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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淚的十年 | 一個日本姑娘與中國慰安婦老人的故事

她在的朋友們,都有一種共同的情緒,說米田麻衣帶給人的,不是那種會掉眼淚的感動,而是會讓人呆坐著想,「我是不是做得太少了?」

8月18日,海口,曾在電影《二十二》出鏡的日本姑娘米田麻衣在咖啡館中接受專訪。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本文約5503字,閱讀全文約需11分

8月12日,90歲的黃有良去世了。

這是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倖存者。

2001年7月,黃有良、陳亞扁、林亞金等8名海南「慰安婦」倖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還她們清白,並給予相應賠償。

黃有良作為原告代表,兩次赴日本出庭作證。

一生坎坷,老病相催,如今她們都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8月14日,黃有良葬禮這天,海南炙熱。在陵水黎族自治縣英州鎮乙堆村,黎族人、漢族人、志願者、記者、官員,各種身份的人都來了。

中午時分,靈柩早已封死,鋪上一層黑色的布,再鋪一層藍色布。這是黎族的習俗。

一名女子走到靈柩前。繚繞的煙霧裡,她跪下來,哭著對著棺材說話。

如果你看過電影《二十二》,你應該見過她的眼淚——

2015年夏天,在一間石頭壘起來的昏暗平房裡,兒媳回憶王玉開去世時的樣子,「(那天)她就躺在這裡睡覺,不起來了,很難受。我老公說不起來就不能起來了,我老公也哭。」

坐在她旁邊、穿著綠色短袖的短髮女孩,一下就哭了,嗚咽得說不出話。對著鏡頭,一口生澀的中文,「這個阿婆是(海南)七個阿婆中生活最孤獨的。」

她叫米田麻衣,來自日本。

2008年,24歲的她接觸到對日訴訟的海南慰安婦,從此加入關愛慰安婦的組織、到海南留學、在日本普及史實、推動官方道歉與賠償……

這十年,她不成家,不工作,死心塌地守著這樁看起來不可能實現的志業。

很多人都只把「慰安婦」們當作歷史的一份證物,但是她們是否快樂,是否孤獨,是否受到傷害,這個日本姑娘在乎。

紀錄片《二十二》海報。

最難受的旅程

8月17日晚,見米田麻衣第一面,她先遞過來一張薄薄的宣傳單。

和電影里比起來,她瘦了許多。短髮,臉孔瘦白,一笑有兩顆虎牙。穿著布衫布褲,背著兩個深色的布袋子。33歲了,還是一副大學生的樣子。

那宣傳單,有中文和日文兩份。上面有照片,海南的好山水,阿婆們的笑容。下附兩個二維碼,掃進去,是兩個一直在更新的網站,主題都與海南的慰安婦相關。

從2008年接觸慰安婦至今的十年裡,她三年多時間在。後來因為身體原因回到日本,仍把一半的精力花在與慰安婦相關的事情上。每年冬夏,她都要回海南看老人兩次。

她在微信里說,這一趟,先後得知三位阿婆在一年內去世,是內心最難受的一趟旅程。她去參加葬禮,去新墳掃墓,從海口坐大巴,到各個鎮上再換三輪車,往昔記憶,歷歷在目,大哭了幾場。

這一次,她出發前,黃有良還沒去世。她給黃有良的孫子發了簡訊,給老人帶了東京藥店的藥膏。這些實用的小禮物,老年人都喜歡。

8月13日,飛機剛落地,老人去世的消息蹦出來,她整個人都懵了,繃住自己,給朋友們發了信息,才敢哭。

8月12日,90歲的黃有良去世了。她是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倖存者。圖片來自網路

和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一桌子人,她看起來最樸素。拿著一個已經停產的諾基亞手機,漆已經全磕掉了,小小的屏幕都是划痕。大家笑她,她不好意思,又說:「沒事,我喜歡它。」

我們好奇她現在的活法,她的朋友說,在日本,「打著零工,做著翻譯,沒幾個錢。」她幾乎不購物,衣服都是別人送的。

一點點收入,她就存起來。每年最重要的開支,就是飛到海南,來看老人們兩次。

她身上已經有了很深的烙印。吃飯吃到辣椒,會下意識蹦出一句中文,「好辣啊!」

讓大家猜她最喜歡唱什麼中文歌,結果答案讓人大跌眼鏡——《套馬杆》。這是海南長途大巴車上常播放的歌曲,從海口到老人們家裡,她坐了太多次大巴,張口就唱出完整的段落。

麻衣一直使用著這款舊手機,這是她海南的朋友送給她的。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人類為什麼需要戰爭?」

