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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該被忘記的吳興華

陳子善

吳興華(1921—1966),浙江杭州人,現代詩人、學者、翻譯家。燕京大學西語系畢業,后留校任教,1952年任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教研室主任。精於多門歐洲語言,在新詩寫作方面成就極高,外文譯作備受稱道。被認為如天假以年,會是一個錢鍾書式的人物。近日,廣西師大出版社五卷本《吳興華全集》出版,除詩文外,還收錄論文、書信、譯作,為研究吳興華打開了一個更大更深廣的文本空間。

吳興華文學身份多種多樣,說他是詩人、評論家、翻譯家、學者、英美文學教育家,等等,都對,都不錯。若從現代文學史角度考察,他是有自己鮮明風格的新詩人,才最為重要。但他又是寫了許多新詩卻在生前沒有出過一本新詩集的詩人,這在現代文學史上頗為少見。對與他一起在1940年代詩壇崛起的穆旦,吳興華在1947年12月26日給宋淇的信中就明確表示:穆旦「從許多角度看起來,可以說是最有希望的新詩人」。穆旦生前畢竟已出過《探險隊》《穆旦詩集》《旗》三本新詩集,而吳興華卻一本也沒有。1949年以後的30多年時間,這位新詩人幾乎被遺忘了。只在1957年曇花一現,在《人民文學》8月號上發表了《詠古事二首》。時光流轉,一直要到消失37年之後,《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6年第2期推出「吳興華專輯」,他的名字和詩作才開始進入新詩研究者的視野。這種情形與張愛玲重新「出土」,庶幾類似。1988年12月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吳奔星先生主編的《新詩大辭典》,吳興華以一首《西迦》入選。1998年12月廣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錢理群先生主編的《淪陷區文學大系·詩歌卷》,吳興華入選18題20首之多,成為入選作品最多的淪陷區新詩人,可見研究者已越來越重視吳興華。2005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推出了《吳興華詩文集》(以下簡稱《詩文集》),分詩卷和文卷兩冊。這是第一部吳興華文學創作、評論和譯文集,雖然缺漏在所難免。

之所以簡要回顧1949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吳興華的出版和接受史,無非是要說明對吳興華這位傑出的詩人,出版他的全集是完全必要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年伊始,廣西師大出版社推出五卷本的《吳興華全集》(以下簡稱《全集》)是一件值得現代文學研究界和廣大文學愛好者歡迎的大事,是建立吳興華研究文獻保障體系的極為重要的一環。從篇幅而言,《全集》詩集共收164題,兩百多首新詩,而《詩文集》僅收63題,八九十首詩;《全集》文集收其對中外文學的評論和散文共25篇,而《詩文集》僅收16篇。特別是文集還收錄新找到的吳興華的大學畢業論文《現代西方批評方法在詩學研究中的運用》,十分難得。《全集》新增單獨的譯文集,譯作莎翁的《亨利四世》又單列一卷,這樣,譯文部分在《全集》中佔了五分之二的比例,由此也進一步凸現了翻譯在吳興華文字生涯中所佔的重要位置。兩相比較,顯而易見,《全集》展現了一個更豐富更完整的吳興華,為研究吳興華打開了一個更大更深廣的文本空間。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全集》「首次公開吳興華寫給摯友宋淇的書信六十餘封」,這是吳興華研究的一個重大發現。猶記張愛玲《小團圓》出版前後,我數次拜訪香港宋以朗兄,翻閱過他出示的吳興華致宋淇的這批手札和吳興華詩稿,還有傅雷和錢鍾書致宋淇的大批信札。而今吳興華致宋淇的信札終於整理問世,實在令人高興。「全集」是一個作家畢生文字成果的總匯,所謂「全」就是「完全」、「全部」、「完整」之意。現代文學研究界目前的基本共識是,「全集」不僅應該收入作家已經公開發表的各類作品、作家留下的手稿,還應收入研究作家生平和創作無可替代的他的書信和日記,哪怕由於這樣那樣的、歷史的和現實的複雜原因,一時不能全部收入至少也應收入部分,否則稱之為「全集」難免引起質疑。證之以魯迅、巴金等的全集,莫不如此,最近出版的《馮雪峰全集》甚至把他各個歷史時期所寫的交代和「揭發」 材料都收入了。這才是真正的尊重作者,尊重歷史。因此《全集》把吳興華致宋淇的信札完整收入,單列一卷,使「全集」名副其實了。

