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許許多多的思想家，但卻為何少有哲學家？

細數歷史上曾出現的思想家，可謂是繁星滿天，老子、孔子、孟子、莊子、荀子、墨子、商鞅、方孝孺、朱熹、程頤、王安石、董仲舒、陸九淵、王陽明、黃宗羲……不勝枚舉。但如果要從這滿天繁星中找出叫做哲學家的那顆，卻是有些困難。因為這些思想家的偉大多來自於其在道德倫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至於世界運行的規律和本質，除了老子、王陽明等少有未成體系的涉及外，沒有更多的突破。

拋開「我從哪裡來？」「活著的意義是什麼？」「我要到哪裡去？」這種較為艱深的哲學課題，即使在「何為公平和正義」等相對淺顯得哲學課題上，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多是從倫理道德的角度來做以回答和解釋，例如「不患貧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雖然這些話聽起來如白玉無瑕，催人發省，但按此行事時卻會發現，這些話卻是一條條可望而不可及且標準模糊的行為準則，就像不可能實現絕對的「安定」與「平均」一樣。而不是像哲學體系中為討論公平與正義會直接將一個人的生命與五個人的生命作比較孰輕孰重，可以進行量化的討論與操作。

那麼，為何會造成這種現象呢？原因有二：

一、經世致用。眾所周知，在古代，讀書目的就是出仕為官。而要出仕為官成功就必須解決一個又一個官場仕途上所要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如何管理所轄百姓的問題。因此，為了完美的解決這個問題，一代代讀書人可謂是絞盡腦汁，窮盡白頭，但卻始終無法在君主制的不平等的前提下給出一個完美的答案。所以，只好將這種不平等作為基石，向上需找突破，因而便出現了以各種各樣論述行為準則的倫理道德體系，並且一發不可收拾，引得無數述而不作的讀書人投身如此。而投身如此的讀書人之所以述而不作，則是因為這些行為準則要求太高，難以做到。例如卧冰求鯉，說說還行，一旦動手做了，只能遺人笑柄，被人諷刺道：說這話的人他自己都做不到！但這並不影響以此來要求不讀書的人，因為解釋權最終在讀書人手裡，所以，這種方法便成了行之有效的管理所轄百姓的方法。

二、小農經濟。因為小農經濟是一種以家庭為單位自產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所以，一旦一個家庭生產出的物品足夠這個家庭在下次收穫前使用，這個家庭的勞動積極性便會降低，會減慢和降低生產，進而形成了流入市場可供買賣的產品十分有限。正是因為如此，在古代，商業的發展始終是小範圍且較為初級的。

而對比哲星閃耀古羅馬，地中海沿岸的迥然的氣候使得各地物產差別較大，各個城邦之間需要通過彼此貿易來獲得所需的商品。而在這個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是貿易雙方均認可的等值等價的交換。例如一頭牛應該等於幾隻羊，或者一斤牛肉應該等於幾斤羊肉。而正是等價交換的商業邏輯，促進了以討論事物本質價值而非貿易雙方誰的更符合倫理道德的哲學誕生。而小農經濟下由於生產產品相似和生產規模較小的限制，雖然也出現了等價交換的貿易，但卻始終未能形成足以與倫理道德相抗衡的力量。因此，造成了偉大的思想難以成長為體系化的哲學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