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賓士」陳文玲：中國智庫最應該做中國方案、中國倡議、中國理論的提供者、設計者

陳文玲：智庫最應該做方案、倡議、理論的提供者、設計者

學思賓士

各位學員朋友，大家好！

今天這個機會非常難得，能有上午半天的時間，與大家暢談智庫發展，這是難得的機會。我2015年在《光明日報》發過《建立與國際一流智庫合作與博弈的體制機制》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過關於智庫建設的文章，在國經中心主辦的全球智庫峰會上，在2016年上海全球智庫論壇上，2016年清華大學舉辦的智庫培訓班上，都從不同角度談過我對智庫發展的思考和建議，借今天的機會，與大家再次分享我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參考。

今天與大家就智庫發展談幾個方面的問題，以便大家對智庫的發展，對當前智庫存在的問題，對新時期智庫的歷史擔當，智庫要解決的一些重大問題和發展方向，能有所裨益。

首先談談國家智庫發展的重大戰略價值。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智庫的大發展，是歷史的必然，是發展到現階段在新時期的重大戰略選擇和戰略舉措，智庫的健康快速發展對來說，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和意義。

對智庫的戰略價值，我想概括四句話:一是現代智庫發展培育，是大國博弈的迫切需要，是國家在世界大國博弈中的軟競爭力；二是智庫的整體謀略水平和能力，是國家戰略設計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軟實力；三是智庫創造思想品和智慧創意的累積效能，是國家創造無形資產，是形成國家品牌、國家形象為主要內容的軟資源；四是智庫資政啟民、引導輿論向著國家整體利益與戰略取向相向而行、保障國家治國理政有效有序的軟生態。我歸納為這四個方面，便於大家記錄和理解，一個叫軟競爭力，一個叫軟實力，一個叫軟資源，一個叫軟生態。

第一個問題，具體談談我對智庫發展重大戰略價值的理解。已經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在全球競爭格局中，的大國地位已經確立。但是要真正創造一個大國的軟競爭力，可以在大國博弈中能夠勝出的智慧與能力，不可忽視的是智庫的培育和發展，一定意義上取決於能否智庫先行，思想先於行動。我們需要了解現在在世界上到底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第一個方面，從整體看在現在全球經濟格局中已經成為了一個經濟大國，正在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現在GDP總量佔到世界的第二位，我們處在坐二望一的位置。2016年美國GDP總量是18.4萬億，是11.4萬億美元，佔美國GDP接近65%，2030年左右GDP總量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第二個方面，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體，現在的國際貿易佔到全球貿易規模的14.2%，GDP總量也佔到全球的14%。國際貿易現在已經發展到全球貨物貿易的第一大貿易體，現在在全世界已經有120多個國家，我們是它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我們是70多個國家或地區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貿易大國的地位也已經確立。

第三個方面，現在已經是世界製造業產值排在第一位的國家，從2010年開始，連續6年排在世界第一位，現在製造業產值接近全球製造業產值比重的30%。

第四個方面，現在正在成為一個金融大國，人民幣已經成為準國際貨幣，現在M2累積量已經超過160萬億人民幣。人民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貨幣籃子里SDR中的比佔10.92%。在世界資本市場體系，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的比重已佔到了進出口總額的30%，我們和30多個國家建立了貨幣互換的關係，貨幣直兌現在也達到30多個國家。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非常快，已成為一個準金融大國。所以美國非常擔憂，人民幣和美元的關係，雖然我們認為人民幣與美元還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美國仍感到不安。2013年基辛格來參加國經中心舉辦的全球智庫峰會。全球智庫峰會，是國經中心理事長曾培炎先生創辦的全球智庫雲集的峰會，從2009年開始，至今已經是第五屆了。基辛格當時在會議上發表了一個重要的演講，他就講了一個主題，就是說美元替代英鎊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歷經了幾十年。我理解，言外之意就是人民幣替代美元，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畢竟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

第五個方面，正在成為創新型大國，創新驅動成為經濟發展的第一驅動力。在創新發展方面，一些領域或技術已成為世界第一梯隊，比如說我們的高鐵，比如說我們的核電，比如說我們的智能電網等，比如說我們的大型計算機，比如說我們的光伏產業，這些產業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所以，某些方面具有了和世界上一些大國博弈、抗衡、合作的硬實力。

我們現在缺的是什麼呢？軟競爭力，軟的競爭力包括我們戰略的抗衡能力，戰略博弈能力，包括我們對輿論的影響能力，對輿論的制導能力，理論的創造創新能力，在道德道義制高點上解釋道路的能力，我覺得這些方面還都是我們的軟肋，和我們的硬實力發展極其不相應。

從全球的陸權、海權之爭來看，美國顯然是佔領了霸主的地位。現在美國正在搶佔網路空間的制導權。在國際輿論制導權方面，美國也在全世界具有非常獨特的輿論引導和主導能力。所以，現在作為全球第四大力量，就是智庫的力量，作為第五種權力，就是智庫參與國際治理的謀划設計能力，就是智庫參與國家治理的資政能力和智力支持能力，這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總的看智庫還沒有真正形成這種能力，還處在一個初始的發展階段，雖然智庫數量已經這麼多，但是智庫能力培育和建設，還是一個非常長的過程。所以，我想智庫建設的重大戰略價值，就是要建立一個智庫生態體系，形成智庫整體競爭力，這方面我們確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是我談的智庫第一個重大價值，就是它是國家的軟競爭力。

