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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丨解碼「模範自治區」——聽親歷者講述內蒙古七十年

聚焦丨解碼「模範自治區」——聽親歷者講述內蒙古七十年

這是一封發自陝北的賀電。

發電時間:1947年5月。

發電人:毛澤東、朱德。

「曾經飽受困難的內蒙同胞,在你們領導之下,正在開始創造自由光明的新歷史。我們相信:蒙古民族將與漢族和國內其他民族親密團結,為著掃除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建設新蒙古與新而奮鬥。慶祝你們的勝利。」

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領導人檢閱部隊

在解放戰爭的隆隆炮火中,在興安盟王爺廟的一所禮堂里,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正在開始創造自由光明的新歷史」:當年5月1日,選舉產生自治政府組成人員,宣告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這是第一個省級民族自治區,比新成立早了兩年多。

革命戰爭年代,蒙漢等各族人民的血灑在一起;和平建設時期,各族人民的汗又流在一起。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施行,讓在版圖上形似一匹奔騰駿馬的內蒙古,在祖國北疆真正馳騁起來。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內蒙古就被周恩來譽為「模範自治區」。如何讓這一金字招牌永放光彩?幾十年來,草原各族兒女念茲在茲,從未忘記走過的路,更沒有忘記為什麼出發。

紅色求索路

開國少將之子至今在放牧

呼和浩特市

盛夏時節,記者走進呼和浩特的一處住宅,94歲高齡的雲曙碧坐在沙發上,銀髮稀疏,身形瘦削,精神矍鑠,她是第一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政府主席烏蘭夫的長女。

《與愛同行——我的人生之路》一書擺放在茶几上,這是雲曙碧前幾年出版的回憶錄。17歲就奔赴延安的雲曙碧,上大青山打過游擊,下土默川鬧過革命,解放后更是與新生的內蒙古自治區風雨同舟。

「回頭看,在那踏下足跡里,有歡笑,也有淚水;有喜悅,也有憂傷。但畢竟歡樂多於淚水,喜悅多於憂傷。」一本書,容納不了老人一生經歷的風風雨雨,更多的內容,被寫進史書,寫在草原,銘刻在老人的心底——

在進行民族地區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有人主張搞快一點,自治區黨委深入研究民族地區的情況,認為不能急於求成,必須結合實際,穩妥進行。黨中央根據內蒙古的經驗,對其他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制定了「慎重穩進」的政策,順利地引導各少數民族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當今世界,由於民族問題困擾,一些國家不得安寧。我們早在70年前,在黨的領導下,通過民族區域自治解決了這個問題。」雲曙碧撫今追昔,感喟內蒙古的今天來之不易。

民族區域自治,沒有先例可循。70年來,作為第一個省級民族自治區,內蒙古義無反顧地肩負起探路者的重任,上至自治區黨委政府,下至村兩委,干在實處,走在前列。

「啥事都得做在最前頭。」當記者從呼和浩特出發,到訪千里之外的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薩如拉圖亞嘎查(村)時,62歲的廷·巴特爾意味深長地告訴記者,似乎在總結當了40多年村幹部的「從政」心得。

在外人眼中,作為幹部子弟,巴特爾原本可以從政,可以經商,至少可以回城找份工作。他父親廷懋是1955年授銜的少將,「文革」后擔任過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

1974年,巴特爾高中畢業,成為一名知青,要去薩如拉圖亞嘎查插隊。「別去那個地方,我在那裡打過土匪,那是進得去出不來的地方。」姨父對他說。

「那正好,我去了,就不回來了。」巴特爾順口一說,結果「一語成讖」。

在軍區大院長大的巴特爾,小時候生活優渥,家裡有保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現在說來你們可能都不相信,那時嘎查的蒙古包可不是白的,都是黑的。為什麼?點煤油燈、煮飯燒火長年累月熏黑的。」剛到牧區,巴特爾無所適從,燒的是牛糞蛋,坐的是勒勒車,白天領著牛羊跑,晚上圍著油燈轉。

