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不是西方才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

自由放任在英語中的發音是「lay-say-fair」。它的法語詞源要追溯到文藝復興時代。據說，這個詞的使用，最早出現在1680年，那時整個歐洲處在民族國家崛起的狀態。法國財政部長讓·巴蒂斯特·科爾伯特詢問一位名叫勒讓德的商人：國家可以做什麼來促進工業？

傳說中的答覆是：「放任不管」或「順其自然」。1751年，自由貿易支持者達讓遜侯爵勒內·德·瓦耶在《經濟日報》上報道了此事。這個口號最後用文森特·德·古里尼的話梳理成：「Laissez-faire et laissez-passer, le monde va de lui même！」一段不那麼嚴謹的譯文是：「放任自由，貨暢其流，世界自會運轉無礙。」

這個原則可概括為：世界不需要干涉，它會自我運籌。

▌一個樸實、美好的理想

所有這些譯文，不僅表達了自由貿易的觀念——這是18世紀歐洲政治的主要議題——而且表達出社會運作可能方式更廣闊而美好的前景。

這種觀念可以概括為「自由放任」一詞，或以前被稱作樸實自由主義中，今天被解釋為古典自由主義。這個觀念是：社會本身包含了安排和運籌自身發展道路的能力。因此，人們應該享有自由來管理自己的生活，隨心所欲地交際往來，與任何人和所有人互通有無，擁有和積累財產，除此以外，他們的生活不受國家擴張的干涉妨害。

在接下來幾個世紀，在社會科學的一切學科中，難以計數的偉大思想家和作家闡述了這個核心思想。以往與現在一樣，有兩大思想流派：那些相信社會秩序的一個或多個方面要由國家控制的，以及那些相信這樣的控制企圖對繁榮、正義、和平和文明生活建設的事業起到反作用的。

這兩種思維方式，與今天所說的「左派」、「右派」不同。左派傾向於認為，如果讓經濟領域放任自由，那麼世界就會崩潰；他們發展出沒有政府控制就有滅頂之災的若干理論。右派同樣確信，為避免世界陷入暴力、敵對、破壞文化的集團之手，國家控制是必要的。

自由放任觀念同時反對左右兩種觀點，贊成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所說構成社會秩序的「利益和諧」。這個觀念認為，歷史進程應該由藝術家、商人、慈善家、企業家和財產所有者來推動，而不是挾有國家權力的卡特爾暴徒。

在當今世界各地有數不勝數的思想家持有這個觀點。這是目前最令人興奮的智識運動，甚至在最出乎意料的地方，也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在我們的時代，自由放任觀念的發展，注入了「數碼能量」。分散式網路將這個觀念帶到一種全新層次：無人控制，但每個人都在控制，沒有中心點故障。

然而，這個觀念本身在世界史上並非罕事。

▌深刻根源

雖然自由放任主要與18世紀的英國思想關聯，但它作為一種社會觀念，在基督教的中世紀和早期的猶太思想中有深得多的根源。自由放任也不是一種西方才有的思想。自由放任的最深刻根源，實際上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諸子百家的思想提供了精闢總結。

這裡有一些非西方思想的例子：

老子（公元前6世紀）：「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天下禁忌越多，老百姓就越陷於貧窮……法令越是周密繁複，盜賊就越是不斷地增加。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所以聖人說，我不用侵擾滋事、日理萬機，人民就會自我化育、自我管理、自我富足。

莊子（公元前369-286年）：「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我寧可選擇在爛泥中快活，也不願受執掌朝政者的約束。一輩子不入朝做官，這才符合我自己的意願。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只聽說任天下安然自在地發展，沒有聽說要對天下進行治理。

鮑敬言（公元4世紀）：「士眾不聚， 則不相攻伐；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含食甫而熙，鼓腹而游。」——不征驀召集武士軍隊，也就不存在戰禍；不萌生利用武力取得優勢的惡念，也就沒有災難和混亂……百姓飽食終日，自由快樂，太平無憂。」

司馬遷（公元145-190年）：「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所以，人們依賴農民種出食物，林工伐出木材，工匠做成器皿，商人輸通財貨。這難道還需要官府發布政令，徵發百姓限期會集嗎？人們各憑才能行事，各自竭盡所能，以此來滿足自己的慾望。因此，物價低廉，商人就會把財貨銷售到可以貴賣的地方；物價昂貴，商人就會從價格低廉的地方運來銷售。人們各自從事本業，愛好工作，如同水向低處流，日日夜夜，永無休止。各行各業的人不待召喚自己趕來，物產不須徵求，他們自己就生產出來。這難道不是合乎自然規律的明證嗎？

文章開頭所說的這種思想的早期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思想家。它跨過中世紀，直到18至19世紀橫掃全世界，產生前所未有的繁榮、自由和全體和平。在18世紀和世界大部分地區（除英語世界以外），自由放任被稱為自由主義或古典自由主義，這是一種社會組織學說，可以用阿克頓勛爵的話來總結：自由是人類的最高政治目的。

▌20世紀的隕落

可以肯定，自由主義觀念在20世紀早期已經隕落。正如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在其著作《自由主義》（1929）中寫道：「當今世界不想再聽見自由主義。在英國以外，『自由主義』這個術語被公然排斥。在英國，肯定還有『自由主義者』，但大多數人都徒有其名。事實上，他們是相當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今天各個地方，政治權力都掌握在反自由主義的黨派手中。」

今天依然如此。對這種趨勢的反抗，通常被稱為「自由至上主義」，這個詞長期以來所聯繫的，是把人的自由擺在首位來關注。這是戰後一代人的新詞，作為自由主義的同義語。在當前的理解中，它指的是老自由觀念的嚴格化和激進化。它斷言財產權的不可侵犯性、和平在世界事務中的首要地位，以及自由結社和貿易在人類事務中的核心地位。

▌「自由放任」可以存在

這樣的社會，並非史無前例。穆瑞·羅斯巴德舉出殖民地時期美利堅的例子：沒有中央集權國家管理的社會實驗。這場實驗十分成功。還有中世紀歐洲，不以民族國家的力量為追求，展開了頭一次偉大的經濟革命。大衛·弗里德曼記載了中世紀冰島的競爭性法律秩序。其他作家甚至說，考慮到我們的生活如何日復一日地依靠私人機制和交往的生產力，我們從未真正脫離實際的無政府狀態。

米塞斯說，自由主義/自由至上主義/自由放任不是一個已經完成的學說。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我們的時代中，有如此之多需要探索的領域，有如此之多需要實現的運用。何況我們時代最令人興奮的書籍，是從有利於人類自由的角度所寫。國家在大踏步行進，但抵抗力量也在蓄勢待發。

察覺到國家在平等、偉大、安全和公平的旗幟下，得寸進尺般獲得更大的權力，讓人無法振奮。然而，觀念遠勝過世界上全部軍隊的認識，是令人欣慰的源泉。富有理性、邏輯清晰、勇於創新以及為正義和真理而不懈工作，最終會導致自由放任觀念的全面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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