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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各自來自城市和鄉村,卻在儘力拉平那條人生的起跑線 | 破繭051

我們各自來自城市和鄉村,卻在儘力拉平那條人生的起跑線 | 破繭051

她寫下了自己在西南五線小城的NGO組織工作的經歷。在當地,整座鄉村裡可能連一所公立的幼稚園都沒有,孩子周末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就在田地里玩耍。扛著鋤頭的家長們已經習慣了看慈善來了又去。Lisa的工作內容是負責開展兒童早期發展項目,在實地的接觸和了解中,她感受到現實的壓力與落差。

文 | Lisa

「ke十字gai,」我用本地話對司機說。

「去十字街?」司機用普通話和我確認。京味兒的方言還是沒能矇混過關。

這是我今年第十次來Z縣出差了——一個位於西南地區的五線小城。

十字街聚集著Z縣價格最親民的館子。一輛輛機車把街道的腰圍收成了0 size,紅底黃字的招牌上寫著:隨意小吃、小樓飯點——小得名副其實。鍋碗瓢盆被擠到了店外面,碗筷躺在鋁盆里明目張胆地泡澡。做飯的地方挨著街道,車來人往,連門都省了,開放得讓人胃直冒汗,更不用說再撒上一把辣椒了。

我和麗姐挑了一家人少的店,牆上掛著食品安全等級:一個不哭不笑的表情旁邊寫著「C(一般)」,和這條街的其他店一樣。

十字街上的小吃店

十字街上的小吃店

「刺五加你吃不吃,據說只有我們這裡的刺五加才是紫色,別的地方都是綠色……水香菜煮紅豆湯也可以嘗嘗……棠梨花你吃過沒有?」麗姐站在冰櫃前問我。她隨意扎個馬尾辮,高原紫外線強,她又不擦防晒霜,皮膚因此黑黃粗糙,皺紋暴露出她快四十歲的年齡。

為了讓我這個來自首都的人嘗到本地特色菜,她每次都花幾倍的時間點菜,自己只要了白菜湯。

「我現在敷中藥減肥,這些菜不能吃。」那個叫做「香港魔瘦國際減肥連鎖」的店規定中餐能吃的有:米飯、牛肉、豬肉、魚、白菜、萵筍、通菜、玉米菜、芹菜、黃瓜、番茄、木耳、韭菜、芭蕉心。我懷疑「香港魔瘦」也是某個大牌的不願相認的親戚——就像Z縣的「當麥基」、「必來客」一樣。

我和麗姐相差十歲,在北京和一個偏遠縣城開始自己的人生,在城市和農村度過了各自的童年,物質的豐盈對比自然的饋贈,海外的見識交手縣城的視野。

我原想自己會迎來一場比婆媳關係還無法調和的價值衝撞。

不是學生不努力,是教育質量不行

2016年初,我拉著兩個行李箱和一床被褥從北京西站登上開往Z縣的火車。鐵軌的一頭是生活了快三十年的家,有著再熟悉不過的環境和氣味。

34小時過後,一個未知的天地出現在了我眼前。

不像四年前那樣浪漫,那時我在萊茵河畔37層的辦公室里策劃跨國公司的全球傳播活動,一起工作的六位同事來自六個國家;也不像兩年前那樣驚恐,那時我在非洲第二大城市貧民窟做小額信貸項目,時不時要躲避被人從家裡扔出來的「會飛的廁所」。

