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和他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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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發明是被接受還是被拒絕，

還取決於領導們的想象力？

人們對待新事物都是開明的

只要新事物與舊事物

足！夠！相！像！



查爾斯·凱特靈

CHARLES KETTERING

新千年迎來了更大的一波經濟、社會與生態挑戰，包括：滿足不發達國家的基本需求、阻止工業化國家的經濟衰退以及在全球政治背景下應對日益突出的氣候變化。新千年還明顯打上了技術樂觀主義的烙印，這主要是因為在科學、技術和工程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進步，而且人們相信這些進步可能有助於解決世界上最嚴峻挑戰中的一部分。

本章強調了雖然社會上大部分人都支持快速採納新技術，以應對逐漸增多的全球挑戰，但社會上也有一些人企圖減緩技術變革的影響。畏懼損失（而非害怕創新）是人們對新技術感到緊張的原因，在有的情況下社會各部門甚至緊張到公然反對技術變革。由於害怕損失，個人或群體會設法避開由創新帶來的變革，即使會導致收益損失也無所謂。 但人們的擔心主要來自對損失的感受，而不一定是確鑿的損失證據。對損失的畏懼或感知可能採用有形形式，但也可能包括智力因素和心理因素，例如給既有的世界觀或身份帶來的挑戰。

整個世界正面臨著很多令公眾矚目的重大挑戰。按照美國國家工程科學院的說法，這些挑戰分為四大類：可持續性、健康、安全和生活充實。

• 可持續性包括：需要讓太陽能變得經濟實用，提供聚變能量，開發碳封存方法，以及控制氮循環。

• 為有益於健康，人們必須能喝到清潔的水，製造出更好的葯，推動衛生信息學的進步，還要開展人腦逆向工程工作。

• 對於安全方面的挑戰，需要採取行動以保證網路空間安全，防止核恐怖，以及恢復、改善城市基礎設施。

• 對於生活充實方面的挑戰，則需要致力於增強虛擬現實，推進個性化學習，以及設計出科學發現工具。隨著全世界面臨的挑戰不斷演化，整個社會對技術創新的觀點也在變化。這給技術的採用帶來了積極的影響。

對於技術創新在社會中起的作用，人們的理解正在發生變化，原因主要有三：

• 其一，有史以來，技術創新就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如今，很多新技術和新工程方案的生成速度比社會上設計出新型互補性制度的速度還要快。創新步伐加快具有深遠的社會影響——這從因數據收集技術的改進而導致公眾對隱私權喪失做出的反應就能看出。

• 其次，在很多領域，創新周期都大大縮短了。這使得新產品以高於前幾十年裡相同情況下的速率進入市場。

• 第三，全球化為新技術和新工程方案的快速普及提供了新的機遇。 研發和產品發布之間的時間縮短使技術預測的性質發生改變，要求採用期望的監管途徑。 科技知識呈指數增長、文化活動的多樣性以及由通信技術進步帶來的地理鄰近優勢均有助於縮短產品發布時間。

技術知識呈指數增長使得找到低成本的高科技工程方案來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成為可能。這些技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變政治格局，並通過共同進化創造新的技術機遇。

因此，在科學、技術和工程方面的進步使得人類設計出以前僅存在於想象中的解決方案成為可能。這不是社會的一種確定性觀點，而是對全球知識生態學的發展和新技術組合（由社會意識導致）可行性的一種觀察結果。發展家在工業化初期階段獲得的科技知識可能比發達國家在相同階段獲得的知識多。等新興經濟體在某些技術上跨越式發展的步伐強調了這種可能性。

人們越來越擔心這些發展趨勢對就業的影響。自動駕駛汽車將通過新的所有權形式、保險安排和商業模式改變交通行業結構。計算機輔助診斷、機器人手術和無數的醫療器械正在改變醫生的角色和醫療服務的提供方式。人工智慧和計算機演算法在影響著基本決策的制定方式。戰場也變得自動化了，無人機和自動駕駛汽車在做著過去由各類軍事人員執行的工作。一些技術進步已導致產品開發軌跡改變。基於數據的公司（例如谷歌和IBM）正在轉入藥學研究領域。優步（Uber）等拼車服務公司正在獲取機器人技術和其他工程設計能力。政治領袖們如果堅持線性世界觀，他們將仍然無法領會指數式增長的含義。