第二，智庫是國家的軟實力。我剛才講了，的硬實力迅速提高，但是我們的軟實力還沒有真正形成。在全球日趨激烈的競爭中，智庫作用越來越重要。習近平主席非常重視智庫的發展，他2013年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個關於智庫的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第一句話就是智庫是國家的軟實力。智庫是國家的軟實力，也是國家的軟競爭力。國家的軟實力如果轉化不成硬實力，硬實力就在一定的階段，或者在一定時點上，轉向它的反面，比如說經濟上遇到的問題，包括經濟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重大問題，還有現在若干的戰略選擇，諸如如何參與、引領和推進新型全球化？如何處理和美國、歐盟、俄羅斯等大國關係？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詮釋，我們就沒有這種和國際社會對話並引導國際輿論的能力。所以，這種軟實力是很多國家都很關注的。

大家說現在川普上台以後，他也不用智庫了，他就用了三種人，第一是軍人，第二是家人，第三是富人，智庫還有什麼用？但是大家可以往下看，我不是說他一定會回歸到歐巴馬的道路上，但是一定會回歸到必須有智庫和智者謀划的道路上，他一定要有整體謀划，才能找到符合國際發展趨勢的戰略，找到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辦法，找到制定符合與大國地位相應的謀略和途徑。如果僅是靠這種衝動式的國家治理方式，那麼我覺得他的道路一定不會特別順利。但是他有他的優勢，這種優勢是什麼？他通過他自己的積累，從商的積累，從影的積累，從文的積累，形成了他個人的風格，個人的行政方式，可能在有些方面，當他這個總統說了算的情況下，他會解決一些問題，也可能會迅速的解決一些問題。但也會迅速產生一些問題，我覺得在這些方面的博弈中，在一定情況下，智庫仍然還是軟實力，還會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說，我在2月15日央視做了一個節目，央視讓我來解釋美元的走勢。而這前天剛剛發生了美國的加息，從0.75加到1，在這之前川普明確的提出來，認為美元太過強勢了，他希望是要實行弱勢美元，有利於美國的出口，有利於減少美國貿易的逆差，有利於恢復傳統的製造業。但是，美聯儲主席耶倫也發出了明確信號，一些智庫也發出了明確信號，說美元應該升息，在美國經濟增長和復甦強勁、內需強勁、通脹達到預期目標這樣一個形勢下，應該使美元走入加息的軌道，建議年內三次加息。在川普和耶倫之間的博弈中，現在顯然是耶倫勝出。美國前天加息，美聯儲又明確發出來信息，說今年還要三次加息。大家可以看到在美國這個體制下，在總統和現有建制的這種決策體系下，在美國和國際社會博弈加劇的情況下，一定還要有人給他出謀劃策，但是他依靠班農，白邦瑞和納瓦羅，只能說是個別專家或者智庫型的人物，但還不能說是一個智庫的生態體系。關於智庫的生態體系，美國麥甘組織的全球智庫評價，已經連續多年，近幾年上海社科院也參與了評價。也有不少機構在做智庫評價。在全球智庫評價裡面，美國傳統的智庫，包括布魯金斯，連續多年排在全球第一位。美國彼得森研究室所，連續多年排在經濟研究類智庫的第一位。這些評價是否科學還有待討論，但是仍有重要參考價值。智庫需要理論創新的勇氣和付出，智庫在研究道路、研究經濟、研究發展戰略和政策方面，應肯於深刻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上海復旦大學的張維維，我拜讀過他寫的三部曲，《震動》《震撼》和《超越》，我覺得這三部著作具有很寬視野，是智庫學者對道路的詮釋。還有一位是經濟學家林毅夫，他近幾年出版了《解讀經濟》《新結構經濟學》和《繁榮的求索》，我也拜讀了他的幾部著作，他對西方經濟學提出了質疑，對經濟崛起和發展進行了理論詮釋，他還進行了東西方比較研究。我覺得這兩位學者，一位是從理論方面上孜孜不斷地探索，一位是從實證研究入手進行研究，大跨度地進行比較研究，這兩個學者是令我敬佩的，對他們研究理論，做理論的創造者，社會上雖然有非議，對他們的觀點也有爭論，但我認為，為了國家無畏無懼地進行研究，是值得尊敬的，也是值得學習的。當前，很多學者都在做理論研究，但是和外國學者比起來，我們原創性的研究還不夠，基礎理論創新不夠，真正立論的觀點，能夠管很多年的理論，能夠解釋經濟社會新現象的，能夠站在理論創新的制高點上，讓世界的學者都能為之讚歎的研究成果，還是比較少的。

我個人認為，智庫仍然是美國的軟實力，美國有2800多個智庫，集聚了一批智力型的人才，它是美國不可多得的軟實力。美國這麼多年在世界保持一個大國地位，很多方面來自智庫的設計，如馬歇爾計劃，當時是由布魯金斯設計的，像這種謀划還有很多，智庫絕對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

