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時節回看百年曆法改革與24節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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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Vernal equinox）在各種曆法中，絕對是具有重要的地位，1931年竺可楨先生在《論新月令》中指出「二十四節中，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者為言曆法者之圭臬（古代測日影的器具，意指標準和法度）」，因為春分點的時候，太陽位於黃經0°，在春分點太陽直射地球赤道，晝夜時間等長。春分之前白天比晚上時間短，而春分之後白天比晚上時間長。

正因為如此，在過去兩千多年的農曆中，春分在24節氣里式中有核心的價值，與其他較為不確定性（虛）的節氣比如「驚蟄」、「霜降」、「白露」等相比，春分是可以精確到具體時間的，比如2017年春分點全國都是2017年03月20日18:28:35，而「驚蟄」、「霜降」、「白露」等節氣如果以字面意義的物候特徵來表示，不僅每年每地不同，甚至翻過山日子也完全不同。

作為通行全國2000多年的農曆，運行到了近代，逐漸成為世界上偏於一隅的地方曆法，隨著西方世界的崛起，尤其是大航海時代和現代天文學的發展，盛行西方世界的公曆（格里高利曆法）成為全球通用的曆法，這套曆法之所以能夠盛行，在筆者看來除了西方殖民者的全球擴張以外，與這套曆法相關的日-地關係科學理論、時區劃分、一天24小時確定、日界線劃分、鐘錶等測時儀器等的全球推廣，才是讓格里高利曆法通行世界的原因，這套曆法的推廣，靠的不是一個原因，靠的是與曆法相關的綜合科學技術體系和西方的崛起與現代化。

到了近代，對傳統曆法進行革新成了必然的結果。試想如果依然用農曆，則國際旅行換算日期估計會成為很頭疼的事情，國際貿易和交流也會有諸多的不便，隨著國家交往的日益頻繁，估計國際通用的公曆也會事實上成為通行的曆法。

君權神授，作為上天在人間的唯一代表，描述天時變化的曆法，向來是被看做皇權的一部分，古代改朝換代新帝登基一般都會更改年號，並頒布新曆法，傳統的皇朝曆書都是由皇帝頒布，並與皇帝年號相結合，最後又官方印發。因此把傳統的曆法成為「皇曆」，傳說最早的曆法來源於黃帝，又稱為「黃曆」。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也遇到了曆法的問題，新政府討論之後決定也得改曆法，傳統里使用了2000多年的農曆（陰曆）被棄用，成了「舊曆」，通行西方世界的格里高利曆法（公曆，陽曆）被使用，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正式通電各省，「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從此1月1日就成為法定元旦，從漢武帝起沿用將近2000年的正月初一的舊元旦被剝奪了名號。

袁世凱上台後，繼續在曆法上較勁，通過內政部發布命令，要求全國從1913年起跟陰曆徹底斷絕關係，原來陰曆的傳統節日，例如端午節、重陽節、元宵節、元旦、七夕等，一律改成按陽曆過。

1914年1月，內務府確定春夏秋冬四節，以陰曆元旦為春節，端午為夏節，中秋為秋節，冬至為冬節，至此，被剝奪了名號的農曆新年終於有了新名號「春節」，在1913到1917年裡，只有元旦放假，沒有春節放假，所有人得在春節上班。

為了移風易俗，政府派出專員對各機關和學校進行督導，像魯迅這樣吃政府飯的人只好老實上班，然而民間照舊過陰曆年，陰曆年祭拜祖先、燃放煙花爆竹、走親訪友拜年等活動熱鬧非凡，而政府倡導的元旦新年則冷冷清清，陽曆新年與一般國民的實際生活並不發生太多關係。堅持到了1918年，當時的北洋政府只好順潮流而動，春節也正式放假了。

1927年北伐戰爭開始，1928年7月，隨著張學良東北易幟，全國實現了名義上的統一，為顯示「革命」的決心，新的南京政府又在曆法上較勁了，決定廢除舊曆，一切舊曆節令,一律不準循俗放假，國民政府採取了措施，強令春節期間各商鋪開門營業，並禁止老黃曆的銷售，抓捕鄉間售賣黃曆的小商小販，本來歡天喜地的春節被這麼一折騰，變得烏煙瘴氣人心惶惶。

民國時期時尚美女

移風易俗談何容易，國民政府的影響力僅僅限於政府公職人員的節假日，民間依舊照舊過春節，當時一個對聯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態，「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

