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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她寫下了自己在西南五線小城的NGO組織工作的經歷。在當地，整座鄉村裡可能連一所公立的幼稚園都沒有，孩子周末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就在田地里玩耍。扛著鋤頭的家長們已經習慣了看慈善來了又去。Lisa的工作內容是負責開展兒童早期發展項目，在實地的接觸和了解中，她感受到現實的壓力與落差。
文 | Lisa
「ke十字gai，」我用本地話對司機說。
「去十字街？」司機用普通話和我確認。京味兒的方言還是沒能矇混過關。
這是我今年第十次來Z縣出差了——一個位於西南地區的五線小城。
十字街聚集著Z縣價格最親民的館子。一輛輛機車把街道的腰圍收成了0 size，紅底黃字的招牌上寫著：隨意小吃、小樓飯點——小得名副其實。鍋碗瓢盆被擠到了店外面，碗筷躺在鋁盆里明目張胆地泡澡。做飯的地方挨著街道，車來人往，連門都省了，開放得讓人胃直冒汗，更不用說再撒上一把辣椒了。
我和麗姐挑了一家人少的店，牆上掛著食品安全等級：一個不哭不笑的表情旁邊寫著「C（一般）」，和這條街的其他店一樣。
十字街上的小吃店
十字街上的小吃店
「刺五加你吃不吃，據說只有我們這裡的刺五加才是紫色，別的地方都是綠色……水香菜煮紅豆湯也可以嘗嘗……棠梨花你吃過沒有？」麗姐站在冰櫃前問我。她隨意扎個馬尾辮，高原紫外線強，她又不擦防晒霜，皮膚因此黑黃粗糙，皺紋暴露出她快四十歲的年齡。
為了讓我這個來自首都的人嘗到本地特色菜，她每次都花幾倍的時間點菜，自己只要了白菜湯。
「我現在敷中藥減肥，這些菜不能吃。」那個叫做「香港魔瘦國際減肥連鎖」的店規定中餐能吃的有：米飯、牛肉、豬肉、魚、白菜、萵筍、通菜、玉米菜、芹菜、黃瓜、番茄、木耳、韭菜、芭蕉心。我懷疑「香港魔瘦」也是某個大牌的不願相認的親戚——就像Z縣的「當麥基」、「必來客」一樣。
我和麗姐相差十歲，在北京和一個偏遠縣城開始自己的人生，在城市和農村度過了各自的童年，物質的豐盈對比自然的饋贈，海外的見識交手縣城的視野。
我原想自己會迎來一場比婆媳關係還無法調和的價值衝撞。
不是學生不努力，是教育質量不行
2016年初，我拉著兩個行李箱和一床被褥從北京西站登上開往Z縣的火車。鐵軌的一頭是生活了快三十年的家，有著再熟悉不過的環境和氣味。
34小時過後，一個未知的天地出現在了我眼前。
不像四年前那樣浪漫，那時我在萊茵河畔37層的辦公室里策劃跨國公司的全球傳播活動，一起工作的六位同事來自六個國家；也不像兩年前那樣驚恐，那時我在非洲第二大城市貧民窟做小額信貸項目，時不時要躲避被人從家裡扔出來的「會飛的廁所」。
這次，我選擇加入公益機構，走出了鋼筋混凝土的叢林，一頭扎進了頭頂藍天的大山。生活中太多人被金錢、地位和光鮮的職業生涯榨乾了全部的活力，我不想成為其中之一。
Z縣農村的風光
新工作將我帶到了Z縣，一個有36萬人的國家級貧困縣。我在那裡負責開展兒童早期發展項目。麗姐就是我在當地的合作夥伴——Z縣教研中心項目辦主任。
省級規定到2020年每個鄉（鎮）至少建立1所公辦中心幼稚園，有條件的村建立公辦幼稚園。但「有條件」這三個字使得村級幼稚園的未來變得搖擺不定。
