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到骨髓里的日本人！

1

災難

抗戰開始后的第二年，另一場更加慘無人道的戰爭悄然打響，這就是細菌戰。

1940年10月4日，一架日本軍用飛機在衢州市（當時的衢縣，以下用舊稱）上空低空飛行，盤旋之後散布了夾雜在小麥和穀子中感染鼠疫的跳蚤。飛機飛走後，縣城（市區）里的柴家巷、羅漢井一帶的居民在房頂和地面上到處都發現了散亂的空投物。

衢縣的災難來了！

對這場已經過去了70多年的屠殺式災難，85歲的楊大方老人記憶猶新，雖然躺在病床上心臟靠著起搏器才能正常跳動，腦溢血、中風也曾讓他一度失去記憶語言，在經歷一次次漫長的生死關之後，他還是會說「不死，是使命未盡。好好活著就是一種最好的抗爭，只要活著，我們就能把發生的一切親口告訴更多的人。」

▲ 80多歲的老人，回憶起當年的那場浩劫，雙手揮動著，顯得特別的激動。攝影/韓強

這個老人到底經歷了什麼呢？

對於當時虛歲僅有9歲的楊大方來說，首先襲來的是一連串可怕的現象。

——空襲17天後，衢縣縣城大量的死老鼠出現；

——20天後，柴家巷3號的居民吳士英（女，12歲）發病死亡；

——21天後，羅漢井巷5號的黃廖氏（女，40歲）發病死亡；

——柴家巷4號的鄭冬弟（女，12歲）發病死亡；

......

更多人開始發病，在高燒、頭疼、鼠徑腺腫大、嘔吐中扎掙三四天後隨即帶著一副可怕的表情死亡，誰都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縣衛生院在20日診斷為腺鼠疫。後來該診斷被福建省派遣的防疫專家根據顯微鏡檢查、細菌培養、動物接種所確認。

1940年的衢州雖然經濟、戰略地位高，但醫療衛生狀況卻並不高。

當時嚴重地缺醫少葯，醫療設備除了縣衛生院有一架普通低倍顯微鏡外，其它私立醫院，診所只有聽診器、血壓計之類的簡單診斷器械，所以，絕大多數醫生看病者是憑病人主述及癥狀，誤診率很高。有時候甚至能將將傷寒誤診為鼠疫，將霍亂誤診為急性腸胃炎。

在鼠疫大爆發，患者最需要醫療救治的時候，這樣的醫療條件顯然是捉襟見肘，此外，沒有流行病知識的民眾當時根本不知道怎麼防備，也沒把鼠疫當回事，所以鼠疫當時在衢縣迅速擴散！

楊大方的父親楊惠風在衢州南市街開了一家鐘錶店。他是在蘭溪學習的鐘錶修理，在衢州生意越做越好，一連開了三個門面，以他的名字命名，惠風鐘錶店，出售、修理鐘錶、眼鏡。由於他們家所在的南街離鼠疫流行核心街區美俗坊還隔著一條路，相距300多米，也沒有出現死人的情況，所以沒有被划入首批隔離封鎖區。楊大方的父親楊惠風當時正值壯年，對自己的身體非常自信，他認為自己很強壯，不會得病。

可未曾想，第二年3月下旬的一天，楊惠風突然不思飲食，接下來就發燒，淋巴腺腫大，尤其是以大腿兩側最重。「急得我母親到處求醫，我也曾見過縣衛生院的醫生到店裡來診治，但沒有好轉，母親聽說用煙油，就是從抽大煙的煙筒里刮出的油治有效，就去找來治。」楊大方說。

發病不到一周，平時身體非常強壯的楊惠風在店內二樓的卧室里痛苦的死去，死時是攥著他最心愛的小兒子楊大方的手。此時是1941年3月28日上午，楊惠風39歲。

楊大方不能忘記父親在病床上掙扎求生的樣子。

「我當時9歲了（虛歲），他臨時死時一雙眼睛緊盯著我母親，卻說不出話來，我明白他那眼神的意思，他不想死啊，他放心不下。」

一夜之間，這個豐足的家庭就破亡了，楊大方失去了父親，從一名富足的鐘錶匠的兒子，淪為了細菌戰的小難民。

但災難並不止於此，之後更是一連串親人的相繼離去！

父親死亡的當天，不及家人處理後事，惠風鐘錶店便被縣防疫部門查封。楊大方和母親被送到城西西安門外停在衢江的隔離船上，他和母親與父親有親密接觸，是否感染要經過15天的隔離觀察，15天內不能上岸，不能和家人接觸。在隔離船上每天看著岸上燈火，不知自己的家和自己的親人身在何處，心如火焚。

