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家風家訓和家教

大弟的降生

曾國藩在兄弟當中不但順序居長，而且年齡也比弟弟們大很多。

十歲那年，大弟曾國潢降生，此時曾國藩已經開筆，父親曾麟書給他出了一個題目，就叫「兄弟怡怡」。作文交上來，曾麟書很高興，說：「文中有至性語，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由曾麟書的反應推測，曾國藩的這篇作文，內容應該是陳述敷衍「兄友弟恭」的大道理，表達自己「有弟」的欣喜。

這件事說明，曾國藩的兄弟之情，一開始就被傳統倫理觀念所塑造。在儒家倫理當中，兄弟之情被概括為「兄友弟恭」。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家族未來的領袖，「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諸弟的先導和楷模。

因為年齡差距，曾國藩從小和幾個弟弟並不是玩伴。弟弟們能奔跑嬉鬧時，他已經奔走在考秀才的路上了。他和弟弟之間，更多的是教與學的關係。一開始他是做私塾老師的父親的助教，等到自己中了舉人，教導諸弟的權威就從父親那裡轉移到了他身上。

但是，除了責任心強等正面因素之外，長子性格中也有一些負面因素。一般來講，長子面對弟弟，會不自覺地扮演起「准父親」的角色，有較強的支配欲。

這一點在曾國藩身上表現得非常典型。因為是長子，又是科舉上的「成功者」，曾國藩在家中享有比一般長子更大的權威。兄弟們習慣唯他馬首是瞻。

兄長之愛

這種長子心態，不可避免地導致他和兄弟們經常會發生小的摩擦。

曾國藩曾經回憶，道光十七年，也就是曾國藩中進士的前一年，他在家裡親自教授幾位弟弟讀書，但是由於態度過於嚴厲，總是擺出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樣子，讓弟弟們對他有所不滿。

曾國藩在家書中經常表現得過於直率武斷，因此得罪過弟弟。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余之行事，每自以為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徑行」。

比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初十，曾國藩在致諸弟信中，說過這樣一句：「季洪詩文難於進功，須用心習字。將來即學叔父之規模，亦有功於家庭。」

季洪是曾國藩幼弟曾國葆的字。曾國藩的意思是這個弟弟天資一般，可能功名路上走不遠，不如好好練練字，將來在家裡幫幫忙。就像他的叔叔曾驥雲，雖然一輩子都是個老童生，但是在家裡幫著管管家務，也算有功於家庭。

曾國藩自己沒有意識到，這句話得罪了弟弟和叔叔兩個人。接到這封信，老實懦弱的叔叔沒表現出什麼，幼弟國葆卻受了刺激。以前他經常把作文寄給大哥批閱，這次卻無論如何不肯了。

《曾國藩家書》現在成了普及的經典，想必大家在讀《曾國藩家書》的時候，都會認為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哥哥會是件多麼幸福的事。但事實上，曾國藩的弟弟們並不總是這樣認為。曾國藩式的居高臨下的兄長之愛，常有導致弟弟們「逆反」的時候。

性格憨直的曾國潢認為曾國藩站著說話不腰疼，把他說得什麼也不是，一氣之下寫了一封三頁長的回信。他在信中指責曾國藩「待人不恕」，說他「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卻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閱兄之書，疑弟輩粗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

也就是說，你月月來信，總把我們說得一無是處、一錢不值，你自己卻也沒什麼陞官進步的好消息。這些家書的作用，只是在父母面前，把我們顯得碌碌不堪罷了。

值得懷念的時光

曾國藩之重於兄弟情誼，在安排曾國荃南返一事上表現得很充分。

晚清時代，治安不靖，出行不易。為了曾國荃回家一事，曾國藩操了很多心。首先他得為曾國荃找到一個適合的旅伴，結伴同行。恰好湖南籍京官鄭世任外放貴州兵備道，赴官將經過長沙。曾國藩把弟弟託付給他，商量多次出行細節，「初八九起議，十四日始決計」，決定七月十六日出發。

十六日曾國藩送弟弟出門，本身經濟很緊張的他還是給弟弟帶了三十二兩銀子作為路費。此外，又封了十兩銀子，這是給家裡老人們的錢，不過他囑咐曾國荃，如果路費不夠，也可取用。兄弟二人「彼此戀戀，情深似海」。

到底是年輕不成熟，在京之時，曾國荃鬧著回家。但是回到家裡不久，曾國荃又開始懷念在北京的時光。

在後來的通信當中，我們經常能看到曾國荃對自己在北京的表現表示後悔。比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六月十四日信中，二十五歲的曾國荃說：「弟深悔早歲留京未自伏案用功，任意使氣，不聽大兄之教誨。」

可見時間越久，曾國荃回憶北京一年多的生活，越感到長兄對他的關愛與盡責，對自己當初的表現也越加後悔。

(《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2：〈曾國藩家書〉與曾氏家風文化》 張宏傑著 嶽麓書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