這次,我選擇加入公益機構,走出了鋼筋混凝土的叢林,一頭扎進了頭頂藍天的大山。生活中太多人被金錢、地位和光鮮的職業生涯榨乾了全部的活力,我不想成為其中之一。

Z縣農村的風光

新工作將我帶到了Z縣,一個有36萬人的國家級貧困縣。我在那裡負責開展兒童早期發展項目。麗姐就是我在當地的合作夥伴——Z縣教研中心項目辦主任。

省級規定到2020年每個鄉(鎮)至少建立1所公辦中心幼稚園,有條件的村建立公辦幼稚園。但「有條件」這三個字使得村級幼稚園的未來變得搖擺不定。

「我們現在還沒實現每個鄉有一個幼稚園,村一級估計就要等5至10年了,」Z縣教育局的領導說。

我所在的公益機構就要填補現實和未來之間的空白。我們搭建的24個早教中心已經在Z縣運行五年了,但公辦幼稚園何時「有條件」,仍然未可知。

這次來Z縣出差是因為早教中心的村民教師要進行課堂教學比賽。

麗姐是項目的元老,五年前她協助建起了第一個早教中心,見證了一個個孩子從看到陌生人就跑、哭天喊地不進教室,到現在能歌會唱,見到生人會問「你好」。一個個普通的農家婦女,從羞澀得不敢在人前說話,到現在能大方組織兒童活動,甚至有些還被選為村裡的婦女主任。

婦女們平時種地,早教中心只在周末開放。為了儘快將她們變成合格的村民老師,麗姐每個周末都會坐車一個多小時來中心督導。

「我暈車,每次下車都吐得暈頭轉向。」2010年到2011年,整整一年她沒有屬於自己的周末。

「羅大姐在國小食堂做飯,原來當眾都不敢說話,現在帶活動多大方……張醫生這麼大年紀還在台上蹦蹦跳跳,你看她剛才多有激情……玲子是94年的,孩子都兩歲了,是我們幾個月前找到的志願者,成長特別快……」

麗姐在飯桌上細數著老師們在課賽中的精彩表現。

別人休息陪自己孩子,她在農村陪其他孩子留守的女兒有時會抱怨「你是我媽還是早教中心的媽啊。」作為公務員,她也沒有過上「喝茶看報」的生活,留下辦公室窗外那片竹林孤芳自賞。

Z縣農村的風光

麗姐出生在農村。「當時有一個政策叫動員軍屬回鄉。我爸是個很老實的革命軍人。服從命令,就把我媽送回鄉下了」。

父親在縣城,母親一個人在鄉下拉扯六個孩子,兩地分居過了二十多年。在那個幾乎全是少數民族的村寨里,身為漢族的母親憑著一顆善心沒讓自己和孩子們受到太多排擠。「我媽請人幫工的時候捨得宰兩隻雞,她還用在縫紉社練的本事給村裡人縫縫補補。」

家裡養豬養雞,母親讓孩子們找豬草,有野生菌時孩子們就去找菌子,「我小時候沒有很餓的時候。」從小的經歷讓麗姐練就了一個特異功能——她站在山下就能聞到山裡是否有菌子。

八歲那年,家裡拿到了農轉非的戶口,於是麗姐來到了縣城的國小上一年級。同學看到她會說,「瞧,那個鄉巴佬來了」。她也承認自己從小到大在穿著打扮上都不在意。「我剛上班的時候膽子很小,總是跟在一個比我大些的女同事身後,另一個同事幾年後和我說,她當時還以為我是那家的保姆,根本不像城裡長大的。」麗姐坐在我對面邊吃邊說。

Z縣本地菜

她上身穿了一件黑底黃花毛衣,下身套了一條黑色尼龍打底褲,被粗壯的小腿撐得凹凸有致——看來「魔瘦」的路還很漫長。打底褲和毛衣都裹著一層小球,不知道被洗了多少次。不怎麼白的襪子擋在黑色打底褲和黑色皮鞋之間——一種時尚教科書里永遠不會出現的黑白配。

「我覺得農村人不比城裡人差。」她指的是學習。

和很多勵志故事一樣,麗姐刻苦努力,國中時被選拔到市裡讀書,走出了大山。不過她仍然覺得自己在解決問題時沒有城裡人辦法多,腦子轉的不夠快。「也許因為我小時候沒上過幼稚園。」

大自然教會了麗姐城裡孩子沒有的知識——我們在鄉下,她是我的自然老師。在我眼裡的樹和草在她的眼裡是芒果樹、芭蕉樹、葛根、哈癢花、血麻……,但是缺失的學前教育卻成了她一生的遺憾。

