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征高麗、北擊匈奴、西伐吐蕃——大唐的赫赫武功

從公元184年黃巾暴動造反至公元598年隋朝完成統一，華夏大地雖是一片分裂戰亂和經濟凋零的慘狀，征戰需求卻刺激了軍事技術發展，其中重要發明就是馬鐙。這種騎具最早出現在，西晉時普遍裝配軍隊，在冷兵器時代可稱一項劃時代的發明。馬鐙的出現使騎兵有了借力之處，易於揮舞長兵器進行近距離格鬥戰，長距離行軍也能減少腿部疲勞，從而能實施快速遠征，騎兵在戰場上的作用也更顯重要。南北朝對峙時，南朝的北伐只要進入黃淮平原就難敵強騎，最後總是北朝克服長江障礙而統一了南方。短命的隋朝後興起了唐朝，對外武力曾達到古代華夏民族的頂峰，卻也因統治階級的周期率和騎兵衰落而走向了王朝覆敗，封建社會也就此進入了由盛至衰的轉折。

府兵制振作隋唐軍力，騎兵使太宗武功超群

曹操建立的軍戶制度，在魏晉和南北朝時期盛行。豪強主政和軍閥領軍時這一制度弊端很大，軍官可以把軍戶當農奴，抑制豪強后則可以發揮出優勢。隋唐之初的府兵制，就是一種較好的國家軍戶制，能使國家平時少花錢、戰時多出兵。

南北朝時，被定為軍戶的家庭不必向政府繳納租稅，擔負的就是兵役，戰爭結束很多人可以回家種地，當兵是父子相繼。這種兵農合一的政策節省了朝廷的軍費開支，避免徵兵制增加農民負擔及妨礙生產。北周政權及繼承它的隋朝利用當時戰亂荒地眾多的條件，分給軍戶一定的土地使用（所有權屬於朝廷），使普通農民為求授田紛紛投軍，兵源狀態一度改善。隋軍實行府兵制比較徹底，因而能在598年滅掉南陳政權，完成華夏大地的統一。

隋朝在歷史上同秦朝相像，剛完成統一又成短命王朝。隋朝第一位皇帝隋文帝比較重視恢復經濟，全國戶口統計達到4600萬人，達到了東漢以後的最高點。隋煬帝登基后對內窮奢極侈，對外頻繁用兵，如612年征高麗時便出動軍隊113萬人，依靠大運河運輸還調用隨軍民夫230萬人。《隋書》稱「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這確實創造了古代戰史上用兵數的最高紀錄。

隋煬帝第一次征遼大敗，死士卒30萬，卻毫不痛惜，只是下令再徵兵拉夫補充缺額，此時府兵制已不夠用，只得徵發全國壯丁。加上修運河、修東都洛陽，煬帝時服兵役、勞役者至少超過800萬，盡發男性青壯尚不足，竟至「役及婦人」。如此男不得耕，女不能織，農事荒廢，逃役者嘯聚山林，天下大亂相互攻伐。待李淵、李世民乘亂於617年起兵，經幾年征戰唐朝統一天下時，統計戶口只剩下1500萬人。

在唐朝統一奠定穩定局面時，出了一位名揚史冊的太宗皇帝李世民。歷來英雄識英雄，毛澤東點評古代兵家時曾給唐太宗以最高評價——「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

16歲便投軍的唐太宗李世民，生於多民族融合且征戰不息的時代，祖母、母親和嫡妻都是長於遊獵的鮮卑族人，自己從小隨父長期居住邊關。他血管中有著不同民族的混合血液，既受漢文化熏陶，又繼承了游牧民族的騎射習俗。儘管生於與隋文帝有連襟關係的貴戚之家，李世民卻未嬌生慣養，自幼馴馬張弓，少年請纓投軍，在求生和謀位的廝殺中學習戰爭，正是這個年輕的軍事成功人士的家庭環境和生長之路造就了李世民的傑出軍事才能。

唐朝前期的戰爭環境和制度變革，造就了一種激勵人建功立業的蓬勃精神和文化氛圍。同李世民一樣出身太原名門的詩人王維，所寫的傳世名篇就勾畫出那時的社會風貌——「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隋唐時雖科舉興起，詩書禮樂繁盛，但許多有志男兒仍認為「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無論是名門子弟，還是像征高麗時自願投軍的薛仁貴等貧寒之士，大都以建功塞外、萬里覓封侯為人生最高追求。

617年李淵太原起兵時，18歲的次子李世民便率軍直取長安，隨後指揮了平定天下的三次大戰，剪滅了王世充、竇建德兩個最大的割據勢力。李世民常以出奇和勇猛以少勝眾，曾忍飢兩天以幾千人馬窮追宋金剛十萬之眾致其潰散，虎牢關一戰又率三千鐵騎突襲竇建德中軍帳生擒這個「夏帝」。北伐突厥時，唐軍曾創造了農耕民族出擊游牧民族並獲大捷的奇迹。