這些趨勢給人際關係——尤其在經濟方面——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因素。就像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在他的《玻璃籠》一書中寫道的，「自動化使目的與手段分離。自動化讓我們更容易得到我們期望的東西，但卻讓我們疏遠了認知過程。」 這些不確定性可能包括不能預見基本的社會趨勢——從無法預見新技術的影響到無法預見因害怕損失導致的極端社會反應。

另外，在很多情況下，人們都低估了由新技術帶來的風險或者在未充分了解技術風險的情況下採用了這些新技術。通過廣泛採用現在被列入「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一系列化學藥品，現代農業出現了。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等先驅最先通過作品發出關於化學藥品危險性的呼籲，《寂靜的春天》中生動的描述激發了環保運動的出現。隨著科學知識的不斷增長，各種化學藥品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不利影響被披露，導致化學藥品被禁止或受限。

技術多樣性的快速擴展通過新產品組合以及技術系統和工程系統的集成，醞釀出了甚至更強大的創新力量，就像在商品範圍內所反映的那樣。但這個過程包含了對風險的認知。其它技術改進來自科學家和工程師與越來越小的實體單位合作的能力。納米技術領域的興起形成了更加多樣化的技術，有助於企業在現有產品中加入新的特性。但這種發展態勢引發了人們對國家監管新技術的能力的擔憂，人們開始懷疑現有的機構部署是否能充分保障人類健康與環境的完整性。

技術工程進步本身就是很多爭論的主要答案所在。例如，如果沒有技術進步，與早期機械製冷有關的安全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同樣，早期拖拉機的快速改進促進了拖拉機的採用。最近，人們利用有助於識別其他來源的創新方法，解決了從人類胚胎中提取幹細胞的問題。

技術豐富性、持續改進以及用戶更大程度地參與創新——這幾方面相結合將有助於開發新的途徑，以解決由不成熟的技術導致的技術爭論。這一點由英國陸軍的武器從長弓變為槍炮就可以看出。根據18世紀的大多數記載，長弓比早期的明火槍更好。長弓射出后比子彈更快，而且成本更低。事實上，明火槍很不準，以至於士兵們被建議「要到看見敵人的眼白時才能射擊」。 但首先，與槍炮相比，射箭需要大量的訓練。因此隨著分配給其它運動項目的時間增多，弓箭的受歡迎程度開始下降。

1591年，伊麗莎白女王簽發了一條法令，禁止那些對國防無重要意義的比賽，從而激勵了箭術的復興。她把箭術看成是「過去為我們國家贏得如此巨大榮耀的一種兵器，可以繼續使用」。她還在法令中說：「這些可憐的人——弓匠、造箭者、上弦匠和箭頭製作者以及這個領域中的其它很多人——是他們家庭的頂樑柱，可以繼續留下來，從事與其職業有關的工作。」但槍炮技術與工程的進步最終使箭術被貶為一種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失去軍事潛力的運動。

總之，各種社會因素相互作用，決定了相當好的新技術處於何種地位以及是否能被採納。就像林恩·懷特（Lynn White）在《中世紀的技術與社會變遷》中觀察到的：

「一項發明是被接受還是被拒絕，

或者被接受時所實現的影響程度，

不僅取決於技術本身的性質，

還同樣取決於社會條件和領導們的想象力。」

前面我們談到了「創造性破壞」。這個術語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他1942年寫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提出的。

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一直在進化而且在進化中不斷改變的制度。這種改變要求破壞舊事物，而代之以新事物，例如用槍代替弓箭、用手機代替固線電話。為完全理解創造性破壞過程的含意和範圍，我們需要回顧熊彼特在他1911年寫的《經濟發展論》一書中將創新視為「創造性構建」或「新組合的實施」的最初想法。按照熊彼特的說法，這個任務（即創新）是由企業家執行的。他最初認為，創新由五大領域構成：

引入新產品；

開發新工藝；

開闢新市場；

購買新型材料和半成品；

最後是重組產業部門。

這個術語可應用於熊彼特劃定的五大創新領域中的任何一個領域。就像斯威德伯格（Swedberg）所闡述的那樣，在上述五大領域以及使新組合種類更加多樣化的其它領域中，可以發現創造性破壞和相關的反創新力量。 創造性破壞是社會各部門害怕變革的原因。但與此同時，這個概念有助於個人接受創新。

