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羅奇：為什麼「中國危機論」總是被打臉

經濟再一次否定了消極論者的聒噪。在經歷了連續六年的減速后，真實GDP增長在2017年呈現出上揚之勢。據最新報道，GDP第二季度年化增長率為6.9%，高於2016年的6.7%，也遠高於國際預測者的共識。幾個月前，他們認為增長今年將接近6.5%，2018年將進一步放緩至6%。

我一直指出，過度關註標題GDP導致人們忽略了增長討論中的更深層次的問題。這是因為，經濟正處在一個波瀾壯闊的結構轉變過程中——製造業領銜的生產國模式將讓位給日益強大的服務業推動的消費國模式。

這意味著GDP的組成將從投資和出口的超快速增長，轉變為增長相對緩慢的內部私人消費，因此，總體GDP增長將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應有之義。對於疲軟的觀點，應該放到這一環境中去考察。

這一爭論由來已久。我第一次看到它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危機從泰國和印尼，蔓延到韓國和台灣，人們普遍認為將是下一個。1998年10月，《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刊登了生動的封面配圖，廢墟被一個強大的漩渦吞沒。這說明了一切。

然而這一預言大錯特錯。硬是成為東南亞覆巢之下的完卵。真實GDP增長在1998—1999年期間暫時性地下降到7.7%，但在隨後的十年中又再次升高到10.3%。

在金融大危機期間所表現出來的恢復力同樣很能說明問題。在這場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糟糕的全球衰退中，2008—2009年經濟仍然能夠以平均每年9.4%的速度擴張。儘管這比危機前三年間不可持續的12.7%的增長率低了不少，但和1980年以來的30年趨勢10%相比只是略微下降。事實上，若非在最近的衰退中表現出卓越的恢復力，世界GDP在2009年就不會只收縮0.1%，而將下降1.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活動萎縮。

針對經濟的最大悲觀論關注兩大問題，即去槓桿和與之相關的房地產市場緊縮——本質上，就是日本式停滯。但在這裡，西方的視角再次對錯了焦。和日本一樣，是一個高儲蓄經濟體，其高企的債務基本都是內債。並且，還有一個日本所不具有的緩衝可以用來避免可持續性問題。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2017年國民儲蓄可能高達GDP的45%，遠高於28%的日本儲蓄率。日本的總政府債務高達GDP的239%，仍然能夠避免主權債務危機。類似地，擁有更大的儲蓄緩衝和更小的主權債務負擔（GDP的49%），其避免內部崩潰的形勢遠遠優於日本。

平心而論，確實存在企業債務迅速積累的問題——據估算，非金融債務-GDP之比在2016年年底高達GDP的157%（2008年年底為102%）。這意味著必須將實施國有企業改革列為未來幾年的重中之重。國有企業是企業債務增量的大頭。

此外，對於的房地產市場，始終存在令人擔憂的理由。畢竟，崛起的中產階級需要平價住房。隨著城鎮人口比例從1980年的20%增長到2016年的56%——到2030年極有可能達到70%——這絕不是一件小事。

但這意味著房地產市場——和充分城市化的主要經濟體不同——擁有來自需求端的充分支持，在未來10—15年中，城鎮人口有望保持1—2%的年化增長率。2005年以來，住房價格上漲了近50%——是全球正常水平的近五倍（據國際清算銀行和IMF全球住房觀察數據）——平價顯然是一個合理的關注點。面臨的挑戰是審慎地管理住房供給的增長，從而既滿足城鎮化需求的需要，又不產生過度投機和危險的資產泡沫。

與此同時，2017年上半年經濟還獲得了周期性恢復力的強大支撐。6月份，出口同比增長11.3%，與此前幾年飽受危機后全球恢復萎靡的不利影響的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類似地，2017年上半年，經通脹調整的零售額實現了10%的年化增長——比6.9%的總體GDP增長速度快了大約4.5%——這反映了家庭收入的迅速增長和電子商務推動力的日益強大（並且可能被低估）。

長期以來，悲觀論者總是把經濟與本國經濟作比較——重複著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著名觀點在多年前就發出警告的典型錯誤。人們普遍認為，重創日本和美國的資產泡沫也會給帶來同樣的威脅。類似地，最近的債務密集性經濟增長狂歡也被認為是在重蹈其他國家的覆轍。

預測家總是難以抗拒把受大危機重創過的發達經濟體的經驗生搬硬套到頭上的誘惑。在過去，這種方法一直是錯誤的；今天，它將再次證明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