「我五姐上學的時候代課老師連漢語拼音都說不對,不是學生不努力,是教育質量不行。」麗姐對於早教項目的熱情很高。她想證明,只要在教育上和城裡人有同樣的起點,農村人一樣可以很出色。

雙方的磨合比想象得艱難

農村對於我,就像公益機構對於麗姐一樣,彼此都需要一段磨合期。第一次去Z縣出差,我只記得村民靦腆的笑。他們說的民族話、方言版漢話,本地習慣用語,沒有一種我能破譯。交流的不暢隔斷了我與村莊的連接。自己國家的人說話,我還能聽不明白?這是我來農村工作前沒有預料到的挑戰。

「您能再說一遍嗎?」「您是這個意思嗎?」我每確認一次,村民對自己漢話的信心就降低一格。我在與美國人說英語時,也和村民是同樣的心情。

有時我會裝作聽懂了一樣點頭、微笑,讓他們繼續說,多說。但心裡其實並不完全清楚他們在說什麼。這時候麗姐就會出面充當翻譯,我常常為自己這種「大排場」感到慚愧。

更慚愧的是,我覺得自己是一個長得像人的外國人。從小生長在政治中心,我卻對農村的撤點並校政策、一事一議制度一無所知,甚至有時候連鄉和鎮誰大誰小都會搞混,更不用說知曉農忙農閑時間了。

第十次來Z縣出差,我會走到十字街要一盤仍然不認識的青菜,也會在趕集天去看100塊錢一串的蜂板和能吃的樹根。早教中心的村民老師們把自己瀝的蜂蜜、自家種的芭蕉、山上採的棉石榴果都塞給我。每次下課後都熱情地招呼我「ke家裡吃飯」。我會把手搭在她們肩上問,「包穀收得怎麼樣?」「地里忙得贏嗎?」「小娃可領得住?」。當地汽車站常年有兩個賣包穀的婦女,一老一少,我會公平地在兩家各買一根,然後在回市裡四個半小時的大巴上慢慢咀嚼。

麗姐在起初也並不適應公益組織的工作方式。「他們總讓我談自己的想法。我根本不知道說什麼」。她以前的工作像流水線,領導說什麼就做什麼,一下子變得「平等」,不僅她不習慣,村民們也如是。

「一開始和村民座談時都沒話,但後來只要一討論時間就特別長。」村民從原來的有話不敢說到現在有話搶著說。

早教項目最大的挑戰不在於將國小都沒畢業的村民培養成老師,而在於和物質主義的誘惑對抗。

婦女們在早教中心周末兩個半天只有70元補貼,一個月最多280元,就算加上平時種地的收成,也無法和外出打工相比。「能留下來的都不是看重錢,都是希望村裡的小娃將來有出息。」

時不時,麗姐會接到婦女們退出項目的電話,她會糖衣炮彈軟硬兼施,想辦法留住她們。「我同事說我這叫意念強姦。」

面對困難想放棄的時候,麗姐會一個人跑去早教中心。「看到那些小孩,就會想到我自己小的時候。和孩子們唱唱跳跳,看到他們燦爛開心的樣子,我心裡也就高興了。」

Z縣農村的風光

這天,我們飯快吃完了,麗姐的手機響了,女兒催她去打氣排球。

七點鐘的體育館像冬夜的篝火,將人們圍攏。體育場還掛著橫幅,祝Z縣2016年全民健身運動會氣排球比賽圓滿成功。麗姐參加了這次氣排球比賽。作為女隊員中的主力,她被稱為一姐,女兒順理成章成了一妹。