不過,巴特爾很快就喜歡上了牧區生活,如魚游鷹翔,不但學會了騎馬、放牧、打草、做飯,「還能夠馴服烈馬,那會兒我性子野,愣頭青。」

1975年,巴特爾擔任生產隊副隊長,兩年後,當隊長。表現突出,工作出色,很多人都猜測巴特爾會第一個返城,結果他成為60多位知青中唯一一位紮根牧區的。1981年底,他和「村裡的小芳」——嘎查姑娘額爾登其木格結婚,有了自己的蒙古包。

家庭聯產承包的春風吹到了草原。上世紀80年代初,嘎查分自留畜時,隊長巴特爾定了條規矩:知青不能養自留畜。「當時知青只剩我一個,這條規矩實際就管我自己。」

巴特爾和妻子只生了一個女孩,就做了節育手術。「按政策當然可以再生,生了,怎麼理直氣壯地去要求別人,尤其是漢族村民計劃生育?當時那可是 天下第一難 !」

後來,推行草畜雙承包,巴特爾最後一個領牲畜,剩下的非老即弱,分到的草場也最差,「除了鹼就是白沙,風一吹,草場就白沙瀰漫。」

看到巴特爾「以身作則」分到的牲畜和草場,妻子抱著孩子哭了。「哭什麼,事在人為。」巴特爾在嘎查里第一個搞起了草場圍欄,划區輪牧,他的牧場得以休養生息,水草豐美起來。

接下來,巴特爾又第一個「減羊增牛」,嘗到甜頭后,他動員嘎查牧民「只養牛不養羊」,見人有顧慮,他承諾:「賺了是自己的,虧了我來賠。」如今,嘎查牧民都成為巴特爾的「冬粉」。

「10年後家家住上磚瓦房,20年後戶戶開上小汽車。」這是巴特爾1993年當選嘎查黨支部書記時的諾言。「現在看,我沒有食言,都還提前實現了目標。」他黝黑透亮的臉上寫著滿足。

「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巴特爾是這樣,「生命一分鐘,敬業六十秒」的牛玉儒是這樣,提前三年從正廳級崗位退休、已在戈壁灘上栽下3500畝梭梭林的蘇和也是這樣……70年來,一代又一代的執政骨幹,始終和草原各族人民,心在一起、苦在一起、干在一起。

黑色變奏曲

被改變的命運,被改變的邊疆

包鋼集團

當巴特爾和他的牧民兄弟們作別「靠天養畜,逐水草而居」時,內蒙古的工業早已揮別「輕工業皮毛匠,重工業釘馬掌」。

「組織上決定調你去支援建設包鋼。」1958年,鞍鋼一聲令下。沒有絲毫思想準備,沒有任何討價還價,張國忠帶著妻子來到了包頭。

一甲子后,90歲的張國忠面對記者,仍對當時走出包頭東河火車站時的情景記憶猶新:昏黃的天空,不時撲臉的黃沙,遠處低矮的平房,狹窄的馬路,以及寥寥無幾的行人,「與我生活過的瀋陽、鞍山相比,簡直天壤之別,用 一片荒涼 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先後動員7萬多名專業技術人才落戶內蒙古,支援邊疆建設。張國忠正是其中之一。

國家在「一五」期間建設156個重點項目,僅在包頭就布局包鋼等6個項目。1954年,來自五湖四海的8萬多名創業者,匯聚北疆戈壁,援建包鋼。1959年1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保證重點 支援包鋼》。「當時從鞍鋼來支援的人很多。」張國忠說。

「你真是雪中送炭,礦山建設正需要採礦工程師。」一見面,包鋼領導就告訴張國忠。他科班出身,1949年畢業於東北大學礦冶工程系,8月到鞍鋼採礦部做技術員,3年後成為工程師。

張國忠被派往白雲鄂博,為建設中的高爐籌備礦石。在白雲鄂博時的勞動場景,張國忠終生難忘:零下30多攝氏度,狂風暴雪颳得人睜不開眼,豆大沙粒抽打在臉上鑽心的疼,工人們穿著白茬皮襖,皮帽子上扣著柳條安全帽,呼天喊地的勞動號子響徹雲霄;夜晚,一起擠在帳篷里,擠在干打壘的土坯房裡;端起飯碗,上面一層是刮進的沙土,嚼在嘴裡嘎吱嘎吱地硌牙……