我們觀察一個人如何做選擇,有時要去打量她的童年。

三四歲時,米田麻衣已經被媽媽帶著,在東京街頭遊行了。

1984年,她出生於一個開放的家庭,媽媽是一個女權主義者,甚至她讀的幼稚園,都是一個積極響應社會運動的幼稚園。

她像野草一樣,在自由的空氣里長大,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不想讀大學,準備高中畢業就去工作。

高中的一堂歷史課,她把課本立起來,躲在後面吃便當。老師開始放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場面殘忍,她再沒胃口吃了,只好扔下便當,開始聽課。

老師說,日本軍人在殺了很多的平民,她心裡疑惑,「咦?日本在戰爭的時候不是受害者嗎?」

在日本的歷史教育中,講的是廣島、長崎被投放原子彈,但關於在、朝鮮和其他國家做了什麼,學生們不知道。

國中的歷史課本里,有關於「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兩頁紙,老師講課時跳過了。麻衣問老師,這個內容你不講嗎?老師說,這個內容在考試試題中沒出現,不用學。

正是因為未知,她開始對戰爭感興趣了。她想搞清楚,人類為什麼需要戰爭?一個國家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選擇?但是圖書館沒有給她答案。老師告訴她,如果你有這些困惑,你應該上大學。

她於是改變想法,考入大學,學習國際關係。在大學里,她遇到了許多亞洲留學生。課上,大家熱烈討論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的新聞。她一頭霧水,覺得慚愧,「身為日本人,卻不知道日本社會的這些歷史問題。」

她深深感受到,歷史被極度邊緣化,戰爭的苦痛與傷害,已經被人們的記憶流放。

那時正是20多歲,用她的話說,是一個「熱情討論社會問題又沒有找到目標」的年紀。

2008年,朋友帶她去旁聽了一場審判。

那是在東京審判庭,黃有良、陳亞扁、林亞金、陳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倖存者起訴日本政府的二審開庭。81歲、又矮又瘦的黃有良,在上百旁聽者面前顫顫巍巍地站起來,講述了自己在戰時成為慰安婦的經歷,以及戰後六十多年她的苦痛。她說,到日本打官司,是為了現在的女孩不再有同樣的遭遇。

米田麻衣愣在當場,「打擊很大,因為她的體驗太殘忍了。」

這場庭審,撒下了一顆死不掉的種子,讓這個從小特立獨行的女孩,決定做點什麼。

8月18日,海口,麻衣和她的留學生同學合影,笑容燦爛。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到海南去

米田麻衣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入了一個叫做「海南net」的組織。

在日本民間,有個律師團一直在幫助海南的慰安婦打官司。

這群年輕人後來組建了「海南net」,運轉至今。

2009年3月,日本法院的終審宣判下來了——黃有良等人敗訴。和前面幾次一樣,毫無懸念的結局。

之後,米田麻衣跟著日本律師團的三位律師到了海南。他們要找到每一個慰安婦,為她們宣讀審判的結果。

他們從海口出發,到那些偏僻的村莊,在光線昏暗的屋子裡,念長長的判決書。判決的核心結論是:東京高等法院認定了侵華日軍二戰期間在海南島綁架、監禁和強暴婦女的事實,但還是以日本法律規定個人不能起訴政府以及超過訴訟時效等理由,裁定慰安婦敗訴。

楊小群(化名)是當時海南省政府為律師團指派的翻譯,她因此和米田麻衣相識。

她記得,宣讀判決結果時,屋子裡的氛圍,再沉重不過,老人們落了淚,去的人也跟著哭。

黃有良是最執著的一個,她當時說,日本政府不道歉,但她還是想讓強姦過她的日本軍人道歉。但直到去世,她也沒有等到哪怕是一句道歉。

2011年,米田麻衣大學畢業。朋友們或讀研,或工作,只有她一根筋,想著要為慰安婦多做點什麼,乾脆跑到海南師大去念中文。

那時,整個海南師大隻有三個日本留學生。另外兩個都是退休的老頭兒,「退休后在家裡沒位置,不想待在家裡和老婆過,才來海南。」

在海南師大讀大二的張瑩瑩(化名),當時經朋友介紹,認識了麻衣。因為是海南本地人,懂方言,她開始陪麻衣一起去鄉下見老人。

張瑩瑩說,麻衣當時總拿著一張海南島的地圖,幫助記憶老人們的家庭住址。地圖很快被翻爛,折頁處起了白線。

讓張瑩瑩驚訝的是,從海口到鄉下,曲曲折折的路,換大巴、坐三輪,日本姑娘比她這個當地人還熟。她知道鎮上的市場怎麼走,在哪裡買什麼東西。市場里的人都認識她,見了面還要感嘆一句,「哎呀,那個日本女孩子,又來買東西了。」

