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國的逆襲——美國為何成為創新帝國？

美國最初的工業化也是建立在「山寨」的基礎之上——這原本也是所有后發工業國的必經之路。在十八九世紀，美國基本上把歐洲的各種技術山寨遍了，以至於當時的歐洲人大罵美國人是「小偷」「騙子」；再後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人和歐洲人一起這樣罵日本人；再再後來，美國人、歐洲人和日本人又一起這樣罵人……假如未來還會有新興工業國產生的話，沒準網友們也會加入新的罵戰。

一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到了經濟發展的瓶頸期，必須靠新技術來破局時，美國才真正開始琢磨「創新」的問題——創新不是引導出來的，而只能是逼出來的。

除了外部壓力，美國自身在經過了一百多年的積累之後，也具備了創新的內部條件：

條件一：錢。

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對於技術研發而言尤其如此。任何新的發明，都不可能在最初就確定它一定靠譜。在某種程度上說，創新就是在試錯，就是一種高風險的投資。投入大筆資金去搞實驗，最終十個項目裡頭也許只能成一個——但是只要成一個，那也意味著高額的回報。

百餘年來，歐洲大大小小的戰爭就沒有斷絕過，特別是20世紀前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更是打得流血漂櫓。出於規避風險的考慮，大量歐洲資本被轉移到了美國，而當時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紅利已經消耗殆盡，除了面向技術創新的風險投資之外，歐洲資本在當時也找不到更合適的投資渠道——還是要靠逼出來。

條件二：一定數量的中產階級。

富人可以憑藉手裡的財富來錢生錢，因此很難有動力做創新；底層平民要忙著討生活，也不太可能去琢磨別的東西。唯獨中產階級生存壓力相對較小，有錢有閑有文化，同時又有進一步增加財富、提高社會地位的慾望，因此這個群體就成了創新的主要土壤。換句話說，如果一個經濟體過分依賴虛擬經濟或是房地產，導致中產階級被過分削弱，或是國家研發機構的科研人員待遇水平太低，對於一國的實體經濟而言，都絕不是一件好事。

當技術研發從少數人偶然的「靈光一現」變成一項大規模的系統工程之後，創新的權重就會變得越來越重。而美國中產階級的壯大，除擴大了國內消費市場外（打個比方，一個中產家庭至少可以買一輛中檔轎車，而財富是他們一百倍的富豪卻不太可能一下子買一百輛豪車。顯然，龐大的中產階級會提供更大的消費市場），也為美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生力軍。

條件三：法律保障。

放在技術領域來說，最主要的就是知識產權保護。這一點的重要性想必無須多言。前面說過，創新本質上是一種高風險投資，因此必然有數額不小的成本分攤到後續的產品當中，這就意味著原創產品在面對「山寨貨」時，價格永遠都不會佔優勢，如果不以法律的形式加以限制，則技術開發者和投資者的利益就無法得到保障。久而久之，自然沒有誰還會傻呵呵地搞創新。

「山寨」是后發國家繞不開的階段，但一個國家如果總不能建立尊重知識產權的意識，總以「山寨」、「白菜化」為榮，那麼最終必然會損害到自身的發展潛力——資本是不會內外有別的，如果沒有法規限制，不光是外國廠商，本國廠商的知識產權人家照樣不會尊重。

在很長一段時期，由美國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產生的專利權，一直由政府擁有。複雜的審批程序導致政府資助項目的專利技術很少向私人部門轉移。截至1980年，聯邦政府持有近2.8萬項專利，但只有不到5%的專利技術被轉移到工業界進行商業化。1980年美國通過了《拜杜法案》，規定受政府資助的小企業和民間機構可以保留專利所有權，同時有義務及時公開研究成果，並優先用於美國產業發展。此外，中小企業可以像買房子那樣，以按揭的方式來購買專利——首付50萬美元，剩餘部分在產品賣出去以後以分成的方式來支付，這樣就使得中小企業有膽子參與到創新中來。

當然，美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也並非無懈可擊，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萊特兄弟：20世紀初，萊特兄弟製造了世界上第一架成功飛起來的飛機，但當時研究空氣動力學飛行器的絕不止這哥倆，世界各地好多人都在搞，只不過萊特兄弟搶在別人前面做成功了，這其中其實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在搞出第一架飛機之後，他們沒有繼續改進飛機，而是忙著打官司去了，那時美國的專利權法規定過於寬泛，於是這哥倆利用法律上這個漏洞四處打官司，只要有人搞出其他會飛的東西，就會面臨侵權官司，一旦輸了就要支付高額的賠償。萊特兄弟造出了第一架真正意義上的飛機，但也正是由於他們的攪局，導致美國的航空工業一度反倒落後於歐洲。當然，這也促成了後來美國對專利權法的一系列修改和細化。

目前已具備一定的資本儲備，中產階級同時穩步增長，法律制度也逐步健全，創新、高新技術已展露頭角。企業家在經歷80年代初期個體戶機遇、2000年初的互聯網大潮與房產投資暴富后，再次迎來了新一輪技術創新升級的紅利。在這個機遇上，邁科技幫助企業利用領先技術實現降本增效、轉型發展，提供一站式科技服務。

製造到智造，實質是每一個企業的「智」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