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丨王作躍:《竺可楨國立浙江大學年譜》序

《竺可楨國立浙江大學年譜》序

王作躍

美國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歷史系教授

2016年12月我有幸到浙江大學進行學術交流，與師生討論我多年來從科學史角度研究浙大老校長竺可楨對科學和教育發展所作的貢獻，獲益匪淺。也就是在這次學術活動中我認識了浙大校史研究者李杭春女士，並承她贈送她所編著的《竺可楨國立浙江大學年譜》初稿，讀後深為她細緻求真的研究精神和竺可楨浙大坎坷輝煌的歷程所感佩，所以當杭春邀請我為書作序，我欣喜從命。

從庚款留美到科學社、從東南大學到浙江大學、從中央研究院到科學院，竺可楨是第一代現代科學家、科學組織者和教育家的傑出代表。1936-1949年他擔任浙大校長，恰逢八年抗戰和四年國共內戰，是浙大乃至近代史上最艱難困苦的一個時代。作為氣象學和地理學奠基人之一和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竺可楨在到浙大之前本來是充滿抱負要在科學研究和氣象事業上大有作為的，但主要出於對社會的責任心，他接任了浙大校長。後來他雖一再請辭但最後還是克服重重困難導航浙大十三年，使其成為民國時期最優秀大學之一，集中了談家楨、王淦昌、蘇步青等一大批卓越的科學家和學者到校任教，培養了一屆又一屆有成就又有擔當的畢業生。我1980年代初在科學院讀碩士學位的導師、傑出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許良英和范岱年先生就是竺可楨浙大的物理畢業生，並終身受其影響。

從這本《年譜》可以看出，儘管竺可楨視執掌浙大為個人的必要犧牲，但同時也把這看作一個機會，試圖通過融合中西文化的精髓理念來改造教育和社會。這些理念里最重要的一個就是他為浙大所定下的著名的「求是」校訓（《年譜》1938年11月19日）。求是之含義，他曾引用明代思想家王守仁（號陽明）之語來闡明：「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之毀譽而動其心哉」（1939年7月16日浙大畢業典禮）。這說明他所強調的是獨立、創新、犧牲精神，而這與他上過的哈佛大學「真理」校訓相一致（《竺可楨全集》第三卷第89頁）。

求是精神之所以能在浙大深入人心，不僅是由於竺可楨不斷的倡導，更是因為他自己的身體力行。《年譜》以大量細節詳細記錄了抗戰中浙大艱苦卓絕的西遷過程，並顯示出學校不僅能度過難關，甚至能百折不撓，提升學術，以至於英國生化學家李約瑟1944年到華訪問時曾發出「［西南］聯大、浙大可與牛津、劍橋、哈佛媲美」之語（1944年12月16日）。而這些成就與竺可楨以身作則、身先士卒、犧牲自我密切相關。1938年夏，在竺可楨為學校西遷遠行操勞之時，次子竺衡和夫人張俠魂在顛簸流離中相繼染病去世，不能不說是竺可楨為浙大所作出的巨大犧牲的一部分。

除了秉持求是之外，竺可楨還力圖以民主、自由理念辦學。1945年他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所舉辦的戰後教育座談會上曾明確提出「主張學術自由，反對標準化辦學」（1945年4月1日）。稍後他又公開主張「政黨一律退出學校」（1945年4月23日），「學生政黨信仰完全自由」（1946年1月11日）。在國民黨政府因為浙大學生組織抗議活動而對學校施壓時，竺可楨堅定回應：「浙大向來事事公開，開除學生須有理由。且吾人總須愛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評政府而開除之」（1948年2月16日），並屢次不惜以辭職來捍衛學校的自主權。在學校管理上竺可楨則盡量採用民主的教授治校方法。例如，在1945年間相繼設立主要由教授組成的教員升格委員會、建築委員會、經濟稽核委員會、預算委員會，來決定學校大政方針，並利用行政談話會和校務委員會主持日常校務（1945年6月1日）。另外，對學生，竺可楨一再強調要有專業精神和服務社會的態度。對學校的學科分配、機構設置、方針政策，他堅持文理、現代與傳統、教學和研究的兼顧。這些民主、自由、均衡的辦學理念和實踐使得竺可楨獲得廣泛讚譽、成為民國時期著名校長之一，是這段時間浙大崛起的基礎，也是值得當代教育、科學機構管理者借鑒的歷史經驗。

讀這本《年譜》，我感到杭春不僅是在記載、也是在實踐竺可楨浙大的求是精神。《年譜》的編輯工作當然深深得益於近年來《竺可楨全集》的出版，尤其是其中竺可楨日記足本構成了《年譜》的主體。但杭春沒有滿足於此，而是廣泛搜索、甄別、研究、引用其它相關資料，包括其他人的日記和年譜、浙大等檔案以及舊報紙等，甚至循著當年浙大西遷的路線進行實地考察，通過地方的檔案和各地的展覽又收集到不少珍貴的史料，並在附錄里挑選出竺可楨離開浙大以後在日記中所記載的與浙大相關的內容，為《年譜》的完整性增色不少，與《竺可楨全集》一樣，體現出求真、求全的歷史責任感。

作為歷史學研究者和讀者，我感謝杭春編輯《年譜》的辛勤付出，期待看到她有更多的浙大、竺可楨優秀研究編著問世，並希望有更多的學者和公眾從事、關注、得益於真實歷史的收集和研究。

王作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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