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究竟有沒有挪用「海軍軍費」？她背的「黑鍋」遠不至這一個

慈禧太后

1894年11月，侵華日軍攻佔旅順、大連，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人煙稠密的旅順，頓成人間地獄，只留下36個抬屍燒屍的人。大屠殺的同時，日軍發現在旅順、大連的碼頭倉庫中，居然整整齊齊地堆著6000噸鐵軌，清一色的歐洲進口產品。日本迅速將這批鐵軌作為戰利品運回國內。這批鐵軌，與馬關條約的巨額賠款一道，托起了日本騰飛的車輪。

這批鐵軌，本來是為了關東鐵路之用；而關東鐵路，本來就是為了對抗沙俄與日本在東北與朝鮮半島的侵略。此時的關東鐵路，建設用地拆遷才進展到錦州府，通車才到達山海關。儘管在諸如灤河大橋（當時第一大鐵路橋，全長670.6米，共17孔，純鋼結構，詹天佑參與建設並在國內首次採用氣壓沉箱法進行橋墩基礎打樁）等工程點上，都創造了足以令官方和民間共同自得的建設奇迹，但這條進展過於緩慢的「抗日鐵路」，並沒能趕超日本侵略的步伐。

工程延遲的原因，是資金鏈斷裂。據說，錢都被慈禧太后挪用作為她六十大壽的慶典開支了。

頤和園慶壽圖

1893年4月（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日），主持中央工作的慶親王奕劻曾要求李鴻章從關東鐵路中挪出一些款項，遭到了李的婉拒。李在發給慶親王的電報中說：「（關東鐵路）需費浩繁，事難中止。前因慶典緊要，戶部商借200萬，極形支絀，歲僅百萬可支，實難再分。」這是為慶典挪用鐵路建設款的正式記載之一。

而一年後（1894）的《申報》（光緒二十年二月十六日）則回顧說：「今歲恭逢皇太后六旬萬壽⋯⋯在廷王公大臣，外省將軍督撫，以及實缺提鎮司道，各抒報效之憂。⋯⋯戶部總司出納，更應力求撙節，遂將鐵路經費暫停支放，為移緩就急之計。關外工程，今春並未開辦。」

其實，即使不被慶典挪用，這筆款項也很難再被運用在鐵路建設上。同日的《申報》透露說：為了修永定河，「部庫支絀，無款可籌，何不以鐵路經費為治河之用。蓋以鐵路為未然之利，永定河為已然之害，不可不統籌緩急也⋯⋯」至少，在掌管財政的戶部眼中，「鐵路」是「未然之利」，鐵路建設專項資金也是隨時可以被挪用救急的。

據說，不只是關東鐵路的款項被挪用到慶典上，連北洋艦隊的軍費也被用於修建頤和園。其實，慈禧太后是個冤大頭。真正熱衷於辦一個奢侈生日、建一個奢華行宮的，另有人在。

這個人，首先就是光緒皇帝的老爸、醇親王奕譞。主流觀點認為，他為迎合慈禧，不惜拿海軍軍費建設頤和園，令北洋艦隊成為「房奴」。

光緒皇帝

這一指控的來源，在於《翁同龢日記》（光緒十二年十月）。慶親王與醇親王見面，「深談時局」，醇親王請慶親王轉告翁同龢等，在為慈禧太后修建頤和園的問題上，要「諒其苦衷」，他的目的就是「以昆明湖易勃海, 萬壽山換灤陽也」。

嚴肅的史學論證認為，此「勃海」並非北洋艦隊活躍的「渤海」，而與下句中的「灤陽」一樣，指代的是一處塞上行宮「白海」，其意思也就是讓慈禧就近在京郊修園林，而不是如同祖宗們那樣跑到更為遙遠的塞上去建行宮。

更為關鍵的是，為北洋艦隊預留的經費，是根據收支平衡的基礎所做的國家預算，眾目睽睽之下，根本沒有截留的餘地。為修頤和園而籌集的260萬兩白銀，雖然名為「海軍軍費」，卻並非來自財政撥款，而是各省督撫們的私人「報效」。醇親王同時監管頤和園工程和海軍建設，就將這筆款子以北洋的名義存入天津的外資銀行生息。取名「海軍軍費」，為的是減少輿論對中央的可能壓力，卻沒想到效果適得其反。而這些輿論的源頭，來自康梁師徒流亡之後的政治抹黑，如同他們以武則天的小說形象為藍本虛構慈禧的私生活一樣。梁啟超晚年自承當年文字均為政治宣傳所用，不可作為信史。

光緒皇帝的老師、主掌大清國錢袋子（戶部尚書）的翁同龢，更是令慈禧背上大黑鍋的「黑手」。作為後世主流史家眼中的大忠臣，翁同龢實際上絕非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在修建頤和園及為太后祝壽的策劃中，翁老師都是積極的倡言者及推動者，目的與醇親王一樣:儘早結束太后與皇帝之間的「傳、幫、帶」，讓老佛爺早日退居二線。關東鐵路乃至北洋艦隊的建設，都必須服從和服務於這種微妙的「講政治」。