「我們現在還沒實現每個鄉有一個幼稚園，村一級估計就要等5至10年了，」Z縣教育局的領導說。
我所在的公益機構就要填補現實和未來之間的空白。我們搭建的24個早教中心已經在Z縣運行五年了，但公辦幼稚園何時「有條件」，仍然未可知。
這次來Z縣出差是因為早教中心的村民教師要進行課堂教學比賽。
麗姐是項目的元老，五年前她協助建起了第一個早教中心，見證了一個個孩子從看到陌生人就跑、哭天喊地不進教室，到現在能歌會唱，見到生人會問「你好」。一個個普通的農家婦女，從羞澀得不敢在人前說話，到現在能大方組織兒童活動，甚至有些還被選為村裡的婦女主任。
婦女們平時種地，早教中心只在周末開放。為了儘快將她們變成合格的村民老師，麗姐每個周末都會坐車一個多小時來中心督導。
「我暈車，每次下車都吐得暈頭轉向。」2010年到2011年，整整一年她沒有屬於自己的周末。
「羅大姐在國小食堂做飯，原來當眾都不敢說話，現在帶活動多大方……張醫生這麼大年紀還在台上蹦蹦跳跳，你看她剛才多有激情……玲子是94年的，孩子都兩歲了，是我們幾個月前找到的志願者，成長特別快……」
麗姐在飯桌上細數著老師們在課賽中的精彩表現。
別人休息陪自己孩子，她在農村陪其他孩子，留守的女兒有時會抱怨「你是我媽還是早教中心的媽啊。」作為公務員，她也沒有過上「喝茶看報」的生活，留下辦公室窗外那片竹林孤芳自賞。
Z縣農村的風光
麗姐出生在農村。「當時有一個政策叫動員軍屬回鄉。我爸是個很老實的革命軍人。服從命令，就把我媽送回鄉下了」。
父親在縣城，母親一個人在鄉下拉扯六個孩子，兩地分居過了二十多年。在那個幾乎全是少數民族的村寨里，身為漢族的母親憑著一顆善心沒讓自己和孩子們受到太多排擠。「我媽請人幫工的時候捨得宰兩隻雞，她還用在縫紉社練的本事給村裡人縫縫補補。」
家裡養豬養雞，母親讓孩子們找豬草，有野生菌時孩子們就去找菌子，「我小時候沒有很餓的時候。」從小的經歷讓麗姐練就了一個特異功能——她站在山下就能聞到山裡是否有菌子。
八歲那年，家裡拿到了農轉非的戶口，於是麗姐來到了縣城的國小上一年級。同學看到她會說，「瞧，那個鄉巴佬來了」。她也承認自己從小到大在穿著打扮上都不在意。「我剛上班的時候膽子很小，總是跟在一個比我大些的女同事身後，另一個同事幾年後和我說，她當時還以為我是那家的保姆，根本不像城裡長大的。」麗姐坐在我對面邊吃邊說。
Z縣本地菜
她上身穿了一件黑底黃花毛衣，下身套了一條黑色尼龍打底褲，被粗壯的小腿撐得凹凸有致——看來「魔瘦」的路還很漫長。打底褲和毛衣都裹著一層小球，不知道被洗了多少次。不怎麼白的襪子擋在黑色打底褲和黑色皮鞋之間——一種時尚教科書里永遠不會出現的黑白配。
「我覺得農村人不比城裡人差。」她指的是學習。
和很多勵志故事一樣，麗姐刻苦努力，國中時被選拔到市裡讀書，走出了大山。不過她仍然覺得自己在解決問題時沒有城裡人辦法多，腦子轉的不夠快。「也許因為我小時候沒上過幼稚園。」
大自然教會了麗姐城裡孩子沒有的知識——我們在鄉下，她是我的自然老師。在我眼裡的樹和草在她的眼裡是芒果樹、芭蕉樹、葛根、哈癢花、血麻……，但是缺失的學前教育卻成了她一生的遺憾。
「我五姐上學的時候代課老師連漢語拼音都說不對，不是學生不努力，是教育質量不行。」麗姐對於早教項目的熱情很高。她想證明，只要在教育上和城裡人有同樣的起點，農村人一樣可以很出色。
