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與關隴集團的暗戰——經營東都｜文史宴

隋文帝修建新都大興城、隋煬帝經營東都洛陽，都是隋朝皇室致力於制衡關隴集團的措施。然而隋煬帝用關東勢力反制關隴集團的辦法，造成了嚴重的政權撕裂，最終身死國滅。大司馬剛從洛陽遊玩歸來，對其興衰深有感觸，今日推薦紀兄此文，希望大家能從中品味天下之興亡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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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隋唐專題文章：

長安大興城與洛陽為隋代之東西二都，二都之營造意圖昭示著隋代之政治風向。三十年間，圍繞著兩大地域的矛盾愈演愈烈，而主動挑起此矛盾者，實為楊堅父子。

皇帝欲行鳩佔鵲巢之事，脫殼於關隴，東入洛陽，反制關內大局。

山東，指崤山以東之廣大區域，在這場鬥爭中成為了隋主暫時的寵兒，也成為了其竭澤而漁的主要對象。這個過程中，朝野政風數有變動，與國都之地位變化呈現出的，是一里一表之關係。

隋朝君統承自北周，官僚及軍隊亦承自北周，在此基礎上，宇文泰之關中本位政策得以延續。

京師乃國家重地，天子宮禁、朝官百僚所在。關隴貴族縱橫陝西，在朝堂、在州郡，皆擁有以一當百之話語權。

隋文帝雖有心致力於政權歸中，仍不敢輕言遷易北周舊都。文帝心有不甘，也便做出細微調整，導引出西都之重置事件——建築家宇文愷營西都，號為「大興城」。

大興城之確立，於瓦解關隴貴族實是杯水車薪。太平盛世催生關中人口之激增。經濟壓力與關中之農業生態更加令楊家父子意識到關中獨木難支。

煬帝出關，大興土木，以楊素、楊達、宇文愷督造洛陽。逐步將洛陽之地位自陪都提升至御駕常駐之行在，爾後甚至賜名「東都」，已有可與大興城分庭抗禮之意。

以「關中大飢」為借口經營東都

1

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但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為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計功，易可成就。 ——《隋書·食貨志》

后關中連年大旱，……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飢。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為限。

——《隋書·食貨志》

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飢之處，亦便開倉賑給。」——《隋書·食貨志》

關中饑饉，連年大旱。而自周、隋以降，長安三輔之地人口密集，單獨依靠關內耕地顯然不足以供給天子、群僚與百姓。缺糧之亂，隱隱有爆發之跡象。

鮮卑風俗的北周軍隊

隋主詔令關中饑民湧入關東就食，後來甚至演變到天子與百官就食於洛陽的地步。人口與經濟體量的不配稱，是關中在遭受大災之後難以自我調整的首要原因。

但在玄學、卜學盛行的南北朝中後期與隋代，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關中飢旱很容易被人為的與「帝運將盡」扯上關係。

隋代之關隴勛貴空前強大，文帝審慎的個性終是令其做出了妥協的決定。他小心翼翼，逐步增大自己與關隴舊貴之間的距離。

首先是借口北周的長安舊宮破敗，著宇文愷修建大興城。新都的確立並沒有真正逃出關隴的地緣轄制。為解決飢荒，宇文愷再次被敕令營造小運河——廣通渠。同時，也可以進一步溝通關中與山東。