第三，智庫是國家創造無形資產和品牌的軟資源。這個軟資源哪個國家越豐厚，哪個國家在國際上地位越高，比如像美國，現在發了禁穆令，七個穆斯林國家的人不能進入美國，美國指責德國解決難民問題的方式。但是大家從來就沒有反思，造成這種問題的根源到底是什麼？正是美國策劃這些國家發生了問題導致了今天的局面，或者是阿拉伯之春，或者是顛覆一些國家政變，或者製造問題導致分裂，或者是局部戰爭，導火索點火的幕後策劃者都是美國。但美國為什麼就沒有受到全世界的遣責，就是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輿論制導能力太弱了，這種軟資源遠遠不如美國。伊拉克這個國家被滅掉，但是事後證明滅掉這個國家的證據是假的，歐洲提供的證據說伊拉克有化學武器，結果這個情報是謊言。有人譴責美國嗎？各國智庫有對此做出分析的嗎？沒有！包括俄羅斯在內，也沒有，我們的智庫也沒有看到向國際社會發出的聲音。所以美國想進就進，想退就退，進也有理，退也有理，扇風點火，導致了問題，然後熄火的時候又把自己的家門關上，把難民包括就業者都關在門外。所以，我覺得這種軟資源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作用大的不得了。對於美元的霸權，我十幾年第一次看到在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經濟所雜誌上登了一篇文章，名字叫《美元是張紙》，那個時候第一次看到了美元是一張紙，還是很受震動的。這篇文章好就好揭露了美元的實質。過去的國際貨幣體系是金本位制和銀本位制，貨幣與黃金或銀價值是等量的。後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美元和黃金掛鉤，各國貨幣和美元掛鉤，是「雙盯住」，是間接的金本位制，或者是銀本位制，它也有等價或比價的關係。後來到了1971年，美國經濟出了點問題，法國總統戴高樂，在美國把法國和美元兌換的這一部分貨幣換成黃金用輪船運回了法國，當準備第二次全部拉回法國的時候，尼克松總統宣布廢除美元和黃金掛鉤。這樣的話就使」雙盯住「的國際貨幣體系崩潰，導致形成後來的」牙買加體系」，各國貨幣匯率自行決定，不再和美元掛鉤。當然世界上有很多國家還習慣貨幣和美元掛鉤，比如說像泰國，像香港，像俄羅斯，還有內陸。後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金融大鱷索羅斯襲擊一些國家金融市場，泰國株等貨幣遭到重創，只有香港在內地支持下打敗了索羅斯，人民幣保持貨幣穩定，維護了國際金融秩序。其他受到索羅斯炒作的貨幣都受到了重創。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受損失的國家並沒有對國際金融規則提出質疑，也沒有形成對索羅斯的任何道義上的譴責。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美國這個國家的這種軟資源，它對輿論的這種引導能力，使你認為他天然就是正確的，而忘了歷史的真相。認為他做什麼都是有道理的，而忘了他做這個事情本身並沒有道理。

為什麼輸出了那麼多利益，發達國家並不領情呢？包括我們出口了低價的商品，但是我們也是被譴責的，我們進口也被譴責，我們發展快了被譴責，我們經濟增速降了被譴責，但是美國經濟增長下降到2008年以後的零點幾個百分點的時候，全世界為什麼不譴責美國呢？美國為什麼下降這麼多呢，你是世界增長的火車頭，現在又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你要對此付出什麼責任呢？從美國次貸風波開始，然後引發國際金融危機，然後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蔓延，直到現在世界經濟還沒有徹底走出來。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和世界貿易雙雙陷入低谷，2008年以前10年世界貿易的平均增速是7%，近10年平均速度3%，2016年1.6%，今年（世行）預計正1.8-3.1%區間。導致經濟這麼長周期的演化，它的根源是什麼呢？是美國向全球轉嫁了金融危機。但是美國形象在川普上台之前，仍然是全球的護衛者，全球的建設者，全球規則的引導者、制定者，是全球發展的一個指揮棒。因為輿論的引導權在他的手裡，而美國的經濟學家，美國的智庫也做了很多為美國利益造勢的工作。長期以來，美國智庫在為美國創造國家品牌，國家形象，連續不斷地在向世界輸出美國的價值觀，在很多方面作了大量謀划和輿論引導。長期以來輸出美國普世價值，美國的價值觀似乎就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價值觀。所以，他們用一個國家品牌，國家的形象，國家的無形資產，贏得了更多的有形資產，使全世界為他打工，而且他獲利了以後，還不講你好。因為你在輿論的下風，他在輿論的上風。現在出來一個川普，他總統競選時說的高鐵，的道路，的機場，修得非常好，而我們美國像第三世界，而且說美國現在3億多人口，5千萬處在貧困之中，5千萬處在相對貧困之中，這就意味著美國30%人口在貧困之中。他說的這種情況，比我們國家貧困比重高多了。我們是13億人，「十三五」時期我們要解除貧困人口是5115萬，習近平主席在「十三五」規劃說明中提出，政府每年要消除一千萬貧困人口，最後剩下部分政府來兜底，到2020年實現零貧困。當然按照人均水平我們與美國差距仍然很大。

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當時我們用了三年的時間，使城市居民和農村合作醫療保險比重達到了95%以上。美國柯林頓總統用了8年時間推行醫改，沒有解決美國的醫療保險全覆蓋。希拉里當時負責醫療改革，她要推進一項醫療改革，就是婦女生小孩住院的時候，要從免費住院24小時延長到48小時，推進的這個過程用了三年的時間，才爭取到48個小時。所以，她當時深有感慨地說，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世界的喜馬拉雅山。但是世界的喜馬拉雅山，已經被攻克了。美國歐巴馬時期進行了醫療保障制度改革，這是歐巴馬政績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他解決了4400萬沒有醫改的人群，沒有享受醫療保障的人群。因為這個方法減少了中等收入的水平，所以川普上台以後，第一天就廢除了歐巴馬的醫改方案，到現在美國還有三千多萬人沒有醫療保障。但是為什麼沒有人說，美國你這個社會福利制度有問題，美國現在整個醫療總支出佔GDP的比重17.5%，而我們國家不到6%，我們用不到6%的錢解決了13億人的這種最基本的醫療保障。