這批自1940年7月18日起,至1952年7月19日戛然中斷的信札,時間跨度長達12年,我們雖然不能確定一封不缺,但吳興華致宋淇信札的絕大部分,應該都在了。這批信札之所以吸引人,不僅在於吳興華視宋淇為摯友、畏友,推心置腹,無話不談,更重要的是幾乎每一通都是論學書簡。吳興華在信中向宋淇暢談讀詩寫詩心得,交流對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名著的看法,……因為是私人通信,沒有顧慮,所以他在信中不斷臧否當代作家和詩人,贊彈分明。他毫不留情地批評許多新文學家,雖然他自己也一直寫新詩。他1942年6月29日信中明確表示:「現代這些文學史家真使人哭笑不得,連李健吾也在內,讀過一點外國東西,便趾高氣揚。事實上他們學問更比起古人最淺陋寡聞的也不過是太倉一粟。怎能對他人妄加譏評?人家一句話有多少書作後盾,他們的話後面就有一本胡適,與他的『白話全好派』」。同年11月23日信中又提醒對方:「我勸你不要太為一班新文學家所迷,看不起古人。」1943年7月8日信中又對此問題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想起來也可笑,我們現在不得不pay for the folly of那些『五四』的博士們,他們胡亂的推翻打碎,結果責任落到我們晚一輩的肩上來再作挽救工作。此外我還有些詠古詩也是純粹以一種『就像不知世上有胡適與新文學運動』的態度寫的。……我絕沒有把那認為現代文學唯一出路的意思,我是想既然新文學想要『拔戟自成一軍』,就得表示出來它也能容納過去的文學,特別是其中一些不可否認的美——要完全推翻過去,結果不管它的好醜完全置之不顧,這原是很容易的事。新文學現在處處露出完全與過去不發生關係的模樣,同時有好些人,bless their hearts,還覺得這是新文學足以自傲的地方。我深信這樣下去絕對不行,如今要爭執的只是接收融化過去文學的程度問題,這是一條必須採取的路徑,我想沒有人會否認的。」吳興華這樣一再向「親愛的朋友」闡述自己的觀點,在於他敏銳地看出了當時新文學所存在的問題和弊端,他在新詩創作上所作的從題材到形式都向古典文學汲取資源的嘗試,又與當時張愛玲在小說創作上的努力異曲同工。(有趣的是他1949年10月13日的信確實提到了張愛玲的小說)吳興華雖然是自負的,他在信中對李健吾、梁宗岱、馮至、林庚、周煦良等不同程度的批評既是明證,但他對自己的詩作也有深刻的反思,1947年12月26日的信中在上引充分肯定了穆旦之後,又接著說:「他的語言是百分之百的歐化,這點是我在理論上不大讚成的,雖然在實踐上我犯的過錯有時和他同樣嚴重,還有一個小問題就是他的詩只能給一般對英國詩熟悉的人看,特別是現代英國詩,特別是牛津派,特別是Arden,這種高等知識分子的詩不知在走得通否?」 這段結合自己創作中的問題對穆旦早期詩作的批評我認為切中肯綮,頗有分量。

