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未都：三種壞文化影響了中國數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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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非常複雜，一兩句話很難說清，但我還是想試著總結出文化中的幾個要點。

首先是梟雄文化。人永遠盼著出現一個梟雄，一旦失去集權，就會陷入混亂，比如我們的五代十國時期、民國時期。為什麼呢？因為最大的領導人沒出現，一旦出現，社會就變得比較安定。這就是我們的梟雄文化。所以，作為農民的陳勝、吳廣起義時會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就是你有什麼了不起的，我也是個梟雄啊。

其次是不妥協的文化。生活中經常碰到這種情況，某些人一張嘴就說我這人可不能商量啊。這種心態導致人很難從談判中獲得利益，經常吃虧。我們解決分歧的方法要不就硬打，要不就吃虧認栽，反正都是走極端。人的談判都是讓人拿槍頂著后脖頸子才談完的。沒有人願意發自內心地去談判，也不懂得找一個中間點，雙方說和。因此，在這種不妥協的文化中，社會交易成本極高。

第三是推卸文化。有事兒了先推出去，千萬別找我，不是我乾的。生活中，我們看到的最經典的畫面是，在公園裡，一個學步的孩子突然摔倒，爺爺奶奶一定衝過去，一定要找個事去賴，沒有賴的地方也要賴到地身上。我見過無數個老太太抱著孫子拍著地說，都賴它，都賴它。這就等於從小給了孩子一個非常不好的信號——出了事一定先把責任推出去。這讓我們成了一個不會道歉的民族，給外人的普遍印象就是人不會道歉。我小時候就不會道歉，也絕不道歉，最後都是被老師擰著去道歉的。兩個人吵架，吵到最後經常是這兩個人梗著脖子說「我是不對，但你也不怎麼樣」。這就已經算道歉了。你看外國人就很會道歉，他們經常是高跟低道歉，比如父親跟兒子道歉，丈夫跟妻子道歉。丈夫跟妻子，並沒有高低之分，但是按的傳統，總認為男比女高一頭。在西方，丈夫跟妻子道歉的事比比皆是，張口就來。可人不會，人最多說一句「這事過去就拉倒了」。明白了吧，只要你家丈夫說「這事過去就拉倒了」，那已經是在跟你道歉了，你就趕緊就坡下驢別再不依不饒了。人的這種推卸文化導致我們嚴重缺乏反思精神，出了什麼事一定都是先從別人身上找原因，自己永遠不承擔責任，怨天尤人，不是賴領導就是賴制度，總之先把自己摘乾淨再說。這就是我們的社會走向文明的最大阻力。

包容的力量

說了這麼多梟雄文化、不妥協文化、推卸文化，這些都是負面的，我們也有好的文化。那就是包容。人心胸最寬，有容乃大。

文化可以把什麼東西都牽進來。比如說我們的餐飲，全世界獨樹一幟，光是那些古怪的字眼，就連人自個兒都說不清楚。比如熗炒和爆炒有什麼區別？這中間的分別極其微妙，的烹調術語能寫滿滿一本書。西方人有什麼烹飪手段啊？少得可憐，但是它能長驅直入。改革開放沒多久，北京第一家肯德基在前門開業，那隊排得一眼望不到頭。然後麥當勞也來了。今天全世界的麥當勞、肯德基有上萬家，你出國萬一人生地不熟，不確定上哪兒吃飯放心，你就去這兩家，絕對不會上當。我在土耳其試過，一嘗，跟北京的沒啥區別，跟美國的也沒啥區別，就是多了一點咖喱。你看的麥當勞、肯德基，早餐都有炸油條、蛋花湯了，現在還有麻婆豆腐蓋飯呢。你想想，肯德基、麥當勞進入才多久？不到三十年。我看再過三十年，我們就得擠對得他們掂勺了。一百年後的肯德基、麥當勞全是廚子在那掂勺。這就是包容的力量。

另一方面，我們好像是在不斷改變自己，其實是先讓你進來之後再悄悄把你改變。我們一般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以漢族為主，但是漢族人所有的生活習慣全是學來的。你的起居原來是坐地上的，現在坐椅子上了；你原來的衣服是寬袍大袖，現在都是緊身的；你吃飯過去是分餐（到了明朝還是分餐呢），清朝人讓我們共餐了。大家圍在一個桌子上吃，明朝人認為是種野蠻的吃法，應該一人一張桌子，自個吃自個的。日本人現在吃飯都是一人一份，大家坐在一張桌子上。若真按明朝的吃法，今天的我們還真不習慣了。你想想，十個人十張桌子，一人一份地吃，怎麼看都覺得像是在號子里。