當他們解除隔離回家時，發現店裡所有的物品都被洗劫一空，父親的遺體也不知所去。「後來有人告訴我們，父親的遺體被防疫人員用白布一裹運往城西花園崗埋葬，但究竟葬在哪裡，我們到現在也不知道，這麼多年來，祭拜父親時只能對天遙祭。」楊大方說。

惠風店的財物是如何被洗劫一空的，楊大方至今說不清楚，他自己太小，母親又是小腳無力追查。但是鼠疫及戰爭帶來的社會失序是可以想象的。再後來的日軍大轟炸將惠風店的三間門面房全部炸飛，什麼都沒有剩下，從此父親多年積累的財富煙消雲散。

老祖母因兒子的死而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和楊大方的父親一同在店裡工作的叔叔逃回鄉下不久也死了，他很可能是染上了鼠疫，只是沒有防疫部門檢查確定；楊大方的二哥楊千里患上了爛腳病（疑似細菌戰炭疽感染），活活爛死。婆家連續遭難，楊大方的母親只好拖著幾個孩子回娘家。但娘家也正在死人，楊大方的四舅母和舅母家的祖母、父母都染疫死亡。

而在衢縣，災疫一起，民眾的直接反映就是逃出城去，而逃散意味著鼠疫的擴散。為了防止疫病隨難民擴散，衢縣防疫委員會封閉了疫區，將一些病人的房屋用火燒毀，並設置了隔離區，隔離發病的人和病人家屬，發現有逃走者，則出去人馬去追逃。燒房，抓逃，隔離又進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

鼠疫引發了這個家庭的巨大傾覆，也讓衢縣災疫流行，難民叢生，混亂迭起。

然而在當時的，不只有衢縣，金華、義烏、龍游、衢州、江山、麗水、玉山、廣信......都被日軍投放了鼠疫、炭疽、鼻疽、傷寒、霍亂、瘧疾、疥瘡等各種病毒，細菌被投放在水井裡、水塘中、麥餅、水果被注入細菌放在百姓家中的桌上......

更為恐怖的是，這些被日軍投過病毒的地區，不是在爆發過一次疫情之後就完了，而是會在此後不定期的再次出現，每年都會帶來一場大災難！就拿衢縣的鼠疫來說，當年的11月出現第一波流行，第二年的2、3月鼠疫又氣勢洶洶來了第二次大流行，以後總有鼠疫時不時地冒出來，直到1948年，每年都會捲土重來的鼠疫，才停歇了。1940—1948年間，患上述傳染病者達30萬，病死者竟高達5萬人以上！

2

陰謀

這場感染及病死人數眾多，波及範圍很廣的災疫，肯定是日軍刻意為之，經過周密謀划的，這就是一場屠殺民眾的陰謀！這樣的陰謀雖然比正面戰爭更險惡，造成貧民死亡也很多，損失也很慘重，但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來，都漸漸被忽略掉了。

1940年的世界形勢是，歐洲希特勒發動了全面進攻，英法因大戰而無暇東顧，日本認為其向東南亞的擴張機會來了，於是想減少在戰場上的兵力，從抽身，快速向南擴張。

於是，日本陸軍省、部會議決定：到昭和十五年（1940）末，在華武力大致保持現狀，積極支援政略和謀略。所謂政略即為派遣軍代表今井下武在香港和重慶政府代表宋子良的秘密談判；謀略則是決定在華中的浙江、江西等地進行「保號」細菌戰，並把細菌戰作為向政府施加壓力的一個手段。

「保號」作戰在6月便開始秘密策劃，由日本大本營動員了731部隊等細菌生產部門、關東軍、派遣軍作戰部門、航空部門等各個與細菌戰有關的環節，直到10月實施，醞釀準備了整整四個月，最後選定的是浙贛線沿線城市：衢州、寧波、金華、台州、溫州、麗水、玉山、及杭州—上海一線。使用的細菌不僅是鼠疫，還有傷寒、霍亂等多種。