熊彼特闡述的「創造性破壞」概念由於具有普遍吸引力，因此開始廣為傳播。創造性破壞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因此易於實施而無需精確定義。通過把經濟體視為與生態系統類似的一個整合體，熊彼特發現了由技術演替導致的經濟轉型驅動力——就像由鐵路引入帶來的影響那樣。 對他而言，「要理解的一個要點是：在對待資本主義時，我們要像對待進化過程一樣，」 他把這個過程描述為「產業突變過程……即從內部不斷地改革經濟結構，不停地摧毀舊的經濟結構，又不停地生成新的經濟結構。這個創造性破壞過程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

熊彼特利用非達爾文進化思想，向經濟平衡觀點提出置疑。他的研究焦點是由新組合生成帶來的轉變。通過利用經典的參考案例，他說：「鐵路沒有出現，因為消費者主動表現出更傾向於郵件馬車的有效服務需求。」他又舉了其它幾個例子：「消費者也沒有主動要求使用電燈或人造纖維長襪、乘坐汽車或飛機、收聽收音機或嚼口香糖。」 事實上，「絕大多數的消費品變革是由生產者強加給消費者的，而消費者多半都會抵制這種變革，因為他們不得不接受由煞費苦心的廣告心理學技術提供的『教育』。」

創造性破壞概念的其中一個關鍵特徵是技術間斷性。這個概念的一種常見衍生形式是「破壞性創新」概念。正如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在這種理論的最初構想中提到的，破壞性創新與維持性技術的不同之處在於它「能夠根據主要市場上的主流客戶通常重視的方面來改善成熟產品的性能。」破壞性技術在一開始時可能表現得不如成熟技術。但通過技術改進和市場營銷，破壞性技術最終會稱霸市場，因為這些技術「通常更便宜、更簡單、規模更小，而且時常更便於使用。」

「破壞性創新」這個術語通常用於指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這使得評估其廣泛的社會影響變得很難。還有其它的評估方法，那就是分析激進型技術變革與遞增型技術變革之間的區別。但這些評估「標籤」通常都貼在結果上，而不是貼在過程上，因此分析值受到限制。這些方法通常沒有考慮到一個事實，即：看似很小的技術改進可能會產生深遠的系統性後果。

一種有前景的評估方法是評估技術間斷性及其社會影響。在這種進化觀下，「技術突破或技術間斷開啟了激烈技術變化與選擇的時代，最終形成一種主流設計。這個技術動蕩期之後是遞增式技術進步期，這段時期可能因後來的技術間斷性而中斷。」技術間斷性可能有多種原因，其中包括產品、工藝、新市場、組織和原材料的變化。這裡的評估焦點是在這些領域及其他領域的創新導致變革從而改變成功者與失敗者之間的平衡並引發公眾爭論的程度。

破壞性技術理念提供了一個從公司和市場層面了解技術演替的出發點，其重點是現有企業的失敗經歷。可阻止此類失敗事件發生的其中一種解決方案是限制新技術在初創公司中應用。這種觀點可延伸，以便用略廣的視角看待社會技術系統和創新系統。這些系統被定義為「社會要素和技術要素的聯接體。這兩種要素以獨特的方式相互作用，可與環境區分開，並形成了特定的知識產生-利用-創新形式，應用於社會與經濟中的特定用途。」

嚴格來說，有很多實例不符合克里斯滕森開發的「破壞性技術」初始框架。始於高端市場的優步案例表明需要拓寬與市場破壞有關的分析框架，但不需要將克里斯滕森的定義延伸到其本義之外。利基市場的擴張過程很複雜，因此需要採用開放的分析方法，以適應不同的研究目的。

但我們遇到的挑戰是將破壞邏輯從具體的技術延伸到更廣的社會，從而闡明創新與現有技術之間的衝突。這要求採用開放的方法，不將社會技術系統和創新系統與它們所處的環境區分開。通過技術改進和市場銷售，一些新技術在不斷地提升性能，最終替代了以前的技術而稱霸市場。但這些新技術不僅僅是替代了現有的技術。通過與新的機構和組織結構共同進化，這些技術重組了社會經濟領域。正是這種範圍更廣的社會轉型造成了創新與現有技術之間的衝突。

