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溫柔紀錄慰安婦的生活和歷史

片名的這個數字，指的是在 2014 年紀錄片開拍時，全國還在世的在二戰期間遭受日軍慰安制度下導致的性暴力的受害者人數。

穿越者綜合編輯

8 月 14 日，一部名為《二十二》的紀錄片正式上映了。

片名的這個數字，指的是在 2014 年紀錄片開拍時，全國還在世的在二戰期間遭受日軍慰安制度下導致的性暴力的受害者人數。截至今年 7 月，這個數字進一步下降到了 9 人。

將鏡頭對準這樣一群老人，讓導演郭柯在事前遭遇到了巨大的批評。預告片當中，有一組將許多老人抹著眼淚，呢喃著「不說了，不說了」的鏡頭剪輯在一起。

不少人因此指責郭柯，讓這些老人們重新講述他們當年的遭遇，是一種二次傷害。

郭柯承認，這當中確實會造成一些傷害，但會盡量去降低傷害的程度。「（關於過去的問題）還是會問，（請）奶奶講一講以前的故事，聽說日本人來過這裡，他們做過什麼，是不是殺我們人，問這些，她就會跟你講，就像自己的長輩跟你講。」郭柯表示，「我小時候跟我奶奶在一起的時候，她也會給我講以前的事情。」

但在更多的時候，郭柯並不會強行要求老人去回憶。他只是把攝像機架設在能夠拍到老人的位置，不問什麼也不做什麼，任由攝像機將老人的生活一點一點地記錄下來。

在最終《二十二》的成片當中，老人們真正講述自己的經歷的段落非常少。大部分的畫面都是老人們的生活。他們做飯炒菜；他們坐在樹下打牌；他們搬著個板凳坐在屋外、望著遠方、打發時光。

如果沒有一些簡單的字幕交代歷史背景的話，觀眾甚至可能都不會意識到這些老人二戰受害者的身份。事實上，郭柯覺得他們就是普通老人，要不是他們的背景過於特殊，甚至都沒必要特意去交代他們的身份。

這讓整部紀錄片呈現出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氣質。不像以往在談及這個題材時總會有的苦大仇深，「平淡」可能就是評價《二十二》最合適的形容詞。

「其他的老人相對比較平靜，她們比較內向……而且敘述當年的經歷的時候很含蓄，過去就過去了，就不想說了。「郭柯說，「我只想用最簡單的方式把她們真實記錄下來。煽動性的東西盡量減到最少。」

這是郭柯主動壓抑自己作為導演的個人表達和成名的慾望之後的結果。

在與這些老人接觸之前，郭柯覺得這是一個好故事，人物經歷坎坷、情節跌宕起伏、還有極強的戲劇張力。他甚至還準備好了劇本和提綱，希望能夠展現大時代下被歷史境遇改變的女人的命運。

但當郭柯的提問將出生於 1924 年的韋紹蘭逼哭的時候，郭柯被擊潰了。劇本、提綱被他拋在一邊，原本拍攝劇情片的計劃就此擱淺。他決定做一個歷史和現實的記錄者。

這部關於韋紹蘭的影片《三十二》在 2013 年正式問世。在豆瓣上，《三十二》得到了 9.2 分的高分。它沒有沉溺於歷史的仇恨當中，而是在描繪韋紹蘭目前的生活和幾十年前的經歷之間取得了一個微妙的平衡。

但《三十二》多少也因為郭柯潛意識裡的個人表達顯得尖銳。開篇處，郭柯描繪了韋紹蘭每月前往鎮政府領取補助的畫面。「三個月才討 90 塊錢。買白菜啊？白菜便宜。」

而在後半段，《三十二》引入了韋紹蘭帶有日本血統的兒子羅善學的視角。對著鏡頭，羅善學說：「現如今小孩子一看見我：『日本人，日本人。』」

韋紹蘭和羅善學母子仍然在《二十二》當中出現，但郭柯僅僅只是用了一句「因為身份問題，羅善學至今未能成婚」就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而出生於韓國，在戰亂中流落湖北的老人毛銀梅，可以深入挖掘的關於國籍身份的問題，郭柯也沒有更詳細地展開討論。

「《三十二》我還有一些自我的表達，就像我剛才說的擺拍。」郭柯說，「在《二十二》里我把這些東西都去掉了，因為這些是太個人的東西，是導演主觀的東西。」

郭柯把《二十二》稱為記錄老人生活的影片。在強調這一點的時候，他甚至避免對他選擇的素材進行個人化的解讀。

偶爾的，《二十二》也會將鏡頭對準老人之外的人群。有一個來自韓國的攝影師，幫助毛銀梅重新修葺了他所居住的房屋。有一位日本志願者時常來海南看望老人們。他們的存在讓這部紀錄片顯得有些雜亂。