日軍對衢州進行了多次細菌戰，第一次是1940年實施的浙江細菌戰。從9月18日到10月7日，日軍對浙江進行了6次細菌攻擊。據《井本日記》記載，這其間在寧波及附近村莊，每平方公里投撒1公斤，金華和玉山每平方公里投撒2公斤霍亂和傷寒，又在溫州大面積投放低濃度彈藥（菌液）和集中投放高濃度彈藥（菌液）。

但當時的民眾壓根就沒發現日本空投與鼠疫流行之間的因果關係，都簡單的以為自家親人就是得了鼠疫死掉了。即使最後知道了日本人放毒，當年老百姓以為放的是砒霜，要「像毒死老鼠一樣毒死人」。

民眾不知情，當時國民政府有所察覺了嗎？

沒有！

其實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當時政府只是對鼠疫流行與空中撒播的關係保持了高度的警覺。國民政府以為是戰爭造成人口流動大，生活艱難困苦，公共衛生遭到破壞而造成的疫病流行，根本沒有將大量發生的霍亂、痢疾、傷寒、爛腳等疾病和日軍的細菌戰聯繫越來。

直到日軍在衢州投毒之後兩個多月，蔣介石才從第三戰區司令員顧祝同發給蔣的電報中得知了日軍的陰謀：

行政院長蔣均鑒：

密查敵機近在浙省境內散布毒物，業經該省衛生處檢查確斷為鼠疫桿菌，則以後繼續散布污染堪慮，敬請轉飭衛生署所屬中央防疫處生物學研究所趕製大量鼠疫苗及血清，以應急需。

▲ 日軍佔領的衢州北門，此時的北門已千瘡百孔，圖片來源：衢州青簡社

日軍在衢州投毒后，又在1942、1944兩次佔領衢州，美軍轟炸機空襲日本本土，給日本極大的衝擊，日本看到浙江及江西的機場群有可能成為美國將來對日本空襲的理想降落地，轟炸機航油難以支撐返回航母，但浙江衢州、麗水等機場距離正合適，於是想方設法毀掉這些地方。一個城市2年間被2度攻陷，燒殺搶掠自不待說，日軍依然狂熱的在暗地裡採用細菌戰手法，配合正面里槍炮對決的正面交鋒，日軍所進攻的主要城市：金華、義烏、龍游、衢州、江山、麗水、玉山、廣信、廣豐等地都經過了惡疫多年的反覆流行，細菌戰對於社會經濟、軍心民心、戰鬥力及戰後恢復重建的綜合影響到底有多大，到目前為止仍然不詳。

3

血戰

楊大方家庭敗落之後，失去家長的楊家全部的重擔都落在了母親身上。

生活雖然艱苦，但母親決不肯放棄孩子們的教育，「再難也堅持讓我們上學，一直供我讀到高中，我母親太苦了，這也是她解放后不久就去世的原因」。

1949年楊大方讀到高中二年級，考上了二野軍政大學，參加了解放軍準備解放大西南，8月學校里貼出中央軍委決定組建空軍招聘新第一批飛行員的消息，楊大方報名併入選。

1951年1月畢業，剛畢業就趕上了中美空軍的一次惡戰——志願軍解放朝鮮大小合島之戰，新空軍史上的浴血11分鐘。

▲ 1951年楊大方成為最年輕的飛行員，曾經在國慶時飛過天安門。

這是新空軍的第一次大戰，而這支空中部隊還很稚嫩。楊大方所在的航空兵第八師（駐瀋陽於洪屯機場）以蘇式杜-2活塞式螺旋槳飛機9架編隊，作好了戰鬥準備。楊大方剛滿19歲，作為從航校剛畢業的學生兵，飛行時間不到160個小時，而編隊中最老的飛行員大隊長高月明也只有24歲，他46年開始飛行，全部飛行時間也不過500小時。這隻隊伍中的大多數人只經過簡單氣象條件下的中空編隊訓練，沒有經過跳傘訓練，也沒有經過海上飛行，並且還是第一次荷彈飛行。飛機是蘇聯在二戰中用過的小座艙、三葉螺旋槳活塞式老杜-2，機內有駕駛員、領航員、通訊員、射擊手四人，機槍需要手動瞄準操作。編隊九架飛機里只有大隊長駕駛的是新式杜-2，大座艙、四葉螺旋槳和電動機槍。

