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0848】哈耶克、本地信息與制高點：中國的國企下放

原文信息：Zhangkai Huang,Lixing Li,Guangrong Ma,Lixin Xu. Hayek, Local Information, and Commanding Heights: Decentraliz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2017,8:2455-78.

哈哈

題外話

這篇文章由北大清華人大的三位青年經濟學者等共同合作撰寫，並且發表在經濟學國際頂級期刊《美國經濟評論》最新一期上。國內年輕博士能有如此成果，實在令人景仰。這篇文章也是AER上為數不多的有關的研究，一經接受即被引爆票圈。然而幾個公共號還未有文獻詳細內容的相關推文，所以筆者渴望一睹真容，嘗試閱讀這篇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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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哈耶克（1945）認為本地信息是理解經濟體制效率的關鍵因素，也是決定生產集中還是分散的關鍵因素。作者用國企下放（decentralizing of SOE）的經驗證據證實了哈耶克的觀點。當國企與政府的距離更長時，更可能被下放。並且當交流成本增加、企業績效異質性越大時，這種作用越明顯。然而，當中央政府出於「佔據經濟制高點」的考慮時，位於戰略性行業中的國企的這種作用不再存在。另外，作者也考察了另一種基於代理成本的可能解釋，但未發現有明顯的證據支持。

選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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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劃經濟蓬勃發展時期，一度有學者認為計劃經濟能夠實現與資本主義同樣的生產效率（薩繆爾森，1973），但蘇聯卻以解體告終。學界對於資本主義比計劃體制更有效率的原因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資本主義對私有產權的保護賦予人們更強的生產積極性；另一種來自哈耶克的觀點認為效率源於對本地特有信息的有效利用。支持第一種觀點的文獻早已卷帙浩繁（Megginson and Netter, 2001; Djankov and Murrell, 2002; Estrin et al., 2009)，而對於第二種哈耶克的觀點卻缺乏相應的實證探索。

於是，本文作者使用90年代「抓大放小」企下放的經驗證據，來考察本地信息究竟對效率提升有無影響。國企下放被定義為，國企的控制政府由上一級移交給下一級政府。類似於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刻畫（Coval and Moskowitz, 1999），本地信息的可獲得性可以用國企距離控制政府的距離來表示。政府距離所控制的國企越遠，越缺乏對於企業自身信息的直接觀察。

哈耶克（1945）認為政府與所控國企距離更遠，將控制權下放到下級距離近的政府就越有效率，因為可以更好地利用本地信息。並且，企業績效異質性越強，本地信息就越重要，距離遠的國企就越應該下放。更進一步地，交流成本能弱化距離對本地信息獲取的困難。政府與國企交流成本越小，政府就越容易得知國企的經營狀況，下放就變得並不必要。

哈耶克的觀點並不代表國企總應該被下放以充分利用本地信息。這個問題面臨著集企從而充分利用正外部性，和下放國企從而充分利用本地信息之間的權衡。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可能還會出於控制經濟「命脈」，控制核心產業的目的，也就是列寧（1922）所說的，佔據經濟「制高點」。

確實，「制高點」在現實狀況下非常常見，哪怕在發達國家當中。政府可能出於「戰略」考慮，控制國防、鋼鐵、鐵路、船舶、公用事業、通信等戰略行業。在這些行業中，政府很可能並非想最大化利用本地信息，而是實現對經濟「制高點」控制的目的。故而，戰略性行業中，距離與國企下放的關係將趨於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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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與方法

作者利用國企下放的經驗事實為上述假說提供了證據支持。與哈耶克的觀點一樣，國企距離控制政府越遠，越容易被下放，並且企業績效異質性越強、交流成本越大，這種作用越明顯。另外，戰略性行業中這種作用趨向消失，印證了「制高點」的猜測。

關於本文核心結論，距離越遠越可能被下放，作者進行了一系列穩健性檢驗。首先，為了排除是距離經濟中心而非控制政府的干擾，作者將距離替換為距經濟中心距離，做了安慰劑檢驗。其次，為了克服距離所可能的內生性，作者使用三線建設經歷作為距離的工具變數，用工具變數法再次回歸。

另外，作者也考慮了與之相關的其他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監督代理假說，認為距離帶來的下放只是源自於監管政府的尋租行為。這種解釋雖然同樣給出距離越遠越可能被下放的推論，但卻不能解釋企業績效異質性對其作用有所增強。並且，尋租環境與距離下放之間並不顯著的關係，也並不支持監督代理假說。事實上，90年代中期國企下放目的是為了改善國企績效，而非代理假說所言的政府尋租。

第二種解釋是當地政府俘獲假說，認為國企下放是由下級政府遊說的結果。距離下級政府越近，下級政府越有動力遊說上層將國企下放給它們。但是，這種解釋也意味著租金越高這種作用越強。但實證結果與此相反。

