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先斬後奏處理「安亭事件」

1966年11月10日，發生了王洪文等人卧軌攔車的「安亭事件」。張春橋在處理這一事件中的表現極不尋常，這為接下來的各行各業全面奪權拉開了序幕。

周恩來指示不能承認「工總司」

王洪文原本在上海國棉十七廠擔任保衛科幹部。1966年11月初，他與30多名工人串連發起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並成為頭頭。1966年11月9日，「工總司」召開成立大會，「勒令」上海市市長曹荻秋等市委領導到場接受批判，遭到曹荻秋拒絕。11月10日，「工總司」以赴京控訴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由，煽動數千群眾聚集滬寧鐵路安亭站，企圖強行乘車北上，繼而攔截客車，卧軌擋車，阻斷滬寧鐵路交通30多個小時，釀成震驚中外的「安亭事件」。

事件發生后，上海市委即向周恩來作了報告。陳伯達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不能承認卧軌攔車是革命的行動。

「中央文革」決定派張春橋回滬說服工人。因為張春橋既是中央文革成員，又是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據陳伯達後來回憶，當時並未意識到「安亭事件」的嚴重性，派張春橋去是他匆匆決定的，所以沒有請示毛澤東。當時主持中央書記處常委工作的陶鑄指示：中央不同意工人成立全國、全市性的組織，決不能承認「工總司」和肯定他們的行動。

張春橋自作主張進行政治豪賭

11月12日，張春橋抵達安亭，在大會上當眾答應第二天回上海解決問題。11月13日，從下午1點開始，張在上海文化廣場與工人座談，他說：「上海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國的前面，上海應該創造好的經驗。」……張春橋還簽字同意了「工總司」提出的五項要求，包括承認「工總司」合法、承認「工總司」上北京控告是革命行動等。這與周恩來等人的意見截然相反，他把處理「安亭事件」當成了一場賭博。

上海市委對張春橋的行動十分不滿。陳丕顯曾打電話給陳伯達，提出嚴厲質問：「一個『中央文革』成員，究竟有沒有權，不同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眾組織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條上簽字？還要不要國家法律？黨中央的指示還算數不算數？」在曹荻秋主持的上海市委常委會上，不少同志還當面批評了張春橋的兩面派行為。但張春橋說，他向毛主席彙報過，並得到了批准。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市委只好接受了既成事實。

其實，張春橋深知「安亭事件」的複雜性，稍有閃失，就有可能殃及全盤。事後他曾對王洪文說：「對『安亭事件』的處理，中央是有爭論的，我參加了。陶鑄是反對的。陶鑄叫我來，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對此沒有決定，我是提著『顆郎頭』（上海話，腦袋的意思）簽字的。我想過，可能弄不好坐班房……處理這件事，要麼立一大功，要麼犯一大罪。」

毛澤東支持張春橋先斬後奏

不過，張春橋賭贏了。11月14日下午，毛澤東召開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會議。會上，毛澤東肯定了張春橋的做法，說：「先有事實，然後有概念。沒有事實，怎麼能形成概念？沒有實際，哪能有理論？有時理論與實際是并行的。有時理論先行，但是實際總歸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鬧起來，哪兒來的幾條規定？」他還要陳伯達負責起草一個關於工礦企業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文件。

張春橋為何敢「先斬後奏」地做出與中央不一致的決定？那是因為，他深知毛澤東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支持造反派的態度和要把「文化大革命」引向工礦的意向，因而忽出「奇招」，順水推舟地提供了全國第一個強有力的工人造反派。他的詭計得逞了。

張春橋搞的這一手可以說是一箭三雕：一是把上海市委置於群眾的對立面，給市委強加上頑固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群眾的罪名;二是扶植了反對上海市委的力量——「工總司」，使它迅速擴大，成為搞亂上海的一支主要力量;三是開始為自己培植了一支以王洪文為首的篡黨奪權的反革命幫派勢力。

「工總司」的成立，在全國開了一個成立跨行業組織的惡劣先例，從此，上海就出現了大量的紅衛兵之外的各種名目的群眾組織。這些組織大搞揪斗、炮轟、遊行、集會，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受到衝擊和迫害，使上海的局勢進一步惡化起來。毛澤東支持了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處理，也標誌著「文化大革命」已從「文化」擴展到其他一切領域，也標誌著各行各業「奪權」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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