只見一妹前後左右調動一姐,而一姐給出的球都很正。

「哎呀,累死我了。」一姐被牽製得滿場跑。

「技術就是技術」一妹說。

第一局10比21,一妹贏了。

「這局我必須贏。」

「這局我也必須贏。」

「那我們都拼吧!」

第二局21比18,麗姐展示出了一姐的實力。

決勝局開始了。

一妹頻頻吊球成功。

「一姐加油啊!」只有一個人的啦啦隊,我成了隊長。

「我不想讓她……」話沒說完,一妹的吊球又來了——一妹聯手魔瘦,麗姐的減肥路不發愁了。

17:18女兒領先一球時,體育場突然一片漆黑。

「停電了?」

「不是,他們直接關燈哄人了。」

走出體育館,女兒得意地說「你這一姐怎麼連我都贏不過。」

「我在單位是負責第一個接球,一接,所以大家叫我一姐。」女兒被逗得哈哈大笑。

女兒去洗皮球,麗姐問我:你是不是覺得我真打不過我女兒?

比分說明一切啊。

「我練了那麼多年,她才剛學一個學期,怎麼可能比我打得好。但如果不讓她贏幾回,她覺得沒有希望就不會想贏了。」麗姐一步步解釋自己的謀篇布陣。「但是也不能太讓著她,讓她覺得贏特別容易,你看我們的比分也沒有特別懸殊。說不定她和我打是一妹,她在學校就是一姐。」

比分真的說明一切。麗姐把一次體育鍛煉變成了俄羅斯套娃,一層一層撥開了對女兒教育的用心良苦。

孩子們貼在黑板上的創作

女兒三四歲時,麗姐有一次帶她去早教中心。中心正好建在一所村小,女兒回來之後就說以後上國小想去那所村小。

「那她後來上了縣城的國小還想去村小嗎?」

「當然不想了,看到什麼就決定了她的視野。」

擴大視野最好的方法就是旅遊。去年暑假,女兒和爸爸跟著旅行團去了北京和華東五市。「她回來說喜歡上海,以後想去那裡上大學。」麗姐覺得9天4860元花得值,這比她一個月的工資還多一點。

「我查了下東航去美國才6000多元,你說怎麼那麼便宜。歐洲十一國兩萬四,就算一個人三萬,我和女兒加起來一共六七萬,現在工資也漲了,存幾年錢還是夠得。」她希望在女兒國小或者國中畢業前能出國旅遊一次。我建議她可以考慮澳大利亞。

「哦,澳大利亞在歐洲十一國里嗎?」看來她把價格記得比國家更清楚。

麗姐騎摩托帶女兒回家。她問:Are you ready?

「Yes I』m ready, let』s go.」女兒高興地說。

遠處的露天舞台,兩個女模特穿著大紅大綠的旗袍,面無表情地站在一輛嶄新的機車兩旁,男主持賣力地唱小蘋果,台下群眾拿手機拍照、攝像。

麗姐沒有停車,帶著女兒迅速駛進了夜色。

我沒告訴她,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來Z縣。

理想終於撞上了「南牆」

這次來Z縣出差前,我提出了辭職。

我適應了鄉村,卻無法適應張老師——我的直線經理,一個坐在我旁邊我就心跳加快,不知哪句話說錯就會遭到言語暴力的老闆。

出差回到辦公室,我把課賽的報銷申請交給張老師,她隨口問:你們最後比賽的禮品買的是什麼?

「面膜和防晒霜,」我如實回答。

誰知她聲音一下跳到高音部:這估計不符合財務報銷規定吧!

出差前,我問張老師關於禮品的預算。「一等獎每人100元,二等獎每人50元。」她看過項目預算表后給出了指令,我沒敢多問。

Z縣一共有三個購物中心,我在其中一家搜尋。一層是生鮮水果,二層一半是文具,另一半是家電。張老師定的預算讓我在文具區里是大款,家電區里變窮鬼,最終我在化妝品專櫃前站穩了腳。價格合適,而且老師們都是女性,應該會喜歡護膚品。

我徵詢了麗姐的意見,她也贊同。果然,獲獎的村民婦女拿到獎品都很歡喜。

我有些懵,沒超過預算,也有正規發票,為什麼不合規定?

