在普魯士10歲以上的青少年，大約94%在讀。1871年，全國文盲只佔總人口的12%，而且其中大多數還是居住在鄉村的老年婦女。而那個時候，英國有30%的文盲，法國有24%的文盲。而普法戰爭的勝利，更為普魯士的教育，蒙上了一層神聖的光環。新聞工作者反覆強調這句名言：普魯士初等學校教師是色當戰役的設計師，現代中等教育實科中學為普魯士軍事實力提供了科學基礎。

無論是戰爭的勝利還是經濟的繁榮，都不曾影響教育發展的步伐。似乎那裡永遠都不會有讀書無用論的困擾。1872年，德意志帝國當局發布普通教育法，規定6—14歲的8年初等教育為強迫義務教育階段，並要求年齡不滿18歲的在職青年接受職業補習教育。到十九世紀末葉，德國沒有達到讀寫水平的兒童只佔0.05%，而英國為1%，法國為4%。而每千名德國人中，不會讀寫的文盲，還不到5個。環視世界當時所有大國，在普及義務教育這件事情上，還有誰比德國做得更出色？

德國的科學春天

德意志帝國時期，恰恰是德國的科學春天。英國歷史學家韋爾斯這樣寫道：「到十九世紀下半期，德國的科學工作者已經使德語成為每一個想跟上本部門最新成果的科學研究者的必修課。」

韋爾斯所言不虛。

根據1965年出版的《科學和技術編年表》中的科學成就項目數，日大學部技史家湯淺光朝曾統計出，從1851到1900年，義大利科學成果數為8項，美國33項，法國75項，英國106項，德國202項。倘若從1801年到1900年，德國科學成果數則為356項，同期英國為198項，而美國只有49項。德意志帝國的科學春天，比同時代的任何其他國家都要絢麗爛漫。

按照湯淺光朝的分析，如果說一個國家的科學成果數佔世界總數的比例超過25%，就算是科學興隆期的話，那麼十九世紀的科學活動中心就在德國。風水是這樣轉過來的：義大利（1540—1610）、英國（1660—1730）、法國（1770—1830）、德國（1810—1920）。 德意志帝國的經濟繁榮，是建立在科技發達的基礎之上的。

對世界科學活動中心這個名頭，德意志帝國當之無愧的。在1901年到1914年，42個自然科學諾貝爾獎中，德國人就佔了其中的14個。從1902年到1920年，18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中，有8位是德國化學家。一戰後，多位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德國科學家，也是因為在帝國時代取得的傑出成就。比如貝林格，他主要是因為在1890年創始白喉的血清療法，而在戰後榮獲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的。如果把這些人也算上，因為在帝國時期的科學成就而獲得諾貝爾獎的，就有二十多位了。

就具體的科學領域而言，比如細菌學領域，德國人的科學成就出類拔萃。1876年，科赫培養炭疽桿菌；1880年，艾伯特發現傷寒桿菌；1882年，科赫發現結核桿菌；1883年，克雷布發現白喉桿菌；1884年，科赫發現霍亂弧菌，尼古拉爾發現破傷風桿菌；1885年，歐利希發現大腸桿菌；1886，弗倫克爾發現肺炎球菌；1887年，魏克塞博姆發現腦膜炎球菌……

在技術發明領域，德國人也為世界文明做出了傑出的貢獻。1866年，西門子製成的自激式直流發電機，日本著名學者湯淺光朝就說它「在技術上相當於瓦特的蒸汽機，具有極高的劃時代的地位」。1876年，奧托發明奧托循環機，這是內燃機的「劃時代進步」；1883年，戴姆勒發明了用於汽車的燃油發動機；1893年，狄塞爾發明柴油機……正是這些技術，使得汽車工業、飛機工業成為可能。

德意志帝國之所以在科技領域獨佔鰲頭，可不是因為運氣比別國要好。1866年至1914年，普魯士年度預算從4.55億馬克增加到了48.12億馬克，與此同時，大學預算從200萬馬克增加到了2700萬馬克（技術學院除外）。前者增長了10.5倍，後者增長了13.5倍。在其他各邦，情況也大致相同。不過，教育撥款那麼多，都拿去幹嘛了呀？