雙方的磨合比想象得艱難
農村對於我，就像公益機構對於麗姐一樣，彼此都需要一段磨合期。第一次去Z縣出差，我只記得村民靦腆的笑。他們說的民族話、方言版漢話，本地習慣用語，沒有一種我能破譯。交流的不暢隔斷了我與村莊的連接。自己國家的人說話，我還能聽不明白？這是我來農村工作前沒有預料到的挑戰。
「您能再說一遍嗎？」「您是這個意思嗎？」我每確認一次，村民對自己漢話的信心就降低一格。我在與美國人說英語時，也和村民是同樣的心情。
有時我會裝作聽懂了一樣點頭、微笑，讓他們繼續說，多說。但心裡其實並不完全清楚他們在說什麼。這時候麗姐就會出面充當翻譯，我常常為自己這種「大排場」感到慚愧。
更慚愧的是，我覺得自己是一個長得像人的外國人。從小生長在政治中心，我卻對農村的撤點並校政策、一事一議制度一無所知，甚至有時候連鄉和鎮誰大誰小都會搞混，更不用說知曉農忙農閑時間了。
第十次來Z縣出差，我會走到十字街要一盤仍然不認識的青菜，也會在趕集天去看100塊錢一串的蜂板和能吃的樹根。早教中心的村民老師們把自己瀝的蜂蜜、自家種的芭蕉、山上採的棉石榴果都塞給我。每次下課後都熱情地招呼我「ke家裡吃飯」。我會把手搭在她們肩上問，「包穀收得怎麼樣？」「地里忙得贏嗎？」「小娃可領得住？」。當地汽車站常年有兩個賣包穀的婦女，一老一少，我會公平地在兩家各買一根，然後在回市裡四個半小時的大巴上慢慢咀嚼。
麗姐在起初也並不適應公益組織的工作方式。「他們總讓我談自己的想法。我根本不知道說什麼」。她以前的工作像流水線，領導說什麼就做什麼，一下子變得「平等」，不僅她不習慣，村民們也如是。
「一開始和村民座談時都沒話，但後來只要一討論時間就特別長。」村民從原來的有話不敢說到現在有話搶著說。
早教項目最大的挑戰不在於將國小都沒畢業的村民培養成老師，而在於和物質主義的誘惑對抗。
婦女們在早教中心周末兩個半天只有70元補貼，一個月最多280元，就算加上平時種地的收成，也無法和外出打工相比。「能留下來的都不是看重錢，都是希望村裡的小娃將來有出息。」
時不時，麗姐會接到婦女們退出項目的電話，她會糖衣炮彈軟硬兼施，想辦法留住她們。「我同事說我這叫意念強姦。」
面對困難想放棄的時候，麗姐會一個人跑去早教中心。「看到那些小孩，就會想到我自己小的時候。和孩子們唱唱跳跳，看到他們燦爛開心的樣子，我心裡也就高興了。」
Z縣農村的風光
這天，我們飯快吃完了，麗姐的手機響了，女兒催她去打氣排球。
七點鐘的體育館像冬夜的篝火，將人們圍攏。體育場還掛著橫幅，祝Z縣2016年全民健身運動會氣排球比賽圓滿成功。麗姐參加了這次氣排球比賽。作為女隊員中的主力，她被稱為一姐，女兒順理成章成了一妹。
只見一妹前後左右調動一姐，而一姐給出的球都很正。
「哎呀，累死我了。」一姐被牽製得滿場跑。
「技術就是技術」一妹說。
第一局10比21，一妹贏了。
「這局我必須贏。」
「這局我也必須贏。」
「那我們都拼吧！」
第二局21比18，麗姐展示出了一姐的實力。
決勝局開始了。
一妹頻頻吊球成功。
「一姐加油啊！」只有一個人的啦啦隊，我成了隊長。
「我不想讓她……」話沒說完，一妹的吊球又來了——一妹聯手魔瘦，麗姐的減肥路不發愁了。
17:18女兒領先一球時，體育場突然一片漆黑。
「停電了？」
「不是，他們直接關燈哄人了。」
走出體育館，女兒得意地說「你這一姐怎麼連我都贏不過。」