楊家父子志趣相同，處置事務之方式卻大有不同。父親老成謀國，而兒子卻大刀闊斧。

對於這之前的大興城，在物理構造上，隋煬帝並無太多不滿意。但是，這連年的飢荒反倒成了煬帝營造洛陽，爾後將之升為「東都」的絕妙理由。

關中，本是楊家父子土生土長之地，如今卻要去別人的家裡住下，令人頗為不解。重看隋初歷史，有讖言「兒當大貴，從東國來」流傳於北周社會上下各級。

這則讖言已追溯了楊家的祖宗血脈，挑明楊家皆出於東國，即山東。隋主東遷，在宗族法統上不會有太多羈絆，反有認祖歸宗之意，是好事。

在行事分寸上，即使煬帝已然膽大包天，卻也從未敢完全銷掉大興城的都城之名，因為大朝遷都將引發系列政治變革與社會動蕩。

百年之前，北魏孝文帝元宏以南征之名強制遷都，為後人詬病為六鎮大亂之先聲。尤其是當初北鎮武人繁衍而出的周、隋一脈，更將此事引以為元魏衰落之根由，甚是不齒。

長久生活在北鎮及關隴文化圈的楊家父子投鼠忌器，選擇東西二都平衡之局面，也是能理解的。

文、煬二主處心積慮地欲向關中反戈一擊，目的莫過於削平關隴。而對於打擊關隴集團，父子二人是同志不同心的。文帝偏向於斬盡北周餘孽，而煬帝卻是為了鋪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實現功業的便捷大道。

關隴集團被急劇邊緣化

2

甲午，詔曰：天下之重，非獨治所安，帝王之功，豈一士之略。……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錄，眾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其見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舉送之限。庚子，制魏、周官不得為蔭。

——《隋書·帝紀第三》

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仿效。 ——《唐會要·卷七十六》

隋煬帝開進士科，以十科舉人，正是預示著隋主逐漸步入打擊關隴貴族的軌道。

事實上，以寒人掌機要，分世家參知朝政之權，是南北朝帝王集權的主流方略。隋文帝初試科舉，本已有削弱關隴貴族之意。

關隴集團生於胡漢交雜數百年之關中，文明陵遲，但以武力爭狠。隋與周之別，恰恰在於戰爭的減少，所以，舊貴的作用也隨之下降。

國家草創，周臣數叛，文帝陰鷙雄猜，知曉北周仍是留給關隴舊貴太多的回憶。在斬殺劉昉、梁士彥、宇文忻、虞慶則、王世積、元旻、史萬歲的問題上毫不手軟。於隋有大功，但又對北周懷有不舍之情的佐命勛臣幾乎難逃一死。

當然，為掩人耳目，他們的罪名大多另有安排。如果說這是楊家父子對關隴舊貴的側翼鉗制，那麼下面所陳述的，即是正面的攻擊。

唯留王、公、侯三等，余並廢之。

——《新唐書·百官志一》

煬帝廢九等爵中六等，只余「王、公、侯」。這已是對關隴舊貴赤裸裸的挑釁。裁剪爵位意味著舊貴難以讓其子弟接觸基層爵位，遏制了其開枝散葉式地掌控權力。

這只是第一步，隨後舊貴會以各種名目被削爵，由於後續爵位已經被撤除，蔭子的實權也會逐漸被剝奪。

隋煬帝車駕出關，便是為了與關隴舊貴保持一定的距離。在洛陽，他可以用山東人，行東夏之禮制，重新組織一套與勛貴武將抗衡的行政系統。

若把關隴舊貴看做陝西藩封，那麼煬帝期望的必是一個平穩而不落人口實的削藩行動：既無戰爭，也無政變，直待勛貴自然凋亡。

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今聞陛下欲築宮丹陽，勢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耦語，並謀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即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為戮，將如之何？』……德戡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也！』

——《隋書·列傳第五十》

關隴一系所代表的是隋代軍隊之核心。最終奪取隋煬帝性命的，乃是驍果軍，其家屬均在關中。禁軍思歸，並非皆因將帥煽動之故。

煬帝久駐山東，令他們愁容盡展，望斷鄉路。如若沒有楊家父子的咄咄相逼，沒有隋煬帝的率性而為，好大喜功，關西兵員又何以無法返鄉。煬帝被弒殺的直接原因，歸諸關隴人物失寵，沒有太大的問題。

（李）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

——《隋書·列傳第三十五》

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升，不足為意。若經城勿攻，西入長安，掩其無備，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固當必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堅城之下，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 ——《舊唐書·列傳第三》

煬帝征高句麗，楊玄感趁機興兵造反，實際則是在為背後的關隴貴族喊冤叫屈、打抱不平。

李子雄之計是西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糾合關中反隋之力東向爭天下。他常年擔任隋官，自然是看得透徹。