1820年，柏林大學的預算為24.1萬塔勒，1870年達77.4萬塔勒，增加了三倍多，而同期的教授工資並沒有大幅增加。當然不是大把大把地用去蓋樓堂館所，不是拿去「改善」教師「福利」，而是大部分都用於習明納和研究所，用於學科建設和科學研究。 所謂習明納方法，就是高年級學生或優秀學生，在教授指導下，組成小組研究高深的科學課題。1820年，柏林大學用於習明納和研究所的經費為37500塔勒，1870年增長到了375500塔勒。五十年中增長了10倍，遠高於同期柏林大學的預算增長。

1820年，柏林大學的工資預算是習明納和研究所預算的六倍多，到1870年，習明納和研究所預算已經超過了工資預算，1890年比工資預算多出一倍，1910年超過了三倍。柏林大學的建築費用，1870年僅6000馬克，1900年為18萬馬克；而柏林大學的管理經費，1870年為3.5萬馬克，1910年為19萬馬克，在柏林大學的總開支裡頭，只佔很小的比例。比如1870年，管理經費大約只佔到學校預算的1／70。也正因為這樣，柏林大學才可能成為德國高等教育的一塊金字招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42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里，光柏林大學的教授就佔了8個。而此時的柏林大學建校也才剛過百年不久。再瞧瞧那些一個勁地嚷嚷要辦成世界一流大學的那些百年老校的德行，就會更覺得柏林大學真的是了不起。

沒有政治現代化的科教發達

說實在的，德意志帝國當局還是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畢竟，富國強兵都離不開科技知識，離不開科技人才。

倫琴是第一屆諾貝爾物理獎得主。1895年11月，時任維爾茨堡大學教授的倫琴，發現了「X射線」。在研究成果發表后，立即就引起轟動，以至於他的夫人都向朋友抱怨：「我們的家庭安寧全完蛋了。」1896年1月13日，倫琴應召到柏林皇宮作實驗表演，直看得皇上、皇后、皇太后一干人等嘖嘖稱奇。為了表彰他的科學貢獻，威廉二世授予他普魯士二級勳章，並設晚宴招待了倫琴，皇上還挨著他坐呢。後來，威廉二世又授意費爾德霍夫，為倫琴雕塑了一尊青銅像，安放在柏林的波茨坦橋上。

帝國並不僅僅只是厚待倫琴。

亥姆霍茨是位偉大的德國科學家，在物理學、生理學、解剖學、心理學等領域，都做出過卓越的貢獻。1883年，他被封為貴族。拜爾在1905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在1885年五十大壽時，也被封了個可以世襲的貴族爵位，從此，他的姓氏前可以冠以「馮」——Von了。科赫1905年被授予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以表彰他在「治療結核病方面的研究和發現」。1906年，當局頒給了他普魯士榮譽勳章。

沒有政治現代化，並不見得就妨礙科學技術的發達，不妨礙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不妨礙政府對科技人才的尊重。缺乏政治自由並不一定就缺乏科學自由。1877年，在德國慕尼黑自然科學家大會上，細胞病理學的奠基人微耳和就說，「現在在德國可以隨便談論科學自由」，而數十年前，卻會「擔心風雲突變，頃刻之間會走向另一極端」。

可是，普魯士的君主和德意志的皇帝，可以不把國庫的錢財拿去花天酒地，就像的慈禧太后那樣，國難當頭還想著如何辦好自己的六十大壽，但國家對教育的控制，也使得教育變成雙刃劍。率先推行教育由世俗當局來領導的是普魯士。1604年，普魯士政府宣布，一切學校不僅屬於教會的組織，同時也是屬於國家的。1794年，腓特烈威廉第二頒布法令，從教育手中奪過教育領導權：「凡普通學校與大學，俱為國立機關，負有教導少年以有用的科學知識之責任，此等學校只能由國家視其必要及許可而設立。」「凡公立學校與教育機關，俱應受國家的監督，任何時候均應受國家的監督試驗與視察。」普魯士1787年成立了中央學校管理委員會，「作為國王之下的最高領導機構。這是使教育脫離教會控制的決定性措施」。離了狼穴，又入虎窩。政府壟斷性地控制了教育，這回連選擇餘地都沒有了。教育處於普魯士當局的控制之下，政府對課程的監督程度，是英法這些國家所不及的。