「我在單位是負責第一個接球，一接，所以大家叫我一姐。」女兒被逗得哈哈大笑。
女兒去洗皮球，麗姐問我：你是不是覺得我真打不過我女兒？
比分說明一切啊。
「我練了那麼多年，她才剛學一個學期，怎麼可能比我打得好。但如果不讓她贏幾回，她覺得沒有希望就不會想贏了。」麗姐一步步解釋自己的謀篇布陣。「但是也不能太讓著她，讓她覺得贏特別容易，你看我們的比分也沒有特別懸殊。說不定她和我打是一妹，她在學校就是一姐。」
比分真的說明一切。麗姐把一次體育鍛煉變成了俄羅斯套娃，一層一層撥開了對女兒教育的用心良苦。
孩子們貼在黑板上的創作
女兒三四歲時，麗姐有一次帶她去早教中心。中心正好建在一所村小，女兒回來之後就說以後上國小想去那所村小。
「那她後來上了縣城的國小還想去村小嗎？」
「當然不想了，看到什麼就決定了她的視野。」
擴大視野最好的方法就是旅遊。去年暑假，女兒和爸爸跟著旅行團去了北京和華東五市。「她回來說喜歡上海，以後想去那裡上大學。」麗姐覺得9天4860元花得值，這比她一個月的工資還多一點。
「我查了下東航去美國才6000多元，你說怎麼那麼便宜。歐洲十一國兩萬四，就算一個人三萬，我和女兒加起來一共六七萬，現在工資也漲了，存幾年錢還是夠得。」她希望在女兒國小或者國中畢業前能出國旅遊一次。我建議她可以考慮澳大利亞。
「哦，澳大利亞在歐洲十一國里嗎？」看來她把價格記得比國家更清楚。
麗姐騎摩托帶女兒回家。她問：Are you ready?
「Yes I』m ready, let』s go.」女兒高興地說。
遠處的露天舞台，兩個女模特穿著大紅大綠的旗袍，面無表情地站在一輛嶄新的機車兩旁，男主持賣力地唱小蘋果，台下群眾拿手機拍照、攝像。
麗姐沒有停車，帶著女兒迅速駛進了夜色。
我沒告訴她，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來Z縣。
理想終於撞上了「南牆」
這次來Z縣出差前，我提出了辭職。
我適應了鄉村，卻無法適應張老師——我的直線經理，一個坐在我旁邊我就心跳加快，不知哪句話說錯就會遭到言語暴力的老闆。
出差回到辦公室，我把課賽的報銷申請交給張老師，她隨口問：你們最後比賽的禮品買的是什麼？
「面膜和防晒霜，」我如實回答。
誰知她聲音一下跳到高音部：這估計不符合財務報銷規定吧！
出差前，我問張老師關於禮品的預算。「一等獎每人100元，二等獎每人50元。」她看過項目預算表后給出了指令，我沒敢多問。
Z縣一共有三個購物中心，我在其中一家搜尋。一層是生鮮水果，二層一半是文具，另一半是家電。張老師定的預算讓我在文具區里是大款，家電區里變窮鬼，最終我在化妝品專櫃前站穩了腳。價格合適，而且老師們都是女性，應該會喜歡護膚品。
我徵詢了麗姐的意見，她也贊同。果然，獲獎的村民婦女拿到獎品都很歡喜。
我有些懵，沒超過預算，也有正規發票，為什麼不合規定？
張老師帶著我去找財務，她後背的肉把毛衣撐得像義大利千層面，一雙34的旅遊鞋被她踏得有高跟鞋的音效，我跟在她身後，知道前方又有一場情緒的海嘯。
張老師的聲音仍在高聲部，「怎麼會買防晒霜和面膜，太說不過去了！你當時怎麼想的？！你以後無論做什麼，要想想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她看我，就像看一個智力有問題的孩子。
