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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語境下的「旅行」:移民潮背後的帝國秩序

全球化語境下的「旅行」:移民潮背後的帝國秩序

大航海時代伊始,歐洲殖民者對歐洲之外的「荒蠻土地」的物質掠奪、知識與權力的建構,已經廣泛為人們所討論,而與其相伴而生的旅行書寫,在其中扮演著怎樣的作用?而時至今日,在種種「地球是平的」的全球化表述之中,曾經的帝國意識形態是否還起作用?《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一書深入地探究了18世紀中葉以來,旅行書寫在歐洲殖民主義擴張進程中的作用,以大量南美洲、非洲的案例,具體闡釋了旅行書寫如何為歐洲讀者生產出一個「歐洲以外的世界」。澎湃新聞經譯林出版社授權,節選了本書的最後一章,考察全球化的今天,旅行敘事的老傳統如何得到回收利用,以描寫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移民和置換的當代經驗,從而創造關於全球化的主題。小標為編者所加。

20世紀80和90年代,帝國的一個新階段在世界各地展開。蘇聯集團瓦解帶來一種新的地緣政治秩序,而通信革命則改變每一種可能性的地圖。大規模變遷和加速的人類流動性模式,是這種秩序關鍵的新元素之一;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從窮國向較富有國家、從農村向城市的大規模勞動力遷移,以及大眾旅遊。在21世紀開始的今天,旅遊業是世界上僅次於毒品交易的最大產業。此外,勞動力遷移導致定居者從歐洲向外殖民擴張的逆轉。今天,在歐洲和北美每一座城市,都有流散社群存在,它們來自全球多個地方,通常是這個國家的前殖民地。幾乎一半的蘇利南公民居住在荷蘭。20世紀90年代末,西班牙面臨急劇的人口衰落,將其先前與南美的關係顛倒了過來。西班牙政府開始邀請阿根廷人來居住在鄉村,完全改變了阿根廷19世紀邀請歐洲定居者的狀況。西班牙重啟這一策略,與其原初的種族和種族主義動機是一樣的。19世紀最初十年末期,阿根廷試圖消除土著人和黑人在人口中的存在;一個世紀后,西班牙試圖阻止來自非洲的移民。

根據當年的人口普查,2000年居住在美國的十個人中,有一個出生在另一個國家;另外百分之十的人中,父母有一方在另一個國家出生。在加利福尼亞,入學的半數孩子說的語言不是英語。百分之十五的蓋亞那人口居住在紐約市。這種人口變遷影響到移民來源地和抵達地的社會、制度、物質生活的方方面面。雖然旅行者仍然旅行,而且旅行書依然有人寫、有人讀,但是過去三十年間的戲劇性變遷和增速要求我們學會通過流動性思考。「全球化」這個詞之出現,旨在為20世紀末全球關係的劃時代變化命名。不過其最引人注目的標誌,也許是一個關於進步的敘事之死亡,而這一敘事卻為世界各地非常不同狀況下的人們分享。現代性的宏大敘事,根據其目的論的設計,包括全人類在內,但它正慢慢失去對移民和行動的控制。到2007年的今天,有關世界上所有地方都將在某個時刻平等「發達」的觀念,已經被徹底拋棄,但是我們要記得,不久之前,這還是一個全球共享的期望。我希望證明,本書考察的旅行書寫的語詞和慣例依然與我們同在,就像它們所編碼的帝國關係一樣,常常以變異的形式存在。在這個迅速變革的當下,那些慣例繼續產生意義、定位主體,並對世界施魔、祛魅、再施魔。

全球新秩序的旅行故事:從殖民地到宗主國的遷移

對許多人來說,新全球秩序的帝國特徵,暫時被一種有關自由貿易、人員流動、開放市場、全球同合的合法化語言所遮蔽。不過,人們從前殖民地國家向前殖民者城市的反向流散,主要是由多國資本主義的最新方案引起的,這個方案就是,通過國內外債務和低工資實現利潤的最大化。隨著人員流動,巨額財富以債務清算、庇護款、瘋狂誇大的利潤形式不斷從窮國流向富國。富國聯盟通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啟動新一波的掠奪,以公司利潤的名義將極端嚴厲的社會經濟條件強加給弱國的全體居民。國家被迫放棄其監護和再分配功能,不得不為商業階層服務,滿足多國投資者的利益。流動勞工收回部分被掠奪的財富,將其重新分配回到其源頭。今天許多國家和經濟體,包括中美洲、墨西哥、加勒比地區、菲律賓、印度,依賴這筆沿著家庭路線寄回的錢維持穩定。