▲ 大小合島之戰轟炸機編隊圖

「飛機的座艙很窄小，噪音很大，就算穿了皮棉飛行服，也很冷很冷。」楊大方說。

編隊里有三個學生兵，楊大方、畢武斌、張孚琰。畢武斌是和楊大方一同在二野參軍，一同被選為空軍，又一同學習飛行的，三人情誼深厚，雖然第一次參加實戰，但都發誓要接受住生死考驗，決不當歪種。11月29日，戰鬥來臨。三人交換了臉盆和圍巾，相約如果誰死了，就以此物為紀念。

出發前編隊所有成員熟背了18組聯絡暗號，比如楊大方的飛機代號是「勞動」，指揮所代號是「三角」，護航殲擊機代號是「提琴」，楊大方的飛機除擔任轟炸任務外，還安裝了拍攝照相儀器，以收集戰場轟炸效果。

「戰前的動員是要不惜犧牲生命去完成轟炸任務，出發前每個人都向黨組織寫了保證書，並寫下了遺書。我們三個青年學生兵都表示要爭取火線入黨。」

11月30日命令下達，起飛時間是14點20分，準確到達目標時間是15點25分。當天遼陽天氣晴，但能見度稍差。報告說目標的能見度非常好。臨起飛前，全體集中在指控塔下舉手宣誓：「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堅決完成戰鬥任務。」

楊大方說，直到臨行前才發了海上跳傘裝備，簡單介紹了一下使用方法，也就是說跳傘逃生基本不被考慮，飛行員不攜帶任何東西，口袋裡只一紙飛行員證，上面用中、英、朝語寫著姓名和編號。

九架飛機，大隊長首先起飛，作為第二個品字的左僚機的楊大方駕07號戰機第五個滑上跑道，他說當時感覺很好，升空平穩，一會就跟上了編隊。

14點41分，編隊到達航線起點奉集堡上空，但此時比預定時間早到了1分鐘。接著右轉彎169度直飛鳳城，原計劃在鳳城前與從鳳城機場起飛的護航機會合。因為早到，轟炸機飛到鳳城上空才與護航的16架拉-11會合，拉-11追著九架轟炸機身後形成混合編隊，然後左向取航道148度飛向轟炸目標。

「就是這個轉彎轉小了，長機的時間觀念不強，轉彎早了，造成飛行半徑小了，提前到達了3分鐘。」楊大方搖著頭遺憾地嘆息。

「當時是順風，我們努力放慢速度，但太慢飛機就往下掉，控制不了高度，我們早了4分鐘到。那時候飛行員都沒有手錶，直到天津製表廠生產出國產表后我們才有了手錶，而老蘇式飛機上的表不準。再加上指揮者當年對空軍作戰時間的重要性也認識不足。早到4分鐘有多致命，當時我們那知道啊！」

敵機是遠遠地貼著蒼茫的海面出現的，先是4個黑點，接著是8個、16個……大家一開始以為是擔負空中攔截任務的米格-15跟上來了，通訊聯絡里沒有任何警告，當認出是敵機時，已經近在眼前！

這是美軍36架F-86戰鬥機群，他們採用的是超低空飛行，從而避開了雷達，以四機或者雙機從後方或側方快速接近併發起攻擊。

F-86是式噴氣戰鬥機，其俯衝時的速度超過了音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噴氣機，號稱「佩刀」，它的速度幾乎是拉-11的一倍。拉-11殲擊機是活塞式發動機，速度只有每小時674公里，高度6000米，通常是不能用來和噴氣式戰鬥機作戰的，一般只承擔為轟炸機護航和偵察任務。可以迎戰「佩刀」的是米格-15，它們速度、高度相當，彼此在空戰時都沒有絕對的優勢，但是，現在，米格-15並不知道這裡提前到達了，它還在按計劃起飛中。

沒有了噴氣式戰鬥機的保護，轟炸機帶著沉重的炸彈，就算是有殲擊機護航，也相當於祼奔。

「他們來的氣勢洶洶，30多架飛機黑壓壓一片。美軍截獲了我們的行動，早有準備，派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王牌飛行員，空中飛行超過2000個小時的第334中隊長戴維斯來攔截。」

