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頓勛爵》：他終生關注人類自由

你或許不認識阿克頓勛爵，但你肯定聽說過那句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位歷史學家還有其他的妙語——「偉人在私德上幾乎總是壞人」「自由不是我們為所欲為的權利，而是做我們應為之事的權利」。

約翰·愛默里克·達爾伯格·阿克頓，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思想大師，1877年發表《古代自由史》和《基督教自由史》，兩篇論文堪稱自由主義史學的代表作。阿克頓既保持了客觀中立的態度，又蘊含了「以文載道」的社會關懷。

《阿克頓勛爵》 羅蘭·希爾（英）著 馮克利 苗曉楓譯 方正出版社2017年4月

19世紀歷史教學研究的中心不在劍橋，也不在牛津，而是在德國，實證主義學派之父利奧波德·馮·蘭克把歷史學加以規範化、科學化，年輕時期的約翰曾師從於他。蘭克史學的缺陷在於事無巨細，寫歐洲史的時候不放過任何一個小邦國。阿克頓創造了合理的範式，著史刪減得當，比如論及俄國，著重講述彼得大帝改革；談到西班牙，詳述再征服運動。在這種提綱挈領的歷史觀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的演進路線顯得清晰無比。

憑著高質量的學術水準，阿克頓受到劍橋大學的聘用，擔任欽定近代史講座教授，隨即開始講授這門課程。劍橋的歷史系原本落後於牛津，阿克頓上任后，延攬名家，編著《劍橋古代史》《劍橋中世紀史》《劍橋現代史》，叢書花費了三十年時間才全部出版，奠定了劍橋在學界的至高地位。

除阿克頓之外，沒有人的學識能足夠編寫這套皇皇巨著。有個學生想考考老師，突然問道：「倫敦何時處於最大的危險之中？」他不假思索地答道：「當富爾敦（美國工程師，用蒸汽機改良了艦船）建議用汽輪將法國軍隊運過海峽的時候，然而拿破崙拒絕了這項計策。」

見過約翰的人，無不稱讚他是同時代最博學的人。勛爵嗜書如命，書房原本在他家赫恩塞姆堡南邊的一個角落，後來屢次擴充，藏書的房間太大了，以致於書搬走後，房子可以改造成舞廳。家裡的私人收藏，相當於歐洲的一所大學了，這些書最終轉移到劍橋，累計多達7萬冊。

作為一個英國人，約翰幽默風趣，不像德國同行那麼死板，有次談到凱撒大帝，他揶揄道：「如果埃及艷后的鼻子再短一寸，歷史會變得怎樣？」早期阿克頓思想駁雜，創意頻出，然而缺點是不夠專註。到了晚年，作為一個成熟的歷史學家，他做到了嚴謹、深沉，風格簡明而又明察秋毫。

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阿克頓的治學作風，他受邀劍橋教授職務，發表就職演說后，《星期六評論》評價道，它不過是一種「思維遊戲」，充斥著「自負而混亂的奇談怪論」和笨拙的「胡言亂語」。《衛報》批評演講「有些東拉西扯，凝重、簡明、偶帶諷刺的風格，使得聽眾難以立即聽懂」。

他的著作本來不多，主要是一些演講稿和論文，幾套劍橋史大部頭是在他死後多年才面世。美國史學家亨利·李(Henry C. Lea)的批評他文章里的道德勸諭色彩濃厚，譏諷其著作為「阿克頓勛爵之通諭」（模仿天主教的《教皇通諭》）。

美國人肯定不能理解大洋彼岸的國情，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講究風度，恪守公德。對於一個不列顛紳士，學問是重要的，但還不是最重要的。阿克頓真正從事學術只有七年，其餘時間在政壇、舞會度過，世人對他的稱呼是「阿克頓勛爵」，而不是「阿克頓教授」。

阿克頓家族早在14世紀初就有了一塊世襲領地，18世紀，這個家族中具有冒險精神的一支去歐陸闖蕩。約翰·弗朗西斯·阿克頓獲得了那不勒斯王后的寵愛，當上了一國首相，在拿破崙戰爭時期，他支援英國皇家海軍，屢建奇功，阿克頓勛爵就是其嫡孫。

約翰母親的出身則更加高貴，達爾伯格家族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統治下的首批貴族，出產了眾多主教、首相。阿克頓的生父早逝后，達爾伯格夫人嫁給了輝格黨領袖格蘭維爾伯爵。在繼父的栽培下，阿克頓見多識廣，人情練達，養成了寬厚從容的秉性。