綜上，距離與下放之間的關係更有可能因為哈耶克假說，而非監督代理假說和當地政府俘獲假說。

本文可能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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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對以下兩個方面的研究有所貢獻。第一，本文是第一次對哈耶克本地信息在國企下放的重要性觀點的實證檢驗。相關研究僅討論了市場經濟下企業分散與本地信息的關係。並且，有關國企集中還是下放，相關文獻只針對激勵與所有權方面，而本文論文補充指出了當地信息對此的重要作用。另外，本文也提供了對「制高點」戰略的經驗證據。

第二，本文也對國企改革方面的文獻有所補充。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國企私有化問題上，而國企下放通常卻更現實與普遍。在許多國家，地方政府在國企改革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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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事實與概念框架

政府層級由中央、省級、市級、縣級政府構成（鄉鎮政府通常沒有國企控制權）。在90年代中期，超過三分之一的國企均是虧損狀態，國家為了改善國企效率，進行了「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其中，「抓大」意味著中央政府對其控制權的加強，「放小」意味著進行國企內部改制、破產、拍賣、合資等，而國企下放就是「放小」的重要方式。作者提供了詳盡的證據（見online appendix）證明國企下放是政府著重考慮，且十分普遍的措施。並且，國企下放是出於改善國企績效所被迫做出的決定。

哈耶克假說。哈耶克認為利用本地信息是提升國企績效的重要方式。而對本地信息的獲得取決於國企與控制政府間的距離。所以，國企與控制政府距離越遠，越可能被下放。並且，距離與下放的正向關係會隨著國企績效異質性的增強、交流成本的增加而增強。

制高點假說。政府出於控制經濟命脈，控制「制高點」的目的，對於戰略性行業，即便無效率也堅持控制，不會選擇下放。所以，國企政府距離與下放的正向關係在戰略性行業中並不顯著。

監督代理假說。政府距離國企越近，則越容易從中抽取租金。所以最終會導致，政府越傾向於下放距離較遠的國企。並且，交流成本越大，政府越難從國企中抽取租金；企業租金越大，政府越要控制從而抽取資金。所以，監督代理假說預測，距離與下放依然存在正向關係；但這種正向關係，隨交流成本的增加而增強，隨尋租環境更嚴重而增強。

當地政府俘獲假說。國企與當地政府之間更容易產生勾結，各自得利。所以，可能僅僅是因為距離控制政府更遠的國企，更容易被當地政府遊說所俘獲。這一假說，預測距離下級政府越近，國企越容易被下放。並且這種負向關係，在尋租環境嚴重時越明顯。

綜上，理論假說可以總結為表2。這幾個假說均可以通過檢驗相應的途徑來驗證。首先，只有哈耶克假說預測距離下放關係隨著企業績效異質性增強而增強。其次，只有制高點假說預測在戰略性行業中，距離與下放的關係將失效。第三，只有監督代理假說認為租金會增強距離下放二者的關係，而當地政府俘獲假說預測租金會減弱國企下級政府距離和下放的關係。

基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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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工業企業資料庫98到07年的數據。只保留國企樣本（國有資本佔比超過30%）；去掉所有國企下放后的樣本。在基準回歸中，去掉控制政府為最底級的國企樣本（因為不能再下放）；去掉不足三年統計的國企樣本等，最終得到17546個國企樣本。其中，央企15.8%，省級國企28.9%，市級55.3%。

2. 基準回歸結果

基準回歸如上所示。Decenijkt代表第t年k政府控制下位於j行業的企業i是否被下放的二值虛擬變數。Distanceik代表企業i與管控政府k的距離（加1取對數）。X代表企業層面的特徵變數（如企業資產滯後項、ROS、企業重要性等），Z代表省份層面的控制變數。另外加入363個管控政府k的虛擬變數，行業與年份虛擬變數。為了允許擾動項相關，採用聚類到管控政府層面的聚類穩健標準誤。鑒於企業下放后基本不再變動，去掉下放后的樣本，暫時僅考慮企業的一次下放。後續考慮企業的多次下放。

在回歸之前，本文做了下放企業與非下放企業的對照描述，見表B-3。被下放的國企相較於非下放，往往距離更遠、規模更小、更不重要、績效更差。

基準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表3的Panel A前四列分別代表全樣本、央企、省級國企、市級國企的基準回歸結果。發現距離的係數顯著為正，十分穩健。全樣本回歸表明，距離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將使下放概率提高1.3%。另外，企業規模越小、績效越差、越不重要就越可能被下放。 在第（5）列換用Cox風險模型估計，結果依然穩健。

其他重組選項。在基準回歸中，僅考慮了下放與非下放的國企樣本，但是國企重組時，除了下放，也會選擇私有化等改革措施。在第（6）、（7）列中，我們用多項回歸模型考察了國企同時面臨下放、私有化、保持不變三種選擇，結果表明距離與企業下放的關係依然顯著，且係數基本不變。

遺漏變數問題。在基準回歸中，可能存在遺漏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同時面臨的一些環境因素變數的問題。本文在Panel B中區分管控政府，並分別添加所面臨的環境因素變數，結果依然保持不變。