因此，本書將集中講述轉型創新，因為這種創新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影響。這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引入克里斯滕森定義的破壞性技術以及社會技術系統的其他構想。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轉型創新的動力都來自破壞性技術。但轉型創新的其他動力來源不符合克里斯滕森定義。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書中提到的所有創新都假定是符合熊彼特「創造性破壞」含義的轉型創新。

有一種傳統的觀點將社會機構簡單地定義為使整個社會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劑」。這種靜態觀點忽略了社會機構在創新過程中起的作用，尤其是在技術、工程和社會之間複雜的動態相互作用。從職能角度來看，社會機構在創新中起的作用包括如下獨特活動：提供信息及減小不確定性，處理衝突與合作，提供行動激勵措施，調撥資源，保持連續性。

社會機構執行著至少六種主要職能：

第一種職能是讓社會適應變化。這通常是通過產生及傳播新的知識技術來實現的。因此，創新促進機構在社會經濟進化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整個社會肩負著各種生存任務。這些任務的範圍從生產食品到保衛國家安全。要完成這些任務，需要進行大量協調。因此，社會機構的第二種職能是協調各種活動，促進不同行動者之間的合作，以達到具體的目標。上述任務由從政府部門到私營企業在內的具體組織來實施。

協調工作涉及到將具有不同知識、技能、興趣和看法的個人聯合起來完成具體的任務。但為保證任務成功所必需的知識技能多樣性通常會導致不同行動者之間發生衝突。因此，社會機構被賦予了第三種職能——處理不同行動者之間的衝突。

如果不能獲得必要的資源——其中最為顯著的資源是人的能力和資金——那麼能完成的任務將不多。為了把事情做好，每個社會將成立相應的機構，其主要職能是生成、調動及分配必要的資源。其中最常見的機構是負責分配資源以支持新興領域研究的基金資助機構。

但擁有資源還不足以激發人們的最高執行能力。為獲得最高執行能力，每個社會應成立具有第五種職能的機構，以提供為達到某些目標所需要的激勵措施。這些激勵措施的形式有：知識產權、研究基金回扣或者在社會相關領域中給予「尖兵」的獎勵。

當一個社會形成了能保證其生存的實踐做法時，仍會面臨相當大的壓力來確保這些做法儘可能廣泛地被「複製」傳播並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因此，保持連續性是社會機構的最後一種職能。法規、政策、住房規定和各種社會風俗是社會機構保持連續性的例子。保持連續性的其中一個主要結果是路徑依賴或鎖定現象，也就是過去的事件常常決定著未來發展軌跡。政治制度中的相關慣性為那些通過新穎性促進創新的改革人士和力圖繼續保持現狀的現有勢力之間的衝突埋下了伏筆。

上面列出的大多數職能實際上是互補的，是由為執行某些職能而專門設立的組織實施的。例如，所有這些職能都被列入企業或政府部門各級管理人員的職位描述中。但在更廣的社會層面，通過創新以適應變化的需求以及在保持連續性時面臨的壓力是導致大量衝突的根源。由定義來看，創新的目的是為了重組社會。創新與保持連續性的需求很快發生衝突。本書探究了由這兩種職能造成的衝突。由轉型變革帶來的機構不確定性通常會引發公開辯論。社會公眾就其本身而言並不反對變革，他們對新技術的擔憂來自創新造成的損失感。新技術預示著不確定的未來，從而可能會在個人與社會群體之間重新分配利益與損失。

技術在社會中起的作用是人們廣泛探討並感到困惑的主題。正如W. Brian Arthur在《技術的本質》中所描述的，技術可以用至少三種不同層次的方法來看待。

• 首先，技術只是人類利用自然現象來滿足自身需求的一種方法。這些自然現象的範圍從植物中的刺激劑一直到重力、磁力現象。例如，飛行是通過推力、升力和重力等現象共同作用實現的。讓磁鐵在線圈中旋轉從而產生電流——這個發明導致出現在此之前想象不到的新興產業。

• 其次，技術可理解為構成功能系統的裝配件的集合。例如，飛機是系統與相關子系統的裝配件的集合。每個子系統都利用了一種自然現象。這些現象集成起來，便能實現一種功能。