晚上，休假中的財務經理髮微信給我：公益機構比企業嚴格太多，外部捐贈的錢使用範圍很限制，和活動無關容易讓人敏感的都不合適。防晒霜勉強能報，可以解釋你們經常組織家長孩子戶外活動給老師們用，面膜就太離譜了，確實報不了。
從企業到公益組織工作有11個月了，我才意識到原來禮品也有這麼多講究。
當地孩子們的創作
「張老師，課賽的獎品我以為只要不是現金就可以，所以覺得護膚品適合女性志願老師，現在聽說財務不讓報，能麻煩你幫忙想想變通的辦法嗎？」
麗姐把這條簡訊的截屏發給我。我當時真想從市裡飛到縣城，抓著麗姐的肩搖晃她：不是不讓您問張老師嗎？
我不想領張老師的人情，所以才叮囑麗姐不要和張老師提這件事，就怕她覺得是我讓麗姐幫忙求情。
「你就讓我試試，試試我才甘心。」麗姐內疚，她當時也說這個獎品可以，另一方面她覺得划不來讓我自己貼錢。我就這樣毫不知情地被她拖著一起「撞南牆」。
我問麗姐，如果護膚品能報，她不會不會有負罪感，畢竟不符合財務「規定」。
「不會，因為實際發生了費用，雖然物品不合規定，但是它起到了它應用的目的，調動村民教師的積極性，讓她們更盡心為孩子們服務。」
那買圖書是不是也能調動？而且一定能報銷。
「買圖書符合規定，不能說不能調動，但護膚品也能調動，書籍對於村民來說閱讀有一定難度，閱讀時間還是一個問題。」
在早教中心，我時常能看到一捆捆家長培訓手冊、教師教學用書，嶄新地堆在紙箱子里。那些都是以前張老師發給村民老師和家長的。每當發現這樣的問題，我就學著張老師的樣子，叮囑老師們要物盡其用。
老師們總是點頭答應，但一本400多頁，全部用文字描述如何組織遊戲的書，我看了幾頁都覺得抽象讀不下去，更何況那些大多是國小文化的村民婦女？
有些符合規定的物品最終淪為了擺設。
幾分鐘后，財務經理又來消息：張老師覺得防晒霜那樣解釋跟你們的活動很牽強，恐怕還是不能報，等我跟她商量一下。
牽強誰來定義？能不能報銷誰說了算？比商業公司嚴格太多的公益機構還能變來變去？我被弄得越來越糊塗。
微信里，麗姐把她和張老師的簡訊截屏發給我。
張老師：這個沒辦法，是機構規定，財務已經專門和我說了，不能違反機構規定。
麗姐：好，謝謝你！希望下次能事先告知哪些東西不能報，哪些可以報。
張老師：是的，負責活動的人是有責任告訴你的，如不告知也有責任。
麗姐：負責活動的人不知道，該由誰告知？
張老師：不知道不會問？誰讓你買禮物？買的時候不應該告訴你嗎？
麗姐：誰啊？你讓誰買的？你告訴她了嗎？
張老師：你怎麼知道我沒告知？機構的規定我要每天說？
文字間的火藥味看得我喉嚨發乾。
麗姐是在為我說話，說出了我不敢說的話。但我害怕張老師明天會把火藥往我身上點。想到明天——我在辦公室的最後一天，本來為解脫準備好的愉悅被摻進一些忐忑。
「機構規定會說不能買護膚品？我從未聽說過。」麗姐還想為我鳴不平，我趕緊拉住了這頭倔馬的韁繩。手卻不由自主去搜機構關於禮物的規定——不妥當的禮物包括金錢或禮品卡、酒、朱古力、畫和任何與項目無關的物品。至於「無關」的定義，我沒有找到。
當地一個村子的人要過河才能到縣城
第二天，財務通知我防晒霜能報，面膜不能報。我把消息告訴了麗姐，她說：我昨天晚上去和王老師說了。
王老師是張老師的領導。
我坐在電腦前面，不敢相信她怎麼這麼倔？
「如果是我不儘力，我會心不安。」
她儘力，並不是擺出努力的樣子而讓自己心安，而是在我讓她別管這件事後，還背著我找到了她能聯繫的最大領導。