關中矛盾尖銳，君臣貌合神離。只有西據關中，號令天下，才能掌握住驍果軍的家眷，獲得關隴舊貴的支持。此時，關隴貴族與皇室勢同水火，可見一斑。

隋煬帝據洛陽以征伐四方

3

隋文帝克成一統，然除北略突厥、平江南，再無大戰。煬帝銳意進取，好大喜功，企圖征伐四方以成不世之偉業。大概是從前的作戰閱歷帶來的膽略，驅使著他的慾望。

煬帝此人，無一刻不想親馭百萬隋師，揚名青史。在他的腦海中，高踞關中，處關山四塞之境，適合先帝守成治國的戰略。若欲出奇兵，以御駕討伐諸鄰，則唯有中原之洛陽可成為天子四面機動的大營。

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實之。戊申，詔曰：『聽采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政刑之得失。……關河重阻，無由自達。朕故建立東京，躬親存問。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眷求讜言，……四聰以達，天下無冤。』

——《隋書·帝紀第三》

煬帝登基伊始，即下旨營建東都洛陽，應是蓄謀已久。詔書中公布了他營造東都的一個目的——審判天下。他向百姓宣布自己有問疾苦之心，不過是矯飾罷了。

大隋朝的東都洛陽

由於急於求成，他也從未把治民放在首位。煬帝戰四方之志，察四方之心，不能不說夾雜包含著許多個人周遊的情趣。

夏四月癸亥，大將軍劉方擊林邑，破之。……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三月己巳，車駕西巡河右。……癸亥，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千里。庚辰，入長寧谷。壬午，度星嶺。……甲申，宴群臣於金山之上。……吐谷渾王率眾保覆袁川，……四面圍之。渾主伏允以數十騎遁出。……二月乙巳，武賁郎將陳棱、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破之，獻俘萬七千口，頒賜百官。 ——《隋書·帝紀第三》

初造東都，窮諸巨麗。……既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輓秣，水陸交至。

——《隋書·食貨志》

開通濟渠，自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往江南采木，造龍舟、鳳甗、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 ——《隋書·帝紀第三》

隋煬帝於大業年連破林邑、琉球、吐谷渾，隨之便是三伐高句麗。車駕四齣，巡幸諸郡。洛陽在這其中發揮之作用不可謂不小。

具體的表現有二，第一是皇帝鑾輿東西南北之中轉站；第二是糧草財賦之中轉站。煬帝開運河，功高百代，而禍及於其一世。正是此河溝通運輸，使得鹽米之利達於西、北，故而唐宋皆仰之以食京師。

細心觀察，其實不難發現，隋煬帝打造龍舟也是在其營造洛陽，將國家重心東移之後才開始著手的。這不單牽扯到先營都城，而後挖運河、造龍舟的邏輯順序，更是關涉朝廷對於全國的組織動員能力。

無論是造船之木料，還是用於徭役與作戰之壯丁，在數量上，山東州郡皆遠勝關內。為建設規模龐大，雕飾精美的龍舟，洛陽不得不擔起籌措、組織與督造的責任。這份責任，也只有洛陽擔得起。

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隋書·帝紀第三》

一百一十三萬不可能是真正戰士的數目，文中雖已與饋運之人分開，但大多臨時徵發之壯丁仍只能充當軍夫，承擔修造、協防等簡要任務。

然而，之後的諸事已驗證了煬帝透支國力的論點。若煬帝困守大興城，維持著關中本位政策，則山東州郡絕無可能在刺史、郡守的督令下如此這般地掏空自己。

煬帝東巡、南巡，恩澤廣布，確保了自己在山東的聲威。最終，山東的百姓發現，這種恩澤只不過還是虛有其表的矯飾，最終仍是為了他宏圖中的戰爭。

關東文明令隋煬帝心醉

4

上（隋煬帝）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後於諸子中特所鍾愛。……上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望。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

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

——《隋唐嘉話》

隋朝版圖

關中本位政策既是以內馭外的佳法，又可謂大大束縛了周、隋帝王之自由。

隋煬帝期望跳出此桎梏。他對山東的熱愛有別於其父，這大概還需歸功於其自身的文學素養與人生閱歷。

他本就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在詩歌、音律諸方藝術上，均有過人之處。他的天性自有聰慧而自矜的一面，需要大批學士與詩人與其切磋，但更需要這些有名氣的大家為之唱和。

