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中共為什麼不支持殺蔣介石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指出「貴黨果欲援救蔣氏，則決非調集大軍討伐張、楊所能奏效」，「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餘地」。

此電提出「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將討伐張、楊與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等五項條件，申明「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

中央作出「和平調停」決策

12月19日，張聞天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正式討論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同13日的會議不同，它是在黨中央領導核心意見一致，不失時機地作出了「和平調停」的決策后召開的。

會議由毛澤東作報告。他著重分析了事變影響的兩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能更促進抗日與親日的分化，使抗日戰爭更為擴大」。

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為捉蔣，南京「把張楊一切抗日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內戰有爆發與延長的危險。

他又進而分析由此而來的西安事變的兩種前途：勝利的前途或失敗的前途。說明我們應該「分兩手」：一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一是「把陣線整理好，打擊討伐派」。

他還說：「現在發表的通電與前次的通電是有區別的，更站在第三者的立場說公道話。」毛澤東在報告中說明了黨的策略方針是和平調停，使內戰結束。

決非「屈從於蘇聯的壓力」

張聞天在這次會上的講話同毛澤東的報告相得益彰，特別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其一，關於西安事變的兩個前途，張聞天認為：「一是全國抗日的發動，一是內戰的擴大。」關於處理方針，指出：「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爭取成為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

其二，堅定地主張抗日而不反蔣。對「審蔣」主張，張聞天明確提出批評。在對蔣處理這個關鍵問題上，他是最早把對蔣處置同抗日全局聯繫起來的、在這個問題上堅定不動搖的黨中央領導人之一。

其三，在避免內戰擴大、爭取全國抗日的策略方面，張聞天發揮了毛澤東報告中「分兩手」的思想，提出「我們應盡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我們應與張、楊靠近，應打勝仗，擴大影響，準備以防禦戰來反對內戰」。

張聞天將我們的「兩手」概括為「和平調解」與「防禦戰」，成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

其四，對蘇聯的態度表示看法。西安事變后共產國際16日指示因電碼錯亂沒有譯出，重發的電文這時尚未到達(20日到)，而蘇聯報紙從14日起對張、楊橫加指責。

如何看待蘇聯輿論成為統一內部思想的一個重要問題。張聞天對此解釋說，蘇聯有難言之隱：「只能這樣說」，否則會引起「與南京對立」;同時又指出，「這樣的輿論，自然對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礙的」;並斬釘截鐵地表示，我們當然不能採取蘇聯這一立場。

從這裡也明白地看到，和平調解的方針是中共中央審時度勢獨立作出的決策，決非如長期流行的一種錯誤說法所謂屈從於蘇聯的壓力或聽命於共產國際的指示。

發表通電錶明放棄「審蔣」

19日會議產生了兩個主要文件，一個是公開發表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一個是黨內發布的《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

「通電」在18日「致國民黨中央電」的基礎上前進一步，承認南京政府在全國的領導地位，將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改為和平會議，正式建議由南京召集，會址也由西安改為南京，表明放棄了西安中心的設想。

對蔣的處置問題，雖然「通電」還說要交各黨各派各界各軍討論，但基本綱領是團結全國，又以「蔣介石先生」指稱，顯然放棄了「審蔣」辦法。

這是共產黨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策略正式確定的標誌。「指示」向全黨分析了西安事變產生的背景、原因，它的意義和兩種前途，規定了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和黨的任務，成為我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綱領。

從會議記錄、文風等方面研究，大致可以判定，「通電」系毛澤東手筆，「指示」為張聞天所寫。

從13日到19日兩次會議及其產生的文件可見，張聞天是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策略的主要決策者之一。

蔣介石口頭允諾六項條件

19日會後，張聞天為爭取實現和平解決的方針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特別值得一書的是21日中央書記處致周恩來電。這個電報精闢地分析目前局勢是「日本與南京右派聯盟，企圖奪取蔣系中派，造成大內亂，另方面是南京與各地左派企圖調和，而中派在動搖中」;我們與西安的策略「應扶助左派，爭取中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

提出初步改組南京政府，討伐軍退出陝甘，保障民主權利，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與同情抗日運動之國家建立合作關係等同蔣介石、陳誠等「開誠談判」的六項條件，要求在此條件下「成立和平」，「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復蔣介石之自由」，以轉變整個局勢，達到「統一，一致對日」。

這個電報確定的「放蔣」方針，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關鍵一著。這六項條件隨即成為西安與南京雙方都同意的談判基礎。談判結果，這些條件也為蔣與南京來人(宋子文等)「完全承認」;蔣氏最後口頭正式承諾的六項條件，同這些條件基本上是一致的。

西安談判的順利進行與蔣介石的安然離開西安，是國內、國際各種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但不能否認，共產黨和紅軍是一個關鍵性的力量，而中共中央一致確定的正確方針及總書記張聞天於21日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致周恩來電所提談判條件與「放蔣」方針，則起了決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