眼看強推無效，政府里反對聲音也不小，國民政府只得於1934年停止強制廢除農曆，要求「對於舊曆年關，除公務機關，民間習俗不宜過於干涉」。從此陽曆和農曆在全國并行不悖，元旦放假，春節也放假，既過聖誕國慶，也過七夕中秋。時至今日，公曆在城市、政府機關和學校里通行，而廣大農村和民間，依然使用農曆計時。公曆在平日里盛行，到了春節假期，全國統一切換為農曆模式一直到正月初五元宵節。

有沒有完美的曆法？

很明顯，公曆通行於全球大多數國家，具有世界通用性，並且每年天數基本固定，置閏更為方便，曆日基本對應太陽高度角變化。但是公曆也有明顯的缺點，比如：（1）每年開始的1月1日並沒有明確的天文意義；（2）各個月份日數變化，有28、29、30、31四種，排列也不規則；（3）曆法有太強的宗教意義，對其他文化而言屬於外來文化；（4）每月的日期並不反應月相的變化特徵，日期沒有明確的含義；（5）與曆法相關的星期與每月日期沒有簡單的對應關係。

一個完美的曆法，最好是能夠反映太陽軌道變化和月相的特徵，比如歲首當天應該有明確的天文含義，每月的日期也應該有一定的含義，另外如果不考慮習俗和文化的原因，一年不見得非得分為12個月，每個星期也不見得非得分為7天，如果要分季節，則季節的開始日、結束日、季中日等應有明確的天文含義，最好還能與實際的氣象特徵、物候特徵有所對應。

因此比較而言，古代的曆法(農曆)具有不少優點：（1）每個月的日期有明確的天文含義，與月相相對應，（2）農曆是陰陽合曆，陽曆的特徵主要反映在24節氣中，24節氣中的二至二分點與太陽軌道的具體位置相對應，含義明確，（3）傳統曆法中的24節氣綜合了時令順序（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和冬至）、物候變化（清明、驚蟄）、農事（小滿、芒種）和氣候現象（雨水、穀雨、小暑、大暑、處暑、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小寒、大寒）等方面的標誌性意義，具有豐富的含義。

很明顯，農曆的缺點也很明顯，比如：（1）每年的長度有變，最短353天，最長385天，實在是不方便統一計算，（2）閏月設置較為複雜，每次閏月的月並不確定，（3）每年的同一月天數並不確定，不方便統計天數。

對於曆法改革，竺可楨先生有著仔細的思考，在1922年《改良陽曆之商榷》一文中，竺可楨分析了當時通行西方世界的格里高利曆法的缺點，指出格里高利曆法每季中所含日數不同，即使同一個季節，孟春、仲春、季春三者日數也並不相同。他指出這個曆法：

「立春介於冬至與春分之間，依天文學，則立春應為春季之始，依理想冬至應為最冷之日，因地球面部所受日光以是日為最少，但依之實際，則殊不然，一年中最冷之期，約在冬至后四十日，卻在立春左右矣，此所以近今科學上，分排四季，均以春分為春季之第一日，誠以時令全視氣候為轉移也。」

他分析了法國大革命后確定的革命新曆，這個曆法一年中每個月都是30日，廢除七日星期值，而改為10天，而這個曆法的麻煩之處是把秋分設置為元旦，雖然有明確天文含義，但是秋分之時劃分一年始末，把正常的工作農事期劃分為二，比較起來，還不如把冬至設置成元旦，這樣農業生活都已經結束了，也符合大家習慣。

關於使用2000多年的24節氣，竺可楨在1931年5月9日發表的《論新月令》中認為：

「現行之二十四節氣，乃初漢時所定，只能適用於黃河流域，以之概論漠北、嶺南，則不啻閉門造車，削足適履。」

「地大物博，而二十四節氣與月令尙沿用數千年之舊，如霜降、大雪，不適用於嶺南，二月桃花，豈可言於關外？」

「二十四節中，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者為言曆法者之圭臬。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者，在天文學上尚有所依據，其餘十六節，則實無存在之必要。如雨水、霜降等顧名思義，殊為不妥。蓋版圖之廣，氣候之溫涼，農事之始終，各地段不能一律。蓋以霜降論，依民國十一年通書，則霜降應為陽曆二十四號。但依日本中央觀象台之調查，則各處平均霜降之期，先後不同，如長春為九月二十一日，奉天為十月二號，大連為十月二十六號，天津為十一月七號，杭州為十一月十九號。至廣州、香港一代則十年或十五年內始一見之。各處霜降之先後既若此，則不能擅定一日以為節候也明矣」

竺可楨先生提出似乎更優的一套曆法，以冬至作為歲首，每年分12個月，每月30日，如果這樣設置，各個月份規整，且月份基本上與實際物候演變接近，含義清楚，比如春季開始的四月（孟春）一日正好在春分后一日，夏季開始的七月（孟夏）一號在夏至前兩日，而秋季開始的十月（孟秋）一日在秋分前五日。