教育的普及和發達，也為政府灌輸它所要求的思想觀念提供了便捷、系統的組織保證。朝廷需要的，是用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武裝頭腦的順民。那位搞強制教育的腓特烈大帝，就曾說「農民略知讀書寫字就夠了。學習太多，必擠入城市和想當教會牧師。」威廉二世曾說：「朕早已考慮利用學校以防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教育可以培育出有才幹的官僚和生產技術專家，國小教育的普及，有助於全面灌輸紀律和愛國主義，培養未來的士兵。

對於那些獨立意識強烈的國民來說，是否讓孩子接受這樣的教育，實在是一個痛苦的選擇。

孩子接受了這樣的教育灌輸，等於是在學習了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的同時，也被當局按照他們的意志洗了腦。對於沒有足夠的錢請家庭教師或者把孩子送到國外的人來說，如果孩子沒有接受起碼的學校教育，就可能在他們長大後面臨不利的生存競爭。針對萊茵工業區的狀況，德國教育家第斯多惠（1790—1866）曾寫道：「幾百萬人生活在那裡…他們悲慘地缺乏最基本的衣食和住所，……大多數兒童在他們的少年時期就被剝奪了受教育和培養的權利，而這種教育和培養對於健全身體和思想發展是非常必要的。」可是，許多帝國的學者們就像第斯多惠一樣，只看到了讓國民接受教育的必要，卻沒有能夠充分地意識到權力操縱教育的可怕。

在1872年10月6日和7日，施莫勒和瓦格納邀請了158位經濟學家在愛森納赫開會，「討論社會問題」。施莫勒在開幕詞里就聲稱，「我們的理想是使愈來愈多的人分享高水平的文化財富、教育和福利。」也就是說分享德國發展的成果。而在此之前，第斯多惠也呼籲，為所有人提供免費教育是國家的責任。第斯多惠一再強調，必須使教會與學校分離開，並把學校作為國家的機構，由國家提供經費，包括教師工資。他認為：「新的時代開闢的教育前景將不再是按照個人的微薄力量來提供教育，而『將由整體來明確宣布統一承擔』，使教育成為對全體國民都是可能的。」因此，「國家應滿足普通人的權利，即受教育的權利，沒有這一權利，就不可能出現有利於公眾的有道德的人的生活。沒有教育，無論在家庭內或在一般社會中都無法履行公民的義務和人的義務。」

第斯多惠主張尊師重教，認為「文化的興衰取決於教育事業……真正的教育能和上帝的王國媲美，能變成上帝的塵世王國」。他提出「由官員來聘任教師」、「改善教師的調動和晉陞工作」、「由國庫直接支付教師的固定薪金」等。那時候，一些人「堅決主張由國家統一掌管教育，積極來拯救學校的命運，就像國家一手掌管軍事一樣。只有這樣教育事業才能繁榮興旺。因為國家能確定目標，國家有辦法，有權又有錢。」

一句話，第斯多惠期望「國家」好好抓教育。可是，德意志帝國的基礎教育普及的如此之好，那又怎樣呢？畢竟教育也可以害人，也可以讓人變成有知識、有文化的愚民。德意志帝國的皇權並不像的皇權那麼面目猙獰。日本作家森鷗外在短篇小說《彷彿》里，借歸納主人公信的內容時寫道，「即便當今德國社會民政黨專橫跋扈，威廉二世皇帝也不用帶上侍衛隊，只是與侍從武官同坐一輛車，高奏喇叭，來往於柏林街頭。有時他會突發異想，提出去看展覽，有時候還會去商店購物」。這跟俄國的情形迥然不同：「沙皇只有在身著便衣的警察組成的圍牆之中才能出行」。 這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到德意志帝國王權開明、溫和的一面。可是即便如此，就整體而言，德國作為當時國民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家，卻並沒有自然而然地演變成一個共和國。教育水平跟一國的政治現代化程度並不見得一定成正比。

「我們擊敗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競爭」

「一切都很糟糕。……一切都爛透了，動搖了，眼看就要倒塌了，簡直沒有好轉的希望……」

18世紀的德意志蘭，在恩格斯（1820—1895）的筆下，前景黯淡。

或許因為恨鐵不成鋼，這位普魯士人下筆有些誇張，可也確實是，腓特烈大帝之後的普魯士，面對工業革命的朝霞，卻只能在記憶里尋找榮光。現實中，英國，還有那個老仇人法國，都遠遠地把它甩在了屁股後面。