一個日子,張國忠刻骨銘心——1959年9月26日,包鋼1號高爐首次出鐵,終結了內蒙古「手無寸鐵」的歷史。

包鋼在發展,張國忠在成長,先後擔任採礦科副科長、生產計劃科副科長、調度科長、設計處副處長、副總工程師等要職,既懂技術,又管生產,經過多崗位鍛煉。1981年他走上包鋼領導崗位,翌年,被冶金部任命為包鋼經理。

乘著改革東風,「包鋼推行 大承包 ,我帶人逐個廠簽合同、立軍令狀,當時真是 一包就靈 ,鍊鋼廠連續虧損十幾年,承包后的第二個月就扭虧為盈,連我都頗為不解地問鍊鋼廠廠長:你們怎麼回事嘛!」張國忠笑著回憶道。

1984年,包鋼第一次上繳利潤過億元。「1979年,包鋼產業規模100萬噸,1993年達300萬噸,終於實現了當年的設計目標。」1991年退居二線的張國忠說,此後包鋼規模節節攀升,高峰時達1650萬噸。

去年,包鋼拆除2號高爐——這是一座凝結著包鋼人光榮與夢想的「功勛爐」,可壓減煉鐵產能133萬噸。如今的包鋼集團,確立了以稀土為重心的發展戰略轉型。這意味著,今後一個時期,包鋼將不再以鋼鐵產能論英雄,而是把主攻方向放在「稀土+」上。

從計劃經濟下的供給制,到工廠制,到公司制,再到集團化管控,張國忠見證著包鋼逐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包鋼早已從單一國有控股,發展到擁有兩家上市公司,集團混合所有制資產總額已佔公司總資產的66%。

包鋼的發展歷程,堪稱內蒙古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

如今,內蒙古已形成六大優勢產業——能源、冶金建材、化工、裝備製造業、農畜產品加工和高新技術,其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95%以上。而且,結構在優化,「黑色」在淡化,與2011年相比,原煤開採洗選業、黑色金屬行業增加值,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分別下降7.2個、1.3個百分點。

金色表情包

「即便只有一個觀眾,我們照樣演出」

一個村可以有多大?

437.5平方公里!這是廷·巴特爾所在的薩如拉圖亞嘎查的面積。

內蒙古的少數民族,大多居住在牧區和半農半牧區。地廣人稀,交通不便,自治區成立之初,走幾十里地才碰到一兩個蒙古包是常事,農牧民文化生活極度貧乏。

正是這樣的地域和人口特徵,催生了烏蘭牧騎——給農牧民送來歡聲笑語的「文化輕騎兵」。

「穿著棉衣,趕著馬車,3月份下鄉演出,回來已是8月份,那次演出時間最長,也最難以忘記。」在蘇尼特右旗賽漢他拉鎮的一處平房小院里,82歲的伊蘭侃侃而談。

蘇尼特右旗面積37萬平方公里,當時牧民近9000人,平均每40平方公里才有一人,是錫林郭勒盟最遼闊分散的一個旗,境內沙地、沙漠延綿,交通極為不便。

就是這樣一個旗,最早舉起了烏蘭牧騎的旗幟。

伊蘭是1957年建隊時的隊員、第二任隊長,她司職獨舞兼報幕員,「烏蘭牧騎要求演員一專多能、節目小型多樣,我們建隊時9個隊員,每個人都有幾把刷子,能拉能彈,能唱能跳。」

1輛膠輪馬車,3匹馬,2塊幕布,3盞煤氣燈,5件樂器,4套服裝,這幾乎就是第一支烏蘭牧騎的全部家當。

「隊員分散住在牧民蒙古包里,遇見什麼活就幹什麼活,割草、放牧、剪羊毛、接羊羔,這些活我都干過。」伊蘭說,我們還根據當時參加勞動的體會,排演了《接羔舞》《打草舞》等來自牧民生活的舞蹈,「不少牧民能歌善舞,有時也主動到舞台上和我們同台演出。」

「烏蘭牧騎有句口號:不漏掉一個蒙古包。即便只有一個觀眾,我們照樣演出。」伊蘭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里,「有時趕路幾個小時看不到一個人,好不容易看到個牧羊人,他向我們招手,我們就停下來,為他跳支舞,唱首歌。」