• 最後，技術是「可供某種文化使用的裝置和工程方案的整個集合」。航空工業能滿足人類的旅行需求，但也同樣是各種實體裝配件和機構的集合。人類的需求激發了對新技術方案的探索。反過來，新技術又會導致新需求出現。在動態的社會制度中，簡單的供需規則並不完全適用——因為新技術會改變經濟特性，而經濟會導致新的技術體系成立。

航空工業的出現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利用自然現象製造出了人工產品，進而形成工業系統和子系統。這個過程伴隨著與航空相關的新標準、法規、社會規範和組織的制定。隨著航空工業的發展，在不同層面的地方、國家和國際社會組織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監管機構和組織。

航班被引入后與航空工業共同發展，改變了全世界的經濟體系。航班取代了原有的其它運輸模式（例如鐵路）和很多相關行業以及社會組織力量。創新實質上就是通過引入新形式的經濟組織使經濟轉型。因此，經濟是創新技術的演變形式。

從這方面來看，技術可能存在於實驗室或博物館中，而與經濟無關，也與這些技術是否是應社會需求而開發的無關。但經濟體不能獨立於滿足人類需求的技術集合而存在。新技術通常會帶來新形式的社會經濟組織。技術、經濟以及相關機構以集成系統的形式共同發展。技術的變革通常需要輔以社會機構的變革。

了解與經濟技術變革有關的共同進化動態對於掌控對社會經濟慣性和新技術懷疑主義有影響的決定性因素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傳統農耕經濟是技術系統與社會組織的集合，並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不變，只發生相對較慢的變化。用拖拉機替代基本農具並不是簡單的技術替代行為，而是對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大幅重組。拖拉機的採用帶來了新的產業和社會機構。

「新技術的採用主要是一個社會學習過程」。

公眾教育對於確定新技術的推動進程與方式起著重要作用。如果不注意人類心理學的直覺方面，就不能充分了解公眾對新技術帶來的利益與風險是怎麼想的。新技術的倡導者主要關注科技問題。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人們憑直覺產生的對世界發展的期望，常常使得人的大腦誤解新技術」。當缺乏相關參考或權威觀點時，個人會求助於看起來很荒謬的直覺反應。而人們不自覺的行為模式則來源於我們恐懼與憎噁心理的更深層進化根源。

就像人們面對疾病時會產生自我保護意識，面對新技術時，人們同樣會傾向於自我保護。例如，當某種新食品出現的時候，人們出於自我保護，很可能認為這種食品對健康有某種潛在威脅；並且將這種感受延伸到道德層面。人們還可能根據新技術的基本屬性是否有益健康，自動地向新技術提出置疑。在其它情況下，新技術可能會引發負面反應，因為它們看起來像是在挑戰人們的感知觀點。

人們還可能從文化角度擔心新技術有危險，因為新技術不符合公認的社會模式或生態格局。 一開始時，人們對新技術會持謹慎態度，部分原因是因為不知道如何控制新技術。這時，新技術通常被視為「怪 物」。純凈度和危險性這兩個概念已進入風險管理的很多方面，在食品領域尤其如此：這個領域有著悠久的「純凈食品」運動史。很多人反對在農業中使用化學藥品也是源於對食品純凈度的訴求。引入未被社會完全掌握的新技術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在「馴養怪物」。

這些根深蒂固的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構成了對新技術的最初反應。這些因素是用於明確表達社會經濟因素的基礎。以可接受的方式計算風險並證明這些風險可忽略不計是可行的。但僅僅通過提供附加信息或進行邏輯推理是不可能闡明可接受的科技風險與新產品被採用之間的真正差異的。

將新產品視為「荒謬」而不予理會也無濟於事。事實證明，試圖反駁迷思或對依賴於這種心理反應或文化反應的社區使用科學證據只會使以前的信念變得牢固。另外，看起來很荒謬或被歸為「偽科學」一類的信念會以與基於證據的態度完全不同的方式侵入認知直覺。的確，偽科學「能通過侵入已形成的認知機制獲得廣泛認可，從而犧牲了知識的完備性而獲得直覺吸引力。相反，科學恰恰會藐視那些根深蒂固的直覺，因為科學機構的目的是跟蹤世界上的客觀模式，而這個世界並不太在意我們的直覺。」