但是沒有去系統宣傳，沒有用好的方式在國際社會上推薦，沒有很好地發揮智庫的作用。我們這麼多的成就，包括習近賓士國理政的成就，每年政府工作報告總結的成就，由於我們沒有系統地宣傳的理論和成就，就沒有形成主流的輿論導向。所以美國折騰來折騰去，大家都還認為它是天堂，還是向美國跑。有這麼大的進步，驀然回首覺得和十幾年前比，不要說和30年前比，已經是今非昔比，已經是天壤之別了。包括這些發達國家的人到以後，他為什麼感覺你也是發達國家呢，你的道路，機場，港口，城市建設，的確是不遜於這些發達國家，甚至有些老牌的工業化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發展和建設原來已經定型，一些方面如硬的基礎設施已經遠遠遜於。所以，我們要創造一個國家的無形資產，要創造國家的品牌形象，這種軟資源是非常重要的。同樣的情況下，你付出和他付出同樣多的情況下，誰的軟資源多，創造輿論能力強，誰就在世界上可以稱霸，而且稱霸后還不會被譴責，兄弟國家還跟著走。

我們現在其實是應該深入地進行反思，就是我們這麼多年走過了不平凡的道路，我們有很多的成就，就是在世界上橫向比較，都是很偉大的成就。但是多年來我們一直處在世界輿論的下風，這和我們取得成就確實是不相稱的。近幾年來，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開始通過方案，聲音，主動進行道路的詮釋，這些已經開始發揮重要的影響和作用。現在的軟資源正在培育。

第四，我覺得智庫是國家治國理政的軟生態。一個國家治國理政確實需要戰略謀划，戰略研究、決策研究，政策研究，我覺得這三大研究，是支撐一個國家治國理政的智力支撐體系。從現在智庫發展看，體制內智庫從一開始建國初期到現在已經60多年了，包括社會科學院，科學院，軍事科學院，中央黨校等，真正的所謂體制外的新一輪智庫發展歷程是很短的。短短的幾年，智庫發展也是很了不起的。比如說黨中央在2015年12月份確定了25家國家高端智庫試點，除了體制內的十家以外，還有12家教育機構的智庫，有1家是企業的智庫，還有兩家是社會智庫。兩家社會智庫，一個是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一個是深圳改革發展研究院。

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是2009年成立的，曾培炎副總理退下來之後，成立了一個智庫。這個智庫把國家的戰略研究，決策研究和政策研究這三個方面，確立作為主要的研究方向。工作主要的目標確定為黨中央、國務院提供智力服務和支持，為黨中央、國務院決策提供諮詢服務。中心2009年創辦了全世界都沒有的，包括美國也沒有舉辦的《全球智庫峰會》，到今年開始舉辦第五屆《全球智庫峰會》，前四屆峰會參加會議的都是全球最知名的智庫和最知名的智庫人物，包括美國基辛格幾次參加了會議，國家領導人都在會議上有重要的講話，全球知名智庫代表在會議上都有重要的發言。

我們創辦了一個中美二軌對話，叫《中美工商領袖與前高官對話》，圍繞中美戰略對話進行中美之間民間的對話。在第七輪對話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參與對話的美方代表，習主席提出，今後在中美高層戰略對話前，首先要進行中美智庫之間的對話，由雙方智庫提出方案，供兩國政府在對話中參考，提出方案，提出議案。遵照習主席的指示，國經中心在2016年11月14日和15日，和美國三家智庫進行了內部的閉門對話，中方是三家智庫參加，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牽頭，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和金融40人論壇這兩個智庫參加。美國是布魯金斯、彼德森研究所、還有大西洋理事會三家智庫，中美六家智庫進行了閉門對話。當時因為是2017年11月14日和15日，川普剛剛當選總統，整個對話的聚焦點就圍繞川普的執政風格，以及中美關係的新走向開展，對話成果在服務決策方面發揮了作用。

但是總的來看，還沒有形成軟生態，就是真正形成整個智庫的生態圈。眾多智庫到底怎麼能形成一個智庫生態體系，我覺得現在的方向還不太清楚，整個智庫協調和協調體系還沒有形成。現在一些智庫的發展方向還不太清楚，整個智庫生態體系還沒有形成。在2016年全球智庫論壇上，還有在上海智庫報告發布會上，我也有兩個發言，現在網上也能看到。我概括了一下智庫現在存在的一些問題，主要是還沒有形成一個智庫生態圈，我概括的有四個「化」，還有四個「搶」。這四個「化」，第一個是趨同化，研究的問題都差不多，同一個問題發聲也都差不多，最後得出的結論也差不多，真正有見解的還是少。第二個是行政化，很多智庫還是按著行政化辦法辦智庫，甚至比一些機關還行政化，還沒有真正找到辦智庫的規律。第三個是趨利化，包括一些社會上比較散亂的智庫，還是太過商業化，沒有公益性的政策設計能力，只是瞄準了市場的利益，或者是利潤。第四個是應景化，就是做應景文章，說應景的話。這四個化是當前智庫或多或少都存在的問題。