敵機的進攻是後面來的，所以第三個品字中隊左右僚機首先中彈受傷。接著受到攻擊的是楊大方所在的品字編隊。

「這種情況下，我們耳機里響的還是保持隊形，堅決回擊，勇敢前進，決不後退的指令，你只能向前，死都要往前飛。」

「我至今清晰的記得，右側張孚琰駕駛的06號機二個發動機和機身中段中彈，起著火向我左下方墜落。濃煙鑽進座艙，張孚琰讓機組人員跳傘，自己不跳，拉起來跟上編隊飛，直到和飛機一起墜沒入海。」

「那是和我最好的張孚琰啊，我真想打開我身旁的二門機關炮與他們干，但我的前方有編隊飛機，不能貿然開槍，再說我必須保證把炸彈投下去，還要拍照，這是首要任務，我含著眼淚猛叫后艙戰友用他的機槍『狠狠地打它媽的F-86』，一邊喊一邊努力往目標飛。」

楊大方身後的中隊失去了兩駕僚機，只剩下了隊長邢高科，他一機殿後，組織火力，不讓敵機輕易穿過他的火力網去攻擊前方的楊大方中隊。邢高科的飛機多處受傷，飛機的操縱桿差點被炸斷，領航員的腿被打傷，通訊座艙的玻璃被打碎，通訊員劉紹基滿臉是血，仍操作機槍瞄準，對著飛得最近的敵機用長連發射擊。射擊中有一會機槍轉不動了，原來是彈殼袋滿了，卡住了機槍，趕緊甩空再打。兩架F-86一起逼來，劉紹基冷靜地瞄準其中一架，當近到四五百米時，突然一個長連發，敵機中彈冒煙，再接著長連發，這架F-86凌空爆炸，另一架立即拉升逃走。戰後總結，說這是創造了螺旋槳飛機打下噴氣式戰鬥機的戰史紀錄。

此時，對於楊大方來說，目標馬上就要在機腹下了，但F-86以速度衝擊著轟炸機編隊，阻止其下降高度去投彈，「他們在編隊里飛來竄去，有時候飛行員的徽章和臉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們仍保持密集投彈隊形，不能散，一散就完了，沒有其它選擇，只有組織火力且打且飛。有一架F-86從我左前方迎面飛來，我明白他是要逼我離開編隊，從我這裡撕開一道口子，我橫下心決不躲閃，心想你想來撞就撞吧，結果在接觸的一剎那，它轉彎閃了」。

俯衝，下降。感覺大地迎面撲來。

正當投下炸彈轟炸目標時，楊大方看到前方一中隊右僚機畢武斌駕駛的03號機受傷起火。耳機里大隊長在叫：跳傘！跳傘！但畢武斌仍駕著熊熊燃燒的飛機，把9枚炸彈全部投向島上目標，最後飛機烈焰滿身，撞向大和島目標。

「這是我見到的最壯烈的一幕，畢武斌的飛機成了一個大火球，他把自己也變成了一顆炸彈。我參軍就認識畢武斌了，平時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在學習上特別努力勤奮。我們三個青年學生兵，就剩下我一個了，當時真是心如刀絞啊。」

▲ 2016年底，楊大方去拍的一張正裝照片，這成了他最後的遺照。

「他倆的臉盆和圍巾到現在我還保留著，沒想到這真是成了我們生離死別的紀念物了。」

這就是空軍戰史上的生死11分鐘。9架轟炸機損失4架，受傷4架，犧牲空中人員15人，出征前9架飛機36人，回來只有5架21人。追悼會上，犧牲戰友的照片排了兩排。

楊大方後來聽說，有犧牲戰友遺體漂在海上，被丹東烈士陵園收了，建了紀念碑，但15名烈士的名字錯了一半。

4

控訴

1996年7-8月，王選帶著日本律師、市民調查團首次前來調查細菌戰，楊大方開始知道50多年前發生在衢州的那場不為人知的隱秘戰場，知道了他父親的死亡和家庭悲劇的原由。

而更讓他震驚的是，當年他第一次飛起來的地方，居然是日本731部隊的機場，跑道、設施都是當年的。日軍投放細菌武器的飛機正是從這裡起飛到達浙江，細菌武器也是從這裡運送到他的家鄉的。

他感到了某種命運的召喚。

同年11月王選再次帶著日本律師來衢州，並開始商談細菌戰受害者到日本訴訟，楊大方由此結識了邱明軒和吳世根，三個人如當年朝鮮戰場出征前結下的生死戰友，開始了他持續了20年的第二場戰事。