1800年，生鐵總產量德意志蘭約4萬噸，差不多只有英國的五分之一；而年工業生產總值，英國有23000萬英鎊，法國有19000萬英鎊，德意志蘭卻只有6500萬英鎊；那時，德意志蘭的城市也是又少又小，直到1800年，倫敦一城的人口，比德意志蘭20個最大城市的總人口，還要多8.3萬。俾斯麥1815年出生時的德意志蘭，還是個鄉里鄉氣的農業社會。

德國的工業革命，直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才真正開始，要比大不列顛晚了大約80年。

可是德國後來居上。

那個大學時代樂於酗酒、決鬥、嫖娼的俾斯麥，在當首相時，和德國人民一起創造了德國奇迹。而那個左臂殘疾的威廉二世，則與他的臣民一道，把德國推上她的歷史巔峰。

從1870年起，德國大步流星，很快就趕上並超過英國用大約一個世紀才達到的工業化水平。

1913年的德國國民生產總值是1870年的4.6倍。1860年到1870年年均工業增長率為2.7%；1870—1880年為4.1%；1880—1890年為6.4%；1890—1900年為6.1%；1900—1913年為4.2%。1874年，德國的工業生產超過法國，1895年超過英國。1870年，德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佔比重為13%，位居英國和美國之後，而到1910年就只低於美國，所佔世界工業生產總值的比重也上升到了16%。在那個時代的歐洲，在經濟發展速度上，德國獨領風騷。

俾斯麥1898年去世時，德意志帝國已是一個工業國家。

就勞動力部門分佈而言，1850年，農業佔55%，工業和服務業分別佔25%、20%；1880年，農業下降為49%，工業和服務業分別為30%、21%；到1910年，農業只佔36%，工業和服務業分別佔37%、27%。農業產值在社會生產總值中的比重，1850年尚佔47%， 1913年已下降到了23%，而工業產值的比重，在一戰爆發前，差不多達到了60%。1871年，有65%的帝國臣民生活在農村和小城鎮，1910年則下降到了40%，60%的人已經是居住在城市裡頭了。

昔日邦國林立的德意志蘭，擁有了一項又一項歐洲第一。1835年，從紐倫堡到富爾特，普魯士才建成全長6.1公里的第一條鐵路，但到1914年德國鐵路就已高達61700公里；這是歐洲第一。如果想想這麼幅員遼闊的國家，直到1998年鐵路營業里程也才6.64萬公里，德意志帝國的成就能不讓人驚嘆？煤產量，從1870年的2640萬噸，增加到了1913年的1億9千萬多萬噸；生鐵從1870年的135萬噸，增加到了1913年的1931萬多噸；鋼產量從1870年的161.4萬噸，增加到1913年的1931.2萬噸……工業革命的前輩英國、法國，都被德國甩到了後面。

德國所佔的外貿份額，原本在歐洲並不起眼，也一躍而在國際市場上舉足輕重，並成為了大英帝國的強勁競爭對手。1890年，德國出口量占凈國民產值的14.1%，到1913年上升為19.3%，並且德國1913年已經佔世界出口總量的13%。在對外貿易上，德國輸出的，主要是工業品和製成品，輸入的，是原料、生活用品和享樂用品。比如，在1911年，德國輸出機器、電器用品和交通工具達9.2億馬克，輸入的僅1.1億多馬克。1907年，世界一半的電力設備出口來自德國。而德國的化學工業更是獨步天下。1870年，英國生產了400噸茜素，而德國的產量還不到一噸，可到了1900年，90%的世界染料市場都成了德國的。

不過，龐大不見得就是強大，龐大也不等於就是偉大。作為後起之秀，可以通過模仿、引進技術，可以期望市場換取技術……從而造就一個龐大的經濟實體。可是德國不是把國內市場拱手讓給歐洲列強，恰恰相反，李斯特保護幼稚工業的理論成了德國的經濟聖經。德國的后發優勢主要來自德國自身的創造性努力。創新是德國這個龐大經濟實體的支柱。它突飛猛進的工業化進程，用經濟史家的話來說，那是跟德國人「在19世紀下半葉對科學的偏愛」分不開的。

