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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李楊導演是在籌備新片十分忙碌之時抽空接受了我的採訪。與這份忙碌不相稱的是他的低產：
從2001到2017，16年間，他一共只拍過3個電影，且最新一部《盲道》何時上映仍然無解。
年僅16歲的王寶強出演了李楊處女作《盲井》，這也是王寶強出演的首部電影
為數不多的作品里，李楊的鏡頭始終對準了社會底層人民的生存現狀，小利糾葛，人命輕賤，他以紀實手法展現深山老林里的粗糲景象。
李楊為自己的電影命名為「盲」系列。而對於盲系列，他只說：不要因為它是小眾的而忽視了它的力量，與其談論再多的苦難，不如我的談論影片。
《盲道》於2014年年底開拍，15年6月送審，直到16年快7月份，公映許可證才拿到手。中間一年，反覆是修改。
這一回，李楊看到了大城市裡的流浪者群體，他還親自出演了男主——一名因女兒死亡而自甘墮落的、靠著假扮盲人乞討維生的歌手——因為他沒錢請那些演技稍微好點的演員了。
屏幕里那個身影有點像衣衫襤褸的乞丐，也有點像不可一世的大藝術家，旁邊總跟著一個盲人小姑娘，兩人相依為命，彼此救贖。我說《盲道》比起之前兩部可是溫情了不少，李楊笑著調侃說：「不溫情也過不了（審）啊。」
《盲道》延續了盲系列的前期調查風格，儘管這次，李楊走上街頭，跟盲人歌手、街頭流浪的小孩都深聊過，可請他講故事，卻只得了一句「沒什麼特別的好講」的回復，「因為深入調查就是這樣，見到什麼都會感覺不過是常態罷了，這次就跟前兩次差不多。」
「跟前兩次差不多」，導演好像默默就誇了自己一次。
▍關於前兩次
李楊44歲時，處女作《盲井》問世，它講了兩位民工誘騙打工者下井、將其殺害，製造事故假象從而向礦主索賠的故事。
此片一舉拿下當年柏林國際電影節藝術貢獻銀熊獎，卻因未按官方程序申報而在國內遭到禁播。
為了拍好《盲井》，完全不了解煤礦的李楊從北京站出發，坐慢車，從河北到內蒙古再到寧夏，接著回到陝西，又轉道河南，每到一站就下車去小煤窯探訪。
危險幾次降臨。
一次拍攝間隙，工作人員累得不行了，躺在地下休息，李楊說不能在這坐，就把他們往一邊趕。結果剛扯開步子，離那個地方不到兩米，就有磨盤那麼大的一塊煤塌下來了，「砰」地一聲，大家都驚了。李楊也嚇了一跳，但身為導演，只能故作鎮定繼續拍，「結果第二天早上就跑了20多個人，就錢都不要就走了」。
他還在某次搜集素材時被誤以為是暗訪記者，被一群帶著兇器的人圍了很長時間，李楊說，那是2001年，他們不敢打記者，但是把記者殺了還是有可能的，「就在那悄悄地把你滅掉，誰也查不出來」。最後是朋友托關係才把他弄出來的。
李楊第二部電影的主角是一名被拐婦女。2015年「被拐女成鄉村教師感動」熱議時，這部片子被反覆拉出來講。
《盲山》里，年輕的女大學生白雪梅跟著兩個「藥材商人」去深山裡「收購草藥」，次日在一農戶家醒來，身上錢和證件全沒了，才知道自己上了當。這家人花7000塊買了她做兒媳，這7000塊，40多歲的光棍攢了十幾年，錢拿不回來，便也絕不能讓她跑了。
為了寫這個劇本，李楊用了兩個多月時間，跑到四川金堂、中江等拐賣多發地做了大量調查。
《盲山》里大部分群演是當地村民，他們覺得買賣女人很正常，大家甚至沒覺得這是配合表演，也不認為這是什麼醜事。
電影里陪著白雪梅聊天的婦女，現實中就是被拐來的，她抱著自己的孩子出演，「她的婆婆也是群眾演員，當然我知道婆婆是看著她，怕外人給她洗腦。」
李楊也跟人販子対談。他採訪過一個已經蓋房娶妻、洗手不幹的人販子，直到他跟對方保證自己絕非記者，只想要編劇本的素材，保證談話內容到此為止，絕不告發，人販子才願意跟他交談，說他們也是為了生存、也會內疚，但又會覺得自己「既玩了女人又掙了錢」。
與儘可能多的人對話是為了能盡量客觀地展現故事。為此，李楊必須逼著受害者、施暴者再一次撕開傷口，他認為這個殘忍的過程是必須的。
「你必須得知道每個人是怎麼想的」，每個人都有善惡，每個人都很分裂，「這種時候你分不出什麼理性感性的，因為這時是混沌的，我帶著感情去寫，每個人物都傾注了我的愛和恨。」