對於這些反向流散者來說,宗主國是一個利己主義和好惡相剋的主人。本書自始至終一直在思考,在早先幾個世紀里,人們如何通過故事向自己描述不斷變化的全球秩序,並用故事創造出想象他們所經歷變遷的方式。現在情況依然如此。作為研究旅行文學的學者,我在20世紀90年代不由得發現,我讀到的日報正在復活我在第五章謂之的生存文學。我用那個術語指稱三百年前從遙遠的海岸傳回歐洲的有關苦難和生存、怪物和奇迹的聳人聽聞的故事。接近20世紀90年代末,這種文類以一種新的偽裝重現,這一次是在宗主國自己的邊界。各種報紙開始刊登海難故事,例如九百名庫爾德人在1999年春天不是在火地島而是在法國南部海岸擱淺那樣的故事。2007年初,在本版付印之時,這些事情依然每天都發生。在我寫下這些話的早晨,我的報紙報道稱,一艘載有五十人,從突尼西亞前往西西里的橡皮艇失事。倖存者說,十九人身亡,他們的屍體被扔進大海。偷渡者的故事也回來了,不過今天這些故事講述的,不是歐洲男孩藏在甲板下前往金銀島,而是東歐家庭緊抱在英法之間隧道里的火車下面,以及非洲男孩被發現在降落歐洲機場的飛機輪子蓋里凍死。1998年,偷渡者的故事在美國以一種聳人聽聞的形式重現在埃利安 · 岡薩雷斯(Elián González)的戲劇中,這是一位被衝到佛羅里達海岸的五歲古巴孩子。在電視上播出數周后,這個例子在古巴裔美國人當中鬧得滿城風雨。它充滿當代政治以及古老的詩學:有些佛羅里達人說,這孩子是嬰兒耶穌轉世並且被海豚所救。

《 等候並觀望》(2005)。一名邊境警衛隊特工在南亞利桑那的沙漠中監視被扣留的移民。 攝影,奧蘭多 · 拉臘

有關死亡和拯救的故事大量流通,它們不是從撒哈拉而是從亞利桑那沙漠傳出的,就像2000年夏天的那個故事,當時一位年輕的薩爾瓦多母親試圖跨越邊界進入美國,從她死去的懷抱中人們解救出一個嬰兒。救助者是邊境警衛隊,在較老的撒哈拉故事中,這個角色是由路過的貝都因人扮演的。當然,這種對照具有反諷意義。1999年,令人窒息的奴隸船噩夢在來自舊金山港的一則生動報道中重演。十八名勞工因在一艘貨輪深處一個集裝箱中受盡折磨而發瘋,而他們的七個同伴已經在那裡死去。幾個月後,四十三名人在一輛將他們從荷蘭偷渡過來的卡車後面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這一故事令英國舉國震驚。那之後數周,在里奧格蘭德河岸,一大堆人看著兩個試圖越界進入美國的人溺水而死。這一事件在電視上進行直播。2001年初,白人對黑人動用私刑的情況死灰復燃,不是在美國,而是在西班牙南部海岸。囚禁敘事在洛杉磯、迪拜、米蘭、曼谷這樣的地方重生,表現為與家政服務、血汗工廠、妓院中的賣身契、強制監禁有關的故事。當奴隸制本身被發現在西非捲土重來時,倫敦《每日電訊報》的記者視之為一個「來自19世紀的景觀」。他報道說,在阿比讓,姑娘們的價格是五個英鎊。與此同時,歐洲發現自己有著成千上萬被奴役的女性性奴,她們中許多是俄羅斯人和東歐人。彷彿是一直在附近等待似的,廢奴主義自動撣去灰塵重新出現,它由倫敦反奴隸制學會領導,該學會創建於1787年,現在叫反奴隸制國際。生活在1980年的任何人都想象不到,在新千禧年之交,這竟然是我們還會牽腸掛肚的事情。

17和18世紀,上演新全球秩序的故事來自遙遠的海岸。在20世紀90年代鞏固自己的新自由主義秩序中,故事發生在宗主國自己的邊界,有時正好就在其居民的眼前。如同過去有關死亡和生存的文學一樣,每天在世界報紙出現的戲劇所起的作用,是上演新的行星秩序,一種新近突變的帝國秩序,以及創造其主體、其等級制度、其關係。這些不同之處具有啟發性。在17和18世紀,是倖存者講述海難、囚禁故事偷渡故事等等,他們是按照天意(一個關鍵詞)活下來講故事者。根據定義,這種故事總有一個幸福的結局,確認一種新型宗主國全球性,並往往是帝國的主體之可行性。這些主體是他們自己故事的主人公,他們的名字出現在標題中。今天對這種檔案的回收利用,主要講述死去的無名者;敘述是第三人稱。受不同慾望驅使,當代的變體表演的不是離去和歸來,而是拒絕和驅逐的戲劇。旅行的勞動者死在走向新生活的途中,倖存者被送回他們來的地方。也有成功故事——許多移民的確取得成功。可是死亡戲劇才是在宗主國的公眾想象中有吸引力和產生共鳴的東西。

這到底是怎麼啦?在我看來,關於死亡和絕望的戲劇,並不只是反移民偏執狂的一種表達。它們提供一種可供選擇的記錄,一種現狀核實法,針對的是歡欣鼓舞的超級利潤決算和史詩般的併購交易,這些東西佔據著商業版面並使那些乘商務艙者痴迷。宗主國在這些敘事中將自己預設成一個要塞,靠暴力的排除得以維持,並遭到絕望者的攻擊,而這些人不該比要塞內的那些人得到的更少,只不過他們沒那麼幸運而已。它是否在向自己展示其愈益加劇的合法性危機?抑或其作用只是提醒在裡面的那些人,他們何等幸運並受到怎樣的威脅?

