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星之後，打擊傳銷之路還要走多遠?

原標題:李文星之後，打擊傳銷之路還要走多遠?

大學生李文星求職誤入傳銷組織並因此喪命，事件經媒體報道以來，引發廣泛關注。然而，李文星之死還未水落石出，天津再次通報了25歲男子張超在靜海誤入傳銷組織並死亡的案情，實在令人痛心。

事實上，傳銷並不是一個新事物。早在1998年4月國務院下發《關於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拉開傳銷治理序幕。如今，二十年過去了，非法傳銷活動卻屢禁不止。而且在近幾年間越來越肆虐，侵害的對象除了涉世未深的大學生，甚至包括身居高位的銀行行長、政府官員，更有閱歷豐富的生意人、大學教師，在看似離我們很遠的組織中，公務員、律師、醫生、甚至警察……任何一個常見職業的從業者都可能出現。社會各階層領域不同身份的人員。為什麼總有人願意相信傳銷者的謊言？

打擊傳銷陷入「割韭菜」般困境

嘉賓虞思明律師曾有過7年經偵警察的經歷，在過去接觸過的一些案例中，他發現，傳銷雖然作為一個「舶來品」流入，但這種行為之所以在能如此迅速的蔓延開來，首當其衝離不開式的人情關係網。各種情感的聯繫，各種人情往來是比較緊密的。所以在這種大的背景下，傳銷組織的傳播、下線發展的速度和規模，都一度超越了別的國家。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更是令傳銷手段獲得突破性「升級」。虞思明還發現，相較以前售賣特定商品的傳銷形式，近年來新型變種的傳銷其實更具有迷惑性，網路傳銷呈現明顯的「金融傳銷」的趨勢。虞思明介紹，金融傳銷始於2012年，當時以消費返利或電子股票為主，後來發展到遊戲理財、內部虛擬股票、虛擬貨幣等，「實質上都是藉助於互聯網技術，把非法集資與傳銷結合起來，犯罪分子會用一些專業的金融術語進行包裝，構建一個新的龐氏騙局模式。而這種形式欺騙性更強，更容易讓常人，特別是老人和剛出校園的大學生難以辨認。」

伴隨著傳銷的蔓延，傳銷的名目越來越多，整治行動也從未停止。許多人疑惑，為什麼感覺上政府打擊越來越嚴厲，傳銷組織反而有種愈演愈烈的趨勢？

作為媒體工作者，楊江也曾在過去的採訪任務中參與過一些解救傳銷人員的行動。關於這個問題他也同樣存在過疑惑，通過採訪公安部門楊江了解到，其背後除了受害者「不勞而獲、一夜暴富」的僥倖心態外，傳銷騙局取證難、打擊處理難、法律滯后才是無法打擊傳銷組織的關鍵因素。

據悉，目前監管部門對傳銷組織的定性要求為「30人以上、具有三層以上拉人頭的組織架構」。向公安部門舉報時，必須同時收集30個以上受害者簽名的舉報材料，還必須提供這些人存在三層上下級關係的證據。這樣一來，舉證便存在很大困難，對於網路傳銷的法律概念至今更是沒有清晰界定。

虞思明律師認為，與發達國家在法律中明確規定了傳銷案中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不同的是，國內對傳銷案中的民事責任極少涉及。「雖然09年《刑法修正案（七）》中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入罪，但實際上真正以這個罪名來定罪的人很少。因為其取證難度，遠遠大於我們實際上看到的，大部分是按照非法拘禁罪或者是故意傷害罪處理。

完善法律法規，強化綜合治理

誠然，打擊傳銷活動的效果不盡如人意，與犯罪手段的隱蔽性、執法方式的滯后性等因素不無關聯，但審視國家立法，也有亟待檢討之處。正如虞思明律師所說，刑罰只是針對傳銷團伙的組織和領導者，對大部分參與人員以遣散、教育為主，缺乏法律震懾力，這些也間接導致傳銷組織者逃避掉了本應承擔的民事責任，再加上很多傳銷案件由於組織內部人員互相包庇、證據被銷毀，公安機關取證不全，傳銷組織的骨幹人員可以輕易躲過刑事追究。即便是被抓了現行，有關部門也只能簡單處罰後放人，更助長了不法分子的囂張氣焰。

節目現場，我們連線了民間反傳銷協會發起人李旭，他認為，健全打擊傳銷的長效機制並形成社會合力，才是打擊傳銷的當務之急。「全國範圍的民間反傳人士，頂多也就一兩百人，和傳銷組織的規模相比，我們勢單力薄。」李旭說，「現在各個地方打擊傳銷主要是靠驅趕。這種驅趕運動式的打傳，治標不治本。一個地方打擊比較厲害，傳銷組織就會遷移，從這個城市遷移到另外一個城市，並沒有連根拔起。一旦一個城市打擊稍緩，他們又會捲土重來。」

提高風險識別能力，主動避開傳銷陷阱

打擊非法傳銷、走出非法傳銷的泥潭，政府部門守土有責，當然要有所作為。但事實上，法律打擊永遠是滯後於現實發展的。作為個人，我們不能喪失獨立思考與反思的能力與勇氣。

節目最後，虞思明律師再三呼籲要加強風險識別能力，風險防範能力。「實際上識別傳銷並沒有那麼複雜。抓住兩個要點很簡單，第一，看他是不是編造了一個虛幻的商品正在銷售，不是實打實的，是自己包裝出來的東西。第二，他到底是一個商品銷售導向性，還是一個人員下線，人頭數發展導向性。也就是說，看你進入這個組織之後，你的報酬是根據你銷售某一樣商品來獲得，還是根據你發展了多少下線來獲得。如果是後者那就是傳銷，和龐氏騙局沒有任何本質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