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三千事: 歷史上的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是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內容豐富，影響深遠。關於古代「憂患」意識，已有不少學人作過研究，現在「憂患」意識是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內容豐富，影響深遠。關於古代「憂患」意識，已有不少學人作過研究，現在有條件對此進行歸納。同時在某些觀點上加以深化，例如關於「憂患」意識的歷史分析，就

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

道德情操的表述

我們打開先秦、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典籍，可以看到，當時「百家爭鳴」中的各個學派幾乎都有它們自己的憂、樂觀。例如孔子這樣表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學而》）不注重道德品質的提高，不切磋學問，不按道義的原則去行動，有了過錯不能及時改正——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現實狀況而產生的憂慮。

與「憂」相對的是「樂」。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經常看到並且宣揚別人的長處和優點，結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踏踏實實地培育自己的德行——這三種就是對人有益的快樂呀。

孔子的「憂」與「樂」主要指「君子」體現在學業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他誇讚自己的學生顏回：顏回身居陋巷，生活艱苦，在「人不堪其憂」的狀況下能夠「不改其樂」（《論語·雍也》），實在是賢明的君子！孔子說自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學而》）。這些論述發人深省，它們奠定了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論基礎。孔子為人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標準，而情感與道德的結合就稱之為高尚的情操。對於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視，正是歷史文化的顯著特點之一。

「憂患」——人生價值觀的核心

戰國中期，儒家思想發展到孟子的時候，「憂」與「樂」逐漸具有了理論形態，成為儒家人生哲學的主要內容。它超越了個人道德情操的範圍，帶有理論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所謂「憂患」意識便成為人生價值觀的簡潔表述。

孟子從歷史中舉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說明他們都是從憂患和痛苦中磨練出來的。比如，舜出身於農家，後來成為一國之君；膠鬲這個人遭遇戰亂，以販賣魚鹽為生，後來周文王提拔了他，為周朝做出了很大貢獻；孫叔敖隱居在海濱，楚莊王推舉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績。這些事例說明，對於人來說，如果沒有「憂患」的磨練，沒有失敗教訓的反思，要培養出剛強意志、奮發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孟子將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學的高度加以總結，寫出了自古以來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孟子·告子·下》），憂患足以使人生存發展，安樂足以使人沉淪死亡。這是多麼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孟子看來，僅僅懂得「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道理是不夠的。有大志的人應當在此人生哲學的指導下勇於實踐，勇於開拓，善於總結經驗教訓。為此，孟子說了一段很有教育意義的話，其大意是：一個人要挑起重擔，他的身體和思想都要經受長期的鍛煉，飢餓、睏乏經常襲來，思想矛盾經常發生，不如意的事經常遇到。這樣，只有這樣，才能堅定他的意志，提高他的能力，使他更加冷靜、成熟……（參看《孟子·告子·下》）

在孟子看來，人們在「憂患」中磨鍊，最重要的是，培育一種基於高尚理想和志向的精神。他稱之為「浩然之氣」或「正氣」。這不是天生的，要靠後天的培育。「正氣」的長期積累，才能使人實現自身的價值，並逐漸達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可以看出，孟子關於人生價值觀的論述，以「憂患」意識作為起跑點，而「大丈夫」則是力爭達到的目標，由此構成了嚴密的人生哲學體系，在歷史上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憂患意識與古代哲學辯證觀

「憂患」意識作為優秀的文化思想遺產，並不是哪一位先哲從他的頭腦中猜想出來的，而是深深地根植於民族文化的土壤，其中便含有哲學理論思維的重要內容。

古代哲學辯證觀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戰國時期許多學派在此領域內都有獨特的貢獻。例如，道家學派的創始者老子，在《老子》一書中關於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各方面的論述。他的重要哲學命題是：「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第40章）。「反」即向相反的方面變化。當事物發展到頂點，它不可避免地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而轉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後，還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轉化，以便回到原初的狀態。因此，老子所說的「反」含有對立轉化和返本復初的兩種含義。老子認為「反」才是事物變化的總規律，人們幾乎是無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極必反」成為古代人們熟知的名言。

還要提出，古代傑出的兵書《孫子兵法》，其價值並不限於軍事，它實際上也是一部講哲學辯證觀的著作。在《孫子兵法》看來，人在「物極必反」的規律面前，並不是無能為力的。在軍事鬥爭領域，人們——優秀的軍事指揮家們可以認識並利用事物的辯證規律，制定符合實際所說的戰略戰術，從而指揮並取得戰爭的勝利，由此顯示出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

古代儒家學派稱辯證觀為「有對」之學，「萬物莫不有對」。《易傳》一書系統地從自然到社會論述了「有對」之學的許多方面。例如強調「變革」的重要性，即人們順應事物的變化趨勢，自覺地進行變革。《易傳》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革命」一詞即出自這裡，認為商湯滅夏、武王滅商，這些都是順應歷史潮流的革命。還有一點，《易傳》提醒人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當政者應當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無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頭腦的清醒，謙虛謹慎，扎紮實實地做事，這樣才能長治久安。