張老師帶著我去找財務,她後背的肉把毛衣撐得像義大利千層面,一雙34的旅遊鞋被她踏得有高跟鞋的音效,我跟在她身後,知道前方又有一場情緒的海嘯。

張老師的聲音仍在高聲部,「怎麼會買防晒霜和面膜,太說不過去了!你當時怎麼想的?!你以後無論做什麼,要想想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她看我,就像看一個智力有問題的孩子。

晚上,休假中的財務經理髮微信給我:公益機構比企業嚴格太多,外部捐贈的錢使用範圍很限制,和活動無關容易讓人敏感的都不合適。防晒霜勉強能報,可以解釋你們經常組織家長孩子戶外活動給老師們用,面膜就太離譜了,確實報不了。

從企業到公益組織工作有11個月了,我才意識到原來禮品也有這麼多講究。

當地孩子們的創作

「張老師,課賽的獎品我以為只要不是現金就可以,所以覺得護膚品適合女性志願老師,現在聽說財務不讓報,能麻煩你幫忙想想變通的辦法嗎?」

麗姐把這條簡訊的截屏發給我。我當時真想從市裡飛到縣城,抓著麗姐的肩搖晃她:不是不讓您問張老師嗎?

我不想領張老師的人情,所以才叮囑麗姐不要和張老師提這件事,就怕她覺得是我讓麗姐幫忙求情。

「你就讓我試試,試試我才甘心。」麗姐內疚,她當時也說這個獎品可以,另一方面她覺得划不來讓我自己貼錢。我就這樣毫不知情地被她拖著一起「撞南牆」。

我問麗姐,如果護膚品能報,她不會不會有負罪感,畢竟不符合財務「規定」。

「不會,因為實際發生了費用,雖然物品不合規定,但是它起到了它應用的目的,調動村民教師的積極性,讓她們更盡心為孩子們服務。」

那買圖書是不是也能調動?而且一定能報銷。

「買圖書符合規定,不能說不能調動,但護膚品也能調動,書籍對於村民來說閱讀有一定難度,閱讀時間還是一個問題。」

在早教中心,我時常能看到一捆捆家長培訓手冊、教師教學用書,嶄新地堆在紙箱子里。那些都是以前張老師發給村民老師和家長的。每當發現這樣的問題,我就學著張老師的樣子,叮囑老師們要物盡其用。

老師們總是點頭答應,但一本400多頁,全部用文字描述如何組織遊戲的書,我看了幾頁都覺得抽象讀不下去,更何況那些大多是國小文化的村民婦女?

有些符合規定的物品最終淪為了擺設。

幾分鐘后,財務經理又來消息:張老師覺得防晒霜那樣解釋跟你們的活動很牽強,恐怕還是不能報,等我跟她商量一下。

牽強誰來定義?能不能報銷誰說了算?比商業公司嚴格太多的公益機構還能變來變去?我被弄得越來越糊塗。

微信里,麗姐把她和張老師的簡訊截屏發給我。

張老師:這個沒辦法,是機構規定,財務已經專門和我說了,不能違反機構規定。

麗姐:好,謝謝你!希望下次能事先告知哪些東西不能報,哪些可以報。

張老師:是的,負責活動的人是有責任告訴你的,如不告知也有責任。

麗姐:負責活動的人不知道,該由誰告知?

張老師:不知道不會問?誰讓你買禮物?買的時候不應該告訴你嗎?

麗姐:誰啊?你讓誰買的?你告訴她了嗎?

張老師:你怎麼知道我沒告知?機構的規定我要每天說?

文字間的火藥味看得我喉嚨發乾。

麗姐是在為我說話,說出了我不敢說的話。但我害怕張老師明天會把火藥往我身上點。想到明天——我在辦公室的最後一天,本來為解脫準備好的愉悅被摻進一些忐忑。

「機構規定會說不能買護膚品?我從未聽說過。」麗姐還想為我鳴不平,我趕緊拉住了這頭倔馬的韁繩。手卻不由自主去搜機構關於禮物的規定——不妥當的禮物包括金錢或禮品卡、酒、朱古力、畫和任何與項目無關的物品。至於「無關」的定義,我沒有找到。

當地一個村子的人要過河才能到縣城

第二天,財務通知我防晒霜能報,面膜不能報。我把消息告訴了麗姐,她說:我昨天晚上去和王老師說了。

王老師是張老師的領導。

我坐在電腦前面,不敢相信她怎麼這麼倔?