倫敦有眾多俱樂部，如果想踏進上流社會，參加俱樂部是條捷徑。旅行者俱樂部（Travellers Club）的入會要求是旅程滿五百英里，阿克頓周遊列國，去過巴黎、威尼斯、慕尼黑，輕鬆獲得了成員資格。最古老的藝術愛好者俱樂部（Dilettanti）成立於1732年，阿克頓以全票順利通過。這個俱樂部曾促進了皇家學會、大英博物館的創立。

約翰脾氣溫和，對美食頗有研究，天生就有很好的人緣。在議會召開的那幾個月，全國的鄉紳賢達來到首都，在飯桌的折衝樽俎中，進行政見碰撞，這就是所謂的倫敦社交季（London Season）。阿克頓能夠結交各類學者、政治家，多半歸結於這種交際才能。

他的交誼範圍超出了英國，囊括了半個歐洲，在家庭聚餐時，要用到好幾種語言：他用英語和孩子交談，用德語和妻子交談，用法語和弟媳交談，用義大利語和岳母交談。

阿克頓在貴族階層如魚得水，最終進入了金字塔的尖頂，1892年他被任命為宮廷侍臣。對於歷史學家來說，這是段頗為奇特的履歷，有段時間，維多利亞女王幾乎每頓早餐都由他作伴。阿克頓接受這個職務，還能夠看到珍稀的皇家文獻。他盡職盡責，在女王登基典禮那天，獲得了維多利亞騎士團指揮官的榮譽頭銜。

假如阿克頓僅僅是蹲在象牙塔里爬格子的文人、混跡社交圈的浪蕩子，那麼不可能有巨大聲譽。他的偉大在於繼承了穆勒、洛克的傳統，將其發展至完滿的境界。

阿克頓出生於19世紀的英國，社會上進行著各式各樣的改革，工人要求漲薪，愛爾蘭人要求民族自治，阿克頓積極為自由黨奔走。1881年女性已經允許上大學，但無法拿到學位，阿克頓入職劍橋后，為女性權利發聲，得到了三分之二教授的響應。他曾說過：「弱勢群體的安全狀態是政治自由的試金石。」

勛爵本人就是自由思想的受惠者，光榮革命之後，政府為了防止天主教的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嚴厲管制天主教的傳播。在英國的政治生活中，天主教徒被當作潛在的反動分子，地位不如工人、婦女。

阿克頓即便出身於世家門閥，仍然不能逃脫這種歧視。母親達爾伯格制定了最純正的天主教教育，阿克頓在奧斯科特學院（英國天主教的復興大本營）念書，成年後他向劍橋提交入學申請，卻因為宗教因素遭拒絕。

此時，英國另一所名校牛津出現了另一種潮流，紐曼教授提倡恢復教會權威，使用莊嚴的禮儀，重振凡人的信仰。兩個多世紀來，英國的知識界由達爾文、赫胥黎、邊沁、托馬斯·卡萊爾、約翰·密爾、托馬斯·巴克利引領，這些人即便不是反基督教，最起碼也是對宗教漠不關心。

紐曼覺得相比於無神論者，天主教徒至少遵從基督的教導，他發起「牛津運動」，跟羅馬教會開始合作。阿克頓25歲時，擔任了英國天主教雜誌《漫談者》(Rambler)的主編，他同英國每一位重要的神學家、教會史學家和虔誠平信徒，建立了私交。

1850年代，阿克頓結交了最關鍵的盟友，自由黨領袖格拉斯頓。他早年是托利黨里的溫和派，傾向於新教。在倫敦上流社會裡，格拉斯頓結識了阿克頓，最終在他的影響下，徹底皈依於自由思想，並且支持天主教徒的解放事業。阿克頓原本想鑽研學術，無心從政，但為了教友的利益，在1859年競選議員，獲得了卡洛市（位於愛爾蘭首府都柏林的西南方）的議會席位。

爭取宗教寬容的運動中，壓力一方面來自英國世俗政府，另一方面來自羅馬教廷。在第一屆梵蒂岡大會上，教皇宣布自己在信仰、道德上的訓令永遠正確。阿克頓堅決反對「教皇無謬論」，他還動用自己的歷史學知識，揭露教會曾經的腐敗野蠻，對路德、加爾文作出了中肯的評價。怒氣沖沖的教皇將其言論著作列入 「邪說彙編」 ，並且把他的神學導師多林格革除教籍。

一個忠誠於天主教信仰的人，被教皇打成異端，沒有比這更諷刺的事情，這令阿克頓更加堅定了自由的信念。任何人都可能壓制自由，無論他是政府高官，還是宗教領袖，因此任何情況下，個人自由都優先於集體利益。

「自由派天主教運動」在夾縫中艱難開展，格拉斯頓當選首相后，執行宗教寬容的政策。1895年2月，劍橋大學接納了阿克頓勛爵，一個曾經拒絕學生進入的學校，最後卻請他擔當教授，這無疑是寬容、和解的最佳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