「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有一隻神奇的搖籃,那是一隻雕花的馬鞍……」以一曲《雕花的馬鞍》走紅的歌唱家那順,14歲就加入了烏蘭牧騎,現任內蒙古自治區直屬烏蘭牧騎隊長,「科爾沁草原給了我這麼好的嗓子,我一生為草原放歌。」

「有一年我們到錫林郭勒盟,在離盟里30公里的地方,準備給兩個相距不遠的蒙古包演出。不巧的是,一個蒙古包里的夫妻外出放牧,孩子住校,另一個蒙古包里就一位年過古稀的老額吉,演還是不演?我們沒有絲毫猶豫,30多位演員一絲不苟地演,從演出開始到結束,老額吉都激動得眼含淚花。」那順說,自治區75支烏蘭牧騎,每支都能講一串類似的故事。

從趕著馬車、騎著駱駝,「藍天當幕地當台,隨時隨地演起來」,到坐著拖拉機、東風大卡車,再到乘坐豪華大巴、流動舞台車,烏蘭牧騎的演出條件不斷升級提檔。不斷改善的道路狀況,也讓90后、00后的隊員們有充裕的時間當天趕回縣城。

眼下,蘇尼特右旗烏蘭牧騎第十一任隊長蒙克,正在指揮排演蒙古劇《生命之樹》,向烏蘭牧騎建隊60周年致敬。「時代在變,烏蘭牧騎的演出宗旨從未改變。」

烏蘭牧騎成立以來,《頂碗舞》《筷子舞》《鄂爾多斯婚禮》等藝術精品廣為流傳,牧蘭、拉蘇榮、金花、德德瑪等藝術家群星閃耀。70年來,烏蘭牧騎不僅是內蒙古文化建設的一個窗口,也成為弘揚優秀民族文化、促進各民族團結和諧的堅強陣地。

「正是草原上衣食住行的歷史性變遷,日益增進的民生福祉,農牧民年復一年的金色收穫,提供了烏蘭牧騎長盛不衰的源頭活水。」那順說,只有源自生活的真情演出,才能擁有台下觀眾豐富的「表情包」。

從不錯過為一個觀眾演出,到不讓一個困難群眾在全面小康路上掉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草原上深深紮根。

綠色交響樂

「樹離開我活不了,只好把孩子送到姥姥家上學」

恨了18年後,殷玉珍終於理解了父親。

「父親那時在內蒙古給人放馬,經常在白萬祥家歇歇腳,喝口水,看小夥子雖然窮,但憨厚老實,就答應給他介紹對象,介紹誰誰不來, 承諾就是債務 ,父親把我許配給了他。」1985年正月,19歲的殷玉珍從陝西靖邊縣,嫁到十幾公裡外的內蒙古烏審旗薩拉烏蘇村。

那是個什麼樣的家啊?殷玉珍一看就傻眼了:其實就是個埋在毛烏素沙漠半截的「地窨子」,兩個人在裡面都轉不開身。晚上風沙一起,第二天一早必須上房鏟沙,不然房子就被埋了。再放眼望去,方圓幾公里之內,無一戶人家,惟有漫漫黃沙。