李楊說：「我只是藝術創作，又不是檄文或批判文章，我從來沒有批判，只是想象了一個真實的環境，讓一些人生活。」
「我只是展現已有的」，他又強調了一次。
▍論導演的歸屬感
李楊對「人」的懷疑、認可和關注都源於時代。
1987年，為了求愛、求學，28歲的李楊斷然決定從北京廣播學院退學，自費赴西德留學。可他剛一進德國就「傻了眼」，德中體系的巨大差異，幾乎推翻了李楊的全部認知。
攝影丨李英武
李楊其人
李楊出生在西安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李詩熔出身名門，以國家話劇團演員身份下鄉支援陝西，母親則是童星，是參加過抗戰的文藝兵。
高級知識分子的父親和革命出身的母親，為李楊提供了優渥的成長環境，自小他便打領帶、穿西服，上城裡最好的保育院。
李楊國小一年級時，文化大革命席捲西安。父親因酒後失言被朋友出賣，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於1972年去世。母親雖因革命背景倖免於批鬥，卻因不願和父親離婚而被降級降職降薪。
年幼的李楊被迅速捲入漩渦，變成了同學們口中的「狗崽子」，怕給父母惹事，李楊受到欺負也不再反抗，轉而為了「能當上紅小兵拼盡全力」，他堅持每天最早到學校，搶著掃地擦黑板，學雷鋒做好事，試圖證明自己是「能夠被教育好的子女」，沒有質疑運動的邏輯，一點點成長起來。
就這樣，習慣了國內「連起名字都要管」的生活，28歲的李楊在異鄉，用14年重學起「自由」，才慢慢重建了價值體系和自我認同。德國文化淡淡的疏離感和極強的思辨性，賦予了他那種不動聲色的冷靜。
青年李楊，圖片源自網路
推翻柏林牆時，李楊也在場。
1989年11月9日下午6點57分，東德政府宣布即時開啟邊境。接下來幾周，數以萬計的西德人湧進邊境線，要親手鑿穿柏林牆。
李楊得知消息的第二天便去了現場，他將所有的憤怒傾注在榔頭尖，向牆體奮力揮去。
我知道柏林牆上的兩塊磚粒，一直隨著李楊從德國回到，就問他：你的榔頭，到底是揮向德國，還是揮向印象里那個保守的。
李楊答：「我會下意識會想到，因為那是我的國家，但我沒有情緒，那樣的感情太狹隘了，這種互相限制其實是全人類的一種惡。」隨後又反問我，「人為什麼要把自己圈起來？人不應該是自由的嗎？」
李楊砸下的柏林牆磚粒
▍也要聊聊未來
李楊電影里的「冷」不只源自情節，當劇情走完、全貌必現時，你會反應過來，這滿滿的惡意，是來自時代的恐懼。
但他依舊樂觀：「我離開的時候，『人道主義』、甚至『民主』這樣的概念都會被當成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東西，但今天我們都可以在主流媒體上理直氣壯地談論它們。社會進步的潮流是不可逆轉的。」
李楊向我念起狄更斯《雙城記》的經典一句：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他認為社會的不斷進步，就是要最快地把問題暴露在陽光下，而電影是促成這件事的手法之一。
李楊也並不拒絕商業，他認為所有的電影都是商業片，最多有大眾小眾之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位行事低調的「紀實大師」，其實也是《智取威虎山》與《山楂樹之戀》的編劇。
李楊明確表示，「盲」系列之後，他的第四部電影，將會是一部大製作。
至於「盲」系列，他說，「已經得到了想要的東西」。李楊最在乎的從來都是「說出來了」，「而且不止說了，我還公開發表了，甚至引起共鳴了，到這兒，目的就達到了。」
不談未來，至少要感謝李楊這樣的一批導演，還願意描述在不可能絕跡的黑漆漆的現實。他們都是我輩認識世界的引路人。
文/ 韓哈哈
編輯/ 韓哈哈
人物攝影/ 李英武
部分資料源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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