這之外，翁同龢與李鴻章的個人恩怨也起到了重要影響。翁的兄長翁同書曾為安徽巡撫，太平天國動亂時棄城逃跑，曾國藩允許其戴罪立功，其內部卻又發生兵變，導致城池再度失守。在曾國藩的嚴厲彈劾下，翁同書被判「斬監候」。翁父此時擔任同治皇帝師傅，情急而亡。而曾國藩的彈劾奏摺就是李鴻章的手筆。翁家因此與曾李結怨甚深。

甲午戰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灣，李鴻章就向中央發出了警報，應將日本作為國防的主要假想敵。但翁同龢為了政爭的需要，死死捂著錢袋子。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戶部決定「南北兩洋購買洋槍、炮彈、機器事，暫停兩年，所有銀子解部充餉」。這導致北洋海軍多年未進行軍備更新，但在中日危機中，翁同龢卻又逼著李鴻章與日本決戰，而擠壓本有希望的外交斡旋。翁的學生王伯恭在《蜷廬隨筆》中回憶說，翁曾親口告訴他，無論戰爭勝敗，都會給自己足夠的理由整治李鴻章。

恭親王在1898年臨終前，直白告誡光緒皇帝，翁同龢其實是國家的罪人，「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報道此事的《申報》指出，甲午戰爭前朝鮮局勢緊張，高層曾經拿出了三套方案：一是將朝鮮降格為行省，把朝鮮國王遷回內地供養，參照孔子後裔的榜樣，「世襲罔替」；二是派遣重兵進駐朝鮮，代理其國防；三則是將朝鮮列為各國利益均沾、共同保護的「公共之地」，以便相互牽制。但翁同龢一味高調主戰，卻又不積極備戰，導致主戰的偏激輿論佔了上風，錯過了外交解決的最佳時機，並未準備就緒的陸海軍一敗塗地，「十數年之教育，數千萬之海軍，覆於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

恭親王死後不久（1898年6月16日），翁被免去一切職務，逐回原籍。對此，王照曾作詩一首:

當年煬灶壞長城，

曾賴東朝恤老成。

豈有臣心蓄恩怨，

到頭因果自分明。

注曰:「及翁之死，慶王為之請恤，上盛怒，曆數翁誤國之罪，首舉甲午之戰，次舉割青島。太后不語，慶王不敢再言，故翁無恤典。」這說明，讓翁同龢下崗，是光緒皇帝自己的主意，而非太后「挾嫌報復」。

慈禧是近現代史上最大的冤大頭之一。針對慈禧太后形象的大規模妖魔化運動，是戊戌政變后，流亡海外的康梁們挑起來的。歷史考證已經證實，康聖人有關自己在改革中的地位，是經過注水和拔高過的。在真正的改革主導者們（「軍機四卿」）死無對證，官方又對內情諱莫若深的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康將自己成功地塑造成皇帝的忠誠戰士和改革的第一旗手。光緒皇帝被無限神化的同時，慈禧太后也被無限妖魔化，以便營造出以帝後為代表的兩條政治路線鬥爭。為了海外宣傳的需要，康梁將武則天的野史安到慈禧身上，塑造了一個政治上反動、生活上淫蕩的妖后，迎合了西方大眾無論在上半身還是下半身對的簡單想象。

西方的耳目已經閉塞了。日本從甲午戰爭中獲得的巨額紅利，令整個世界艷羨。英、法、德、意等國，紛紛改變了自己的政策，將老資格的溫和的「通」們調離駐北京公使的崗位，換上了清一色的非洲事務專家，他們最擅長的就是在地圖上用直尺瓜分土地。大清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在評價英國新任駐華公使、原駐開羅總領事竇納樂時，就感慨道：「此人對東方一無所知，其工作方法就是基於對付非洲黑人的經驗」，這將破壞「我們多年來將人視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

當時最著名的駐華新聞記者，如《泰晤士報》的莫理循、濮蘭德等，甚至根本就不熟悉中文，而依靠一位品德上大有問題的英國人巴克斯，提供扭曲的報道。莫理循本人所保留的一大批日記（現多收藏於澳大利亞悉尼），與其報道完全不同。而濮蘭德與巴克斯合作出版的暢銷書《慈禧外傳》（直譯為《太后治下的》）及《清室外記》（直譯為《北京宮廷的編年史和研究報告》），幾乎是完全基於想象與偽造，卻被海內外史學界一致當作信史，引用了數十年。即使巴克斯日後甚至繪聲繪色地描寫了他和慈禧太后之間奇異的性交往，居然都沒有引起史學界的任何懷疑。

這些基於各種動機的抹黑，成功地塑造了慈禧的反面形象。戰略通道關東鐵路被廢弛，北洋艦隊發展受阻，最後導致甲午戰敗，這其實很難歸咎到某位具體的個人頭上。「牝雞司晨」的慈禧太后無非是做了一回冤大頭而已，如同歷史上無數替罪羊一樣，其功能無非是讓其他本該共同承擔責任的人更為心安理得⋯⋯

文/雪珥

本文為作者原創，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