假冒偽劣從來就不是第二帝國的一個經濟支撐點。德國造，是科學技術和品質的象徵。

1867年，世界博覽會在巴黎召開。一位德國人這樣寫道：「我們的鑄鋼是無可匹敵的，我們的玻璃、我們的紙張出類拔萃，在化學產品方面我們擊敗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競爭，我們的織布機、工具機和蒸汽機已經或至少已經與英國的和美國的不相上下——相比較而言，這一目標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實現的。」

這並不是德國人王婆賣瓜自賣自誇。

就拿西門子公司來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它的劃時代的發明創造，可不止一項：1847年，西門子發明新的指針式電報機，接著製造出第一台發報機；1879年建成第一條電氣化鐵路；1905年研製出金屬絲燈泡……沒有上過大學的西門子是普魯士科學院院士，海德堡大學也授予過他名譽博士學位。那可不是因為西門子手裡有幾個臭錢，能給哪個大學大把的贊助，他的確是一個集科學家、發明家和商人於一身的奇才。另一位大老闆，卡爾·蔡斯，耶拿大學1880年給了他名譽博士學位，那時因為他生產的顯微鏡，就像別人誇讚的那樣，「棒極了」。

對德國製造頭痛的，不是消費者，而是它的競爭對手。德國政府用不著為本國的產品質量在全世界面前辯解什麼。一個生活在巴黎的人，就這樣描寫說：「在我巴黎的家中，電梯是德國的，室內電氣裝置是德國的，廚房灶具是德國的，最好的照明燈是德國的。……刀具是德國的，餐廳中的椅子是德國的，浴室中的鏡子是德國的……而且實際上所有授予專利的藥物以及一些盥洗室用品都是德國的。……所有這些用品都購自巴黎市場。」

倘若對德國製造有什麼疑慮，那往往也是對開創性產品的擔心。因為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東西。1864年，奧托（1832—1891）和工程師歐根·朗根（1833—1895）一起創辦的奧托公司，就是世界上第一家專門生產內燃機的工業企業。1890年成立的戴姆勒發動機有限公司，從1901年起，就以梅塞德斯牌汽車享譽世界。林德在1879年創辦林德製冷設備製造公司。第一台可用於工業使用的制冷機，就是這位企業家的發明。德國企業在引領潮流中開拓著市場。這些人，這些企業，不僅是德意志帝國，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咧。

「我要帶領你們走向美好的時代」

恩格斯筆下18世紀那種商業、工業「極端凋敝」的現象，一去不復返了。就拿電子技術工業來說，1875年還屬開創時期，全德有80家廠商，職工只有1150人，平均一家還不到15個，差不多都是小企業，可是到一戰爆發前不久，職工已達20萬人了。

企業的發展規模，也把大不列顛那個老大帝國給比了下去。1850年前後的工業國家，工人過千的工廠，鳳毛麟角。有幾百個工人，就算是大工廠了。在1870年，英國的主要企業，要比德國最大的企業大得多。可20年後倒了個。比如，德國新建鋼廠的規模，平均為不列顛三倍。1900年，德國六家最大的染料公司，光僱用的化學專家就500人，而當時英國染料工業僱用的化學專家，估計只有三四十人。十九世紀末，僅巴頓氨鹼廠一家，就雇了化學家100人、工程師30人。1913年，蔡斯和阿貝在耶拿的「光學工廠」，就有5280名僱員。在一戰爆發前不久，德國通用電氣公司有69000名工人。克虜伯公司已有10萬名職工，是歐洲最大的軍火工廠。當年，這些享譽全球的企業，可謂是與帝國一起成長。

在帝國時代叱詫風雲的許多企業，並非曇花一現。它們引領那個時代的潮流，如今也是跨國公司里的翹楚。今天，在人熟悉的德國老字號里，不僅有雀巢這樣跟吃喝有關的牌子，而且還有讓人羨慕的賓士、西門子、林德、克虜伯等。比如，1886年，本茨（Karl Benz，1844—1929）設計的汽車獲得專利權，他的汽車就叫「賓士」。直到今天，這還是個頂呱呱的牌子呢。