此外,吳興華這批信中還多次提到了他早年的文壇交遊,如1943年12月11日信中提到畢樹棠、常風等「念英文的老前輩」稱錢鍾書為「國寶」,1944年10月13日信中提到與姚克等人在北平相聚,1947年1月23日信中寫到他與夏氏兄弟一起遊覽頤和園等等,都是難得的史料。遺憾的是,《全集》對這批書信的整理還不盡如人意。1943年12月11日信中的「華樹棠」應為畢樹棠,1947年10月28日信中的「龐董琴」應為龐薰琹。更不應該的是,編為1943年12月21日的信系年有誤。此信開頭即云:「悌芬,信及《新語》剪頁收到,周煦良先生的介紹言之過重,很叫我慚愧,所選的詩不大愜意,我自覺較好的詩是如《荊璞》《吳起》《賈誼》《峴山》諸篇,及十四行,那些零碎短詩實在當不起承前啟後的話。」傅雷、周煦良主編的《新語》半月刊1945年10月5日在上海創刊,吳興華怎麼可能未卜先知,在1943年就與宋淇討論《新語》發表自己的詩?而1945年12月5日出版的《新語》第5期正是吳興華詩作專輯,周煦良關於吳興華詩那篇有名的也即吳興華在信中認為「言之過重」的《介紹吳興華的詩》就發表在這一期。合理的推斷是,此信寫於1945年12月21日,宋淇在《新語》出版后立即把「剪頁」寄給吳興華,才引出了吳興華這一段議論。

與書信集的個別失誤相比,《全集》詩集分量最重,問題也最大。詩集所收兩百多首詩,明確註明出處的僅40多題50多首,加上詩末註明寫作時間的16題20多首左右,總共約80餘首可知發表或寫作時間,其餘一概欠奉。作為一部作家全集,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甚至令人深感失望的。當然,可以說其餘詩作均來自吳興華家人保存的手稿本和宋淇珍藏的手稿本,但詩集並未作任何明確的交代,唯一的例外是《無題十二首》,註明了「自吳興華手稿錄之」,那麼其他許許多多首詩是根據什麼「錄之」的呢?哪些是從家人保存的手稿本中錄出,哪些是從宋淇珍藏的手稿本中錄出,或者兩者互見的,《全集》編者理應作出必要的說明。這個許多詩作不明出處的問題在《詩文集》中已然存在,《全集》更嚴重更突出了。

從《全集》各集看,似乎是所收詩文按發表或寫作時間先後編排,雖然也未明確交代。以此標準查對詩集,仍令人費解。前述吳興華在1957年8月號

《人民文學》發表了《詠古事二首》,詩集在這兩首詩之後,竟然還編排了約佔總數一半多的詩作,難道這一大批詩作都是吳興華1957年以後所寫?更奇怪的是,緊接著《詠古事二首》就是吳興華作於1941年的兩首Sonnet(這兩首Sonnet《全集》只註明「1941年1月」,其實均刊於1941年1月《燕京文學》第1卷第4期),而在《詠古事二首》之前已編排了不少吳興華1945年發表的詩了。或者編者認為《詠古事二首》也是吳興華的「少作」,發表於《人民文學》只是舊作重刊?這種可能性並非不存在,但仍無絲毫說明。總之,詩集到底按什麼原則編排的?莫明所以,我們不能不得出編輯體例有點混亂、前後矛盾的結論。

另一個重要問題也不得不提出。《全集》前勒口的「作者簡介」中明確告訴我們,吳興華「筆名梁文星、欽江等」。欽江這個筆名,《全集》文集所收《現在的新詩》文末註明「(原載《燕京文學》,1941年11月,第3卷第2期,署名『欽江』)」,已得到落實。那麼,筆名梁文星在哪些詩文發表時使用過呢?《全集》又一概欠奉。這又是一個重大疏漏。眾所周知,「梁文星」是吳興華的被筆名。1952年之後,梁宋聯繫被迫中斷。宋淇後來選出吳興華先前寄給他的一些詩文以梁文星的筆名交香港《人人文學》、台北《文學雜誌》等刊發表,所以港台文學界在很長一段歷史時間裡只知梁文星不知吳興華。不妨僅以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第1卷刊登的吳興華作品一覽表為例略加說明:

峴山(詩) 梁文星 1956年9月1卷1期

黎爾克詩三首 鄺文德譯 1956年11月1卷2期

談黎爾克的詩 鄺文德 1956年11月1卷3期

有贈二首(詩) 梁文星 1956年11月1卷3期

現在的新詩 梁文星 1956年12月1卷4期

黎爾克詩二首 鄺文德譯 1956年12月1卷4期

給伊娃(詩) 梁文星 1957年2月1卷6期

《文學雜誌》第1卷共六期,只有第5期無吳興華作品,有時一期竟連發二篇,可見他是該刊十分看重的作者,雖然他至死不知。而且,發表時的筆名除了梁文星,還有鄺文德,這也是不大為人所知的。以梁文星筆名在港台發表的眾多吳興華詩文,雖然有的是重刊(如刊於《文學雜誌》的《現在的新詩》《給伊娃》等已在內地發表過),但對研究吳興華作品的海外傳播史和接受史不可或缺。可惜《全集》對上述七篇著譯,只有《峴山》一詩註明出處,其餘仍一概欠奉。《峴山》雖然註明了出處,卻又不注至關重要的署名梁文星。

1944年12月,北平中德學會發行了吳興華編譯的《黎爾克詩選》,列為「中德學會對照叢刊第三種」。我認為,這是吳興華前期翻譯的代表作,《詩文集》未能收入是件憾事。這次《全集》收入了,無疑是個亮點。正好,手頭有這本小冊子,稍加對照,不禁大吃一驚,《全集》譯文集所收竟然是刪節本,刪去了單行本的「目錄」、《回憶》《預感》《歌者在一個王室後裔的孩子面前歌唱》《乞丐的歌》《橄欖園》《天鵝》六首詩,以及全書的《附註》。吳興華墓木早拱,難道刪去這六首譯詩是他自己生前所為?但謝蔚英先生在代序《憶興華》中早說過「他留存的詩稿大都丟失,只有在『文革』后經吳曉鈴先生交代我從戴望舒物中清理出來的兩本」。退一萬步講,即便是吳興華生前刪定,譯文集理應作出必要的說明,但譯文集毫無片言隻字解釋,還說是「全面收錄吳氏經典譯作」。《黎爾克詩選》是一個整體,這六首譯詩不管譯得怎樣,不能隨便刪的,「目錄」和《附註》也是應該保留的,「全集」應該「全」。《黎爾克詩選》正文前又有吳興華的《譯者弁言》,被移到了文集里,「身首異處」,而《亨利四世》的譯序和正文卻放在一起,體例上又自相矛盾。

還需要補充的是,全集不全幾乎是所有現代作家全集的宿命,吳興華《全集》焉能例外?《全集》問世不到一個月,就有論者發掘出吳興華1935年4月15日在北平《世界日報·學文周刊》發表的詩作《露》,其時作者年僅14歲,這就把吳興華發表新詩的時間又提前了一年。但早已編入《淪陷區文學大系·詩歌卷》的原刊《燕園集》(1940年5月北平燕京大學燕園集出版委員會出版)的《群狼》《在黃昏里》《「而從高處落下的水——」》三首和刊於1941年1月《燕京文學》第1卷第4期的Sonnet一首以及《燕園集》所收入的《沉默》《無耶的歌》二首均失收,卻是不應有的疏漏。

總之,《吳興華全集》的優點和缺點,都很明顯。20年前,我訪學東瀛,一位學者對剛出版的某位頗具代表性的現代詩人的全集提出批評,他認為收入這部全集的絕大部分作品沒有出處,無法提供學術研究之用。因此,對《吳興華全集》指出上述不足,並非吹毛求疵。現代作家全集的編訂是一項複雜而又細緻的學術研究工作,涉及版本、校勘、目錄、筆名等眾多文獻學領域,應該與古典作家全集的編訂一樣,建立必要而又完備的學術規範。《魯迅全集》的編訂,《廢名集》的編訂,以及其他不少較為成功的現代作家全集的編訂,都已證明了這一點。《吳興華全集》的種種美中不足,從另一個角度提醒我們,現代文學研究界應該重視這個問題。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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