▲ 1998年楊大方首次去日本出庭，左二為楊大方，左四為薛培澤，右一為王選

吳世根也是個退伍軍人，本姓陳，弟弟妹妹得鼠疫而死，父親被日軍刺死，表妹被日本兵輪姦，房屋被日軍燒毀，吳世根的母親和兩個孩子無以為生，就投奔到廿里鎮石塘背村一個吳姓的人家，跟著母親改嫁后的吳世根和妹妹，從此改為姓吳，失去父姓的陳姓。

吳世根參軍的時候，母親來送兒子，特別囑咐：記著為你爹報仇。吳世根一生都沒有忘記父親的死和自己失去的姓氏，每年春節除夕，一家人吃團圓飯時，他都要講這段往事，講著講著就涕淚不止，把一家人的喜日，過成了悲日。

邱明軒也是衢州人，和楊大方是高中同班同學，衢州鼠疫時他9歲，雖然家裡直系親人沒有人直接死亡，但看到同班同學的死，他立志長大要做醫生。高中畢業時他考入華東軍政大學醫學院。畢業后在衢縣和衢州衛生防疫站當醫師，一直干到防疫站站長，兼任浙江省防治地方病技術指導組成員，對傳染病有職業的敏感，邱明軒從60年代就悄悄開始收集疫情資料的初始。1990年衢州編撰地方志，他擔任醫藥衛生篇撰寫，開始收集翻閱民國時的檔案。他成為新最早注意到細菌戰並進行研究的人。

三個人年齡相當，經歷過戰爭，都有慘痛記憶，因為細菌戰，因為王選的到來，而匯合到一起。

他們成了衢州細菌戰受害調查最積極的推動者，先是從衢州城裡調查，然後跑衢州所轄的開化、常山、江山、龍游等地，尋找受害者，收集資料，騎著腳踏車跑鄉下，自帶著乾糧。

楊大方有熱情和鼓動性，邱明軒則嚴謹慎密，吳世根苦大仇深，在他們的帶動下，一批批受害者被找到，一個個受害地點得到確認，封塵於檔案館的報紙和檔案被梳理出來，包括找到楊大方父親死亡時民國政府登報的死亡者名錄、政府的防疫報告。

在王選的印象里，邱明軒總是抱著一個大大的文件夾，裡面是他收集的檔案材料，從塵封的檔案館里找國民黨的材料，並把它們整理出來，他不知花了多少日月，費了多少功夫。

日本律師都知道，衢州材料最多的人，只有一個，就是邱醫生。他總能變魔術般的從文件夾中抽出一張，告訴他們，這裡的房子燒了多少間，死了多少人，然後帶他們去對應現場。

▲ 2006年邱明軒在向前來調查的德國生化學家介紹衢州細菌戰爛腳情況

當日本律師索要他的材料時，他把它們放迴文件夾，一言不發抱緊在胸前，90年代複印機很少又貴，他知道檔案材料珍貴，不肯給日本人。

楊大方和吳世根成了控告日本政府進行細菌戰的原告。

1998年7月13日，日本地方法庭舉行第二次開庭審理，楊大方作為原告出庭陳述自己家的受害事實。

就是那一次他把父親的相片放大掛在胸前，懷抱著父親到日本出庭。在法庭發言中，他說：「有句古話，叫做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這次出庭作證的，除楊大方外，還有衢州江山的薛培澤，他代表他死去的外甥和外甥女，1942年日軍從江山撤走時，偽裝成國民黨軍人到村裡去發米粿，說日本人敗退了，國民黨軍隊來慰問老百姓，薛培澤姐姐的三個孩子吃了米粿，全部中毒死亡，村子里一次性毒死了83個人（村裡有300多人，當時有些人還逃在外面不在家）。

楊大方去了四次日本，吳世根也於2001年3月去東京法庭出庭。1998年邱明軒元完成了他的《罪證——侵華日軍衢州細菌戰史實》一書，以他的研究，到日本出庭，以防疫專家的身份，為楊大方、吳世根作證！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最終駁回了受害者索賠及要求道歉的訴求。

十年間，楊大方共去了四次日本。他在東京接受世界媒體採訪時說，「我們起訴的目的並不是想獲得多少賠款，我們是想讓日本政府能夠直面歷史，還受害者一個公道。最重要的是，我們想讓更多人知道事實真相。尊重歷史，以史為鑒！」

