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逝世90年：他的死標誌一個時代的終結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90年前的今天（1927年6月2日），著名學者王國維自沉於昆明湖，年僅51歲。

王國維先生像（ 1877.12.3—1927.6.2）

王國維是新史學的開山者，在教育、哲學、文學、戲曲、美學、史學、古文字學上均有成就。法國著名學者伯希和曾說：「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陳垣）先生兩人。」

對於王國維棄世的原因，有殉清說、殉文化說、羅振玉逼債說、悲觀厭世說、性格陰鬱說、家庭原因說、受叔本華哲學影響說、梁啟超陷害說、綜合原因說等。

王國維死後，溥儀下旨，發給王家治喪費兩千元，謚以「忠愨」（音如「雀」）。按謚法，「行見中外曰愨」，「忠愨」意為忠貞樸實，表裡如一。

據吳其昌（著名學者，曾就學於王國維）稱：王國維去世后，梁啟超曾請求北洋政府褒揚王，為此找到當時的國務總理顧維鈞，顧允提出閣議，結果多數閣僚不知王國維是誰，閣議未被通過。

學霸也偏科

1877年12月3日，王國維生於浙江海寧。

海寧王國維故居

王家先世為北宋名將王稟（即《水滸傳》中誣陷阮小七謀反者），金將完顏宗翰攻太原時，王稟堅守250餘日，城破而死。

元代以後，王家以農商為業，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譽古文化功底頗深，卻「名不出於鄉里」，以游幕所得，中年後投資茶漆、生絲等貿易，並有田租、房租收入，尚稱溫飽。

王乃譽喜收藏，「遍游吳越間，得盡窺江南北諸大家之收藏」，且好新學，曾想在家鄉設置炮台，以保護鄰里。王乃譽的女婿（即王國維的大姐夫）陳汝康是翰林院庶吉士，參加過康有為的「公車上書」，「巍然列名於強學會」，后因戊戌變法遭禍，回鄉避難，35歲便病逝了。

據王乃譽記，1891年元宵節，他攜14歲的王國維去友人家猜燈謎，「餘思不得，竟無一中。靜兒（即王國維）中一《詩經》語」。未幾，王乃譽又約朋友猜謎，「小立燈下。靜得二中……諸人皆無所中」。

王國維天性聰穎，卻不擅考試，兩度科場遇挫，僅得秀才出身。王國維后在上海東文學社學習，半年後因考試成績「不及格」，差點被開除。

1902年2月，羅振玉資助王國維赴日，王就讀於東京物理學校，但王國維不喜歡幾何等課，且患腳氣病，半途而廢，故王國維日語口語不佳。

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曾說：「王（國維）先生會一點日語，有時當羅（振玉）先生的翻譯，可是不太流暢而且口吃，不太好懂的。羅福萇當翻譯的話就非常好懂。」

幾句話創造出一位國學大師

1898年2月，在《時務報》中當書記（即校對）的徐家腥辭職，推薦正在鄉間靠教書糊口的同鄉王國維替代，王因此到了上海。

工作之餘，王國維每日午後到東文學社學習3小時，該學社由羅振玉投資，羅偶然在一學生扇面上看到王國維的題詞，有「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句，遂「大異之……拔之儔類之中，為贍其家，俾力學無內顧憂」。

王國維與羅振玉

在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中，稱羅振玉是「書商+騙子」。遜清「小朝廷」內部派別林立，鄭孝胥為排擠羅，散布了大量謊言。羅振玉曾全力支持溥儀復辟，充任過偽職，被時人視為漢奸，但作為著名學者，羅振玉在保存明清大內檔案、整理敦煌文卷等方面有突出貢獻，郭沫若曾說：「欲清算的古代社會，我們是不能不以羅、王二家之業績為其出發點了。」

《時務報》倒閉后，羅振玉安排王國維到《農學報》工作，還任王為東文學社庶務，月薪30大洋。

羅振玉是近代農學奠基人，他編纂的《農學叢書》「未請文襄（即湖廣總督張之洞）禮發銷行就很暢……贏餘千金」，得到張之洞的賞識。1902年1月，張之洞派羅振玉去日本考察教育，羅特意將王國維帶到日本。

王國維早年醉心於叔本華、尼採的唯意志論，羅振玉勸道：「尼采諸家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創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王國維「聞而懼然」，從此轉向國學。

寫國歌卻被嚴復打敗

1905年秋，羅振玉入清廷籌備中的學部就職，仍提攜王國維，但王科名太低，又值父喪，到1907年才入學部編譯圖書局當編輯。書局總纂為嚴復，嚴復工資為200兩白銀，王國維僅30兩。

王國維私下對嚴復不以為然，因嚴復在翻譯中喜歡生造詞，如將「神經」譯成「涅伏」。

嚴復認為東西文化不同，翻譯最忌套用中文成詞，易致誤會。在翻譯《群己權界論》（今通譯為《論自由》，英國學者穆勒的名著）時，嚴復刻意創造了「自繇」一詞，而不用「自由」。他認為，原詞是政治術語，與日常生活所說的自由完全不同。

嚴復確有遠見，但「自由」最終優勝，「自繇」反被劣汰，此誤譯給後學帶來極大困擾。魯迅先生一度贊同嚴復主張，只用「涅伏」「自繇」等。

王國維則質疑道：「創造之語之難解，其與日本已定之語，相去又幾何哉？」主張直接引入日文中的成詞。雖有不滿，但王國維極少公開論人，他後來曾批評辜鴻銘說「批評頗酷，少年習氣，殊堪自哂」，但馬上又寫道：「辜君雄文卓識，世間久有定論。」

在學部期間，王國維完成了大量譯著，名聲鵲起。

清朝末年，為外交方便，清廷下令學部創作國歌，嚴復、王國維均提交了作品，據袁嘉穀說：「張文襄（張之洞）命大家擬作國歌，靜安（王國維）等人都作了。我看靜安所作太長，就將蔣伯斧作的送到張文襄去看，後來仍是中止。」

直到辛亥革命前幾天，清廷最終諭定嚴復的《鞏金甌》為歷史上第一首國歌。