我概括了一下還有四個搶，第一就是搶紅包，好像微信搶紅包似的，拋出一個問題大家搶答，搶答得很快，沒有深度。第二個是搶眼球，包括一些媒體型智庫做這種搶眼球的東西比較多，缺少那種深入研究成果的發布。第三個是搶市場，就是把智庫領域當成一個市場，然後搶市場份額。第四是搶名次，現在智庫的評價機構很多了，全國現在差不多有20家，都在做智庫的評價，都在排名次，比如說有上海社科院、與全球化和美國麥甘合作的智庫評價體系，有國家行政學院的智庫評價體系，有社科院的評價體系，有南京社科院的評價體系等，所以大家都在排名次，名次排得到底怎麼樣，合理不合理，有待於研究，但是就像指揮棒一樣，很多智庫也很在乎名次，因為很多機構都在評，不在乎也不行，所以做搶名次的事就比較多，圍繞搶名次發表的文章和觀點比較多。

我在2015年7月2日光明日報上有一篇文章，「建立與國際一流智庫合作交流博弈的體制機制」，對於智庫存在的問題作了分析，當然現在也有很大的變化，當前智庫發展的問題是存在著階段性缺陷，階段性的缺陷主要表現為七個方面的缺乏，具體的論述我就不說了，大家可以在網上去找。主要是:一個是缺乏非常清晰的智庫定位。第二缺乏有影響力的，有震撼力的智庫議題和方案。第三是缺乏新型智庫的運營模式和寬鬆的外部環境。第四是缺乏跨領域，跨區域，跨國界智庫合作的體制機制。第五是缺乏可以與國際一流智庫爭奪話語權、主導權的對話平台。第六是缺乏一流的智庫人才。第七是缺乏新型智庫籌資機制和財務管理制度。對這些階段性的缺陷的分析，也是我當時在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到國經視察的時候的發言稿。在確定第一批高端智庫試點過程中，到國經中心去調研和考察工作，在會議上除了中心領導向中宣部部長彙報之外，兩位專家在會議上做了發言，我是其中一位，根據會議上的發言，整理出來了這篇文章。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沒有形成整體的治國理政智力支持體系。國家很重視智庫培育和發展，從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重要會議都有明確對智庫的論述，習近平主席在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指出 要完善決策機制和程序，按照服務決策適度超前的原則，建設高質量智庫。在2013年在一份報告上批示，智庫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2015年1月，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加強特色新聞智庫建設的意見》，2015年11月深改辦又通過了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方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12月份啟動25家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工作。

我們可以看到 國家大力推動和描繪的智庫發展藍圖，看到實行智庫發展的整體戰略，在習近平主席，黨中央、國務院的全力的謀划和推動下，智庫取得了超常的發展。但能不能說已經形成了智庫軟生態體系呢？我認為還差很遠。智庫做當前問題研究多，做長遠研究少；做技術層面的研究多，做戰略層面的研究少；看錶象的多，深入機理，由此及彼地深刻分析少；做實證研究多，做戰略研究和政策設計少。所以，智庫整個軟生態還沒有形成，特別是對智庫的智力勞動者的種種約束，還沒有真正解除。比如說具有研究能力的智者人還沒有真正成為智庫的主體，也還沒有形成旋轉門制度。我們中心最近一位研究人員調到國務院研究室工作，現在也安排一些研究人員到地方政府掛職。中宣部領導在有關智庫工作會議上也說，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在旋轉門方面，開啟了政府的決策研究部門老同志——智庫型的領導幹部退休以後到智庫來工作這樣的旋轉門。但是還沒有真正形成智庫向決策研究機構輸送人才的旋轉門，那一扇門口還沒有打開。只是部分打開了一扇門，這是中宣部領導在今年1月份會議上明確提出來的。

我想因為中心背景比較特殊，袁鵬所長的那個智庫向上呈送材料可能也是順暢的，因為他也是體制內的智庫，但是其他很多智庫還真不具備旋轉門的條件。第一，已經具備戰略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人旋轉不出去；第二，政府和企業需要深入研究戰略和政策的人旋轉不進來。美國的智庫是兩黨儲備人才的大本營，總統以及總統決策班子，由於不斷的競選，下野黨的人才大部分儲備在智庫做研究，作再次執政的戰略和政策儲備，所以可以旋轉起來。我覺得我們第一是人沒有解決，第二是錢沒有解決，三是籌資機制沒有解決，第四是旋轉機制沒有解決。對智庫管理哪些做法是合理的，哪些是合法的，政府怎麼支持智庫發展，企業怎麼支持智庫，企業給智庫經費支持在稅收上有什麼樣的設計，目前沒有一整套的政策設計，尤其在籌錢這一方面。在用錢方面，智庫受到約束的就更多了，上次幾家智庫代表參加中央深改辦關於智庫發展的會議，我們包括其他智庫都彙報了智庫的工作，也重點彙報了約束智庫發展的問題，其中這些智庫都一致反映，包括在中宣部召開的會議上大家也都一致反映，當前對智庫的資金管理方式，用錢的方式有很大的問題。使這些智庫的專家，把大量時間和智慧放在找發票上，放在報銷上，這怎麼可能用全部精力去為國家獻計獻策，去資政啟民呢？他連自己的思想品報酬問題都解決不了，他自己在智庫的尊嚴都解決不了，還為此經常受到各種審查甚至呵斥，制度問題不解決，還會有更多人在這方面出問題。我說的可能是一個普遍問題，但是卻非常極端，可能各家智庫都遇到此類問題。中心去年承擔一個部委的8個課題，已經完成了研究成果並已經提交，但是按照部委的規定必須重新競標，還要有陪著競標的單位。實際上財政資金就是為國家決策服務，國家採購智庫公共服務的資金。但是這個國家部委按照規定就要招投標，等到招投標把所有的手續完備之後，已經到當年的10月份，經費11月份到賬，12月份按照財務規定就收回了，結果幾個完成的課題經費全部落空，還辦了無數繁雜的手續。

