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知命與使命 ——讀許嘉璐先生《中華文化的前途和使命》

中華書局新近出版了許嘉璐先生《中華文化的前途和使命》，這是一本並不太厚的文化專著，全書16萬字，分14講，從當前文化問題的癥結分析入手，通過梳理中華文化的發展脈絡，探討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的異同和跨文化交際的規則，具體解說儒學、佛學的主要特徵，進而對中華文化在當今世界格局變動中的使命作出了判斷。「講（講）」字從「冓」得聲，冓有交互義（《說文解字》：「冓，交積材也。」），故許慎釋「講」為「和解」。他說的和解，並非指停爭拗而歸友好，而是指調眾說以明道理，即段玉裁所謂「不合者調龢之，紛糾者解釋之」。書中各部分名之「講」而不曰「章」，有突出與眾溝通之旨趣，非僅書齋研究之自樂。而全書行文，常似對談，頗為平易，亦與此合。事實上，注重服務社會，以先覺覺后覺，是自古以來優秀知識分子的傳統。許先生的這本新書體現的也正是這個精神。

許嘉璐近照

許先生早年以訓詁學名世，學界多歸之為語言學家，然許先生從來就不認為訓詁學只是研究語言或經學的學問。「訓詁不是經學附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典籍是文化的筋骨，訓詁直指其根，訓詁與文化共興衰，訓詁是文化傳承的主要工具。」將訓詁學看作文化闡釋之學，是許先生對訓詁學的重新定義，我們從中可以體味到許先生之所以孜孜於中華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今又致力於其「前途」與「使命」的探尋，既源自其心繫社會的責任感，亦為其學術專長之自然延伸。這樣的探討在當下極具意義。

文化是人類及其社會的品質。各個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有自己的基因和環境，因而各具不同的精彩。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在天下萬物中最為尊貴的原因在於我們有「義」，同時，我們的祖先從生活當中體悟到「人類是個命運共同體」，所以要「群」，也就是彼此依靠，要「義」，也就是相互支撐，這樣才是「智」，才能生生不息。這種智慧其實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和認識，不同民族的文化彼此互鑒，有利於人類的和諧發展。許先生這本書著眼中華文化與人類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切中當下世界格局肯綮。

此書在三個方面有明顯的建樹：一是對中華文化作了提綱挈領的整體梳理，二是於跨文化交際作了拓展性的探索，三是於當下世界的格局作了前瞻性的研判。

在第一方面，本書有兩講專門梳理中華文化源流，有兩講專講儒學，包括儒學經典的介紹和儒學思想的剖析，有一講專論禪宗，另有一講是談訓詁學。這六講可以視為對中華文化本體的描述，具有著眼整體全面介紹的簡明特色。以這樣一本小書中幾講的篇幅而試圖勾勒中華文化大貌，如何撮其精要，無疑既需對描述對象的全面掌握，更需明確所述內容的本質要害，同時還要有清晰易於把握的表述流程。例如第二講、第三講談「中華文化源流」，分為自然—人群—文化，家庭—家族—國家，宗教—禮制—禮俗，封建—郡縣，庶士—世族—士臣，百家—儒學、道學—理學六個方面進行講解。這種分類，是對中華文化產生髮展變遷獨具一格的表述：中華文化的發生，孕自特定的自然環境，人與自然的互動引發了民族文化的基因；這種基因折射於人與人的互動，個體的人通過與他人的關係確定了自己的角色，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社會；由農耕而生對自然萬物的崇敬與對先輩的慎終追遠相輔，以禮制民俗的形式深入人心，成為習慣；社會的治理也因之由封建而郡縣，進而派生與皇權血脈傳承互足的官員科舉選拔；伴隨生命存活的進程，哲思倫理的演進也突破至形上迴向，在與異族文化的接觸交融中漸具包容品質與和而不同。

這樣的表述，與前人如梁啟超、錢穆等對中華文化發展進程的思考與表述頗有不同，時有新見。比如許先生認為文明的產生需要一個不是很好又不是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中華民族祖先生存發展得益的不是黃河，而是黃河的支流；自然和人群的結合孕育的是中華文化對於天人關係的領悟；天、地、君、親、師的順序在實際生活中是倒置的，師是文化傳承之親，親與師構成社會網路即國家的主幹；宗教、政治、倫理在中華文化中三位一體，宗教政治化、政治倫理化、倫理世俗化是中華文化的特點，沒有成為宗教性國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倫理搶先一步成了民族的主體思想；的文官制度有特殊價值，古代的士集中了中華文化的「德」，文官通過教化百姓實現著文化傳播的功能，私學對學術思想和民族精神的凝聚與提高的作用大於官學，而遴選人才叫「貢」，也含有被舉之士等同於方物的負面認識。

孔子教學圖

書中還有一些對具體文化現象的解讀，如指出董仲舒神化儒學其實是儒學的倒退，北朝學人的固守傳統有利於儒學延續，南朝學人的思想開放促進了儒學的突破，二者的合流帶來唐代文化高峰；元曲的興盛可能是異族入主帶來的文化主體受壓和雅停俗起的雙輪驅動所致；等等。這些觀點和認識往往道人所未言，啟人深入思考。其梳理表述緊扣文化這個核心，使讀者易於把握中華文化的本質，有自己鮮明的特色。錢穆《文化史導論》說「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許先生的這種表述或許可以說是「除卻文化，無從談歷史」吧。