很明顯，歷史文化的「憂患」意識，是古代樸素辯證觀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的表現。換言之，古代的「安危」觀念實際是「憂患」意識的另一種表述，其意義是相通的，受到憂國憂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們的重視。有了辯證觀，才有「憂患」意識；歷史上「憂患」意識影響之深遠，由於它不是個人一時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臨時措施，而是根植於辯證觀的政治哲學，由此才有了強大的生命力。

憂國、憂天下的社會責任感

秦統一六國，建立了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從這個時候起，「憂患」意識逐漸成為古代愛國主義的重要內容，就是說，人們的「憂患」總是與國家的興衰治亂聯繫在一起。西漢時期，從更大範圍而立論的「國格」觀念應運而生。人們將「國格」作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業、學問的標準。例如史學家司馬遷將「國」擺在首位，稱讚「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的觀點。

西漢初期的賈誼是一個思想敏銳、敢講真話、有強烈責任感的政論家。他心繫國運，給漢文帝上書，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時當西漢立國20多年，政權日趨穩定，經濟有所恢複發展。然而，賈誼卻根據他自己的觀察和研究，在上書中憂心忡忡地指出，「進言者皆謂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認為當時的「事勢」不容樂觀，有「可為痛哭」、「可為流涕」、「可為長太息」之處並不少。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像賈誼這種警世危言正是責任感的表現，並不是無病呻吟，也不是悲觀絕望。

到了宋代，「憂患」直指「天下」。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學者范仲淹在所寫名文《岳陽樓記》中，將此前的「憂患」意識提到了一個新高度。岳陽樓初建於唐代，宋仁宗時重修。范仲淹應友人之邀，曾訪問岳州（今湖南嶽陽市）岳陽樓。這篇名文首敘登樓俯視洞庭湖的景觀，接著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覽物之情，得無異乎？」意思是說，人們欣賞景物的感觸，會不會因環境的變遷而改變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裡登樓觀景，使人產生「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際登樓，又會使人「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於是就有了這樣的結尾：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矣。……」

一個人怎樣才能不因環境變遷而改變自己的志向？不因個人得失而轉移自己的感情？這必須要有堅定的信念。這個信念可以這樣表述：在朝廷做官，要心繫黎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對國家的憂患情懷。當天下人都有了快樂幸福，這個時候才有個人的歡樂愉快。這是多麼寬廣的胸懷，多麼崇高的感情！宋代文學家歐陽修為范仲俺寫的碑銘中，稱讚范氏少年時就有大志，不論他身處何種環境，也不論別人對他如何評論，都不能動搖他的志向。他始終心懷天下，以「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自勉自勵。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境界才是古代「憂患」意識的真諦所在。

憂患意識與改革要求

封建社會末期有些有遠見的思想家們在抒發其「憂患」情懷時，視野更加開闊，並提出了社會改革的迫切要求。

例如，歷經明末清初巨變的思想家黃宗羲，於清康熙二年（1667年）寫出了劃時代的著作《明夷待訪錄》，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深刻剖析。他假託三代（夏、商、周）為黃金時代，說這時「以天下為主，君為客」。三代以下情況大變，「以君為主，天下為客」。由於主客顛倒，君主視天下為己物，獨佔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黃宗羲指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訪錄·原君》）。他提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同上《原臣》他將個人的憂樂歸結為眾人的憂樂。他又說，臣之出仕，「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同上）。「天下」這是具有深刻內涵的名詞，與一家一姓的統治是不同的。黃宗羲的摯友顧炎武同樣強調「保天下」，他說：「……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日知錄》卷13「正始」條）。顧炎武於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給黃宗羲的信中說：「……大著《明夷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師之。」（《亭林佚文輯存》）「憂患」意識促使他們將希望寄託於未來。

如果說時當17世紀的明末清初是「天崩地解」的時代（黃宗羲語），19世紀的「外患頻仍」，那麼其間還有18世紀；這個時候是世界資本主義在西方迅速發展的百年，也是清朝統治相對穩定的時期。其時，思想文化悄然地發生著變化。一方面，具有開拓精神的學人們對以往的人文學術進行總結（當時只能在這個範圍內探索），另一方面他們試著為學術的發展踩出一條新路。他們一般不直接抒發「憂患」意識，只是全神貫注地在學術領域內爬梳。到19世紀中葉，這種情況有了很大變化。由於外國侵略的猖獗，具有良知的人們關注國家興衰存亡的「憂患」意識又重新成為歷史的強音。生活於19世紀前半葉的思想家龔自珍，他的詩文洋溢著濃重的「憂患」氣息，他的名句「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成為對於新時代的憧憬和召喚。

20世紀初，古代憂患意識成為民主革命先驅者反對外國侵略和期望改變國體的一種思想資料。先驅者們的憂國憂民情懷，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和古代「憂患」意識一脈相承，同時也增加了時代需要的新內容。

由此可以看出，憂患意識之所以成為思想文化的優秀遺產，它並不是悲觀主義和厭世主義，而是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積極有為的；有時甚至帶有警世危言的形式，不同於一般世俗的看法，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這種憂患意識提醒人們：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應當保持頭腦的清醒，居安思危，不驕不躁，使正義的事業立於不敗之地。從這個主流來看，歷史上的憂患意識（或稱之為警世危言）仍然值得人們借鑒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