英國的盧德派案例是創新受到壓制的一個鮮活的歷史事實。在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引進了可節省勞動力的織布機，結果遭到紡織工匠們的強烈反對。這種新機器讓僱主們能夠用更便宜的低技能勞動力替代高技能的紡織工匠。由於害怕丟飯碗，英國的紡織工匠們從1811年開始在諾丁漢破壞織布機及其僱主的其他財產。這種「暴動式集體談判」的目標是迫使紡織業內的機械化終止。

當時，英國民眾既反對新機器，又反對用低技能工人代替高技能工人。儘管民眾反對，但由於政府對追逐利潤的企業家不斷地支持，新的紡織技術還是滲入了市場。專門的法律以及法庭的裁決也越來越偏向企業家和僱主，而對工人越來越不利。因此到了19世紀60年代晚期，新的織布機和紡織廠已變得司空見慣了。而工人們的暴動雖未產生大規模的效應，但延緩了紡織業的機械化進程，增強了工人之間的團結一致，為英國工會的成立奠定了基礎。這個案例說明了對新技術的緊張通常源於對整個系統受新技術衝擊的恐懼以及在複雜經濟體系內的相關不確定性。

工業革命期間的激烈爭論如今也出現在了核動力、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人工智慧等領域。人們普遍認為，抵制新技術是沒有用的。但這種觀點是對歷史的誤讀，因為只有很少一部分新技術能進入市場。新技術的採納過程要受很多因素影響。

熊彼特率先將複雜系統思維應用於經濟發展。

他對經濟隨時間變化的行為很感興趣，這也是他為什麼要採用尊重歷史重要性的進化方法的原因。熊彼特運用複雜性思維，寓變化於進化環境。他說，「僅利用以前的經濟條件來解釋經濟變革是不可能的。因為人類的經濟狀況不是簡單地由以前的經濟條件決定，而是由以前的總體形勢決定。」

經濟體系是一種通過排除變革想法來自我保護的自組織系統。這對防止經濟體系陷入混亂是很有必要的。的確，達爾文選擇要求不必嘗試每種變異。但限制選擇並非總是最佳做法，因為一些有利的變異有時會因此而被忽視。技術體系（例如經濟體系和所有的文化體系）具有一定的內在穩定性，每個自組織系統都擁有「能克服或愚弄慣性力的機制」。慣性還存在於基本的知識建構中，能證明這一點的是對數字「0」等基本概念的漫長反抗史。「一些文化體系很討厭0，以至於他們決定在生活中不使用0。」對大多數的文化來說，0的概念與他們根深蒂固的「無空」觀點發生了衝突。就像英國數學家和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說的那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使用零點。誰也不會出去買零條魚。」對於很多傳統文化來說，零的概念還表示終極排除或貧化。這個概念與傳統的集體感和歸屬感不是很吻合。

所以，根本性的問題是克服慣性力。

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是慣性的溫床。解決此問題時面臨的挑戰是在由創新帶來的長期利益與由保持現狀帶來的短期利益之間達到平衡。這兩種利益都有風險。最終結果不能通過評估當代技術方案來輕鬆獲得。從定義上來看，創新是一個具有不確定性結果的演變過程。最近關於「機器人對就業的潛在影響」的爭論闡明了這種不確定感，它既反映了人們的焦慮，又反映了人們的期望。

通常有三個因素會影響創新成功的可能性。

第一個因素是動機的強度：也就是說，被淘汰的事物越有價值，創新所遇到的挑戰就越強大；或者說，創新的社會效益越大，創新被推動的力度就越大。這方面的一個歷史事例是在15世紀60年代由抄寫員行會向印刷廠施加的壓力。「由於印刷技術的社會效益巨大，加上抄寫員們大概還能從事其它職業（例如辦事員），因此他們對印刷技術發起的挑戰沒有持續多久。另一方面，力圖保護新形勢的印刷廠行會要強大得多。他們設法『凍結』了印刷技術，直到工業革命爆發。

第二個因素是贏家和輸家的分佈。雖然生產者通常比較集中，但消費者分佈得較廣。這種結構不僅有可能會給生產者帶來更多利益，還有可能讓生產者受益於消費群體的集體行動。種子部門就是這樣一個現代實例。它們由服務於多個農村市場的幾家大公司壟斷。因此，這些公司在農業生物技術上遇到的挑戰不是直接來自農民，而是來自其它種子集團。