「我和王老師說了是護膚品，她同意報銷了。不知道張老師是怎麼說服她的。」
規定終究還是人定的。
一南一北，扯平那條起跑線
2017年春節前，我回家了。此刻的我，不用精確計算家裡的菜還夠吃幾頓，也不用在沒有暖氣的屋裡像抱孩子一樣把熱水袋放在胸前，更不用在睡覺前惦記著門是不是鎖好了，甚至關燈后還起來再檢查一下。
屋子裡除了我，終於有其他人的聲音了。
手機已經不能自動連上家裡的wifi，55寸的電視雖然不是新成員，但它一開我還是想退後三步。附近的街道好像抻麵條一樣被抻寬了一倍，原來路中間的一排排大樹不知了去向。小區的房價從6萬一平升到了9萬，我一直習慣去的理髮店竟然倒閉了。
不過吸一口空氣，北京還是那個北京。
朋友們見到我說，你真不像從山區回來的，還是這麼細皮嫩肉。怎麼高原的太陽就曬不黑你？媽媽每天都要抱著我說「終於回來了」。麗姐也讓我好好和家人享受天倫，但還是免不了和我抱怨張老師的「拽兮兮」：你走了我覺得工作幹勁弱了很多。
村裡的河
削弱她熱情的不僅是我的離開，還有早教項目的前途未卜。
陪伴了六年，麗姐把早教項目看成自己的孩子，「我真希望它能有個好的歸宿。」
但慈善機構決定今年停止資助，縣政府又拿不出資金。一方想「是時候斷奶了」，一方說「我不能自食其力」。
孩子不諳世事，早教中心沒有了他們周末就去地里，大人種地，他們在旁邊玩泥巴。扛著鋤頭的家長站在地里默默地嘆了口氣，好像已經習慣了慈善的來了又去。
村子就藏在大山深處
但我不能當做什麼都沒發生。我和那些孩子一起玩過丟手絹，給他們讀過故事書，採訪過他們和他們的父母，也在鏡頭裡記錄下了他們認真畫畫的樣子。
如果不儘力，我會心不安。
於是我成立了自己的社會企業，通過銷售當地原生態農產品、組織鄉村旅遊體驗，補貼早教項目向家長收費后的資金缺口，來讓這個項目繼續運轉。
聯繫農戶、設計logo、製作包裝袋，一切對於我都是全新的挑戰。以前我連千克和斤的換算都不知道，現在只要看一眼紫米，我就能判斷是老品種還是新品種。
麗姐從我的合作夥伴變成了創業夥伴，在工作之餘幫我介紹Z縣的各種資源。
3月31日，對早教項目的資金資助將正式結束，這篇文章發送前麗姐告訴我，聽說有村子在考慮向家長收費，也有村民老師因為家裡孩子太小決定退出志願團隊。
而我和麗姐，還將一南一北，扯平那條起跑線。
Lisa
青少年社會創新孵化項目主管，坐標北京
「24歲，第一次走出國門，在「詩人與思想家」的國度——德國和另一個自己相見恨晚。25歲，第一次來到南半球，在「人類發源地」肯亞被貧困刺得雙眼流淚。26歲，離開北京，第一次成為南漂，在「彩雲之南」做起了村姑。
好奇心是螺旋槳，機艙里裝滿關於人的故事。始發地北京，目的地未知。我坐在駕駛室里滿懷期待。
人生正在破繭而出。寫作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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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沒有屬於自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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