文化輸出的無盡遐想

文化是社會變革最大的一股力量，如果你不能理解文化是你在社會上立身處世的背景，你做什麼事都不會太順。所以官方今天不停地講要把我們的文化輸出去。

美國人靠好萊塢大片輸出他們的價值觀和理念。我們靠什麼呢？我走過全世界很多國家，走到哪兒都發現有人開的餐館。我想，如果通過餐館來輸出我們的文化，那一定事半功倍。我們今天在世界各地看到的中餐館一般都偏小、偏雜亂，檔次不高。我今年去了一趟慕尼黑，人家介紹說有一個特別好的中餐館，就是有點貴。我問是不是人去得不多，他說基本上都是外國人去。我去了之後發現那個餐館的菜式都是很傳統的菜，但它的布局和上菜方式非常西化。我覺得這真是一個特別好的文化輸出的場合，大量的外國人在裡頭悠然自得，很享受那個環境。其實，只要你讓一個人從胃裡愛上你這個國家的菜，他一定會對你的國家有無盡遐想。

馬未都：在功利時代 窮則獨善其身

我不願看到收藏界變成一個徹頭徹尾談錢的領域。功利會傷害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既然如此，就按照過去的說法：窮則獨善其身。

現在人家叫我收藏家，我並不是很高興。過去收藏家必須有個標誌——「著書立說」，沒有著書立說，你算哪門子收藏家呀？而且，今天的收藏，已經大大背離了收藏的原旨。收藏最初的宗旨，往大了說，是一個民族的記憶、證據，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實時標高，通過收藏，你能看到我們的商代、周代、秦漢、隋唐、宋元、明清，達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高度；往小了說，是滿足文人雅士的一些內心需求，幫他理解紛雜的世界。

不幸的是，現在基本上全社會的收藏已經轉變成為一個商業的博弈，至少99%是為了這個目的而來。所有人的說法都是「未來可以升值」，社會各角度都以「他是否買了貴東西」為標準。從我內心講，非常不喜歡：不是不喜歡別人加入這個隊伍，而是不喜歡把過去唯一乾淨的凈地變得非常世俗化。

每個人的目標過高，就跟唱歌似的，調子一起高了，誰都唱不上去。

我有時也可以理解別人的世俗觀，比如，宗教應該是最脫俗的地兒，但今天很多宗教場所並不能免俗；同樣，我不能要求收藏界免俗，我們的社會處處體現世俗的話，讓收藏界變得高雅也是不現實的。但我也不願意收藏界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與原旨無關的領域：大家都談我賺了多少錢、將來可能賺多少錢——我覺得這些沒有意義。

其實我能感受到功利對我們嚴重的傷害，甚至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傷害。既然如此，就按照過去的說法：窮則獨善其身。這個「窮」是指精神上，這社會是一個精神貧窮的社會，但我一定要獨善其身，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不能要求別人。

我一個人不可能改善，只能保全我自己不同流合污，不向世俗低頭。人是要妥協和自衛的，你妥協的目的是什麼呢？是為了下一步的成功。過去人們說，尺蠖之曲，以求伸也——但今天的年輕人，第一不懂得尺蠖之曲，不願意退回來、軟一下，不會；第二，認為前進就一定能成功，但他又沒有前進的能力，每個人都好高騖遠。

我們常說「勵志」，但勵志的標準是很高的，很多成功人物背後往往有特殊的因素，如果把他們當作全社會的勵志標準，那就大錯特錯了，普通人就會認為上升通道不夠——問題是，你通到哪一站算夠呢？

人光有自我判斷還不夠，很多人認為自己身懷絕技，怎麼老也遇不到知音？就是因為對周圍環境沒有判斷。有一天我看到一個資料，說缺400萬個經理人。我認識的很多老闆都說，缺有管理能力的人；我自己也是，想找一個有執行力的博物館館長，願意出百萬甚至千萬的年薪，但是沒有這麼一個人。幹不了這個活，那你還說什麼呢？你覺得你行，但具體的事兒你做不來，然後就會埋怨：團隊不好、環境惡劣、潛規則盛行，那別人怎麼能夠生存呢？我覺得這是個社會的問題——每個人的目標過高，就跟唱歌似的，調子一起高了，誰都唱不上去。

我們今天全社會的文學修養都不夠，因為社會不躺在文學上生存。當然，我們更不注重史學。這非常可怕。近幾十年的大片，都能看出來，創作者不讀書、沒思考。很多國內的電影，別人評判的全是技術活兒，哪個鏡頭用得不好，應該怎樣怎樣——但我一看，明擺著這導演不讀書。