這日子怎麼過?殷玉珍連續多天不吃不喝,幾次尋死,還用臉盆扣住過沙漠上的腳印,「幾十天見不到一個外人,沒人可以說話,我就和那腳印說:你是誰?你怎麼也到這裡來……」

父親來了,看到的是幾個月前壯實的女兒瘦成了皮包骨。「我那時責怪父親,你把我嫁到這兒,想死死不了,想活沒活路。」殷玉珍說。

「哪兒都是雞叫狗咬,哪兒的黃土都埋人。這也許就是命吧,但不能認命。」父親勸慰她。

「父親當時已有病在身,看到我的凄慘樣,自責不已,病情加重,兩個月後就走了。」回憶至此,殷玉珍有些哽咽。

父親走後,還有母親和弟弟需要照顧。殷玉珍告訴白萬祥:「再也不用擔心我尋死了。我想通了,這輩子只干一件事:種樹治沙!寧可種樹累死,也不能讓風沙欺負死!」

賣掉家中僅有的一隻三條腿的羊,換來600棵樹苗;打發丈夫外出打工,不要工錢,只要樹苗;把孩子拴在炕上,夫妻倆去種樹……

「毛烏素沙漠那時的風沙,刮起來瘮人,從冬天直到來年5月黃沙還在肆虐,栽樹成活率連10%都不到。」有一天狂風驟起,沙塵暴卷地而來。殷玉珍和丈夫撒腿就往家跑,丈夫握著鐵鍬在前面走,她抓著鍬把緊跟在後,怕被風卷跑。「走著走著,天昏地暗,找不到回家的方向了,多虧聽見家裡的狗叫聲才摸回了家。風沙停后,到地里一看,種下的樹大部分被連根拔掉。」

屢敗屢戰,殷玉珍摸索出了植樹治沙的辦法:先壓風障,再種灌木,擋風固沙,蓄水保墑。

從沒有一株樹到植樹60餘萬株,從浩瀚黃沙到7萬畝綠海:「黃龍」鎖住了!但30多年來,殷玉珍吃了多少苦?除了她和她的樹,恐怕沒人能數得清。「每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就走進林子深處,看到我種下的樹都朝我招手,煩惱就會一掃而光。」

「別看樹不會要吃要喝,同樣需要照顧。孩子要上國小時,附近又沒學校,如果我帶著孩子走,就沒人照顧樹。樹離開我活不了,只好把孩子送到姥姥家上學。」殷玉珍說,當大兒子18歲離開她去呼和浩特上大學時,才理解了父親當年的心情,「哪個父母不心疼自己的骨肉?」

「內蒙古沙漠、沙地面積大,很多人生下來就面臨著和黃沙搏鬥的任務。」內蒙古林業廳副廳長龔家棟說,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殷玉珍們不向命運低頭,內蒙古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積繼續「雙減少」。

踏著生態恢復的節拍,生物多樣性復現。「現在光啄木鳥就有5種。」殷玉珍喜歡拿著手機在林子里拍照。

打開電腦,廷·巴特爾給記者展示他在自家牧場拍的視頻:《沙地中的花》《小狐狸出窩了》《起飛的天鵝》……

「現在草場上植物有270多種,野生動物上百種,這在以前不可想象。」巴特爾現有草場5926畝,「按草畜平衡要求可以養103頭牛,我只養了55頭,今年冬天準備再減5頭:給野生動物讓路!」

近些年,內蒙古草原增綠明顯,草原生態整體惡化的趨勢得到有效遏制,局部明顯恢復,2016年草原植被平均蓋度達到44%,較2010年提高了7個百分點,基本恢復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最好水平。

不僅農牧區在增綠,城市同樣在增綠。

城市黃金地段,竟然有片草木蔥蘢的「萬畝草原」——是不是有點奢侈?這個在包頭可以有,名叫「賽汗塔拉」,蒙古語的意思是美麗的草原。

「這塊佔地8479畝的草原,在1955年版的包頭城市規劃中,就被定為綠地。」91歲的王璲是包頭城市規劃設計的親歷者。

包頭城在長高長大,但從未蠶食這一綠地。不僅如此,今年3月,包頭市委決定,對草原西側的建築整體拆遷,增加綠地2800畝,賽汗塔拉將成為名副其實的「萬畝城中草原」。

「包頭的城市規劃一直執行得比較好,可謂一張好的藍圖一干到底。」清華大學建築系畢業的王璲,1954年到包頭支邊,參加城市規劃建設,當了22年園林處處長,60多年來堅持用相機記錄包頭的城市變遷,熟悉包頭的每一條道路、每一處公園的前世今生。

「我剛到包頭時,全城只有43盞路燈、63株行道樹,當時市領導跟我說,煙囪比樹多,要全民植樹。」王璲說。年年歲歲持續不斷地造林綠化,造出了「國家園林城市」「國家森林城市」等殊榮,公園綠地遍布這座塞外之城。

藍色守望者

一個蒙古族未婚少女與28個南方孤兒

都貴瑪年輕時的照片

瞬間可以成就永恆,永恆源自一個個瞬間。

一個18歲的蒙古族未婚少女,獨自撫育28個嗷嗷待哺的南方孤兒——時間雖然只有9個月,但在草原上留下了永遠的佳話。

「那會兒是一個大孩子,撫養著28個不時啼哭的小孩子。」75歲的都貴瑪包著橘黃色頭巾,皺紋爬滿臉上,像木雕一般,這是在草原上風吹日晒留下的印跡。老人現在和女兒一家住在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溫馨小區。