自擊敗匈奴之後又稱霸北方萬里草原的突厥，是唐初最大的軍事勝利。李淵起兵之初為求後方穩定曾被迫向突厥稱臣，后在長安受其威脅還一度想燒毀都城南遷。二皇子李世民力阻此等怯懦避敵之舉，親率百騎到陣前向突厥軍示威。627年，李世民殺兄滅弟迫父讓位而奪得皇位，馬上向朝臣宣布對突厥專靠防守不能阻止，須將其消滅。太宗在位23年間，唐朝不修長城，改過去在邊塞分兵防守之策而轉取攻勢。太宗利用漠北分裂，首先直搗東突厥腹心以擒賊先擒王，再移兵各個擊破其餘各部，華夏軍旗再度飄揚在大漢開拓過的廣闊西域。

突厥被擊敗后，一部歸順唐朝而被安置在西域及其附近，一部西遷輾轉進入西亞，後來還建立了土耳其國。唐初採取積極出擊雖耗費一些財力人力，卻使內地發展獲得良好環境，出現了古代繁盛的「貞觀之治」，可謂安全戰略的最優選擇。

唐朝能建立強大的騎兵，是靠大力發展畜牧業作為保障的。唐初百廢待興，官營牧場只剩母馬3000匹，李世民對北方暫取韜晦緩兵之計，儘快發展馬政。他日日率身邊宿衛和御林軍在顯德殿前練習騎射，皇家禁苑也成馬場，成為第六等嬪妃的才人武媚娘（後來高宗的則天皇后）都成了馴烈馬高手。唐初40年間，官馬繁殖到70萬匹，史稱「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加之南北朝期間有大批胡人內遷，帶來養馬和騎射之術，因此「唐宗」就能繼「漢武」之後再次建設起華夏民族最強大的騎兵。

重用少數民族將領，募兵代替府兵又釀大禍

唐朝騎兵的強勁，還在於從隋末戰亂後有一大批官兵久經戰陣，又驍勇善戰。如李靖率3000精騎在風雪連天的寒冬夜襲陰山，迂迴穿插千里直搗突厥老巢，以自身千人的損失斬敵騎萬名，並生擒頡利可汗，幾十萬突厥人馬就此崩潰。

李靖創造的這一古代戰史上罕見的戰例，顯示出唐軍官兵越野、耐寒和騎射能力都不弱於在北方游牧中成長的突厥兵。大唐這一雄風與強漢武功並列，的確引後世無數英雄敬佩折腰。

唐朝連年的征戰和經濟發展，卻使軍戶式的府兵制逐漸難以維繫。由於戰亂恢復后政府掌握的田地已不多，不能再分給軍戶，讓他們再服役就難有積極性。作為唐軍主力的騎兵又需要長年維持訓練，靠軍戶輪換當兵的農民又顯然難以勝任這一兵種的要求。從唐太宗後期開始，唐軍的騎兵就改為招募，而且大量吸收精於騎馬的塞外少數民族。

作為受多民族尊崇的「天可汗」，李世民的一句名言是：「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這種觀念，恰是中華傳統文化重視禮義服人，追求各族和諧的精神體現。太宗對各族軍人一視同仁。後來唐將中少數民族者眾多，如名將哥舒翰是突騎施人，率大軍越蔥嶺（帕米爾高原）征大食的高仙芝則是高句麗人，此遠征壯舉在戰史上遠勝於漢尼拔率軍翻越阿爾卑斯山。雖然後來反叛的安祿山、史思明是胡人，但平定其亂的兩主帥之一李光弼也是契丹人，多數番將已將大唐視為自身家國，這在古代史上留下了一曲多民族團結的貞觀長歌。

唐朝初年，吸取隋朝過量徵兵導致民不堪命的教訓，一般對外征戰每次出兵不超過10萬人，身為軍府的府兵輪流服役，征戰有功者可得勛級，死亡者家屬可受撫恤，戰鬥積極性也比較高。不過對歸附從軍的胡人，顯然不能實行這一制度，只得發給定期賞賜，實際上形成招募性。到了唐太宗之子高宗李治統治時，內地均田制被破壞，豪強兼并土地嚴重，府兵的社會地位也日趨低下。軍戶中的壯丁又受軍官奴役，其妻女常被霸佔，導致大批逃亡。另外軍戶中的軍人參戰后，家中喪失了主要勞動力，因而一遇戰事就會出現唐詩中的場面——「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在這種形勢下，府兵制走向了難以維持的地步。唐太宗的曾孫玄宗李隆基當政時，因經濟發展，政府有了雄厚的財力，便以募兵代替世代為軍戶的府兵制。這種「插起招軍旗，自有吃糧人」的招募辦法，必然使軍隊失去「良民服役」的特點，導致社會惡劣分子充斥。尤其是在唐朝中期社會安寧，安分農民大都不願當兵，投軍者多為習慣騎馬射箭的胡人。這些應募者，又往往只識長官不知朝廷，很容易成為邊將的私兵。