對中華文化本體個案儒學、訓詁學、禪宗進行剖析的四講，並沒有緊接「中華文化源流」的兩講展開，而是放在「文化的多元和中華文化特質」和「中華文化與跨文化交際」兩講之後，這樣的安排提醒讀者：這些個案的剖析並非單純的介紹，而是在整個人類文化背景下的思考；不是為了剖析而剖析，而是著眼中華文化的前途使命來看其本體特徵。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對中華文化的梳理在簡明的同時又有深入的探究。像對儒家經典的介紹，開篇由儒家與世界著名宗教切入，論及《吠陀》《大藏經》《聖經》《古蘭經》《老子》《莊子》，一下子就把儒家的經典放進了人類各文明經典的格局，構成了宏大的比較場域。這種比較還體現在對儒家經典內部的介紹，講《十三經》，先從《五經》開始，再說其餘八經，然後論述《四書》，再回過頭來討論《五經》和《四書》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此對比分析《十三經》內部各經的特色和關係。這一講最後提出儒家經典與世界其他文明的三個相似點，呼應開篇的儒家與世界著名宗教，仍然是比較的視角。比較就是研究，比較要對所比各方有全面把握。雖然由於篇幅所限，這些論述只是選取若干點展開，但仍然不乏深入的思考。比如關於《周易》的介紹，人們往往著眼於其簡易、平易、變易三特點進行說明，許先生則認為《周易》有兩大特性，一是占卜、二是有哲學思想。並指出古人以二卦重疊化為且僅化為六十四卦，而不採用三個或更多的卦重在一起化為更多的卦，體現了古人以簡馭繁，提供類推基礎的取向。而卦象的陰陽具有平等共存、彼此平衡，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處於動態等三個特點。這些特點是從畜牧採集社會轉變到農耕社會時代形成，是古人對於人與自然之關係、人與人之關係、人之自身等觀察所得的認識。而後代學人對《周易》的解釋則與《周易》本身一起共同構成了其中的哲理。這些都是頗為深入的分析。再如作者認為《禮》是講人一生的幾個關節點的禮儀，而《禮記》中有的篇章超越禮儀本體提出的一些思想理念對後世影響非常大，也都很有意思。

在跨文化交際的探索方面，書中既有以此命名的第五講「中華文化與跨文化交際」，更有全書一以貫之的始終著眼文化對比。通過對比把握不同文化的特徵，是跨文化交際成功的基礎。許先生多年致力各文明的對話，倡議舉辦尼山世界文明論壇，積極關注、支持、推動漢語國際教育工作，提出漢語的傳播應當提升為中華文化的分享。為此，許先生還在北京師範大學專門開設了「跨文化交際概論」課程，從界說、層次、緣起、經驗、差異、原則、意義等方面探討講解跨文化交際的諸多元素。本書中關於跨文化交際的思想，在那個課程里有更細緻全面的展開，我們期待儘早見到該課程所講成書出版。

作為前言的「世界格局巨變與中華文化擔當」，其基礎是許先生今年3月在北京師範大學的一次演講。作為前言，其論既與全書聚焦的「前途」「使命」相呼應，亦是全書通過對中華文化的梳理、中外文化的對比、中華文化當下價值的探討而自然導出的結論。許先生那次演講的主要內容經網路傳出后，曾有朋友問我：許先生怎麼會主張中華文化盡善盡美甚至要稱霸世界？我跟他說：許先生從來主張文明不要衝突而要對話，怎麼會有你說的事？不過許先生確實談到了當今世界正在甚至已經發生了巨變，要完成人類歷史上第二次「文藝復興」，所有民族要共擔重任，中華文化應當充滿自信地貢獻力量。既要清除身上瀦留的西方有害激素，也要篩去我們傳統文化的糟粕，學者要走出大樓融進社會，中華文化要與世界分享，知識分子要知行合一敢於擔當。這樣的判斷，不是經驗主義的慣性，而是對比世界各民族文化后的深刻思辨。我想那位朋友的誤解，除了道聽途說、斷章取義，也有不了解許先生關於中華文化的本質、特點、價值的認識和表述這個原因。本書的出版，給他還有更多的朋友提供了全面了解、正確判斷的依據和條件。

《戰狼Ⅱ》劇照

正在熱映的《戰狼Ⅱ》中有一個情節：在非洲的華資工廠員工面臨危險，第二天會有的直升機來接他們撤離。廠里的負責人林志雄做出了只接員工的安排，中、非員工因此悲戚一片。這時男一號冷鋒決定飛機只接婦女兒童，其他人由他帶領離開。於是現場一片歡騰，員工們圍著火盆跳起了桑巴。電影的創作者和觀賞者不知是否意識到，林、冷的不同選擇，折射的正是當今世界格局巨變的內因——無論膚色人種，無論身處何地，西方物質文化攜裹而至的精神迷失，一切以利己始，已無出路；而東方文明、中華文化同胞物與、和諧共榮的追求，可能是自然而具活力的路向。先進的優秀的文化才是智慧，才有出路，才能獲得人心。

我曾說過許先生的著作有度人金針、深入淺出、系統周密的特點，這本書仍然如此。它既展示了如何探討人類命運這樣宏大命題的路徑，又以對談面授的形式輕鬆出之。全書整體包括前言自成系統各講互足：有基於豐厚學術底蘊的深入探討，有緣自學者責任擔當的前瞻思索，有著眼人類命運的高屋建瓴。書中所論，最早的是許先生2002年所講，最近的則是今年的新論。縱貫十五年，許先生一直勤思於斯，苦口婆心於斯。2002年許先生六十五歲，早過了知命之年，文化思索既源於對客觀現象的了解（知天命），也是對肩頭責任的自覺（明使命）。書中有些內容此前已整理成文收入一些文集，這次重新編排，前後照應，更全面地體現了許先生的思想。就像孔穎達所說：「其文雖是舊史，即是仲尼新意也。」此書裝幀耐看，捧之悅目，所述新銳，讀來賞心。我忽然明白，中華書局去年斬獲第二屆全球華人國學傳播獎「年度建設力大獎」，有所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