當帝國的工業在歐洲異軍突起的時候，德國的農業也在乘勢而上。儘管農村人口所佔總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但農業依然在發展。1860年到1913年，農業生產年均實際增長率為2.5%。從1840年到1900年，德國農業生產率提高了190%，而俄國為30%，奧地利為45%，比利時和義大利為50%，瑞典為75%，瑞士為90%。這是一個不俗的業績。化肥和大規模現代化，提高了作物產量，每公頃的單位面積產量比任何其他大國都高得多。1882年—1907年，脫粒機的數量增加了385%，鑽機數量增加了450%，收割機數量增加了1500%。黑麥的每公頃產量，1908—1912年比1883—1887年，增加了78%。同期，小麥、夏收大麥、土豆、燕麥等，都增長了50%以上，牧草也增長了48%。尤其是土豆，從十九世紀中葉到1910年，產量增長了近5倍。1910年，德國土豆產量佔世界土豆產量的三分之一。

隨著經濟的發展，老闆越來越多，有錢人越來越多。從1882年到1907年，擁有50名以上工人的企業，由約9500家，增加到了大約29000家。在1893—1913年，企業利潤則年均增加6%。就年收入在2萬到4萬塔勒的富翁而言，在普魯士最重要的四個工業省里，從1853年的26人，增加到1863年的43人，1873年達到137人。1895年，德國的百萬富翁有5256人，到1911年，就有9341個百萬富翁了。

企業多了、大了，德國人的工作機會也就多了。工業企業的在業人員， 1882年大約590萬，到1907年也增長到了1080萬。從1850—1874年，德國工業部門僱員數增長率為1.6%，1875—1891年為2.3%，1892—1913年為2.1%。老闆越來越多，越來越有錢的同時，一般國民的生活水平，大體上也是水漲船高。早在1899年黨代會上，倍倍爾就說「工人們也不再打毀使用新機器的工廠了」。社會民主黨人的唱反調，不過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而非民不聊生下的怨懟。

1850年的時候，德意志工人生活狀況「還是很可憐」。1850年左右，一個普魯士工人家庭購買最必需的食品一項支出就要佔去工資的58%，而到1913年就只佔33%了。1913年，德國工人平均工資為1083馬克。1871—1913年，德國工業部門的實際工資，提高了一倍。工人的住房條件也不斷得到改善。1901年以後，光德國政府每年投入建造工人住房的資金，就高達400萬—500萬馬克。在歐洲大陸，1903—1911年，德國的肉類人均年消費量為48.2公斤，而法國、義大利、俄國分別為33.6公斤、17.5公斤、22公斤。要知道，直到2002年，豬牛羊肉、禽肉、禽蛋、魚蝦的人均年消費量加起來也只有38.33公斤。1910—1914年，魚的年平均消費量，德國為人均7.7公斤，而義大利、瑞士分別為2.8、2.1公斤。相比之下，1907—1908年俄國農民的生活，仍然是「捲心菜、黑麵包、馬鈴薯、肥肉和少許牛奶，偶爾有些牛肉。穿的樹皮製的靴子，所穿的服裝皆為家庭自製。」一戰之前，對德國絕大多數人來說，生活水平都有了直接、明顯的提高。男人的估計壽命，也從1870年的36歲，延長到了1913年的45歲。

一個英國工會代表團，跑到德國去調研了一趟，在1908年寫給政府的報告里說：「所訪城鎮的工廠住宅區沒有貧民窟，其他地方也是顯而易見。說實話，代表團沒有在任何地方看到一個可划作所謂『貧民窟』的居住區。大街上不見衣衫襤褸的乞討、羸弱之人，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外面所稱那種最壞意義上的貧困。」

無論縱向憶苦思甜，還是橫向國際比較，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用人習慣的用語，德國人可謂是「趕上了盛世享幸福」。1892年，威廉二世說：「我們肩負偉任，我要帶領你們走向美好的時代。」儘管這句話日後臭名昭著，常被引用，可生活在第二帝國的臣民，卻也真的能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日新月異。難道不正是在威廉二世的時代，德國一躍而成世界第二大工業國，贏得了歐洲工業老大的桂冠？那個老是跟德國過不去的法國，不更是被遠遠地甩在了後面么？從1890年到1913年，德國凈國民產值（NNP）增長了90%，年均增長約2.8%，而英國同期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56%，年均增長約2%。臣民們真呀個真高興，不也是人之常情？