最後，行業權威扮演的角色是引發技術爭論的一個重要因素。行業權威是支持現狀還是支持新的創新技術將具有重要的意義——例如，法國從法蘭西王國（1730年）時的保護主義轉變為親技術態度（1830年）。在法國，大型行業組織控制著生產資料並向創新提出質疑，利用超出法律許可權的手段成功地阻止了創新進入造紙業、火槍和扁平餐具製造業等行業。

關於行業權威在技術爭論中扮演的角色的另一個例子是「實用電工」在19世紀80年代晚期試圖扼制詹姆斯·麥克斯韋的電動力學方程。在那次衝突中，行業權威先是支持那些認為「電在導線中的流動方式與水在水管中的流動方式相同」的「實用電工」，後來又支持通過實驗證明「電在導線周圍的磁場中流動」的理論數學家。麥克斯韋的出版物雖受壓制，但海因里希·赫茲（Heinrich Hertz）等傑出人物通過新電氣用途和實驗所表達的理論幾乎威力未減。最後，行業權威支持了受過理論培訓的電氣工程師。

與權威機構發生衝突的另一個例子是權威們反對產科麻醉長達十五年。產科麻醉的反對者們提出了種種反對理由，儘管當時的分娩手術令人毛骨悚然。他們反對的主要原因是生理原因，焦點是疼痛所起的作用。一些著名的外科醫生聲稱疼痛是一種生存機制，也是幫助外科醫生確定分娩工作進行到何種程度的一種診斷信號。其它反對理由為非醫學理由，主要包括道德原因：「麻醉與沉醉相似、在麻醉下沒有性抑制以及男人們在希望自己的妻子如何表現方面崇尚沙文主義——這三方面共同構成了『道德』途徑的基礎」。最後，麻醉術的科學吸引力佔了上風。

創新的敵人C：知識響應

技術變革面臨的知識挑戰至少有四個來源，分別是：風險規避、負外部性、技術與其政治社會用途之間的相關性、哲學上反對利用自然界為人類謀利。

第一個知識挑戰是：風險規避。一些技術（例如石棉）經證明是有害的，其事後成本比收益還高。因此，一些文化運動把安全問題作為阻止新技術的原因，並強調未知風險的不確定性和可能性。他們提出的安全問題基於一種總體假設，即新技術產生的大多數非預期後果很可能都是負面的。

第二種知識挑戰是：負外部性。其觀點是：新技術使用了太多自然資源，需要將產權轉讓給以前按免費處理的商品。全球為解決負外部性而做出的一項最雄心勃勃的工作是排放交易。排放交易已被正式寫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京都議定書》中。有人把這份協議比作從氣候變化中建立新市場的一種附件形式，而氣候變化被視為全球經濟損失的一個重要來源。另一方面，技術創新有助於解決這些負外部性。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創建了一種通過國際工程技術合作減少臭氧消耗物質的國際機制。

第三，技術與其政治社會用途之間存在相關性：武器的破壞性越大，就會剝奪越多的生命；流水作業線的開發使裝配工作變得既無聊又機械；技術與工程通常與外國勢力的控制有關。因此，技術應用的不確定性既帶來了焦慮，又帶來了希望，而這些焦慮和希望又在技術工程的力量下放大。如今，人們對無人機的軍事用途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但無人機技術也在越來越多地用於人道主義和民用。

第四，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興起的自然資源開發，引發了人們對後代的擔憂。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運動將技術視為「無人性」，導致在中世紀的歐洲形成畜牧業和農業。在這些觀點中，有的觀點現在仍存在。在宣稱「最好通過取消人類活動來更好地保護自然」的一些環境運動中，這些觀點找到了避難所。這種說法的支持者認為，快速的技術創新是造成生態退化的罪魁禍首，因此應當努力放慢創新步伐。這種觀點雖然表面上可信，但是把技術進步與特定技術的影響混淆了。嚴格遵守這種觀點將妨礙技術和工程用於對環境管理而言必不可少的關鍵領域。例如，化學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導致生態破壞的產業，但很多此類科學基礎目前正用於「綠色化學」。

文章來源：Oxfrod University Press 'Innovation and its Enemies:Why People Resist New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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