我帶著課題組作的一項研究 在11月份以前就完成了，而且課題成果還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還有一個是接受部委的任務，落實習近平主席的重要批示，落實俞正聲同志在一封信中提出的長江經濟帶管理體制改革問題。這個課題已經做完了，也呈送了有關部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後課題費十月底轉到中心，11月底上繳，按照財政部規定經費收回。在座有的智庫也許好一些，可能我們這個智庫比較特殊一點，你們是不是研究經費比較好用？圍繞著智庫的籌資機制，還有財務管理問題，各家智庫都提出不少意見。實際上習近平主席在接見中科院院士的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又一次提出，要把科研人員解放出來。現在兩辦也出台了相關文件，這些文件非常正確，方向明確，但是在審查智庫的時候，仍然按照原來的規定辦理，審查的方法也是原來的辦法。所以，我覺得像這種影響智庫生態的重要問題，形成智庫競爭力和活力的這些問題並沒有解決。

再一個比較突出的是出國問題，在座的智庫也可能好一點，我們中心智庫研究人員現在出國按照規定必須是一個國家5天，兩個國家不能超過8天，三個國家不能超過10天。中心2011年參加董建華先生主持的中美未來十年經貿關係的課題，2013年5月在美國發布，原計劃在華盛頓、紐約和洛杉磯三個地方發布，我隨中心春正主任一起參加這次發布和宣傳工作，結果到紐約后就到了規定時間，結果就直接返回北京，剩下洛杉磯由董建華先生和香港的學者單獨完成。

體制內的智庫，這些年非常活躍，也走出了新的道路。比如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每年召開發展論壇，規模越來越大，層次越來越高，影響也越來越大。社科院成立了李揚為首席專家的金融研究所，對資產進行了系統的盤點，對金融中的一些問題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主張。樊綱作為首席專家的改革發展研究院，他們對粵港澳問題，以及宏觀問題都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觀點。企業智庫像石油的石油研究所，據我了解他們也做了很多專業化的研究，作了技術含量和專業含量的研究，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體制內的十家智庫，積累的時間長，人才多，隊伍龐大，只要按照智庫發展規律辦，就有很強的爆發力。還有高校的智庫，我覺得後勁也很大，在原創性基礎理論研究方面，高校智庫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作用。社會智庫像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樊綱領導的深圳改革發展研究院，可能體制機制更加靈活。各類智庫是特殊時代產生的一批智庫，所以不管是原來體制內的，還是教育系統的，還是企業的，還是社會的，不管它什麼出身，我認為，智庫都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都有歷史的責任和歷史的擔當，都需要積極探索構建新型現代智庫，構建的智庫生態體系。

謝謝大家！

提問：我是吉林省委戰略研究室的，我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作為省一級的智庫重點在哪，應該怎麼建設？第二個問題，作為省一級智庫怎麼與國家級的高端智庫建立一種機制，或者是什麼形式？

陳文玲：我覺得地方智庫也非常重要，也是國家智庫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省裡面的智庫，還有國家智庫，我覺得都應該相應的有作為，比如說在一帶一路的研究中，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研究大的戰略構想，如果你會發現在具體的領域就有空白。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重大倡議，按照古絲綢之路的路線是65個國家，如果按照現在習主席講「一帶一路」是一個開放的平台，那它除了亞歐板塊以外，將來非洲地區、或者是北美、南美地區，願意加入一帶一路的所有國家和地區，都可以加入其中。用這樣一個平台來凝聚全世界目光和共識，推進共享經濟發展的規模，我覺得對全球都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戰略選擇。但是你會發現，實際上我們對很多國家的研究是空白。

如果是一個整體的智庫體系，我想應該有大致分工，比如說大學的智庫，比如說省里的智庫，都應有錯位研究的分工。像中蒙俄走廊，內蒙和東三省應該研究得比較透徹。比如說和東盟的關係，廣西省的智庫應該研究得比較透徹，比如說和緬甸的關係，孟中印緬經濟走廊，雲南省智庫應該研究得比較透徹。相反來說，因為沒有這樣一個智庫分工協作體系，有很多省里對這些問題並沒有研究，有些研究有成就，但得不到支持就自生自滅了。實際上雲南省一些研究機構和學者，已經連續十幾年在研究孟中印緬四個國家的經濟聯繫，現在新一輪改革把這個機構撤銷了，所以積累的研究成果就灰飛煙滅。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怎麼能夠形成一個智庫的生態體系，形成一個有分工與合作的國家智庫、省級智庫協同機制，來共同支撐國家大的戰略，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省裡面還有省委省政府對於智庫的要求，要求智庫為省委省政府領導決策服務。這肯定也是省里智庫的一個責任，也是義務，所以省市的智庫可能和國家層面的智庫不太一樣，可能你的著眼點和著力點，更多的是支持本級政府的科學決策，使之看得更長遠，決策更科學。省里的智庫雖然研究省里的問題，但是省里的問題必須放眼到大的歷史轉型，放眼到世界大的歷史轉型的背景下看。因為不可能把省里作為一個單獨的體系。