她倆拎著水果、禮物走在路上,開著拖拉機的村民停下來,會和麻衣打招呼。「然後我就嚇到了」,張瑩瑩問,「怎麼連路人都認識你?!」

這一年,海南島上活著的慰安婦還有很多。米田麻衣每個月都會去看她們,進屋就拿掃帚掃地,扇著扇子和她們聊天兒。寒暑假,就乾脆住在山裡。

比起村裡人,她和這些老人更親近。了解她們的善良、孤獨和敏感。在電影《二十二》里她說,她們心裡的傷口很大很深,可還是對人很好,不管是日本人還是人。

麻衣正在操作著iPad,她每天要把行程記錄下來。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最親密的「祖孫」

米田麻衣說,當時健在的七個阿婆,和她關係最好的叫王玉開。

米田麻衣有個微博,頭像就是她和王玉開的合影。在臨高縣皇桐鎮皇桐村人的家裡,她摟著老人,露出標準的八顆牙,老人戴著一頂紅帽子,嘴角彎著,眼裡都是笑意。

因為慰安婦的經歷,王玉開已無法再生育,領養了一個女兒,還有個關係比較好的鄰居,也喊兒子。但她仍獨居山中,家中一間平房,一床薄被,門前一兩棵石榴樹。

8月18日,海口,深夜12點,麻衣見到王玉開阿婆在海口上班的孫女,兩人開心地聊天。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張瑩瑩回憶,麻衣在老人家,順手拿起一塊木頭做的硬枕頭,就能呼呼大睡。老少兩人,做飯、洗衣,一個人用臨高方言,一個人用日語,都能聊得嘻嘻哈哈,是真快樂。

呆得久了,麻衣乾脆拿了DV,一年從頭拍到尾。片子剪出來,把方言翻譯成普通話和日語,命名為《阿婆的四季》。片子里都是生活的細節。

電飯煲的蓋子已經髒得不行了,煮飯時咕嘟咕嘟冒泡。屋裡黑,老人要拿著電筒照著,用筷子捻幾粒米,嘗一嘗,嗯,熟了。

大年三十,麻衣陪老人一起過年,一起做祭祀的儀式。點起鞭炮,紅紙噼里啪啦炸開。

夜裡,麻衣就躺在屋裡,一隻昏暗的燈,枕著手臂,與老人聊天。

有時候麻衣住了幾天,準備走,老人就難過得要哭。她倆的合照,麻衣洗出來給老人,老人放進了相冊,後來相冊壞了,她怕丟,一針一線把照片緊緊縫在了相冊內頁。

也有些事情,讓麻衣很沮喪。因為麻衣和朋友們常來看老人,總帶著禮物,偶爾其他熱心人也上門,旁人都知道。一次半夜,大雨,有人跑到老人家裡搶東西。還有些村民,因為麻衣的日本人身份,總愛說閑話。

但老人在同村認的兒子兒媳,早就接納了她。家裡孩子結婚,也邀請她參加。她去給老人掃墓,兒媳會早早殺了一隻雞,做好了,在家裡等著。

8月18日晚,在海口,麻衣和老人的孫女符子英吃飯。兩人如往常般,回憶起奶奶生前的細節。

符子英說,「我奶奶愛吃肉,大塊的肉煮了蘸醬油。」

麻衣有同樣的記憶,「是啊,她戴著假牙,吃東西好大聲好大聲。」

她倆學起老人嚼東西的樣子,牙齒磕碰,發出很大的聲響。

日本女孩的眼神突然黯淡下來,嘆了一口氣,「好懷念哦……」

麻衣與王玉開阿婆在海口上班的孫女,短暫見面之後,兩人相扶離開,第二天7點,麻衣就要飛離海南。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一點點地爭取著年輕人