當然，竺可楨先生作為科學家，是個嚴謹的人，他也指出，想要做一個一點瑕疵沒有的曆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需要權衡利弊，擇優選擇。

「則欲創造一新曆，使毫無疵病，實為不可能之事。不得已而思其次，則惟有權衡利弊，則其利多弊少著而從之」

科學家的思考局限於學術領域，並審慎的考慮到了實際中的問題，然而在火熱的「革命」年代，革命群眾的想法往往會超越實際。

1967年10月25日，竺可楨收到了浙江新昌縣沙溪區開口岩吳振奇（由其他人代轉）的信件，這個人放在現在會被看做是個「民科」，估計還會被看做是個「妄人」，但是在「革命」年代，「革命群眾」們的看法是必須要重視的，各地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向老農們學習如何利用「農諺」和烏龜等動物做天氣預報，向群眾學習如何利用「地震雲」與青蛙蛤蟆等的活動規律來預報地震，所以當「革命群眾」的信件被送到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的案頭時，他還必須得重視。

吳振奇從1964年開始起，琢磨著要擬定一個新曆法。這個曆法要從1917年十月大革命算起，以1917年為第一年，以當年立春作為歲首，所以十月革命發生日（11月7日，11月8日為立冬）就成了新曆中的10月1日，新曆中設置每季各91天，以當中月為大月31天，其中6月也為大月，這樣一年12個月365天，再設閏月等。

此人1964年10月給中央政府（主席劉少奇和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寫信倡議改歷，半個月後有人回信說已經轉到紫金山天文天研究去了，再過半個月紫金山天文台還鄭重其事的回信說修改曆法時機不成熟。

吳振奇覺得被敷衍了事了，1965年元旦又給紫金山天文台寫信，要求解釋為什麼改歷時機不成熟，並要求指出自己的方案是否有問題，結果等了7個月沒有回信。到了1965年8月1日他再次寫了一份25頁長的信給中央政府，認為1967年是十月大革命50周年，是改元正歷的好時機，結果該信又被轉到了紫金山，紫金山把全部信退還給本人，並耐心回信說「現行曆法有不合理的地方，有待於改進，早已有人設計了很好方案，目前還沒有實行，其原因是這個問題牽扯麵很廣，要經過多方面慎重研究，還要經過國際上的聯繫等待各方面成熟了，曆法改革總有一天會實現」

吳振奇氣得不得了，大罵紫金山的天文專家「閉著眼睛不看事實」，他寫信給科學院要求竺可楨來鑒定，並要求轉呈毛主席，竺可楨接到的信是一份12頁約25000字的洋洋洒洒長信。民間科學家做的設計自然漏洞百出，竺可楨也仔細進行了說明。

1. 如果按照作者設計，每季91天，但是一年365天並非春夏秋冬四季一樣長，無論是天文還是氣象都是如此；

2. 作者認為設立春為1月1日，則立秋即為7月1日，很明顯這個計算有誤，立秋並不是7月1日，還要差一兩天；

3. 作者認為可以把二十四節氣可以取消，或者平均地安排在12個月份里，這個明顯是不合理的，24節氣也是有意義的，並且天文上春夏秋冬四季本來就長短不一，如果平均分，必然會與實際相差幾天；

4. 把我們的10月1日國慶節安排在立冬和十月大革命在一起，政治上是否有問題值得考慮

當時中蘇已經交惡數年，兩國口仗打了好幾個輪迴，吳振奇竟然這點政治覺悟都沒有，也算是當時全民搞政治里的奇葩。

紫金山天文台是專門做年曆的單位，是國內曆法最權威者，所以竺可楨並沒有按照吳振奇的期望把信和說明轉送毛主席，而是轉寄給了紫金山天文台，同時給吳振奇回信一封以做說明，並說明信件上作者寫的是8月29日，但是信件上發出的郵戳日期是10月14日，北京接到的郵戳日期是10月20日，所以自己10月25日收到，10月26日回復並沒有任何拖延時間。

在革命群眾隨時可以揪斗知識分子的歲月里，竺可楨先生保持了一貫的鎮定、從容、認真和平和。

從1931年認為「二十四節中，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者為言曆法者之圭臬。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者，在天文學上尚有所依據，其餘十六節，則實無存在之必要」，到1967年認為24節氣是有價值的，從最初設想要做一個最優的曆法，到認為通行世界的公曆（格里高利曆法曆法）雖然不合理，但現階段並沒有修改之必要，竺可楨先生自己的看法也是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也是科學家不斷思考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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