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一體化，理想與現實

3月22日，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市郊的扎芬特姆機場，一名女士參加恐襲事件一周年紀念活動

當下的歐盟，正經歷著歐洲一體化進程肇始以來前所未有的艱難時刻，可謂內憂外患，危機齊聚，人心渙散，瀰漫著對歐盟現狀的擔憂和對歐洲一體化前景的迷茫。

歐洲社會目前所遭遇的困境和歐洲一體化不進則退的尷尬局面，背後有著深刻的結構性根源和誘因。較為突出的主要有：

第一，關於歐洲一體化目標的分歧纏繞始終。即在「最終要建成一個怎樣的歐盟」這一「終極問題」上，不同成員國之間、歐洲領導人之間始終存在著「路線之爭」：是建立一個「歐洲合眾國」，還是維持一個主權國家的聯盟，即「聯邦」和「邦聯」之爭。

從歐洲領導人層面來看，既有莫內（法國政治家，歐洲統一運動「總設計師」）、阿登納（聯邦德國首任總理）、德洛爾（前歐共體委員會主席）、科爾（德國前總理）和希拉克（法國前總統）這樣致力歐洲一體化深化的聯邦主義者，也有撒切爾（英國前首相）、卡梅倫（英國前首相）這樣的主張實行有限一體化的邦聯主義者。

6月19日，英國「脫歐」談判會場布置畫面

簡而言之，法德和英國的聲音代表了歐盟成員國的兩個「陣營」。當一體化遭遇挫折和困境時，那些對「歐洲合眾國」理想缺乏興趣的國家自然會顯露出「個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秉性。這其中，既有與英國一樣有底氣「用腳投票、尋求單幹」的國家，也有一些只希望搭上歐盟發展的便車、不情願為一體化承擔義務的國家。

第二，「頂層設計」的先天性缺陷。過於理想主義、過度強調歐式民主原則和成員國授權的一體化設計，不僅使得歐盟體制和程序過於繁瑣複雜，而且造成溝通成本大增，降低了歐盟運行效率。

特別是最近十幾年，伴隨著歐盟一輪又一輪的擴張，成員國之間在經濟水平、價值觀等等方面的多樣性，導致分歧衝擊共識，基於自身利益的博弈衝擊團結互助精神，多重博弈常常令歐盟寸步難行。比如維謝格拉德集團成員如波蘭、匈牙利等，目前在多個議題上向過去60年來領導一體化的「法德軸心」發出質疑。歐盟內部類似紛爭不斷。

第三，歐盟的快速東擴使得一體化擴大的步伐遠超深化的節奏，成員國間的理念認同、經濟水平、社會發展程度等差異難以彌合，一體化同步尤其困難。

蘇東劇變后，歐盟迅速東擴，於2004年5月和2007年1月兩次將共計12個新成員國納入歐盟。由此一來，歐盟成員國相互間經濟、社會差距急劇增大：2016年，「老歐盟」15國人均GDP達到31000歐元，而中東歐國家中發展水平較高的捷克也只有16400歐元，相差近1倍，最低的保加利亞則不及老成員國水平的1/5；在理念和社會價值觀上，新成員國政府也正在日益顯示出其不同於老成員國的傾向。

第四，歐洲人曾引以為豪的福利制度不僅難以為繼，給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突出，嚴重削弱了各國的競爭力，難以應對全球化和老齡化挑戰。

一方面，花銷巨大的福利制度造成了企業的高稅負，擠佔了公共投資，不利於生產率的提高，同時加重了財政負擔，推高了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2015年，歐盟GDP的19.2%、財政支出的40.6%被用於社會保障支出。當年歐盟國家公共債務的比例高達85%，其中希臘則更是高達177%，遠遠超過了歐盟《穩定和增長公約》所規定的公共債務不能超過GDP60%的上限。

另一方面，與勞動生產率發展不相適應的、過於慷慨全面的社會福利保障，也使得歐洲國家勞動力市場僵化嚴重，失業率居高不下，加劇了社會矛盾和貧富分化。2015年，從每個勞動者年均工作時長來看，德國是1386小時，法國1482小時，而美國則是1786小時。而從失業率來比較，歐盟成員國平均失業率達到9.4%，希臘和西班牙則更是分別達到了25%和22%。同期美國和日本分別約為5%和3%。

德國難民營

第五，歐洲近來遭遇的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威脅相當程度上與歐盟堅持「歐式民主」，強行推行「價值觀外交」和移民融合政策失敗密切相關，一定程度上也是其追隨美國實施對外干預外交政策種下的苦果。所謂「阿拉伯之春」爆發后，法、英等歐洲國家緊隨美國的腳步，參與對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軍事行動，在中東和北非掀翻了一些被西方視為「獨裁者」的政權，結果不僅沒有為當地帶來民主、自由和發展，反而使得原有的政治、社會秩序在內戰中支離破碎，不僅造成了數以百萬計的死傷，也給歐盟帶來了始料未及的百萬難民潮，還為「伊斯蘭國」等恐怖主義勢力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囿於人道主義價值觀，歐盟無法對洶湧的難民潮關上大門，對如何有效解決難民危機帶來的衝擊一籌莫展。據估計，即使在極為理想的條件下，德國也需要為難民支付多達9000億歐元的開銷，還要面臨難民難以融入主流社會等棘手狀況；對於經濟狀況不佳的義大利、希臘等主要難民「上岸國」而言，接收難民更是其難以承受的重負。

恐怖襲擊的頻現一方面暴露了歐洲社會一直標榜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理念在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即對外來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二代來說，這些理念難以企及。惡劣的生活環境、不公平的求學和就業機會、人為的歧視和極端組織的蠱惑以及移民融合政策的失敗等都是成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歐盟在司法、內務等領域囿於過度的隱私保護等在信息共享和反恐合作上的缺失。

第六，在一體化的實施和推進進程中，尤其是近些年來，在內、外挑戰空前嚴峻的形勢下，歐盟及其成員國缺乏堅強領導，一些政治家的戰略眼光、責任擔當和政治手腕不足，也成為歐盟的一個軟肋。

一方面，一些原本應當承擔領導國家職責的政治家，一半無奈一半自願地跟著「民意」指揮棒走；另一方面，「民意」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公投」作為代議制的補充卻屢屢充當了政治舞台的主角，事關國家長遠發展的嚴肅議題被輕易交付給缺乏必要信息和決策經驗的民眾。

以上種種問題，使得疑歐主義和民粹主義一度甚囂塵上，成為歐洲繼續一體化的攔路虎。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7年7月12日出版的《環球》雜誌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