顯然，如若將自己關在大興城中，必定難以廣泛地接觸到這些人。而山東，自古為文章之鄉，自然誘使煬帝對之充滿無限嚮往。洛陽作為山東數一數二的大城，作為漢魏古都，當仁不讓地成為了煬帝的逞欲之所。

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

——《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五》

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曾雉逾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頹岩塞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為林藪，包芒山以為苑囿。

——《隋書·食貨志》

地理上，遠懸于山東諸郡的江南同樣令煬帝魂牽夢縈。伐陳之役中，煬帝總制隋軍，親見江南之宮闕、人物、風俗。

開皇十年時又赴江南任揚州總管以平高智慧之亂，后又自并州改鎮揚州，治江南總計達十數年之久。

他對於江南必是已有深厚的了解，並為當地文化所折服。吳音婉約細膩，切合的是隋煬帝一生對詩文與辭藻的追求。因此，他欣然學習手下敗將陳人所操之吳語。

隨性而為，這在隋煬帝的執政生涯中並不鮮見。本性助長了私慾，私慾則影響了決策。他需要婉約而美的東西，不需要當初為矯飾賢明而裝出來的節儉。

煬帝鎮撫江南時，揚州可謂其藩府，親切感或比關中還要更勝一籌。總之，對於煬帝，江南是有百般的好。金陵是亡國之都而且已經被拆了，自然是待不得的。那麼，東都北撫河陽，南界淮揚，無疑是隋天子的首選。

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然在三源中，西魏、周之源遠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影響實較微末。關中本位政策之文化政策影響隋唐之力度不如北齊、江左。 隋文帝繼承宇文氏之遺業，但其禮制多不承襲北周，而轉仿北齊或別采江左蕭梁之舊典。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隋代典章及法令多出於魏、齊、梁、陳，此四朝重心俱位於山東。論文明，則關中深有自卑感。

首先，魏晉南北朝的國家中心一直處於潼關以東，非惟東方富庶，亦有漢魏衣冠延續便利之故。

其次，大量的人才與長久的文化積累使得這套東方制度不斷優化，擁戴者與日俱增，即使關隴貴族出將入相，文武兼資，也不得不學習之、採納之。隋煬帝崇尚文華，也明白北齊禮制、蕭梁舊典對於國家的重要性。

煬帝好學、善學，他知道只有更親近於衍生出這套禮法的地區，才能夠更深入地掌握、了解之。他或持此心態，但也絕不是僅僅為此。

隋文帝以山東制度治天下，那煬帝也完全可以更進一步，以更豐富的山東文明打入關中，打破關中圈設的牢籠，從而奪取屬於自己的天下，而非先帝從周人手中竊奪的「關隴」天下。

綜上所述，文、煬二主不遺餘力地削弱關隴集團，後者更是在扶持山東士人上下了不少心思，以奪取文化勝勢並達到政治制衡的效果。

內削外守，是文帝的想法，一面直截了當地血洗周人舊臣，一面減少了戰爭的開支。

煬帝初起，羽翼未豐，但雄心勃勃。他寄希望於武將勛臣協助完成外擴疆域的行動。要征伐四克，就必要有關隴集團的配合。故而他採取了相對溫和的做法——內穩外戰。

所謂內穩不過是要讓東西兩都相互牽制，臨時穩定。在功業大成之日，再行誅逆之事。不幸的是，該戰略在煬帝本人的肆意玩樂與橫徵暴斂下中斷。

東西二都之矛盾與北齊鄴、晉兩都之鬥爭在根源上有許多共同點。如舊貴武將與新興皇族之間的角逐，如經濟重心和軍事重心的衝突。

但二者的差異同樣明顯，首先，隋之二都代表的是更為宏觀的關中與山東的地域競爭；其次，隋朝是通過提升東都地位以平衡兩都，北齊則是不斷調換晉陽鎮將，使別都衰弱，來令首都鄴城佔據優勢地位。

可見，隋主仍是集權的進行階段，而齊主已然走向成功。北齊的做法造成了軍事體系混亂的後果，並在外戰中輸得一塌糊塗。總體上，隋主的做法較為極端，激化了各階級矛盾，使得國家自解，最終釀成大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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