儘管存在有關死亡的故事,事實是前殖民地的流散者已經在宗主國落戶,採取的方式與殖民主義定居者毫無可比性。今天幾乎每一個美國城鎮都有一個墨西哥人或中美洲人聚居地。遍布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村落,在美國都有成熟的衛星社群,人員、商品、金錢在那裡不停地來回。飛地由此誕生。在佛羅里達有講佐齊爾族語的公寓群,在紐約有講納瓦特爾語的建築群,都是根據土著人的社會關係重組的。來自瓦哈卡的米斯泰克人擁有一個跨國的網路,從埃斯孔迪多港到安克雷奇。如同啟蒙時期的旅行者滿載珍品和標本回家一樣,當代全球勞動力從另外一個方向歸來,帶著將會賣掉以支付旅費的成箱衣服、汽車零部件、盒裝器具、超大捆綁的貨物。正如來自印度的建築音符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迴響一樣,今天的墨西哥城鎮和村莊遍布著兩層的房子,其建築便是錢來自國外的證明。19世紀,英國人的次子們前往印度或加勒比地區去發財;今天來自普埃布拉、聖薩爾瓦多或昆卡的年輕人,被派往洛杉磯、芝加哥或鹽湖城,掙取購置土地、創業、支付教育或醫療護理費的現金。最近人們專門為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薩波潘聖母像在加利福尼亞的信徒建造了一個新版聖母像。這個新的化身,被恰當地稱作「旅行者」。

《 聖母像章》( 2005)。一塊畫有瓜達盧普聖母的像章,被穿越南亞利桑那的托赫諾 · 奧烏德海姆國移民落下纏在樹枝上。攝影,奧蘭多 · 拉臘

「流動」所掩蓋的事實:全球財富分配的垂直性

我們常被要求將這種運動想象為「流動」(flow),這個隱喻暗示一個藉助重力將會自動到達水平平衡的自然過程。流動是全球化首選的隱喻。流動的水平意象,使得市場表現為完美的平均主義者。像重力一樣,無論它產生什麼效果,都是根據定義假定要產生的效果。不容對它們有任何懷疑。可是旅行故事卻揭露流動隱喻之違反常理。窒息而死的工人並沒有在卡車後面流動;格蘭德河也許一直在流動,但河裡溺亡的年輕人沒有流動。金錢沒有流動。它是被郵寄的,而且寄錢的需要,常常將移居的工人局限在國外名副其實的束縛之中。「流動」掩蓋這個事實:新自由資本主義的世界是由人們做出的具有倫理維度的決定運作的。這些決定構建一個在隱喻意義上蔑視重力的世界。它的力量不是水平的,而是垂直的。這些力量將財富抽進越來越少的人手中,同時經濟貧困和背井離鄉卻在蔓延。頂層和底層都在我們眼前消退。

正如我提及的某些例子暗示的那樣,人類世界的這些大規模重新配置,產生新型的公民身份和歸屬感。移居者用一種往往總是「遠離」(awayness)的形式,使用他們的公民身份。家鄉的社群根據其僑居國外移民的來往,對慣常生活進行重新配置。衛星社群現象往往既在字面意義上,又在存在意義上暗示雙重公民身份,就是讓自我變成兩個,在一個地方與另一個地方、一種語言與另一種語言中擁有平行的身份。這可以既是一種碎片化的經歷,又是一種給予權力的經歷。它經常,儘管不是總是,發生在匱乏、不安全、受限選擇的條件之下。市場的數學並不區分在出生地掙錢維持的生活與作為移民在外掙錢維持的生活,認識到這一點令人震驚。換言之,流動勞動強加給個人、家庭、社群的無法估算的費用,代際和夫妻關係的中斷,導師、管理者、教師的缺席對兒童造成的損失並沒有考慮在內—所有這些都被統計數字所掩蓋,但是會令任何訪問社會結構支離破碎的農村社群的人不知所措。

各種新的流動性正在破壞一種最想當然的人類社會生活規範的壟斷地位,也就是逗留的規範性。當薩波潘聖母像生成其旅行的新複製品「旅行者」時,原作則獲得一個新的名字,「逗留者」。在那之前,逗留的狀態並不需要命名。儘管只有大約百分之四的世界人口被認為在任何特定的時間處於移民流之中,但是流動性(「別處和遠離」)與非流動性(「家和此地」)相對應的規範性背景,不再是世界地緣社會安排的基礎,也不是公民身份和歸屬感的唯一標準。我們將會需要新的地理學家,圖繪被技術、好奇心、必然性、帝國的巨大動員力再次重新配置的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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