提問：陳教授，今天您的課聽了很有啟發，我想借這個機會有兩個問題，一是兩辦關於新型智庫的意見發表以來，首先搞了25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但是隨著智庫的發展，智庫一擁而上的，人民日報有內參講了這麼一個事情，引起了中央的重視。我想問一個問題，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2017年或者是今年、明年，它是一個什麼走勢，這個口子是越收越緊，還是常態化的申報機制有沒有什麼按？

第二，關於智庫的質量和影響力的評價問題，領導的批示，決策層的影響是不是智庫唯一的，或者說重要的一個評價指標，因為我是搞科研管理的，我們在給系統單位搞科研評價的時候，其中就是發了多少論文，再就是領導有多少批示，後面搞下來，有的地方就給我們告狀，說某某單位批示是找領導出具批示的，下一步怎麼搞，現在對我們是一個難題。智庫到底怎麼評價，關係批示，突擊批示，在地方可能還是存在的，這樣一些情況怎麼避免呢？

陳文玲：對不起，第一個問題要請中宣部回答，第二個問題要請智庫評價機構回答。我對智庫評價體系，特別像您說的批示，據我了解，有多少批示，批示內容，目前還沒有告訴具體智庫，所以幾乎所有的智庫評價，肯定就沒有涵蓋這個內容，也沒有把這個內容作為評價的標準。現在社科院的評價，南京社科院的評價，上海社科院和全球化的評價，還有行政學院的評價，各有各的體系，它們之間沒有溝通過，到底誰的體系是評價重在什麼地方，信息怎麼獲得，具體問題還要問他們。

至於未來是什麼樣的高端智庫審批程序，作為突擊批示智庫作為高端智庫試點，我沒有聽說過，中央領導也不可能突擊批示。習近平主席突擊給誰批示，李克強總理突擊給誰批示，好像從來沒有聽說過。但是地方的突擊批示，你們是怎麼換來的呢？我還不知道，我覺得應該查一查，地方領導要能突擊批示，這肯定是一個問題。如果是有的話，應該要高度關注並認真解決。如果智庫評價體系發生突擊審批的話，你這個指揮棒就會出誤差。

提問：聽了陳文玲老師講智庫發展的各方面內容非常受啟發，針對智庫是國家戰略中的軟實力，想請您再談談看法。

陳文玲：我們當前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2020年將建成全面小康社會，本世紀中葉要建設成一個繁榮富強的現代化強國。我們能夠走到這一天，來之不易。從歷史上看，元代這個朝代壽命最短是97年，沒有走過百年，那共產黨能不能走到第一個一百年，真正在建國一百年的時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對現在來說這幾十年是非常關鍵的，這是從縱向的角度來說。

那麼從橫向這個維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到，蘇聯解體時黨的生命是69年，我們共產黨現在已經是68年了，68年我們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與此同時也積累了很多深刻的社會矛盾，有些是不可迴避的社會矛盾。可以說我們也到了一個臨界點，一個是我們的經濟能不能持續穩定地發展，拉長經濟發展的周期，一個是我們積累的社會矛盾，能不能有效的化解？我覺得這幾年正在加大力度化解這些矛盾，包括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腐敗問題，包括政府的行政權力過大、審批層次過多、流程過長的問題，這些問題正在化解。

但是一些新的問題又在產生，比如說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失衡的問題，比如說城鄉之間發展失衡的問題，比如說經濟社會發展之間失衡的問題，比如說人與社會的矛盾，人與自然的矛盾加劇的問題，尤其是現在生態遭到破壞的霧霾圈，最大的時候已經覆蓋到國土的三分之一，比微信的朋友圈還要大。水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化學品的污染，關係到人民生命健康的的污染問題，也並沒有完全解決。雖然現在人均預期壽命已經到76.1歲了，這麼多的污染也沒有影響壽命延長，生命長度還不斷在提升，但是如果是環境好，人生前就會更幸福，幸福指數就會更高。當你看到在北京藍天白雲變成奢侈品的時候，我想每一個在北京生活的人，他的幸福感和指數頓時就會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從橫向看，現在我們和當年蘇聯解體的時間差不多，也是在一個臨界點上，我們怎麼吸收蘇聯解體的教訓，使共產黨能跟得上時代的潮流，跟得上歷史的腳步，站在時代的前沿，使它保持生機活力，使這個國家成為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國，這是智庫的責任與擔當。

第二，在大國關係調整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但大國之間的博弈加劇了，在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中更加重要。我覺得有幾個決定性的因素，一個因素是在中美關係的博弈上，現在和美國博弈的籌碼加大了，比如說我們2013年和彼德森研究所，做關於中美FTA的研究，彼德森研究所同步做了FTA的研究，他用模型計算提出了最終的結論，如果是中美能夠啟動FTA，那麼將增加5000億的貿易額。當時2013年的時候，中美貿易額總量才4800億，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接近5000億美元，2016年是5196億美元，可以看到如果說中美兩個國家合作，那麼貿易增加的量，相當於我們40多年形成的中美貿易總額。

彼德森研究所還有一項預測，如果是中美打貿易戰，會影響美國480萬人就業。我在中央電視台解析川普新政打貿易戰的時候，用了這個個數字。在2016年11月14-15日中美六家智庫對話的時候，我發言的時候也用了我們共同研究的一系列數字。川普計劃未來10年，要解決新增就業人口2500萬，如果是貿易戰開打，直接影響500萬，五分之一的就業人口就沒有了。從就業給美國如果帶來的好處來看，我們的籌碼就加大了。