這是一個充滿機會的時代，這是一個可以盡情享受的歲月。在工業化的進程中，德國創下了沒有議會民主，沒有共和政體，也照樣能夠繁榮昌盛，出類拔萃的第一個傑出事例。1877年，大老闆克虜伯，就對他的工人們講話：「享受給你享受的東西，工作之餘和你親近的人，你的雙親，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共享天倫之樂；關心你的房子和家庭。讓這些成為指導你生活的方針，它將帶給你幸福。至於政治，請別為之擔憂。參預政治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經驗，這些工人是不可能有的。」可不是么？克虜伯自己就是個活生生的榜樣。父親弗里德里希·克虜伯1826年去世時，他才14歲，留給他的是1萬塔勒的巨額債務，以及只有4名工人的工廠。可在他的打拚下，克虜伯公司成為了「德意志帝國的兵工廠」。

威廉二世的德國，欣欣向榮。人們分享著富足和繁榮，社會各階層為自己國家的成就感到滿足和自豪，而未來也讓德國人滿懷希望。1913年，威廉二世繼位二十五周年，用美國歷史學家平森的話來說，「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技術專家和新聞記者一齊高唱讚歌，大獻諛詞，狂熱歌頌，以表慶祝，任何其他德國皇帝從未受過類似的讚頌」。

「歷史上沒有比德國資產階級更可恥更下賤的角色了」，馬克思這句話說的是刻薄了點，可也並非沒有道理。無論是發達的經濟還是工業化，都沒有在德國催生出政治現代化。《新觀察》的政論作家薩穆埃爾·森格爾悲嘆「德國人變得非常耽於聲色，實利主義，而且幾乎完全成了頭腦空空的專業人員」，他們對「一切不能立即增強經濟力量的活動都抱懷疑態度」。企業家們在商言商，滿足於在經濟領域施展身手。在俾斯麥和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國，既看不到「資產階級民主」，也沒有產生「資產階級革命」。經濟發達跟共和政體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對應關係。對於工業巨頭、金融家和商業大亨們，樞密顧問、商業顧問、司法顧問、建築顧問等等這些炫目的頭銜，就足以讓他們心滿意足，沉醉不已。權力的舞台上，貴族和軍人是主角。在社會政策協會的一次會上，工業巨頭基爾多夫抱怨「我們不幸毫無發言權」，得到的卻是聽眾的嘲笑。

在那樣的社會，會受到譏諷和冷遇的，不僅於此。在一個經濟繁榮的時代，聲稱看到陰影的聲音是刺耳的，不受歡迎的，註定只能是輿論中顯得憂鬱陰暗的雜音，一種社會邊緣上的呼號。沒有幾個人聽得入耳，也沒有幾個人想聽。人們都渴望著美夢進行下去，沒錢的人想發財，有錢的人想更有錢……渴望著賓士，渴望著昂貴的電器，渴望著別墅……似乎是一種積極、昂揚和向上的追求主宰著人們的日常行為。至於國家會真的滑向什麼地方，我一個國小教師，一個電器修理工，或一個企業經理，管得著嗎？何況不是一切都還不錯嗎？倍倍爾、李卜克內西這些人，西裝革履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就找茬，一天到晚窮折騰啥呀？國家的面貌日新月異，大夥有吃有穿，日子也越過越紅火，國際地位在提高，諸如此類的美好現象你都視而不見，為什麼偏偏只發出哀嘆呢？到底什麼居心，到底想幹什麼？……瓦爾特·拉特瑙，這位通用電氣公司老闆埃米爾·拉特瑙（1836—1915）的兒子，在1911年寫下的那段話，註定不會引起多少共鳴：「不管我轉向何方，我都看到了有暗影升起，當我晚上在柏林的繁華街道上散步時，當我目睹我們由於有了財富而目空一切到發瘋的程度時，當我聽到並察覺那些大話的空虛無聊時，我都看到了它們……一個時代不能只因為陸軍中尉眉飛色舞、使館官員充滿希望就無憂無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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