全資國企與合資國企。表3 Panel B的（4）、（5）列區分了全資國企與合資國企。對於合資國企來說，由於存在其他政府合資，可能存在其他渠道來獲取信息，故而其距離與下放關係相對不那麼重要。這表明，距離與下放關係在全資國企中大於合資國企。

額外檢驗。本文另外替換了國企的定義（大於50%國資佔比）、採用Brandt et al.(2012)的定義、採用Hsieh&Song(2015)定義等重新做了檢驗，結果均保持不變。

3. 集聚與內生性

集聚。在，政治中心往往與經濟中心相重疊。這就可能會使國企與政治上管控政府的距離反映了國企與經濟中心的距離。而距離經濟中心越近的國企，政府控制所獲收益也就越大。為了排除這一影響，本文做了替換距離的安慰劑檢驗。Placebo距離定義為國企與另一經濟中心的距離。慶幸地是，表4第一列的結果顯示，Placebo距離並不顯著。第二列，去除GDP差距較大的樣本后，結論依然顯著。

內生性。本文國企與管制政府的距離依然可能存在內生性，因為不重要或者績效差的國企區位選擇時可能本身就被選在遠的位置。

為了解決這一內生性問題，本文嘗試找到一個工具變數來捕捉國企政府距離的外生擾動部分。作者使用該國企是否在「三線建設」時期成立且建立在「三線」地區來當做其距離的工具變數。「三線建設」時期，大量國企由於中央應戰考慮而被遷移或建立在「三線」內地地區，從而導致其距離管控政府距離增加，滿足相關性。而「三線建設」僅僅是出於防範美蘇可能爆發的爭霸戰爭目的而做出的安排，與企業是否重要、是否績效差等可能導致後來企業被下放的因素無關，滿足排他性。故而，「三線建設」的工具變數是有效的。

表4第（3）、（4）列的2SLS回歸結果（ivprobit標準誤無法聚類）表明，在考慮到距離的內生性問題后，國企與政府距離和國企下放之間的關係依然顯著為正，且係數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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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解釋的排除

本文從交流成本、企業績效異質性、租金三個方面來區分幾種可能存在的替代解釋。

變數衡量。交流成本使用省際人均公路擁有量表示。企業績效異質性用企業所在行業年度企業績效總體離散度和企業TFP離散度表示。其中，TFP分別採用OLS殘差、OP法、指數函數法測量（詳見online appendix）。另外，作者也構建了ROS離散度。租金方面，用當地腐敗程度（千人腐敗事件發生次數、單位銷售額的娛樂出差花費）、企業層面的租金額（企業盈利、平均工資水平、市場勢力HHI）兩種指標表示。

見表5。Panel A的第（1）、（2）列表明，當道路密度越小時，交流成本越大，距離對下放的關係就越明顯。這支持了哈耶克假說和監督代理假說。

第（3）到（6）列結果表明，企業績效異質性越大，政府越難判斷所控制國企績效，從而本地信息愈加重要。即企業績效異質性越大，距離與下放的關係就越明顯。僅哈耶克假說支持這一結論。

為了檢驗制高點假說是否成立，Panel B顯示了戰略性行業的回歸結果。結果表明，無論採用哪種衡量方式，在戰略性行業中，距離與下放的關係均被弱化。這支持了制高點假說。

Panel C列出了從租金方面對前述關係的考察結果。在第一列，國企與管制政府距離越大越可能被下放，與哈耶克和監督代理假說一致；國企與下放政府距離越大，越不可能被下放，與哈耶克和當地政府俘獲假說一致。但是，在其餘列的結果中，租金與距離下放關係並不顯著，而這與監督代理假說和俘獲假說都不一致。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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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的下放為檢驗哈耶克的本地信息對經濟體制設計重要性的觀點提供了寶貴的機會。正如哈耶克所說，能否利用本地信息，是國企效率的關鍵。國企與管制政府信息不對稱越嚴重，國企下放可能性越大。這種正向作用在企業異質性越大、交流成本越大時，愈加明顯。本文結論證實了哈耶克的觀點對理解企業組織形式、理解經濟體制運行有重要作用。但一旦考慮到控制經濟「制高點」時，哈耶克的假說將失效。對於國企的管理也體現出雙重目標：效率與控制經濟命脈。本文也考慮了代理成本這一可能的替代解釋，但並未發現有較強的經驗證據支持。

Abstract：Hayek (1945) argues that local information i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efficiency of alternative economic systems and whether production should be centralized or decentralize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decentralizing SOEs confirms this insight: when the distance to the government is farther, the SOE is more likely to be decentralized, and this distance-decentralization link is more pronounced with higher communication costs and greater firm-performance heterogeneity. However, when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oversees SOEs in strategic industries, the distance-decentralization link is muted. We also consider alternative agency-cost-based explanations, and do not find much support.

推文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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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樟經濟學術圈本期小編：段雨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