「如果是我不儘力,我會心不安。」

她儘力,並不是擺出努力的樣子而讓自己心安,而是在我讓她別管這件事後,還背著我找到了她能聯繫的最大領導。

「我和王老師說了是護膚品,她同意報銷了。不知道張老師是怎麼說服她的。」

規定終究還是人定的。

一南一北,扯平那條起跑線

2017年春節前,我回家了。此刻的我,不用精確計算家裡的菜還夠吃幾頓,也不用在沒有暖氣的屋裡像抱孩子一樣把熱水袋放在胸前,更不用在睡覺前惦記著門是不是鎖好了,甚至關燈后還起來再檢查一下。

屋子裡除了我,終於有其他人的聲音了。

手機已經不能自動連上家裡的wifi,55寸的電視雖然不是新成員,但它一開我還是想退後三步。附近的街道好像抻麵條一樣被抻寬了一倍,原來路中間的一排排大樹不知了去向。小區的房價從6萬一平升到了9萬,我一直習慣去的理髮店竟然倒閉了。

不過吸一口空氣,北京還是那個北京。

朋友們見到我說,你真不像從山區回來的,還是這麼細皮嫩肉。怎麼高原的太陽就曬不黑你?媽媽每天都要抱著我說「終於回來了」。麗姐也讓我好好和家人享受天倫,但還是免不了和我抱怨張老師的「拽兮兮」:你走了我覺得工作幹勁弱了很多。

村裡的河

削弱她熱情的不僅是我的離開,還有早教項目的前途未卜。

陪伴了六年,麗姐把早教項目看成自己的孩子,「我真希望它能有個好的歸宿。」

但慈善機構決定今年停止資助,縣政府又拿不出資金。一方想「是時候斷奶了」,一方說「我不能自食其力」。

孩子不諳世事,早教中心沒有了他們周末就去地里,大人種地,他們在旁邊玩泥巴。扛著鋤頭的家長站在地里默默地嘆了口氣,好像已經習慣了慈善的來了又去。

村子就藏在大山深處

但我不能當做什麼都沒發生。我和那些孩子一起玩過丟手絹,給他們讀過故事書,採訪過他們和他們的父母,也在鏡頭裡記錄下了他們認真畫畫的樣子。

如果不儘力,我會心不安。

於是我成立了自己的社會企業,通過銷售當地原生態農產品、組織鄉村旅遊體驗,補貼早教項目向家長收費后的資金缺口,來讓這個項目繼續運轉。

聯繫農戶、設計logo、製作包裝袋,一切對於我都是全新的挑戰。以前我連千克和斤的換算都不知道,現在只要看一眼紫米,我就能判斷是老品種還是新品種。

麗姐從我的合作夥伴變成了創業夥伴,在工作之餘幫我介紹Z縣的各種資源。

3月31日,對早教項目的資金資助將正式結束,這篇文章發送前麗姐告訴我,聽說有村子在考慮向家長收費,也有村民老師因為家裡孩子太小決定退出志願團隊。

而我和麗姐,還將一南一北,扯平那條起跑線。

Lisa

青少年社會創新孵化項目主管,坐標北京

24歲,第一次走出國門,在「詩人與思想家」的國度——德國和另一個自己相見恨晚。25歲,第一次來到南半球,在「人類發源地」肯亞被貧困刺得雙眼流淚。26歲,離開北京,第一次成為南漂,在「彩雲之南」做起了村姑。

好奇心是螺旋槳,機艙里裝滿關於人的故事。始發地北京,目的地未知。我坐在駕駛室里滿懷期待。

人生正在破繭而出。寫作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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