郭柯也不認為，這些人物的存在隱喻了任何東西：「因為我覺得他們是比我接觸這個群體時間更長更深入的個體，我是想通過他們來告訴大家，他們接觸這些老人以後，他們有什麼樣的感受，其實我想做的就是這個處理。」

這部電影一度因為缺經費而無法開機，張歆藝曾個人資助100萬用於拍攝，到後期宣發階段也因為資金缺乏而發起眾籌。當影片結束，密密麻麻的眾籌名單在銀幕上滾動。每一個名字，都是郭柯親自核對后敲上去的。

沒有我們想象的波瀾壯闊，沒有家國歷史，沒有愛恨情仇，只是平靜和緩慢，老人偶爾有隻言片語，但大部分時間是靜默，坐在老舊的居所里，對自己沉默，對時間沉默，對漫長的歷史沉默。

在接觸這些老人的過程中，有沒有令你印象特別深刻的情節與場景？

郭柯：我第一次去看韋紹蘭的時候，她住的地方家徒四壁，我給了她五百的零用錢。當時我們是四個人去看她，第二天去跟她告別的時候，她讓我坐在她身邊，她從衣服里掏出來四個紅包，說你們四個是一起來的，要過年了，你們拿著回去給家人買點東西吃。我打開時發現，每一個紅包里都有100塊錢，我當時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了。

她住的環境很差，她那麼嬌小蒼老，可是她卻這樣做事情。我們有時候對她們的理解真的太狹隘了，她們是活生生的、立體的人，她們有很深的情感。

我一直堅持不改動《二十二》，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動搖我，發行商和電影節的人找過我，要求我改片子，我都不改。他們沒有和這些老人相處過，他們沒有拿過那個放著一百元的紅包，他們老讓我做一個遷就市場的片子，我怎麼能拿這個片子來遷就市場？我做的不是快餐，我做是一個需要大家用感情看的片子，我為什麼要改它。這幾年讓我堅持下來的，其實就是跟老人的這些點滴。

他們要求你把片子改成什麼樣子？

郭柯：就是要我添加一些家國讎恨，你讓觀眾看了要有情緒，觀眾看了要哭，要讓這些老人痛苦。我看到過有些照片，你都能想象那些照片怎麼出來的。他們給老人點所謂的稿費，聊天，哭，聊傷心的，哭，仰角，拍，配文字，然後傳播出來。這就導致我們下一代看到了這些老人那麼痛苦。

我也看到老人屋子裡有鐮刀，但是不是像一些人說的是用來和日本人鬥爭的，而是老人說怕小偷進來，要防身用的。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再去誤解她們，你想你到了90歲的時候，看到十幾歲的小孩對你有誤解，你是什麼感受，大家都換位思考一下。

最後剪輯出來的是這些相對比較平靜的畫面，我想知道您隱去了一些怎樣的內容？

郭柯：其實我在第一版剪出來的時候相對熱鬧一點，比如一位老人在養老院里，她的環境，她每天吃飯要靠護工給她送飯，旁邊還有很多老人洗菜做飯，通過交叉剪輯很熱鬧。但其實你的目光會選擇性聚焦，當你注視在這一位老人身上，她就是那麼平靜，就是那麼無聊。

這部片子里沒有隱去大家想象的我們拍到的畫面，拍《二十二》的時候其實每天是非常愉快的過程，不是大家想象的那麼沉重，就是一幫後生在跟一個長輩相處，每天陪著她。

如果我們只是平靜的記錄一個老人的生活，她們作為經歷過歷史傷痛的「慰安婦」，和普通的老人有什麼區別嗎？

郭柯：沒區別。看了這部片子以後，你如果覺得這些老人可愛的話，可以百度百科「慰安婦」是什麼。我沒有必要在這部片子里告訴你「慰安婦」是什麼，我只是告訴你這些曾經受過傷害的女性，她們晚年是什麼生活。我不是做史料調查的，我覺得我們拍片子需要有一種情感在裡面，這種情感是應該給她們的。

老人她們心裡埋藏那麼深的秘密，你為什麼要去挖掘，你作為一個後生，憑什麼去挖掘，你又不是她的親人，相信你是她的親人更不應該去挖掘。從這個角度看應該理解這個片子，或者變一種人物關係，比如你把她們看作你的親人，你會理解她們的情感是什麼。

拍《二十二》，我相信我在若干年後都不會後悔，在我30歲的時候我遇到這個群體，我沒有用很功利心去面對她們，我用一種很尊重的方式去對待她們。

是什麼導致她們有這樣一種平靜和通達的態度呢？

郭柯：70年什麼概念，她們的記憶是70年以前的，誰能體會，我們沒有一個人能體會70年是什麼狀況。《二十二》里有一位老人看到日本人的照片，她說日本人也老了，連鬍子都沒有了。