唐朝中期又在邊鎮實行集行政、軍事管理於一身的節度使制度。當年「精明」的玄宗終日同楊貴妃遊樂，疏于軍政事務，又認為胡人純樸而放心任用，導致各級將領也多由少數民族擔任。唐玄宗當政後期，戍邊軍43萬人中一大半是胡兵、胡將，其中骨幹又是安祿山的東北軍和哥舒翰的西北軍，前者有18萬兵力，後者有15萬兵力。西北方向有吐蕃的強兵騷擾，哥舒翰的部隊受到牽制且兵力分散。東北方向的安祿山已經鎮服了契丹等部落，能夠集中15萬軍隊機動，他一旦造反就會對內地空虛的唐朝造成致命威脅。

安史之亂成為歷史轉折，漢唐雄風從此不再

公元755年，早有奪取天下野心的安祿山已經用番將取代漢將，完成了所部私人化，於是率15萬官兵造反。這支叛軍以胡人騎兵為主，唐軍則臨時由市井招募的兵卒，上城守備時，聽到戰鼓竟嚇得紛紛墜下，洛陽很快失守。靠著抬出已中風的哥舒翰並調集西北部隊，唐軍守住了潼關，唐將郭子儀、李光弼部（也是原來的邊軍）經山西向留守河北的安祿山、史思明部發起反攻。為反抗叛軍劫掠，河南、河北興起的義軍雖戰鬥力很差，也能牽制安、史兵力。可惜唐玄宗對西北部隊也不信任，命其倉促出潼關，在靈寶一戰覆沒，長安隨之棄守。

玄宗逃難到長安以西的馬嵬坡時，身邊憤怒的禁衛軍實行兵諫（這相當於古代的「西安事變」），要求懲治禍國殃民的楊貴妃及兄楊國忠一夥兒。唐玄宗不得不忍痛犧牲了美人以保自己，隨後留下太子李亨領導抗敵，自己逃到蜀境，國家差一點再次出現「南北朝」局面。

幸運的是，太子李亨此時在靈武（如今的寧夏）登基，史稱肅宗，北方有了抵抗中心。這時唐朝能同叛軍對抗的部隊只有郭子儀、李光弼從山西撤下來的原西北戍邊軍一部。正好安祿山叛軍出現子殺父的內亂，李光弼、僕固懷恩等番將指揮反攻，加上請來的回紇騎兵，唐軍才打敗了叛軍。經過七年戰亂，盛極一時的唐朝也走向衰落，藩鎮割據取代了中央集權。

從某種意義上看，平定胡人叛亂的主力還是少數民族武裝，漢族農民的作用主要是提供糧食貢賦保障作戰。昔日騎馬馳騁戰場的唐太宗子孫，此時只能躲在深宮或西逃避敵，整個民族的尚武精神趨於頹喪。

唐王朝藉助外力和招安許多叛將，勉強鎮壓了安史之亂，卻無力馴服那些驕兵悍將和安史餘黨，只得承認他們擁有私兵並割據各地的現實，換得其稱臣達成名義統一。就此，唐朝形成了藩鎮割據狀態，那些擁兵自重的軍閥佔據了大半江山。從軍制來看，從朝廷到藩鎮主要都採取募兵制，而且不少軍閥還養家兵和死士打手。「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這句近代社會流行語自此成為制度性積弊，兵民對立又使社會長期難以形成健康武德和愛軍之風，亂兵悍將反成致亂之源。

安史之亂的另一個嚴重惡果，是藏族的祖先吐蕃趁機佔領了北方水草最為肥美的隴右馬場，漢族政權從此喪失了養馬建立騎兵的基礎。後來唐朝經常拿出每年一半的稅收向回紇買馬，購到的卻多是劣馬，漢朝和唐初華夏騎兵對北方少數民族曾一度擁有的騎兵優勢，就此完全喪失，後來宋朝的衰弱並敗於遼、西夏、金、蒙的種子也在此時播下。

千古興衰，百年輪迴。在封建體制下，唐太宗雖創立了炫目的文治武功，歷史的周期率卻註定其子孫會在養尊處優中走向腐敗。安史之亂后，西北馬場的喪失使華夏民族喪失了建立強大騎兵的物質基礎，對北方游牧民族長期轉入了消極防禦，這說明封建體制已趨於沉腐，「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大風歌》終成絕唱。對後來那些只知高築牆縮頭防禦的懦弱王朝來說，漢唐出擊漠北「踏破賀蘭山」的戰績，只能在紙面上吟詠追念。

唐朝亡于軍閥朱溫之手后，李氏皇族後裔所建立的南唐更加頹廢。南唐王朝李後主那種以婦女殘廢為美的纏小腳變態審美觀，居然推廣近千年，社會風氣摧殘女性必然又影響了整個民族健康。不尚武的政權和社會，最終只能受強勢者欺凌，文化落後的北方草原民族對中原征服必將再次造成中華科技進步的停滯乃至倒退。

摘自《脫胎換骨——縱橫古今談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