這幾年,在海口定居的張瑩瑩,總是收到麻衣發自台灣、韓國、日本等地的訊息。她又在哪裡展映了《阿婆的四季》、辦了影展,或是又在哪個大學做了講座。她一年年還是興興頭頭的,張羅著這些事兒。

在大學課堂上,她講關於慰安婦的一切事情,關於亞洲的戰爭性暴力受害者、關於慰安婦們十多年的訴訟。有女孩子聽得哭,覺得日本政府應該道歉。也有人站起來反對——「不能只怪日本政府,其他國家也這麼做過」。

在日本的社交網路上,麻衣看過不少這樣的言論,比如說慰安婦是妓女、她們打官司就是為了要錢,還有的,甚至不承認歷史上慰安婦的存在。

一次在東京的酒吧里,米田麻衣和朋友聊起海南慰安婦的事情,旁邊一個陌生男子喝多了,插了一句,「那個時候戰爭啊,沒辦法。」

聽到這話,她氣壞了,轉臉就反問,「那時候美軍在沖繩強姦了好多本地人,也有很多人被殺,你接受嗎?也是戰爭沒辦法?」

那人無言,悻悻結束了對話。

這個月,她還在東京的咖啡館里做電影放映。這次在海南買了大包小包的特產,發給去看電影的人。一點點地,爭取著年輕人。

她這樣對大家解釋做這些的原因——因為我們的生活是跟歷史有關聯的,如果不去學習、不去反省,那人類還會重複同樣的錯誤。

但麻衣心裡明白,當今日本社會對慰安婦的態度,比起十年前並未好轉。國中的歷史課本里,「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辭彙已被刪去了。老人們日漸凋零,得到日本政府的賠禮道歉已幾乎無望。

民族主義、歷史真相與身份認同,在她身上交纏。張瑩瑩和楊小群都告訴我們,麻衣與她的朋友們確實常常受到來自不同政見者的壓力。

但她唯一擔心的是,她日本人的身份,會給老人們帶來痛苦。

「有時候阿婆和我們一起吃飯,隨時會想起日軍做的事。有人說起遭遇性暴力的體驗,晚上會做噩夢。所以我現在還是會想,我這個日本人究竟應不應該去看她們?我的來訪對她們來說,真的好嗎?」

麻衣每次和慰安婦阿婆的子女打電話時,總躲到人少的角落,既想關心他們的生活又生怕打擾他們的生活。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我們不會忘記她們的存在

在海南,活著的慰安婦只有4個了。

這次麻衣和朋友們去看了91歲的李美金和92歲的王志鳳。她們都住在澄邁縣中興鎮土龍村。

李美金是個樂觀開朗的老太太。兩年前姑娘們去,她還開心地親了她們的臉頰。今年再去,她的目光已明顯黯淡下去,拖著步子走路,人不再有精神。

同村的王志鳳,耳朵戰爭時被日軍打壞了,如今已接近失明,再無法接受外部世界的訊息。

海南村中,莽密的山林,寂靜的日腳,活著的老人們就這樣一呼一吸,守著落日西沉。

戰爭時扛過槍的林愛蘭,在養老院里過世了。按照黎族的風俗,人死在外面是需要招魂的。要用一根白線,把她的靈魂從養老院牽到家裡。但養女沒有錢做招魂儀式,黎族人的意識里,她的靈魂還在外遊盪。

當年組成「海南net」的日本學生,最多時有300多人,這些年也風流雲散。如今團隊的核心成員,已經不超過十人。

米田麻衣從不主動說自己的窘境。這次,符子英還問,你來這邊的機票,是什麼電視台給你報銷嗎?她說不是啊,自己出。符子英一時驚訝,憐惜地抱了抱她。

她在的朋友們,都有一種共同的情緒,說米田麻衣帶給人的,不是那種會掉眼淚的感動,而是會讓人呆坐著想,「我是不是做得太少了?」

在東京、香港、台灣辦活動時,都有人問她,這件事你是非做不可的嗎?

她努力地組織語言:因為我們已經認識了阿婆,阿婆們還在,所以我們就想為阿婆做一些可以做的東西。因為阿婆還活著,這個不是過去的歷史,而是現在還存在的問題。

那什麼時候算是結束呢?我們問。

如果日本政府道歉賠償,這個事就結束了。她回答。

如果日本政府永遠都不賠禮道歉呢?我們再問。這是很有可能的結局。

「那我就繼續去海南,給她們一點陪伴。至少要告訴她們,我們不會忘記她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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