那是1960年,都貴瑪剛國中畢業,屬於「有文化,家裡又不太忙」的女牧民,就被挑中去接孤兒。後來,她才知道:他們接的是「國家的孩子」。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當得知上海、浙江、江蘇等地有許多孤兒因缺乏食品,面臨疾病和死亡的威脅時,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府毫不遲疑地決定調撥奶粉救急,並向中央表示:由內蒙古安排牧民收養這些孤兒,「接一個,活一個,壯一個」。內蒙古先後收養的3000多名孤兒被稱為「國家的孩子」。

「我們去呼和浩特接孤兒時,給每個人都換上了新衣裳,這意味著他們成了草原的孩子。」都貴瑪說,接回后,先住在四子王旗里的一個幼稚園,「讓這些南方來的孩子先適應草原的環境和飲食,生病也方便就醫,5個月後我就帶著28個孩子回到了公社。剛開始,照顧他們吃喝拉撒睡、換尿布等我都不會,只能一步一步地學。」

當時28個孩子中,最大的5歲,最小的不到1歲。「我們住在公社提供的一個大蒙古包里,晚上我睡中間,旁邊都是孩子,很多個晚上都睡不好覺,只能坐著看孩子。」餵奶、喂飯、起居,都貴瑪不分晝夜地照料他們。所幸,在那個缺醫少葯的年月,28個孩子沒有一個因病致殘,更無一人夭折,創造了那個年代的一個奇迹。

冬季來了,28個孩子一個個被牧民登記領養走,都貴瑪和孩子們難捨難分,經歷了28次依依惜別。孩子們長大后,成為草原新一代的建設者,他們經常來到都貴瑪膝前,給額吉說說知心話。

端上奶茶,遞上奶食,孟根其其格的待客禮儀,和其他蒙古族別無二致。她居住在離都貴瑪不遠的另一個小區,從長相到家居布置,如果沒人介紹,你不會想到這位國小教師是曾經的上海孤兒,「我名字的意思是 銀花 ,我現在就是蒙古族,蒙古話比漢話流利得多,丈夫也是蒙古族,沒有我的蒙古族父母,哪有我這條命?」

廷·巴特爾到薩如拉圖亞嘎查插隊后,目睹了牧民含辛茹苦地撫養南方孤兒,「當時,不少領養孤兒的牧民,有自己的親生兒女,可他們卻把好吃的、好穿的,都先給了孤兒。他們屎一把、尿一把地把孩子們都拉扯大了。」

「國家的孩子」的傳奇在草原激蕩,蘇尼特右旗「漢奶奶」的故事又在耳邊迴響。

身著蒙古族服飾的81歲漢族老人王愛蓮,和兩位蒙古族同胞結下了終生緣分:先是收留了從通遼前來打工的蒙古族女孩吳曙光,認作乾女兒,不但給她介紹對象,還將她從自己家中嫁了出去;另一位是小蒙,小蒙父母生活在賽罕烏力吉蘇木(鄉)腦幹塔拉嘎查(村),那是一個沙窩子,6歲的小蒙要到縣城上學,父母又得回嘎查放牧,王愛蓮就把小蒙領到了家裡生活至今,現在錫林郭勒盟蒙古中學讀高一。

小蒙父親沙拉說:「小蒙在額吉家裡生活了十來年,除了寒暑假回家看看,其餘時間都是和奶奶在一起,奶奶教他做人,讓他好好學習。在城裡,我們沒有親人,額吉就是我最親的人,我們是一家人。」

「沒有民族團結,哪有國家的興旺發達?各民族只有團結奮鬥,才能共同繁榮發展。」在採訪過程中,無論記者從哪個角度提出問題,雲曙碧老人都要回到民族團結上,而且她的語氣是那樣堅定有力,神情是那樣凝重嚴肅。

風過草原,飄舞起藍色的哈達,飄來一曲《我從草原來》:「我從草原來,草原那邊花正開。我從草原來,草原那邊花如海……」

文字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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