5

還原

在日本訴訟期間，楊大方去參觀了靖國神社，游就館里播放的戰歌，擺放的軍旗，尤其是陳列的零式戰鬥機，激得他熱血上沖，跳著腳說恨不能開著轟炸機炸了它。冷靜下來也不得不服日本人的宣傳手段。一個想法萌生了出來：「我不能炸了你，但我也可以建立一座紀念館，把歷史留下來給後人看，給世界看。」

衢州市區羅漢井五號被選作了紀念館址，楊大方憑著他老飛行員、老革命的面子，去和有關部門要這所院子，大概是跑了很多路，磨了不少嘴才把佔用這所院子的單位請了出去，房子多年失修，已經相當破敗了。老人們自己動手，保留這所房子白牆黑瓦紅木柱的風格，柱子加固，用深紅色漆重新作了，黑色的行書「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12個大字鑲嵌在白牆上。

▲ 紀念館，南香紅攝

2005年清明節，細菌戰展覽館建成開館，展覽館的設施相當簡陋，展板都是由老人們手工製作的。展覽再現了衢州這個城市在抗戰中的苦難，飽受轟炸，兩次失城，多次秘密細菌戰，國民黨在明暗兩條戰線上苦戰，顧此失彼。

作為軍人對軍人的致敬，他們還原了守城的國民軍人21軍第145師435團上校團長劉一的故事。

當年保衛衢州的戰鬥中，劉一帶約一個營的兵力，利用昔年日軍佔領時破壞機場所挖掘出的大坑塹作掩護，阻擋日軍的前進。

▲ 衢州細菌戰紀念館里的保衛衢州英雄劉一的照片

這一天從早晨敵人發起四次進攻，到了下午，在日軍飛機反覆掃射轟炸的配合下攻入機場，劉一身中兩彈，但仍一躍出塹以白刃迎敵。當發現劉一是指揮官時，日軍將他團團圍住，與之車輪戰刺殺格鬥，劉一遍體洞穿，眼睛被頭上流下的鮮血糊住，握槍的手也開始松馳。最後日軍一大佐大叫一聲，舉起戰刀劈下來。寒光閃過，戰刀從劉一左肩揮過右腰，從肩到腰斜著身體剖為兩段，壯烈殉國。

劉一犧牲時只有27歲。衢州城陷落，陣亡將士無人收屍，劉一屍骨不存。

日本細菌戰從謀劃到實施也得到了完整展示，楊大方他們收集來的資料，在法庭上的訴訟材料，還有他們尋訪到的爛腳老人的影像資料。為了還原這段歷史，三位老人費心思，展覽館里有一枚石井四郞研製的陶瓷細菌彈，是他們按照一比一的比例仿製出來的， 30公分的直徑，棕色，閃著棕色的釉彩。如果不是後面帶個尾翼的話，就像是農家用的鹹菜缸，但它卻是細菌炸彈。用陶器是因為在炸彈投下的過程中，陶器升溫慢而不至於使細菌高溫死掉。正是這樣的炸彈曾經大範圍地毒害過這裡的土地。

20年，三位老人耗盡了他們生命中的最後時光，吳世根老人死的時候拉著兒子吳建平的手不放開，「父親臨死時不瞑目，我問父親有什麼事放不下，父親說，細菌戰和日本人的官司沒有打完，一定要我接班繼續打，我點頭答應，他才鬆開手，之後就再也不說話了。」吳建平說。一族人都失去了本姓，這是父親永遠的痛。

邱明軒也用盡了最後的力氣，完成了衢州細菌戰調查的五本書，全部都是自費出版。他交待，書中的資料，他都交給衢州細菌戰展覽館，人們可以在那裡查閱。

2017年2月10日晚，85歲的楊大方老人在最後的搏擊中沒有贏，溘然長逝。

「楊大方的逝去是一個象徵，一代有戰爭記憶的人正在成為歷史。但衢州細菌戰死難者老楊他們整理出了2000多人的名單，留下口述歷史的，不足20個人，誰去記錄，誰去搶救這段歷史？」王選幾乎是聲嘶力竭地說。

一代有戰爭記憶的人正在成為歷史！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唯有轉發給更多的同胞，讓他們不要忘記這段慘痛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