我相信這是70年帶給她的，我也無法去做出任何判斷，我只是覺得70年非常長，不能說沖淡什麼事情，但70年一定會給我們更多的感受，所以我現在無從評價。我很幸運能拍到這些老人，能聽到她給我講，一位90歲的老人給我講70多年以後，她再看曾經迫害她的人群，她笑了，她說他們也老了。

大家可能只是會糾結於這群老人，她們最後的選擇，是選擇心中芥蒂、還是最終寬容諒解？

郭柯：這種問題都是我們自己的，這種答案也都在我們自己心中。老人她天天生活在痛苦的記憶中能長壽嗎，她們就過著非常平淡的生活。

我跟這些老人相處，在《二十二》里你們應該都會注意到，你看哪一位老人說日本她會哭呢，都是輕描淡寫，過去了就過去了。但是她們動情的都是家人，家人對她們的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罷，都會流淚。能讓她們90歲還動情的地方，是我們對她們有什麼看法，這一點在她們心裡留的時間更長。

你有談到過日本和韓國的導演都看到《二十二》，我想知道日本的導演和看過這個片子的日本的民眾，他們的反饋是怎樣的？

郭柯：他們說的最多的是謝謝，謝謝你用這種方式，把的這些受害女性拍出來讓日本的觀眾看。日本的觀眾看了，我問他們尷尬嗎，他們說不尷尬，這種不尷尬在於沒有揪著以前不看。讓日本人觀看是為了告訴他們，你們的上一代對我們的上一代做了什麼，然後我們的上一代人，她們還在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日本人會有自己的反思，日本朋友看了都非常能接受這個片子。

你說我老說你做得不好，日本人你怎麼樣，這讓他們的下一代怎麼反思，我只是告訴你，你來看看我們的被害者現在是什麼樣，就這樣。

2012年時，您拍了《三十二》，今年拍了《二十二》，《二十二》拍攝的周期和這個過程大概是怎樣的？

郭柯：2014年的1月1日，我開始走訪這22位老人，其實就是尋找她們，12、13天就把這些老人都找到，然後開始準備。拍攝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2014年2月份，還在正月里，蘇智良教授告訴我有兩位老人去世了，我們把她們的葬禮記錄了下來。5月份開始正式拍，2個月之內就把全國的這些老人都記錄完成了。

從拍攝完成到馬上要呈現在大銀幕上，中間這兩年多的時間是在做什麼？

郭柯：2014年7月份拍完到2015年8月份都在剪輯，花了一年多時間在挑選這些畫面，主要是考慮以什麼樣的角度去講這個故事。做了一年的後期，2015年10月份獲得了公映許可證，然後開始申報電影節。

可能是我的人脈不夠廣，找了一些發行的公司，他們也不願意接這個片子，沒有發行費，可能是題材的緣故。

所以我就只能通過申報電影節，希望尋找一些出口，2016年基本上都在走電影節的事。2016年4月，我看到《鬼鄉》這部電影，片尾有7.5萬名韓國民眾來幫助這個片子，我當時真的覺得看到一線生機。

到了年底，我走完了所有電影節的流程，當時正好有基金會的朋友找到我，說願不願意做眾籌，其實是沒有辦法。

眾籌推出以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作為發起方來監管這筆資金，不到2個月時間我們就籌齊了100萬人民幣，感謝這些網友，都特別熱情，而且很多網友幫助了我們，名字也沒留。32099人次，其實我的片尾才7000人左右，但大家看到都非常震撼，但是這只是一部分。

看到片尾密密麻麻的參與眾籌者的名單，讓人很觸動。

郭柯：我自己每次看到這些名字情緒也會有很大波動，我還是很高興，我們是有希望的，韓國人花了很多年才籌了7.5萬人，我們用了3個月不到的時間，就有32099人參與眾籌。

這些字幕都是我一個一個來上的，我也真心感謝每一個人，只要給我發過郵件的人，我都會記下他的名字，一個一個打上去，我害怕疏漏一個人，所以這個必須我自己親自來。

拍攝《二十二》的過程真的是一波三折，您自己怎麼看待紀錄片的發展，為什麼這樣有社會意義的紀錄片，在拍攝和推廣過程中，資金上會這樣匱乏？

郭柯：這個艱難是它的命，每部片子有它的命。在我們現在的市場里推一部這樣的片子，不可能非常容易。

這種艱難在於我們沒有人願意去面對痛苦，包括我都選擇不看老人們受害的文字記錄。我們怎麼去記住這段歷史，角度很重要。看了以後大家會知道《二十二》是一部非常平靜的片子，我希望用一種更加平靜和真實的方式，讓大家先能接受這些老人、喜歡這些老人。

如果我一上來就說她們是「慰安婦」群體，她們是受了迫害的，大家要去關注，我覺得這種方式略顯生硬，應該用更加溫柔的方式讓觀眾與她們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