另一個因素是從美國進口數量很大。去年進口8000多萬噸大豆，其中80%是從美國進口的，美國的農產品出口主要市場是，包括現在雙匯在美國收購的企業，就是全球最大的生豬企業而主要的豬肉市場還是在。美國波音飛機集團預計未來十年會從波音採購4000架飛機。

我們從美國進口的數量比重非常大，在今年兩會期間，商務部長鐘山有一個發言，說這些大宗商品進口，來自美國的進口占我們的多少，佔美國的多少，而我們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佔美國市場的多少，這個份額有一個最主要的商品份額，這也是現在和過去我們和美國的關係所不同的。

第二，在大國關係方面，與俄羅斯形成了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對美國也形成了一定的壓力。如果說美國不出現（通俄事件），也可能像很多分析的那樣聯俄制華也有可能出現，但是與俄羅斯，特別是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這些年建立的友誼與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我認為不會輕易地遭到破壞，這是大的關係和問題的主流，俄羅斯是一個戰略大國，不會那麼短視。所以，我覺得這種大國之間的博弈、平衡和籌碼，也都在發生著變化，這是從世界上橫向看的第二點。

從世界橫向看的第三點，我認為是新興經濟體整體崛起。2008年一直到2016年，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增速是1.8%，新興經濟體平均增速是4.8%，2017年新興經濟體平均增長速度是4.5%，發達國家不到2%。從2011年開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家的經濟總量，首次超過發達國家，現在這種趨勢還正在繼續發展，雖然經濟增長現在降低了增速，放緩了，但可以說，去年從全球的大型經濟體經濟增長來看，美、日、歐、俄羅斯、印度，所有比較發達的國家和經濟體比較，去年GDP增長6.7%，仍然在世界上排第一位。

排在第二位的是印度，印度GDP增速是6.6%。按照IMF的預測和世界銀行的預測，印度去年預測要達到7.7%和7.6%，都高於。開始的時候印度在歡呼雀躍，覺得印度一定要超過了，但是到2016年底它的增速低於0.1個百分點。當然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去年9月份、10月份的時候，印度總統莫迪在一夜之間廢除500和1000面額的大額貨幣。印度軟體的發展本來走在我們前面，但是現在國家電子化和信息化的程度比差的太遠了，信息系統不靈，導致了很多人錢取不出來報廢，導致了印度幾十個人自殺，對印度的經濟發展也造成了影響，產生了動蕩。

但是，我們可以說新興經濟體現在整體在向好發展，俄羅斯從2015年的負3.8%，到2016年的正0.8%，2017年會到正1.6%。巴西也走出了負增長。印度今年預計是7.6%，未來十年它的預計都在7%以上，甚至8%以上。為什麼印度現在在做印度夢，莫迪的想法也要把印度建成一個強國，現在印度人口平均年齡是28歲，比低十幾歲，我們接近40歲。印度的人口紅利，也就是勞動力支付為主的這種人口紅利，至少還能釋放10年到20年。

除了印度之外，還有一批新興經濟體閃亮登場，這些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都會保持一個長周期的中高速增長，包括印度尼西亞，包括孟加拉國這些國家，也包括越南、緬甸等，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未來10年都在6%以上，甚至7、8%。

所以，從橫向維度來看，無論從中美的關係看，從和俄羅斯的關係看，從和新興經濟體關係看，從發展家的關係看，世界都對給予了很大的期待，希望能夠站在經濟全球化前列引領發展。長期以來是韜光用晦，絕不當頭，現在我覺得進入有所作為、奮發有為的階段。我個人感覺，是這個時代把推向了前沿，歷史把推向了前沿，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種內在的要求，把推向了世界的前沿。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智庫的歷史擔當，就應該是五句話，哪五句話？第一，做提出方案的設計者，或者方案的提供者。現在方案其實說得很多，真正提供方案的，我覺得智庫也在不斷發展，有的被領導批示和採納，這些方案確實需要有大思路，大視野，大手筆。我聽袁鵬所長說他們一年有幾百件呈送件會被批示，成果轉化率很高。社科院、軍事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經中心等都在努力。國經中心可能大家最熟悉的是提出建設亞洲基礎設施金融機構——亞投行的建議，2013年的4月份，曾培炎理事長提出了這個設想，以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名義呈送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當時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都做了重要的批示。2013年的9月，習主席在哈薩克的納扎爾巴耶夫學院講話中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十月份在印度尼西亞國會演講時提出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稱」一帶一路」。建設亞投行的這個建議，在2015年12月份之前，整個社會都沒人知道，曾培炎理事長要求不讓宣傳，低調做事，要低調，不宣傳，但是要把為黨中央國務院諮詢服務的工作做紮實。所以中心很多研究成果，包括我剛才說的中美未來十年經貿關係的研究，在美國發布了，在也發布了一次，但是這個書一直到去年才出版。

還有培炎理事長2010年就親自帶著課題組做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體自機制研究》，實際上是改革的方案設計，研究成果接近50萬字，其中近5萬字的總報告被作為十八大文件起草參考研究報告之一。但是這些工作中心在社會上也都從來沒有宣傳過，也沒有公開過。直到2015年12月，國家首批高端智庫試點會議，在這個會議上中央有關領導，還有中宣部有關領導說，智庫要為國家出大主意，要出大戰略，並舉了國經中心的例子。我們做的一些事情，才不脛而走。我覺得對於智庫來說，這本來就是智庫的歷史擔當，就是智庫應該做的事。最應該做方案、倡議、理論的提供者、設計者。

（陳文玲：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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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責編：任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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