舉個例子，同樣是表達血腥，《辛德勒的名單》和《勇敢的心》都有對人性的思考。《辛德勒的名單》里最血腥的一幕是：黨衛軍槍斃工人，「啪」一槍沒響，又「啪」一槍沒響，再「啪」一槍，三槍沒響，滾蛋。這個工人經歷了三槍，但子彈就是不響。在我們的電影里，就一定要讓子彈響、打得血肉模糊你才覺得血腥，但《辛德勒的名單》里，不，踹開他去幹活——當你看到他非常機械地幹活，就會知道，人性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會爆發出什麼樣的力量；而且一個施暴一個受暴，兩人的表現截然不同，這裡面有明確的對人性的思考。

反觀我們的電影，都是單純的復仇，和《勇敢的心》差千萬里。看得越多，就越覺得可笑。我這麼說，不是特指電影界，只是電影是特別大眾的文化代表，也可以說是民族心態的標誌物。

《一九四二》的票房慘敗，對馮小剛來說這是唯一的一次慘敗，再看之後的《泰囧》，你就會知道，我們這個民族是不看書的。《一九四二》已經變成一聲凄厲的鶴唳——鶴嚦長鳴，鶴嚦是悲哀的，會傳很遠；但我們的電影都是麻雀窩，嘰嘰喳喳，說話毫無價值，這是我們社會的一個映射。《泰囧》的商業成功，很多搞電影的也看不懂，本身不可複製，再有個什麼囧也不會是那樣，我們整個民族沒有目標。

我們的電視劇里，永遠是兒女跟爹媽大喊大叫，少有社會秩序。

有一種說法是：「文化很多成不了體系，不像一棵樹，而是永遠像同心圓一樣。」同心圓的「心」是什麼？儒家思想。漢代以後，儒家就確立了老大地位，卻沒有老二，文化就沒有「老二文化」。文化中，一定是有一位梟雄，就一個，完了就完了，你也不用問二三四。不信你隨便抓一個人問奧運會銀牌有誰，一個都說不出來，因為大家都不關心這個。

中日韓三國都在儒家文化圈，但側重點不同：日本側重忠，韓國側重孝，我們側重義，講義氣、兩肋插刀，但不幸的是——現在刀插向別人。

同在儒家文化圈，日本人由於忠誠，社會管理成本極低；我們不重忠誠，所以社會管理成本巨大。我常說，在能管10個人，到日本就能管500人。經濟危機時，韓國、日本的很多企業員工願意與企業共存亡，願意減薪一半跟老闆渡過難關，我們可能嗎？地震時，人家發放礦泉水，只需要一個人，我們就得嚴陣以待，以免哄搶。講究孝道，跟韓國不能比，你看韓國電視劇，孝道是第一位的，每個人進屋第一件事要向長輩請安——在韓國的文化輸出當中，孝道是第一位的。我們有嗎？我們的電視劇里，永遠是兒女跟爹媽大喊大叫，少有社會秩序。

我們老說法制不健全，其實是個誤讀。我們在秦漢時期有非常嚴謹的法律，為什麼法律在漫長的極權社會中不能得以實施呢？因為用不上，僅道德一項就能把社會治理得很好。法律是高成本的社會治理手段，當你用一道鐵絲網就能攔住人，就犯不上築一道高牆；當你用一根繩就能攔住人，就犯不上用鐵絲網；當你划道線就能攔住人，就犯不上拉那條繩——什麼成本最低？地上划條線最低。在國外的機場，地上划條線，沒有人會逾越；在就得攔著，每個角上站一個人看守，那成本多高啊。社會若沒有忠又沒有孝，就剩下一個功利的「義」時：當我跟你講義氣的時候是求回報的。那我們這個國家怎麼治理？完全靠法制，但一個完全靠法制治理的國家是最沒有希望的。

問：你怎麼看「社會板結」一詞折射出的社會現象？

答：所謂社會的「板結現象」，從某個角度講，其實是現在人的能力不夠。我們的社會再板結，也不會像三四十年前那樣。打個比喻，今天的社會板結是黃土，而過去是水泥甚至是鋼板。我們年輕時，人是沒有權利選擇工作的，今天你不滿意可以轉身就走。今天的社會，只要一個人有能力，就一定能夠走出來，你沒走出來說明你能力不夠，或者在某處有缺陷。比如一個人能力非常強，但有性格缺陷，和人不好溝通，那就很難走出來，人家不幫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